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研究綜述

張 婷

(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 00081)

集體主義在中華文化中有著深厚的傳統。新時期(指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至今)，學術界對集體主義掀起了研究高潮。學者們關于集體主義的研究視域不同，研究結果也不一，但是對于“集體主義是我國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正如著名倫理學家羅國杰所說，“是我國理論界所取得的一個共識”。［1］(P656)基于此，本文擬對新時期國內學者在“道德原則”視域下對集體主義的相關研究，圍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邏輯作簡單綜述。

一、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基本內涵的研究

學術界有關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基本內涵的研究，旨在追溯“是什么”的理論元問題。一般來說，對元問題的研究是理論研究的起點，關系著與之相關的其他問題的研究工作的開展。新時期，學界對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是什么”即其基本內涵這一元問題的研究，成果斐然。梳理相關成果，我們發現學界主要是通過對“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二者關系的探索和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之“集體”概念的厘定來回答這一問題的。

(一)關于“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關系的探索

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為人們處理個人和社會關系所采取相應標準，這一標準是通過一些具體要求來實現的。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具體要求的探索，學者們主要是圍繞“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二者關系來完成的，具體來講即通過個人和集體誰服從誰，以及服從是否具有條件這些問題來探索的。學術界對于這一問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種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個人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集體。如龔樂進指出:在充分認識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一致性的基礎上，自覺地堅持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努力發揮個人主動性為集體做貢獻，積極在集體中求得個人自由發展;在二者發生矛盾時，能夠無條件地、愉快地做到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2］這種觀點強調了集體利益的至上性，對于保障國家的整體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忽視個人正當利益的做法在現實生活中只能使這種“極端集體主義”走向“死胡同”。

第二種觀點認為，從理論上講“個人無條件服從集體”是正確的，但是現實生活中要做進一步考量。如徐文認為，理論和現實生活是兩個不同的領域，現實中的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均有正確和不正確的時候，這就使二者的關系錯綜復雜。據此在運用集體主義原則來調節二者關系時，必須從實際出發，在堅持集體主義價值導向的前提下，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式。這樣才真正符合集體主義原則的本意。［3］這種觀點較第一種來說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強調理論和現實的結合，增加了“集體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行性。同時，這種觀點也是集體主義要講究“條件性”觀點的“萌芽”。

第三種觀點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但是個人服從集體是有條件的。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羅國杰和王海明學者。羅國杰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集體利益表現為集體中各個個人的共同利益的有機統一。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為了保證集體利益的實現，在必要的時候要犧牲個人利益，維護集體的利益。我們并不提倡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因為各個個人利益的實現，集體中每個人的全面和諧的發展，是社會主義集體的最終目標?！保?］(P134)王海明學者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認為完備的集體主義“是一種溫和的集體主義，是一種相對的、有條件的集體主義，而不是極端的、絕對的集體主義”。［4］第三種觀點既堅持了集體主義的至上性，也兼顧了個人正當利益的保護，較第一、二種觀點來說較為“全面與成熟”，在當前學術界取得了普遍認可。

此外，隨著和諧構建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學者認為集體主義道德原則除了要關注如何處理個人與集體利益之外，還應該不斷發展和完善，提出: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內涵應體現以人為本、生態主義、國際人道主義的價值訴求，等等。［5］

梳理學者們關于“個人和集體利益”關系的觀點，我們發現在這一問題上學者由最初的“絕對服從”到后來的講究“條件”，再到當前既要正確處理集體和個人利益的關系還要關注“生態”、關注“人文”，這些觀點既體現了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不懈努力，也展現了學術界在這一問題上取得的長足進步。

(二)關于“集體”概念的厘定

學術界對“集體”這一概念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集體有“真實”和“虛幻”之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之“集體”應該是真實的集體。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對集體主義之“集體”的探討，大多仍然停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真實的集體”和“虛幻的集體”的論述上。但是，對于“何為真實的集體”則表現出了見仁見智的看法。如唐凱麟認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是以“真實的集體”為前提的，其真實性就在于:組織的有序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義務的雙向性。［6］聶文軍、張群穎也認為，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是“真實的集體”，集體有權利要求個人為自己而犧牲個體正當合理的個人利益;但集體在享有這一權利的同時，應對個體的正當利益的犧牲做出一定的補償。［7］

第二種觀點認為，除了有“真實”和“虛幻”集體之分外，還有一個“現實的集體”，我國正處于由“虛幻集體”向“真實集體”過渡的“現實集體”的階段。如鄧銘英指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中的“集體”雖然還沒有達到“真實集體”的程度，但它卻決不是“虛幻的集體”，而是既具有真實性同時又不完善的集體，這種“現實的集體”正在不斷完善取向于“真實的集體”。［8］吳育林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現實的集體”這一說法，但也同樣認為我國正處于由“虛幻集體”向“真實集體”轉型的階段。他認為，“就當代中國而言，正處在從‘虛構的集體’向‘真實的集體’的轉型過程之中，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帶有舊社會的痕跡，仍然屬于物的依賴性發展階段，仍然存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剝削，因此，整個社會還嚴重地具有‘虛構的集體’的屬性;另一方面，我國基本消滅了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價值原則以及執政黨的先進性，使我國正在向‘真實的集體’漸漸地邁進?！保?］

梳理學術界對于集體主義之“集體”概念的厘定，我們發現學者們普遍認為“集體”應該是“真實的集體”，是尊重個體合理利益的集體，是應該對個人正當利益犧牲做出補償的集體。但是，當前我國尚處在“現實的集體”階段，正不斷完善向“真實的集體”邁進。學者們對“集體”概念的深究，既實現了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話語分析與詞語解釋，又進一步深化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完善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基本內涵。

二、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依據的研究

學術界有關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依據的研究，意在回答“為什么”的邏輯考題。任何社會都是通過一定的“秩序”來維持正常運作的，社會秩序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恰當處理。然而，社會中的人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必須遵循一定的準則，道德原則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道德原則的確立并不是先驗的或不言自明的，而是通過不斷的合理性論證而得出的。如果一定社會所倡導的道德原則無法得到自身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充分論證，即這一社會的道德規范缺乏邏輯上的自洽性，那么，“我為什么這樣做”就會不斷受到生活于這一社會中的理性的人的挑戰和懷疑，人們難以產生一種遵從的信念，社會就有失序的危險。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確立就是通過學者持續不斷的合理性論證才實現的，他們主要是從理論依據和現實依據兩個方面來闡發的。

(一)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理論依據

任何原則的確立都有其理論依據，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確立也不例外。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理論依據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利益根據。應杭認為，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的社會本體論根據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現，即社會主義已成為一個既定的現實存在。社會主義把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自己的最本質規定，這一規定是廣大勞動群眾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并有著共同一致的最大的整體利益。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經濟關系決定道德關系的原理，社會主義的道德價值取向就只能是集體主義。［10］熊曉紅認為，道德處理的是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利益的關系。所以，道德原則的確立必然以如何揭示人的本質，如何處理利益關系為直接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人的本質”的科學論斷深刻的揭示了人的社會性的本質屬性，這就為確立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提供了理論前提。另外，認為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辯證統一的，個別的利益要符合全人類的利益，這也是堅持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理論根基。［11］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利益依據，學者們是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來論證說明的，唯物史觀的這一根本原理構成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最直接的理論根據。

第二種，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人學根據。趙友利認為，以往人們大多數是在探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經濟根據，而忽視其人學意義。因此，通過論證“集體是個人存在的方式，集體是個人力量增強的手段，集體利益是個人利益的源泉”，得出個人利益的實現依賴于集體，以此，試圖對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尋求人學根據。并指出，就個人而言，怎樣對待集體利益的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追求集體利益的行為才是道德行為。［12］這種觀點實現了在原有成果上的創新，但是始終沒有擺脫通過對“個人和集體利益”關系的考察來探索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確立依據。

此外，還有其他學者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理論基礎從不同的視角作了詳細論述，如王海明學者認為，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符合道德終極標準“最大利益凈余額原則”，因此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是真理;［4］杜旌、湯學蓮對集體主義和個人創新做出了理論探索，為集體主義進行了正名，指出在一定情形下，集體主義比個人主義更加有利于創新。［13］這些都為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確立增添了新的理論依據。

縱觀各種論證，我們發現，大多數學者是立足于個人與社會、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來闡發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依據的。有的學者試圖尋找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人學依據卻終究還是沒能離開對這“兩對關系”的梳理。但是，也有學者對此作出了新的貢獻，如王海明的“道德終極標準論”以及杜旌的“集體主義更加有利于創新的理論”。

(二)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現實意義

理論具有關懷現實的精神，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確立除了需尋求理論支撐外，還需考察其現實依據。由此，學者們也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現實意義作出了討論，集中體現在應時代要求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作出的回答。羅國杰學者針對一些人提出的疑惑“個人主義是市場經濟必然的道德基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提倡集體主義，市場經濟還能不能發展”，指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道德領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我們必須不斷補充、豐富和完善集體主義原則，以適應變化了的現實。但是，并不存在用個人主義代替集體主義的問題，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決定的，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保?4］熊曉紅指出:“現實的經驗證明，得到正確理解和正確實施的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豐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地抵制當前社會上出現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改善社會道德風尚，都有重要意義?！保?1］趙甲明、杜增艷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認為實踐越來越在深層次上揭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具有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的，它既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所決定，也是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還不完善、還存在著諸多問題所要求的。［15］

此外，還有學者從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化解社會轉型時期的矛盾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等方方面面對堅持和倡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做出了現實考量。這些都構成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現實依據。

自從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對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批判的聲音就從未停止。為了對這一質疑作出回應，學者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及其與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關系作出了考察，基本上達成了一致的觀點，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具有相容性，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一觀點構成了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確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最重要現實依據之一。

三、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貫徹落實的研究

學術界有關集體主義道德原則貫徹落實的研究，力求解決“怎么樣”的現實難題。關于在實踐中如何堅持和貫徹集體主義道德原則這一問題，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有關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教育實踐。周立新認為，要注意對集體主義宣傳和教育方法的改進。指出:過去對集體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多數停留在抽象的理論說教上，缺少現實基礎和可信度。要通過分析各種貼近受教育者實際生活的具體問題，從中講清如何處理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種種矛盾，實實在在地讓大眾接受并信服集體主義。［16］李義豐從較為宏觀的層次上對走出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教育內容的與時俱進，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正確理解集體主義內涵;教育方式的改革創新，注重教育途徑和教育方法的設計與思考;教育環境的優化協調，整合社會資源，形成強大的集體教育合力。［17］

關于貫徹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時應注意的問題。徐文認為，“由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既強調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又強調在保證集體利益前提下，實現二者的結合，盡量滿足個人的正當利益。這就決定，在實際生活中運用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來調節和處理二者的關系時，必須劃清兩個界限:集體利益和小集團利益，個人正當利益和個人主義的關系?！保?］王飛認為，要強調集體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集體成員的正當的個人利益;體現道德要求的先進性與廣泛性的統一;體現踐行道德義務與謀求切身利益的統一。［18］王淑芹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解和貫徹集體主義道德原則時應把握的方針是調節個人與集體利益的關系不能絕對化、教條化;集體主義道德原則需要合理制度的保障;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不是調節利益矛盾的唯一方式;調控價值標準，應允許集體主義原則在多種層次上實現;要注意對集體主義宣傳和教育方法的改進。［19］

此外，還有學者對貫徹集體主義道德原則中的層次性、補償制度、法律制度等做了相關論述。但是，梳理關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在實踐中貫徹的研究，我們發現學界在這一部分的研究較為薄弱，多為經驗的概括和總結，缺乏學理上系統的思考。

綜上，新時期學術界對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結出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主要表現為深化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基本內涵，挖掘了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新依據，等等，這些都為今后更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如對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理念的闡發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學理層次的支撐仍然不足;對于集體主義道德原則貫徹落實的研究較為薄弱，不能很好的指導實踐，等等。尋求確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新依據，尋找貫徹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新方法，這些都是我們今后研究應該努力的方向。

［1］羅國杰．羅國杰文集［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2］龔樂進．略論集體主義［J］．哲學研究，1990，(1)．

［3］徐文．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調整再認識——兼論集體主義道德原則［J］．蒲峪學刊，1995，(1)．

［4］王海明．集體主義之我見［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5)．

［5］陳書紀．和諧世界視域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完善［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2)．

［6］唐凱麟．集體主義和社會公正論綱［J］．道德與文明，2004，(4)．

［7］聶文軍，張群穎．論集體主義道德的補償規范與現實的利益補償制度［J］．道德與文明，2006，(1)．

［8］鄧銘英．新時期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邏輯發展［J］．湖湘論壇，2002，(3)．

［9］吳育林．唯物史觀語境中的集體和集體主義［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8)．

［10］應杭．論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本體論根據及其理論實踐意義［J］．浙江大學學報，1991，(4)．

［11］熊曉紅．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理論依據［J］．湖州師專學報，1996，(4)．

［12］趙友利．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確立的人學根據［J］．株洲工學院學報，2004，(6)．

［13］杜旌，湯學蓮．集體主義對個人創新影響的理論探索［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3，(2)．

［14］羅國杰．關于集體主義原則的幾個問題［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2，(6)．

［15］趙甲明，杜增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5)．

［16］周立新．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再認識［D］．華中師范大學，2006．

［17］李義豐．新時期大學生集體主義教育的困境及出路［J］．高教探索，2010，(6)．

［18］王飛．對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內涵的思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6，(1)．

［19］王淑芹．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主義道德原則的有關問題［J］．社會科學輯刊，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