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探明——借鑒日本環境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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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探明——借鑒日本環境訴訟*

戴文娜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江蘇蘇州215000)

摘要：在環境侵權案件中，致害行為具有潛伏性、累積性等特點，同時受科學技術的限制，使得我國在實體法上即使采用無過錯責任，原告在訴訟中依舊很難完成初步證明因果的任務。日本訴訟法學界較早對于環境訴訟之因果關系證明進行了探討，其在環境訴訟的審理中所應用的蓋然性學說，能降低原告的舉證負擔，間接證明方法更是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所以，針對我國環境訴訟中因果關系證明難的現狀，可適當借鑒日本間接證明的方法，也可參考蓋然性學說實行多層級的證明標準，以完成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探明。

關鍵詞：環境侵權訴訟；蓋然性；間接證明

環境污染，尤其是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引發的損害，絕大多數是經過長期累積而形成的。初期被害人并不容易發現受害，一旦致害結果出現，要究明根源以證明被告行為與致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此外，環境污染的發生常有外來媒介物加入，使得因果關系的證明更加困難。鑒于原告舉證困難，收集證據能力弱和環境特別政策不足等的考慮，我國在此類訴訟中采用無過錯的歸責原則，以“舉證責任倒置”減輕原告舉證的負擔。但這是否意味著原告不需要對于因果關系進行證明?如何在減輕原告證明責任的基礎上實現因果關系之探明?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證明路徑，發現問題所在，并介紹日本環境訴訟中的蓋然性說和間接證明說，嘗試對于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探明進行初步回答。

一、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證明路徑

我國有關法律法規確定了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無過錯責任原則，這解決了承擔侵權責任是否以主觀過錯為要件的問題?！吨腥A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睂τ诃h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案件中的舉證責任，我國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均沒有具體規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規定了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中，對于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舉證責任。2002年4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蓖瑫r，2010年6月學者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司法解釋草案建議稿更具有操作性，“依照侵權責任法第66條規定，由污染者承擔舉證責任的因果關系要件，被侵權人應當首先承擔因果關系具有可能性的初步證明，未證明具有存在因果關系可能性的，不得進行因果關系推定?！睋?，在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中，由原告就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進行舉證，由被告負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值得注意的是，被告對于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明是以原告完成己方舉證責任為前提，否則舉證責任將無法移轉給被告。損害后果因為就近性原則，所以原告方比較容易進行舉證，對于致害行為的證明卻是原告舉證中的難點和關鍵。原告不是僅僅證明被告的排污行為即可，還需要證明排污行為是該環境侵權案件中的致害原因。因為被告的行為可能是違法行為(如超出國家或地方設定的排污標準)，但是不一定是致害元兇。司法實踐中，原告須證明被告的行為會導致損害后果的發生，即證明被告的排污行為到達損害的發生地而導致了損害后果。［1］

在環境侵權案件中，污染原因(致害行為)具有潛伏性，復合型，累積性等特點，使得大多數環境侵權訴訟被法院拒之門外。即使立案后，還可能因為原告無法證明損害行為，或者未能提出造成損害的“特征污染物”以致未能證明“致害行為”而導致原告受害人的敗訴。［2］例如，(2010)浙衢民終字第92號案中，衢州電力局因不能舉證證明江山市凌霄化肥廠所排放的廢氣對其所有的仙霞變電所設備存在污染損害，被駁回了訴訟請求，上訴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舊被駁回。在(2011)清環保民初字第2號案曾某訴貴陽雙輝鋼鐵公司等水污染責任糾紛案中，曾某因為沒有舉證證明其所有的鴨子之死亡與鋼鐵公司所排放的廢水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而被法院駁回訴訟請求。這種案件并不在少數，那么在減輕原告舉證責任的基礎上，如何完成因果關系之探明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問題。

二、日本關于環境訴訟因果關系證明之學說與實踐

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使得日本訴訟法學界較早對于環境訴訟之因果關系證明進行了探討，在四大公害案件的訴訟中，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環境訴訟因果證明方法。主流觀點有蓋然性說和間接證明兩種。［3］

(一)蓋然性說

蓋然性說最早由日本德木鎮教授提出，作為實體法學者提出的主要理論，它體現了價值的權衡和傾斜。鑒于公法的制裁規定和私法的救濟傾斜，環境訴訟并不要求以嚴密的科學方法證明因果關系。蓋然性說學者認為，證明因果關系只需要比一般情形較低之蓋然性程度即可，法院一旦形成此種程度之心證，除非被告人能夠舉出相反的證據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否則無法避免責任。［4］

蓋然性說產生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調查案件因果關系的相關科學技術不發達；其次，被告對于調查工作不可能提供協助；再者，國家調查機關設備不齊全；加之被告能夠將損害之負擔列入成本費用，再轉嫁分配出去；并且被告既然已經排放了一定物質，則有責任證明該物質之無害性；最后，一定情形下，被害人是貧困之人。

普通民事侵權案件中也有適用蓋然性的標準，那么此處的蓋然性說與一般侵權訴訟之間蓋然性標準區分究竟在何處?這里的界限是模糊的。竹下教授認為，蓋然性說降低了法官自由心證的程度，但這是法官主觀內心之事，很難用客觀標準加以衡量。［5］最重要的，當時所討論的蓋然性說并不僅限于公害訴訟，這種證明方法現在已為民事訴訟大多數案件所采行，故在區別于一般侵權案件的環境訴訟中，蓋然性說無法使公害訴訟事件因果關系認定的特質凸顯，其優越性與該案件的契合性明顯較為弱勢。此外，蓋然性說也存在法官形成初步心證之后，被告對因果關系不存在進行證明，那么既然原告的舉證只需達蓋然性的程度而已，則被告舉出反證亦容易奏效。因此蓋然性說無法解決問題的全部，該學說具有一定的商討余地。

(二)間接證明說

在利用蓋然性證明標準減輕原告被害人證明因果關系的負擔之外，日本富山痛痛病案件和新瀉水俁病案件中，所采用的間接證明的方法值得我們探討。

間接證明，并非將某權利發生要件之事實直接加以證明，而是將個別事實(間接事實)為證明，而間接地推定主要事實存在的證明方法。成立間接證明，通常要“有事實a(已知事實)，則通常有事實A(待證事實)”的經驗法則存在。間接證明是以經驗法則為大前提，間接事實為小前提，訴諸三段論求得主要事實存在的證明方法。間接證明具有緩和舉證困難之作用。因為將主要事實推認為間接事實，并非固定的事物，具有多數選擇機會，就此意義而言，間接證明使得當事人較為容易選擇證明的主題。

疫學，是間接證明的有力手段。其定義為“研究集團現象之傷病發生、分布、消長及自然的社會對此諸要因之影響，或相反地研究傷病蔓延對于社會之影響，基于此種知識而研究抑制防止疾病蔓延，除去其對社會生活威脅”。［6］在疫學上，起因和疾病之間須具備以下四個要素，才能認定該因子與疾病之間所存在的因果關系：①該因子于發病前一定時間發生作用②該因子發生作用程度愈顯著，愈提高該疾病之患病率③就該因子之分布消長狀態，能無矛盾地說明該疾病之流行特性④成為原因發生作用之該因子之技能結構，能在生物學上作無矛盾的說明。疫學的研究成果屬于經驗法則之一種，故可謂疫學的證明為間接證明之一種。

減輕原告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同時有間接反證的方法。假設原告對于己方應負舉證責任之主要事實A束手無策，或者存在取證困難之情形，此時，該方即可以通過間接事實a和b來證明主要事實之存在。被告方若要反駁主要事實，也可以通過證明間接事實c和d來達到目的，迫使主要事實A陷于真偽不明。這種迂回的證明方法被稱為間接反證。概言之，所謂間接反證就是指，對于主要事實不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利用證明新間接事實c、d為方法，使主要事實陷入真偽不明的狀態之舉證活動。

上述所提及的富山神通河痛痛病事件是第一起將疫學因果關系說的理論導入司法實踐的案例。富山痛痛病訴訟判決認為，認定因果關系無需將全部病理機序之各部分證明，而采用疫學的方法加以證明。這就認定了疫學舉證具有法的效力，并說明公害之因果關系在舉證上困難并且疫學因果關系之重要性。同時在四日市栓塞案件中，進一步沿用了對于流行病疫學方法證明因果關系的方法。在新瀉水俁病案件中，法院放棄了嚴格之相當因果關系判斷，在其判決理由中明確寫道，“化學公害事件之究明，必須于高度的自然科學知識，可是如一一要求自然科學知識解釋其因果關系，即阻礙被害人之救濟途徑，所以累積情況證據，與有一般科學方法能證明沒有矛盾現象者，即可解釋為有因果關系之存在”，從而指出了間接證明之重要性。熊本水俁病案件，可以說是日本環境訴訟上一個初步成熟的案例。新瀉水俁病案件之后，熊本水俁病案件的判決顯示了環境訴訟侵權案件對于舉證責任的分配及與之相關的因果關系的證明的新動向。熊本水俁病判決不僅將被告之責任從危險責任轉變為過失責任，同時法院減輕了原告之舉證責任。該案審理法院就因果關系的認定采用了熊本大學流行病學調查和間接證明的方法。在熊本案件中，判決中法院認為：首先熊本大學經過化驗，證明水俁病的原因是就是該廠排放的廢水；其次該廠與1958年為變更水銀制造工程而變更排管導致擴大損害；最后被告工廠經過動物實驗結果致動物死亡即可證明其排放廢水的危害性。

綜上，從日本四大公害的審理歷程來看，相對于蓋然性因果關系說，疫學的證明方法與間接反證對于環境侵權案件因果關系的揭示卓有成效。區別于蓋然性的界限模糊性，疫學更具有可供操作的具體標準以及經驗法則所具有的說服力。雖然在實務中，疫學因果理論也落入“科學上不確定性以及統計學的固有缺點”以及“政治考量”等諸多猜疑之中，［7］仍舊不能否認其有效性的面向：疫學因果關系理論的導入對于環境侵權訴訟中減輕原告舉證責任具有的積極作用。間接反證則從證明理路上探討對于因果證明困難情形下的證明方式，尤其是在經驗法則失效或者無法解釋的問題，擺脫了案件真偽不明的困擾。

三、我國環境訴訟因果關系之證明方式新探

日本將疫學因果關系的理論運用于訴訟實務中，以減輕被害人的舉證責任。其在公害訴訟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成果，可作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借鑒。原告對于環境訴訟因果關系證明能力上的天生缺陷并非不可補救。我們可以借鑒前者有益經驗，破解我國環境訴訟之難題。

(一)緩和的舉證分配

在原告對于初步因果關系進行證明之上，可以借鑒日本間接證明原則。因果關系證明所必要的事項，可以被劃分為：①被告企業生產過程中特定物質之發生②將其向外部排出③通過媒體之擴散④向原告身體財產之到達⑤損害之發生。這其中所涉及的五項均為主要事實，但是并非必須具備。原告可以就舉證的便利性或其竭盡其能力就其中具有可推斷性的要件進行證明。比如，②與⑤或者②與④獲得證明，則在經驗法則上可以推定由②至③至④達⑤之經過，又鑒于②能確定時，于經驗法則上①就能確定。這樣因果關系的證明并非是孤立的鏈條粘合而是在疫學因果關系的協助之下的關系網。所以，此種“基本因果關系”的證明是相對輕松的，原告只需尋找行為與損害的基本連接點，證明責任只需要達到普通人的邏輯思維程度即可，該證明可以是科普知識、網絡資料或者醫學發現等。在“間接證明”這一方法之上，針對原告被害人對于損害行為的證明較為困難的現狀，我們可以借助“間接反證”對于間接事實進行證明，以推斷出所要證明的直接事實的存在。一旦原告舉證使得法官產生被告有污染行為的懷疑時，即為達成舉證任務，進行舉證責任的轉移。在2014年剛剛結束公審的泰州1.6億元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中，［8］在因果關系的認定上，位于污染水域附近常隆公司等六家企業經常性的生產排放物與水域的污染有不可推脫之聯系。該六家企業均滿足以上①②⑤三項要件，故其傾倒行為與水體各項指標的超常具有事實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審判上證據證明的程度較為寬松，我們借以疫學的證明方法完成因果之探明的同時應當謹慎：疫學調查不可以作為證明因果關系唯一的證據。疫學調查僅僅是通過統計學得出的初步結論，并不能被完全連接為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換言之，疫學調查只能作為間接證據使用，如需證明損害后果與損害行為二者之間事實上的因果關系，還需要其他證據進行佐證。究其根源，是因為在調查中環境、遺傳等因素難免會產生誤差，加上利用線性分析和分組鑒定的方式來求得統計學上的相關結論。所以應以客觀的態度來檢視在統計學基礎上得出的疫學調查結果，盡量接近客觀真實。

綜上所述，一方面，鑒于民事訴訟“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以及環境訴訟案件本身因果律的證明難度，疫學調查作為證明案件的證據能力不應當被否定；另一方面，應當由方法學檢討誤差的大小以及方向，并結合其他間接證據揭示案件真相。

(二)多層級的證明標準

舉證責任與訴訟后果直接相關，有時舉證責任直接影響案件事實(包括因果關系)的認定。但是，舉證責任與證明標準有別，舉證責任分配后，還存在一個如何適用證明標準進行判斷的問題，證明標準的高低決定著舉證責任負擔者承擔敗訴風險的高低。關鍵在于雙方提出的證據勢均力敵時，法官如何取舍證據?這取決于法律對于證明標準的具體規定，所以必須完善因果關系的證明標準。

對于一般性訴訟案件證明標準，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3條明確了“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證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庇腥苏J為上述規定確定了優勢證據規則。通常認為，上述規定將接近真實的高度蓋然性作為民事訴訟中的法定證明標準。對于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案件中因果關系的證明標準，我國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顯得有些空白。

鑒于環境侵權訴訟因果關系的復雜性，證明的標準應當有所區別。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原告就因果關系存在承擔初步證明的責任，此后被告對于因果關系不存在也需要進行證明。通過文義，我們看出雙方所要達到的不同證明標準。初步證明責任顯然無法達到高度蓋然性的標準，同時間接證明的方法也決定了對于原告我們應當秉持一般程度蓋然性?；谠孢M行初步因果證明后，就進入了舉證責任倒置，此時被告所要承擔的是對于法律上推定進行推翻。證明標準自然被提升到高度蓋然性的標準，而不是只要使法官對心證產生懷疑即可。同樣，在泰州天價污染賠償案件中，在一審被告方答辯狀中提出，被告方排放的污染物合法交由江中集團進行處理，以此否定其與污染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在這一點上，被告方提出其他主張，企圖隔斷因果聯系。一審法院認為關于常隆公司等六家公司與江中公司等單位之間的副產酸買賣是否合法，與環境污染無因果關系問題。第三方過錯會導致損害發生并不能免除其與損害結果的產生，本身屬于無效的間接反證，無法動搖法官心證。

所以，根據不同訴訟的價值取向和具體案件的要求以及不同對象所要證明內容的特殊性應當適用不同的證明標準，以此衡平雙方的訴訟地位。具體而言，在環境侵權訴訟中，在因果關系、免責事由方面，對原告適用較高程度蓋然性標準，對被告適用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而在其他方面，如環境侵權損害事實，則可對原被告適用同一的證明標準；特殊情況下，甚至可以適用低度蓋然性標準。［9］這種證明標準的設計是十分符合環境侵權訴訟的特點和特殊要求的。

參考文獻：

［1］袁小榮.舉證責任倒置在環境侵權訴訟中的適用［J］.人民司法，2000(20) ：86-88.

［2］張寶.論環境侵權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配——以貴陽市水污染責任糾紛案為例［J］.環境保護，2013(14) ： 64-66.

［3］楊陽.借鑒日本公害訴訟因果關系推定完善我國環境侵權訴訟［J］.法制與社會，2007(3).

［4］李學燈.證據法比較研究［M］.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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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睿.環境侵權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比較研究［J］.河北法學，2009(3) ：36-39.

［7］李崇喜.公害訴訟中因果關系認定之科學法理［J］.全國律師，2013(1) ：5-16.

［8］泰州“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的成功探索［EB/OL］，(2015-01-14)［2015-04-18］.

［9］呂忠梅.環境侵權訴訟證明標準初探［J］.政法論壇，2003(5) ：27-34.

(責任編輯：王佩)

On the Causality of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s in China——Borrowed from Japanese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s

DAI Wen-na

(Wangjian Law School of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000，China)

Abstract：In environmental tort cases，injurious acts are latent and cumulative，and restricted by rel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ich makes it still very difficult for prosecutors to prove a primary cause and effect in our country，even under no-fault liability.Japanese litigation law researchers studied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causality earlier，probability theory was used in litigation trials and reduced plaintiffs’burden of proof，indirect proof method has very strong practicality as well.As the fact of difficult proof of causality in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it is workable to refer to Japanese indirect proof methods and the probability theory to implement multi-leveled standards of proof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s.

Key words：environmental litigations； probability； indirect proof

作者簡介：戴文娜(1990-)，女，江蘇江陰人，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2013級訴訟法研究生，研究方向：訴訟法學。

基金項目：蘇州大學大學生課外學術科研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 KY2015429B)

*收稿日期：2015-04-22

文章編號：1673-2103(2015) 03-0067-04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