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水中游西周考古遺存與早期楚國中心的探索

王先福

(襄陽市博物館，湖北襄陽441021)

漢水中游西周考古遺存與早期楚國中心的探索

王先福

(襄陽市博物館，湖北襄陽441021)

漢水中游即今襄陽地區，地形上分為南陽盆地、隨棗走廊、襄宜平原、鄂西山地。經調查、勘探、發掘先后發現多處西周考古遺存，其中南陽盆地南部遺存屬鄧國;隨棗走廊中西部遺存西周早中期屬鄂國，西周晚期屬曾(隨)國，在周滅鄂后的時間曾短暫為楚所據;襄宜平原遺存或為典型楚文化的直接淵源;鄂西山地遺存性質難明。鄧、鄂、曾(隨)之位置的確定結合周昭王南征、清華簡《楚居》的記述，基本界定了早期楚國中心從北往南遷徙并在西周晚期以襄宜平原為中心的發展過程。

漢水中游;西周;楚國;襄陽;考古遺存

漢水中游上起丹江，下至鐘祥，主要流經今襄陽地區，沿途有多條重要支流如南河、北河、唐白河、滾河、蠻河等匯入，形成了山地、丘陵、平原交錯的地理格局。本區依地形地貌分為南陽盆地、襄宜平原、隨棗走廊、鄂西山地等四大地理單元，其中漢水以北、唐白河以西為南陽盆地南部，漢水南、西岸的河谷平原為襄宜平原，漢水及唐白河以東桐柏山、大洪山之間的丘陵崗地為隨棗走廊，區域西部的荊山山系為鄂西山地。這里地處中國中部，北過方城隘口直通中原腹地，東北翻桐柏山豁口進入淮河平原，東南穿隨棗走廊可達長江中下游流域，南越低丘至江漢平原和湖湘地區，西北溯漢水而上可分至關中平原、巴中盆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優越的自然環境使其成為先秦時期中原王朝控制南土和南方諸侯北進中原的戰略要地，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尤其是在西周時期，這里不僅見證了周王朝借助分封諸侯國控制南土勢力及其文化的衰落軌跡，而且見證了東周時期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之楚國的新生、崛起和楚文化的發展進程。本文擬利用近40年來該區域西周考古遺存的發現，初步探討早期楚國中心的變遷歷程。

一、區域內西周考古遺存的發現

根據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和配合各項基本建設進行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情況，本區域內的西周考古遺存在四大地理單元內均有分布。

1．南陽盆地南部

本區發現的西周遺存基本以鄧城城址為中心分布，已發掘多處。時代最早的屬襄州區黃集鎮小馬家遺址。該遺址位于鄧城城址北約15公里處，2002年清理3座西周早中期灰坑，出土了具有典型中原姬周文化風格的陶器［1］。其余基本為西周中晚期遺存，包括臨近鄧城城址的周家崗、黃家村遺址和沈崗、王坡墓地等。

周家崗遺址位于鄧城城址東南，分布面積約20萬平方米。2008年發掘400余平方米，清理西周中晚期灰坑3座，灰溝2條，水井1口，以及70余米長的壕溝。出土了較多陶鬲、甗、盂、豆、盆、罐、器蓋、紡輪和石球、銅鏃等①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發掘資料。。

黃家村遺址位于鄧城城址東側，分布面積約50萬平方米。2004—2007年發掘4 000余平方米，清理西周晚期至兩周之際灰坑20座，水井1口，以及南、北區地層各1層，出土大量的陶器殘片，器類主要有鬲、甗、盂、豆、盆、罐、器蓋等，還有少量的鑄銅模、范和銅渣［2］。

沈崗墓地位于鄧城城址東約2公里處，分布面積約20萬平方米。2004—2009年發掘墓葬近1 100座，其中西周晚期至兩周之際的墓葬10座左右。M694是時代較為明確的西周晚期偏早階段墓葬，出土陶簋、豆、罐等［3－4］。同時，墓地內出土了幾座單純隨葬玉器的墓葬，時代大致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間①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待出版《襄陽沈崗》考古報告。。

王坡墓地位于鄧城城址北約4公里處，分布面積約80萬平方米。2001—2002年發掘春秋早期、戰國晚期至漢代墓葬近200座。其中春秋早期貴族墓葬4座。M55出土的銅五鼎六簋組合將其身份界定為當時的高級貴族大夫一級，而M1出土的“鄧之中無忌”銘文銅鼎、戈使我們明確了該時期墓地的性質為鄧國高級貴族墓地［5］。結合調查的情況看，1979年從廢品回收公司揀選的“鄧公牧”銅簋或被認定出于其東側山灣墓地的“侯氏”銅簋［6］均應出自該墓地，這兩件銅簋的時代分別為兩周之際和西周晚期前段［7］。

此外，在鄧城城址西北約40公里處，今老河口市東南約5～10公里外分布著堰窩子、查營、蔡家崗等3處西周遺址［8］，已發掘的堰窩子遺址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灰坑5座、灰溝2條，出土陶鬲、甗、豆、盂、罐等殘片，其風格與鄧城城址周邊的西周遺存一致②老河口市博物館2010年發掘資料。。

2．襄宜平原

主要分布在漢水南岸的襄陽城內外和漢水西岸的宜城平原上。

襄陽城內、外各有遺址1處，即襄陽城內的新街遺址、城西的真武山遺址。

新街遺址位于今襄陽城內中部偏北。2007年發掘200平方米，清理西周晚期灰坑1座，出土有陶鬲、甗、豆等［8］189③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發掘資料。。

真武山遺址位于襄陽城西1．5公里處。1989年發掘550平方米，清理西周晚期地層第4層和西周中晚期灰坑多座，分別以H36、H81為代表，以及西周晚期灰溝G3等。出土遺物較為豐富，除較多的鬲、甗、豆、盆、罐、缸及網墜、紡輪、珠等陶器外，還有銅削刀、鏃和卜骨、甲等，其中包括目前南方地區出土的惟一一片有字卜骨［9］。

宜城平原上經考古發掘確認的西周遺存僅有郭家崗遺址，位于宜城市雷河鎮官堰村，分布面積約120萬平方米。1990年發掘400平方米，清理西周晚期或兩周之際的地層中區第4層和H66、H109等2座灰坑［10］。

其他均為文物普查或專題調查時發現西周晚期遺物后確認的，如宜城小河鎮譚灣村周家崗遺址［11］、詹營村丁家沖遺址和王集鎮龐居村龐居遺址等［8］189，172。

3．隨棗走廊

這是本區發現西周遺存最多的地理單元。從漢水東岸至隨棗走廊的中段隨州境內均有分布。比較重要的發現有毛狗洞、楚王城、周臺遺址和郭家廟墓地等。

毛狗洞遺址位于棗陽市南城街道辦事處段灣村，處隨棗走廊中段偏西，分布面積約6 000平方米。1988年普查時曾發現較多灰坑和大量紅燒土，并清理了1座西周早期灰坑，出土遺物十分豐富，除1件石錛外，全為鬲、甗、盂、盆、罐、缸等陶器，其時代為成康時期［12］。

楚王城遺址位于襄州區黃龍鎮高明村，處隨棗走廊中段西部，分布面積約16萬平方米。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上筑城一座，面積約3．4萬平方米?，F城垣基本被平，但夯層明顯。城分大城和小城，小城居大城內東南部，高出其地面約2米。城東、南依托許家河(古瀴水上游)，西側開挖護城河，南部地勢低洼。城內經勘探發現大面積夯層，暴露石柱礎和石斧、陶拍、陶紡輪等生產工具，以及較多的鬲、甗、豆、罐、甕、缸等陶質生活用器殘片。時代為西周中晚期。遺址東南有附屬的許家河遺址，出土遺物與楚王城遺址西周中晚期遺物相同［13］。

周臺遺址位于棗陽市興隆鎮周臺村，處隨棗走廊中段中部，分布面積約90萬平方米。2001年發掘600平方米，清理西周晚期灰溝1條、墓葬1座。出土有較多的鬲、豆、盆、罐等陶器殘片，個別陶鬲的時代可早到西周中期。陶器風格與毛狗洞遺址一脈相承［14］。

郭家廟墓地(含曹門灣墓地)位于周臺遺址西側的崗地上，分布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與曹門灣墓地相連。后者三次發現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銅器，其中1972年發現西周晚期鼎、簋各2件［15－16］，1983年發現兩周之際鼎、壺各1件，簋2件［17］［16］71－79。2002年勘探確認其為一大型墓群，發掘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7座、車馬坑1座、車坑2座。其中西周末期墓葬3座，包括大型帶墓道墓葬M21，該墓春秋中期被盜，僅清理大量兵器、車馬器等銅器和玉器，兵器中有1件象征國君權力的銘文鉞“曾伯陭”鉞;另2座為小型陶器墓，出土鼎、鬲、壺、豆、盆、罐等［18］。

此外，在該區域內經發掘的還有隨棗走廊西段襄州區東津鎮汪家洼遺址①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發掘資料。、陳坡遺址［19］和黃龍鎮下柏遺址②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發掘資料。西周晚期遺存，出土陶器形制與鄧城附近黃家村等遺址同時期同類器物相同。經文物普查確認的同時代遺存還有隨棗走廊西段襄州區劉寨、南河咀、尚莊、周垱遺址和中段棗陽上古城、小河口、南鄉、古城、孫家灣遺、二王莊、泉橋寺、許家河、黃楝樹、蔣莊、肖家塆、閻家小河、吳莊遺址等西周晚期遺存［8］179，184－185，189。

同時，在隨棗走廊中段的棗陽市也多次發現青銅器。中段偏西的熊集鎮段營村還發現了葬有3簋、2壺等5件西周晚期銅器的春秋早期曾國墓葬［20］［16］51－63;中段偏北的鹿頭鎮吉河村出土了西周中期偏晚時期的銅鼎［21］;中段偏東的王城鎮資山出土了鼎、簋、盤、匜等8件西周晚期青銅禮器，很可能為一座墓葬［22］。

4．鄂西山地

該區域山高林密，交通不便，遺存分布不多，一般僅在河谷地區發現有少量文化遺存。經文物普查，順南河而上，在南河(彭水)上游的?？碘占移哼z址、王灣遺址和蠻河南支上游岞峪河旁的?？抵蓄策z址中發現有西周晚期遺存，均采集有夾砂紅陶細繩紋陶鬲、甗等殘片［8］39，189－190。其分布面積不大，應屬一般的聚落遺址。

二、區域內西周考古遺存的性質

從上述發現的西周遺存看，南陽盆地南部和隨棗走廊中段西周遺存的時代基本連貫，西周早、中、晚期遺存均有分布，但襄宜平原除了漢水南岸的真武山遺址有西周中期遺存外，其余均為西周晚期遺存，鄂西山地僅見少量的西周晚期遺存。

從這些西周遺存出土的器物特征分析，其整體特征具有較典型的中原姬周文化風格，特別是陶鬲、甗的癟襠源自中原姬周文化，而青銅禮器的形制、紋飾等幾乎與同時期中原姬周文化同類器完全相同，這決定了其主體即中原姬周文化。那么，這些西周考古遺存對應的文化主體又是怎樣的呢?這主要借助部分墓地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來分析。

1．南陽盆地南部

王坡墓地發掘春秋早期4座貴族墓和征集西周晚期青銅器的銘文均顯示為鄧國這個文化主體。其中“鄧公牧”簋應為一代鄧國國君;而“侯氏簋”所指之“侯氏”，有專家認為其應是應侯，是應侯嫁女兒到鄧國的媵器［23］。這正好與今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的表明應、鄧聯姻的4件“鄧公簋”［24－26］相對應，進一步確定了王坡墓地的鄧國公族墓地屬性。而這一墓地屬性的確定為周邊同時代遺址如周家崗、黃家村遺址和沈崗墓地西周遺存的性質提供了重要依據，具有相同文化面貌的遺存，其文化屬性應相同;而且，其北部不遠的西周早中期小馬家遺址也即鄧國村落遺址。再結合鄧城城址以西過漢水的今谷城廟灘擂鼓臺發現春秋早期“鄧子孫白鼎”［27］的情況看，當時鄧國的統治區已過漢水并向西延伸20公里左右，則南陽盆地南部漢水以北、以東的區域當屬鄧國轄境［28］。

2．隨棗走廊

郭家廟(曹門灣)墓地出土銘文銅器較多，除了西周晚期M21的“曾伯陭”鉞外，還有兩周之際或春秋早期的M17“曾桓嫚非錄”鼎、M01“衛伯須”鼎、M1“曾孟嬴剈”簠、M1“幻白隹”方壺，以及1982年出土的“曾侯白秉戈”［17］等，墓地涉及的諸侯國有曾、衛、弦(幻)，以“曾”居多，并涉及曾伯陭和曾侯白兩位曾國國君和曾、鄧及曾與嬴姓諸侯國的政治聯姻，這里無疑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國公族墓地。

資山墓地出土的2件簋銘文器主為“孟姬冶”，2件簋蓋和1件匜的銘文器主為“陽飤生”，由于器主前均不見國名，其國屬難定。不過，從“孟姬冶”簋的銘文中有“其用追孝于其辟君武公”結合“陽飤生自作”簋、匜的內容分析，“孟姬冶”應為某姬姓國的“公主”，其丈夫為“陽飤生”，即其追思的“辟君武公”。這個西周晚期的“武公”或許正是《禹鼎》銘文記載的命“禹”滅鄂的大臣，鄂國被滅后，該地成為“辟君武公”的封地，成為“漢陽諸姬”之一，該姬姓諸侯國或為曾國，即使是另一諸侯，估計時間不長該地也為曾國所并。

從上述隨棗走廊西周晚期墓葬出土青銅器銘文知，這一時期走廊中部今棗陽境內的考古遺存基本上是曾國遺跡，或偶有小塊的其他姬姓諸侯國遺跡。但更早的毛狗洞、楚王城遺址情況如何呢?

1975年，隨州安居羊子山發現了4件青銅器，分別為鼎、簋、爵、尊，其時代為西周早期［29］。其中尊內底鑄銘文顯示器主為“噩(鄂)侯之弟厝季”。而相同銘文的器物分別有上海、洛陽博物館收藏的銅卣、簋［30－31］，這3件“噩(鄂)侯弟厝季”器很可能出自羊子山墓地的同一座墓葬，后者則因被盜而流失。如此，則此墓即為“噩(鄂)侯弟厝季”墓。同一墓地又發現一座“噩(鄂)侯”墓，清理青銅器27件，有鼎、方鼎、簋、方座簋、方罍、方尊、爵、斝、盉、卣、盤等，其中10余件器物鑄有“噩侯”或“噩中”銘文，從銅器組合、數量和形制、紋飾判斷，該墓應為西周早期一座“噩(鄂)侯”的墓葬［32］?？脊抛C據表明，羊子山墓地是一處西周早期的鄂國高級貴族墓地，其中心在隨州安居一帶，這也推翻了過去鄂國地望或在河南南陽西鄂、或在湖北鄂州東鄂的兩種觀點。由于鄂國為商紂王的“三公”之一，西周早期受周分封后，地位也應該較高，其統治范圍較大，向西將今棗陽納入其境，則同屬西周早期的棗陽毛狗洞遺址很可能就是鄂國的村落遺址。

據上述《禹鼎》銘文記述，西周晚期約當周夷、厲王時，因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叛周，被周王裂伐而滅國。原鄂境或許一度出現真空，楚熊渠便借機擴張，“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背醭浅侵繁阋虼艘欢瘸蔀樾芮凶蛹t封地之鄂［33］或少子執疵封地之越章［34］?！凹爸軈柾踔畷r，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背送顺龊?，這里或許成為曾國轄境，但其西境邊界在何處尚難以確定。同時，鑒于楚王城城址區域以西至漢水東岸一帶西周遺存沒有明確的銘文材料證實，其到底屬曾還是屬其他諸侯國抑或蠻族尚無確切證據，其性質無法判定。

雖然“曾”并不見于歷史文獻，但在大量青銅器銘文中出現。不少學者對其與歷史文獻對應的國別進行了研究，大多傾向于曾即隨說，如石泉、徐少華先生［35－36］等。2009年隨州文峰塔墓地清理了3座曾國墓葬，其中M1出土了多件銘文銅鐘，2件可以互證的A型銘文銅鐘不僅確定了器主和墓主為曾侯與，而且記述了吳楚之戰及曾侯救楚王之事，正與文獻記載的楚昭王避難于隨國相對應;而B組銅鐘有“余稷之玄孫”銘文，又證實曾為姬姓，是周王后裔。從而使青銅器銘文中的“曾”即文獻中的“隨”成為信史。［37］

3．襄宜平原與鄂西山地

雖然有文獻記載和學者考證這兩個地域有周王朝的一些方國如彭、盧、羅、谷等分封，但這里的西周考古遺存因無明確的文字資料難以確定其具體性質，只能從出土陶器的風格上看出，其與鄧城區域同時代遺存大體一致，即與中原姬周文化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或者說其源于中原姬周文化。鄂西山地因僅見3處遺存且面積小、遺物少，自身特征難以明了。襄宜平原的幾處西周遺存可從其面貌辨識出，它們與南陽盆地南部和隨棗走廊地區同時期遺存相比，自身特征更濃。

不過，目前在漢水以南尚未發現西周早期遺存，最早也是西周中期遺存，且僅發現一處，即真武山遺址。據尹弘兵先生研究，漢水以南的襄宜平原在夏商兩代至西周早期是較為荒涼的地區，至西周中期才開始有一支考古學文化進入。張昌平先生認為，這只考古學文化是在周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地方變體，到春秋早期后發展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類型，成為可確認的晚期楚文化的直接淵源，或可稱為早期楚文化。到西周晚期，這支文化進入襄宜平原的腹心地區并迅速擴展占據了整個區域，形成了郭家崗、周家崗等眾多的聚落，成為了楚國的核心區［34］215，［38］。鑒于真武山遺址西周遺存出土了眾多的卜骨、卜甲，可證其等級相對較高，甚至一度成為某中心聚落也未可知。

三、早期楚國中心的探索

從上述西周考古遺存的性質可以看出，本區域內南陽盆地南部西周屬鄧國轄境，隨棗走廊中段或偏西區域西周早中期屬鄂國國境，西周晚期鄂國被滅后主要為隨國國境。這對于判斷西周楚國的中心區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左傳》記“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指出了楚所在的位置與鄧相鄰。除了鄧國在漢水中游北岸外，據童書業、石泉先生考證，西周時期的巴國位于今陜西東南境、大巴山以北漢水上游的安康一帶［39－40］;而濮作為一個古老的部族曾作為南土的部落(方國)參與武王伐紂，但其一直到春秋仍處于散居狀態，稱為“百濮”，石泉、顧頡剛、尹弘兵等先生考證出其散居地位于今漢水中游兩岸的山丘地帶［41－42］［34］133。巴、濮、鄧的位置界定了西周早期周王朝的南土在漢水上中游一線，楚國也當不出此范圍。而隨棗走廊新的考古發現在使得其時周昭王南征伐楚的路線進一步清晰的同時，也使得楚國的中心有了一個大致的方位。

周昭王南征伐楚是當時周王朝的一件大事，不少文獻和青銅器銘文都有記載，可推測至少前后經歷了兩次，第一次獲勝，第二次死在江上。如文獻記載有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薄妒酚洝ぶ鼙炯o》“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薄蹲髠鳌焚夜哪辍罢淹跄险鞫粡?，寡人是問?！鼻嚆~器銘文有《令簋》“唯王于伐楚伯”、《過伯簋》“過伯從王伐反荊”、《墻盤》“弘魯昭王，廣伐楚荊”等。

文獻與金文資料記述昭王南征的對象為“楚”、“楚荊”、“荊”。其南征的路線據傳世的著名青銅器“安州六器”之《中甗》銘文知，周昭王南征前派大臣“中”奉命省視南國，為王在曾安排行宮，并先后到過方城、鄧國、水、鄝邦，最后在鄂國駐扎迎接昭王，白買父則在漢水沿岸布置防線［43］?！鹅o方鼎》銘文則記靜同中一同省視南國，完成使命回到成周后，王命靜管理曾、鄂兩國的軍隊［44－45］。再結合同為“安州六器”之《中觶》銘文看，昭王南征歸來后在唐地大省公族，賞賜給中來自厲國的良馬［46］，其中唐在今河南唐河縣一帶［47］，厲國在今湖北隨州東北百余里殷店附近［48］。上述青銅器銘文內容均為昭王第一次南征，其經過的路線皆在南陽盆地和隨棗走廊范圍內，圍繞在今漢水中游的北、東部，這是周王朝的南土所及，對漢水中游形成全線阻隔之勢。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對付其征伐的對象“楚”(“楚荊”、“荊”)。

盡管“楚”很早就見于甲骨文中，它指代的很可能是南方散居的楚蠻部落。但昭王南征的“楚”應有明確的指向，即當時剛分封不久的楚國。據2008年清華大學竹簡《楚居》記，楚先祖穴熊娶妻妣癘，“(妣癘)生侸叔、麗季。麗不從行，渭(潰)自脅出，妣癘賓于天，巫烖(巫咸)賅(該)亓(其)脅以楚，氐(抵)今曰楚人?！保?9］文中“脅以楚”之“楚”即“荊”，楚、荊通用應由此始?？梢?，“楚”的得名是在穴熊后期麗季出生之時(或為該部落分蘗之時)，即《史記·楚世家》中的鬻熊、熊麗時期，正當商末周初，其時鬻熊“為文王師”，與周王朝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到周文王四世孫昭王時，相距楚族(國)得名不過百年，其南征的指向性十分明確。

如上所考，西周早期鄂國處今隨州安居為中心的隨棗走廊中西部，鄧國在漢水北岸今鄧城城址附近，唐國在今河南唐河縣一帶，厲國在今隨棗走廊東北部，同時，2011—2013年今隨州東部淅河鎮葉家山發掘西周早期曾侯墓地證實其時曾國中心位于隨棗走廊東部的漂水東岸［50－57］，因此，可以判定，當時與鄧國相鄰的楚國只能在鄂國以西。而結合周昭王南征涉漢的史實分析，當時的楚國應已到了漢水以南。近見西周早期《京師畯尊》銘文中也有“王涉漢伐楚”的字句，與上述文獻之周昭王南征為一回事［58］。

那么，周昭王南征前的楚國中心在何處呢?我們主要從《楚居》簡敘述的楚人遷徙線路可以進行大致的推測。

《楚居》所列其先公先祖始自季連時期，季連“初降于騩山”，娶盤庚之孫女比(妣)隹，生郢伯、遠仲，居京宗?！膀o山”即今河南新鄭西南的“大騩山”，因季連為部落首領，居地又名京宗，其妻子為商王盤庚之孫，處商代中后期。記述中將季連作為楚之先祖也進一步說明了楚族來源于中原。

到穴熊后期時，他率領部落遷徙，居地仍稱京宗?！把ㄐ苋⑵掊O”，“癘”即厲，其妻為厲國女子。此時，鬻熊居地雖仍稱“京宗”，但已非季連時期的“京宗”了。再結合后世熊繹居地和楚、周的關系來看，該“京宗”大致位于今陜東南、豫西南的丹水流域。熊麗生熊狂，仍居京宗。此“京宗”之意或許為“荊山之首”?！冻印菲⑽刺岬降り?，這與傳統文獻之楚早期都城名“丹陽”有較大差別，可能正因其處丹水之陽才為后世指稱“丹陽”，公元前312年著名的秦楚丹陽之戰就發生在此地。

至熊繹時，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時，讓鄀人占卜遷到“夷屯”，并修建祭祀祖先的“楩室”，建成后又偷竊鄀人的小牛祭祀?？梢姰敃r的楚國國力較弱，國境離鄀較近，該“鄀”應為下鄀，處今陜西商密附近，正在丹水流域［59］。由于其時楚離周都較近，周楚關系尚好，才有成王時“周公奔楚”避難的故事發生。

其后的熊只至熊渠時期，《楚居》記盡居“(通夷，下同)屯”，此“屯”應在周昭王南征前遷徙到了漢水以南，已如上考。其原因或與楚國內亂有關。1977年陜西鳳雛建筑基址內發掘的H11出土的卜甲中有3片與楚有關，分別為“曰，今秋，楚子來，告父后，哉”、“楚白(伯)乞今秋來，即于王，其則(賊)”、“其懲楚”［60］。前2片的內容均記載楚國內部發生奪位之爭后，楚嗣子或國君請求周王調停，但占卜結果是周王要囚禁嗣子或殺掉國君，可能由此導致周、楚反目;第3片的卜辭意思比較明確，就是要懲罰楚國，楚人或許因此遷徙到了漢水以南。

而河南新蔡葛陵楚墓竹簡中直接提到“昔我先出自顓頊，宅茲沮漳，以徙遷處……”，也說明西周早期的楚國居于沮水、漳水流域［61］。石泉先生認為古沮、漳水即今蠻河［62］，該水在南北朝以前稱夷水，“屯”很可能就處夷水旁［63］。由此分析，至遲在周昭王后期，楚人已到了今蠻河上游的荊山一帶。

西周晚期，熊渠徙居發漸，其地可能向東拓展到了蠻河上游偏中游一帶。熊渠積累了一定的力量后進行了對外擴張。

至熊艾、熊摯居發漸;熊摯徙居旁屽;至熊延自旁屽徙居喬多;至熊勇及熊嚴、熊霜、熊雪、熊徇、熊咢、若敖熊儀，皆居喬多。若敖熊儀徙居鄀。雖然發漸、旁屽、喬多難以確考，但可大致確定不出今蠻河流域。熊儀所遷之鄀已是上鄀了，由位于丹水流域的下鄀遷移而來，位于今宜城東南，已到了蠻河的下游匯入漢水處以南區域。西周晚期至東周時期，襄宜平原密集的文化遺存［8］為當時的楚國中心在此范圍作了很好的詮釋。

雖然對于早期楚國中心及其遷徙過程仍存在諸多分歧，但越來越多的學者把關注和研究的重點放到了漢水中游地區。相信隨著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這一問題會得到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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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logical Rem ains of W e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M iddle Reaches of the Han River and the Center of Early Chu State

WANG Xianfu
(Xiangyang Municipal Museum，Xiangyang 441021，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an River，namely Xiangyang administrative district，could be divided into Nanyang Basin，Suizhou－to－Zaoyang Corridor，Xiangyang－Yicheng Plain，and the Western Hubeimountainous region．Through a long time investigation，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a number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Western Zhou Dynasty were discovered in this area，among which the remains in southern Nanyang Basin belongs to Deng State，the remains in middle－and－west Suizhou－to－Zaoyang Corridor belongs to E State and Zeng(or Sui)State in early－and－middleWestern Zhou and lateWestern Zhou respectively，while this areawas also occupied by Chu State temporarily after E State’s being conquered by Zhou，the remains in Xiangyang－Yicheng Plai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 of typical Chu Culture，whereas the character of remains in Western Hubeimountainous region is still unclear．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 center of early Chu State was in Xiangyang－Yicheng Plain aftermoving southward，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the states Deng，E，Zeng(or Sui)，combined with the record of King Zhao of Zhou’s expedition to the south，and the study to Chapter Chuju in bamboo strip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Middle reaches of the Han River;Western Zhou Dynasty;Chu State;Xiangyang;Archaeological remains

K871．3

A

:2095－4476(2015)03－0027－07

(責任編輯:陳道斌)

2014－09－11;

2014－11－11

王先福(1968—)，男，湖北云夢人，襄陽市博物館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漢江中游的楚文化，襄陽地方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