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污染與人類發展的實證研究

李曉羽+盛鵬飛+楊俊

摘要：

文章采用2003-2008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構建了綜合的環境污染指標和人類發展指標，運用聯立方程組模型，對環境污染與人類發展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和檢驗。計量分析結果表明：將經濟增長因素視為內生變量，并控制產業結構等因素后，環境污染程度與人類發展之間的“倒U”型關系在中國省際層面得以驗證；同時，環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也顯著阻礙了地區經濟的增長。關注并加大對人類發展的投入力度，是解決中國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增長與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的兩難困境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人類發展；環境污染；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3，F06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

10085831（2015）01005110

一、問題與文獻述評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8%。在這30余年里，中國經濟總量先后超過了俄羅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呈現出粗放型的特點，主要依靠大量資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勞動力投入的推動。在發展過程中，中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據世界銀行調查估計，中國的“環境危機”每年將消耗國內生產總值的8%～12%。而當今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有13個在中國。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卻集中表現出來，呈現出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資源相對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逐漸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既有對經濟與環境的關系問題的探討，其根本目的是探求如何獲取一國（或地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以特定的福利水平維持后代人的生活所需的生態條件的存在。而過去或當前的經濟政策通常只關心提供均衡經濟增長的條件，而忽視了代內或代際公平問題。人類發展作為實現一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其既能促進當期人們福利水平的提升，又不以犧牲后代人生活所需的生態條件為代價。Melnich等認為要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平衡人類發展與預期有持續資源供給及人類免受環境災害之間的關系。

人類發展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自21世紀初，始有學者將其納入環境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中。人類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了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其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的要求也更高，其已不僅僅是單純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加。Brasington和Hite研究發現，在美國，教育水平與環境質量的需求之間存在互補性，當物質財富的增加需要以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性為代價時，教育水平的提高將會使人們對過度的資源需求產生內在的克制。Jalan等對印度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當家庭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女性成員的受教育年齡從0年提高至17年時，其對提高家庭水質的支付意愿將顯著提高，從66盧比增加到144盧比。

此外，Jha和Bhanu Murthy運用1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實證研究發現，衡量環境污染程度的EDI指數（Enovironment Degradation Index）與衡量人類發展的HDI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之間存在“倒N”關系。Mukherjee基于類似的計量模型，運用印度1990-2004年的數據資料，研究發現隨著污染物的不同，印度的人類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之間呈現出不同的非線性關系。Costantini和Monni在對179個國家的跨國截面分析中得出：若一國政府對人力資本積累進行適當的投資，以此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該經濟增長將不會對環境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并對人類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指數之間的“倒U”關系進行了驗證。Serkan Gürlük運用地中海地區15個國家1970-2006年的數據資料，實證結果表明人類發展有利于地區環境污染程度的降低。綜上所述，長期看，關注人類發展水平是物質資源約束條件下實現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選擇。

近年來，不少學者對中國的環境問題展開了研究。其中大部分學者基于中國的實際情況，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進行檢驗，以驗證中國環境污染排放是否存在隨著人均收入水平增長而逆轉的拐點。涂正革，楊俊、邵漢華則對現有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修正，測算出中國的環境技術效率，以考察各地區“又好又快”發展的程度?？v然，國內學者對中國的環境問題已展開較多研究，但大都從增長的角度關注環境污染問題，鮮有學者從人類發展的視角探討中國環境污染問題。

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中國實現經濟趕超所必須，而隨之而來的資源耗竭、環境惡化問題也必須面對。無論是經濟增長抑或是環境保護，其目的無疑是提高人類的福祉，即追求人類的發展，而同時，人類的發展也將對經濟增長和環境改善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從人類發展視角來探討環境污染問題將更有利于對這一重要課題的解答。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類發展水平的逐步提升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究竟為何？關注人類發展，加大對其的投入力度是否能實現中國經濟與環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以解決中國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增長與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的兩難困境？對此，本文從人類發展角度，首先構建和測度綜合刻畫人類發展的指標（HDIM）和環境污染指數（EDI），構建聯立方程組，運用中國2003-2008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探討中國環境污染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以期對中國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有更全面的認識，并為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選擇提供理論和實證依據。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21卷第1期

李曉羽，等中國環境污染與人類發展的實證研究

二、HDIM和EDI指標的構建與測度

（一）人類發展指標（HDIM）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發展水平的首要指標。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發展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的重點已從單純關注經濟增長逐步轉向重視人類自身的發展。UNDP在《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中首次給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測度方式，這為隨后的經驗分析提供了可行性。UNDP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包含三個主要維度——壽命、知識以及資源的獲得，其代表了人類的三個基本選擇——長壽以及健康的生活、獲取知識和獲得體面生活所需要的資源。其中，壽命維度用出生時的預期壽命來度量；知識是通過教育的實現程度來表現，教育的實現程度以成人識字率（占2/3權重）和初級、中級及高級教育的綜合入學率（占1/3權重）共同衡量；資源的獲取則用人均實際GDP來計算。本文參照UNDP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的構建方式，并基于對本文擬構建的計量模型中可能出現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的考慮，本文同時借鑒Costantini和Monni的處理方式，在計算HDI時，剔除對資源獲取維度的考慮，僅用長壽維度和知識維度對各地區人類發展水平進行度量，構建人類發展指數HDIM。對每一個維度而言，針對每項指標均設定有最小值及最大值根據《人類發展報告》，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的取值區間為25～85歲；成人的識字率以及小學、中學、大學綜合入學率的取值區間都為0%～100%。同時，成人識字率為15歲及以上識字人口占1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比重；由于樣本期間各地區6～22歲人口總數難以獲取，綜合入學率本文以普通小學、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占地區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遵循公式（1）、（2）計算得出兩維度的分項指數與HDIM值。

HXij=（Xij-X*i）/（X**i-X*i）（1）

HDIMj=1/22i=1HXij（2）

其中，HXij和HDIMj分別表示第j省第i維度指數和第j省人類發展指數，Xij為第j省第i維度的實際數值，X*i、X**i分別為第i維度最小設定值與最大設定值。HDIM數值越大，人類發展水平越高。表1列示出了樣本期間代表性年份的各省市HDIM數值及排名情況。我們發現2003-2008年間，中國的整體人類發展水平有所提升，HDIM的均值由2003年的0.711 9，上升至2008年的0.721 9。各省間的相對排名則幾乎沒有變化，上海、北京、天津、廣東等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其人類發展水平穩居全國前列，而青海、云南、貴州、甘肅等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其人類發展水平則居于末席?？上驳氖?，各省市人類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呈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縮減，其整體標準差由2003年的0.037 2，下降至2008年的0.032 0；東部與西部各省市以及中部與西部各省市之間的HDIM平均值間的差距也由2003年的0.061 3和0.036 7，分別下降至了2008年的0.054 7與0.028 1。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在快速發展整體經濟的同時，對效率與公平是有所兼顧的。

（二）環境污染指數（EDI）

在既有的經驗分析文獻中，大多數研究是從單一指標角度對地區環境污染程度進行衡量。然而，綜合的環境指標較之單一指標更能反映該地區環境狀況的全貌，比單一指標更具有研究價值。本文參照HDIM的構建思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生活“三廢”、空氣質量、能源耗費等6個維度，共24個指標對其進行綜合測定（具體指標選取參見表2），根據公式（3）-（6），構建環境污染程度綜合指標EDI，以切實反映中國各?。ㄊ校┑沫h境質量現狀。

EXij=（Xij-X*i）/（X**i-X*i）（3）

或：EXij=（X**i-Xij）/（X**i-X*i）（4）

EDIXij=1/nni=1EXij（5）

EDIj=1/66i=1EDIXij（6）

表2EDI指標的構建根據數據的可得性，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和空氣質量狀況指標本文以各省主要城市的相關統計指標值來衡量；根據指標性質，（#）與（^）分別表示運用公式（3）或（4）來計算維度值。

維度衡量指標指標數

工業廢水排放狀況工業廢水人均排放總量#、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率^、工業廢水中化學需氧量人均排放量#、工業廢水中氨氮人均排放量#4

工業廢氣排放狀況工業廢氣人均排放量#、工業廢氣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工業煙塵人均排放量#、工業粉塵人均排放量#4

工業固體廢物排放狀況工業固體廢物人均排放量#、工業固定廢物人均產生量#、工業固體危險廢物人均產生量#、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4

空氣質量狀況可吸入顆粒物密度#、二氧化硫密度#、二氧化碳密度#、空氣質量達到及好于二級的天數^4

生活“三廢”排放及處理狀況人均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生活煙塵排放量#、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生活污水中化學需氧量人均排放量#、生活污水中氨氮人均排放量#、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6

能源耗費狀況人均電力消費量#、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2

合計24

EXij、EDIXij和EDIj分別表示第j省第i維度的衡量指標指數、第i維度指數和第j省環境污染程度綜合指數。EDIj數值越大，環境污染程度越大。表3列示了2003-2008年間各?。ㄊ校〦DI指數的平均值及相對排名。根據相對排名可見，人類發展水平居于最末五位的青海、云南、貴州、甘肅和寧夏，其2003-2008年間的平均EDI排名分別為第27、2、8、20、30位，云南、貴州兩省在人類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情況下，環境質量水平卻名列全國前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上述兩省工業化進程遠不及于全國其他省市，重工業產業發展的遲緩，使其環境質量相對于工業化進程發展較快的省市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優勢；人類發展水平居于前五位的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和遼寧，其EDI排名分別為第25、16、22、18、24位，上述五省均為中國工業化進程推進較快的地區，而其EDI排名則居于全國中等偏下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業化水平是導致中國地區環境質量惡化的重要因素。然而，惡化程度是否隨著人類發展水平的提升而有所逆轉呢？這有待于后文的繼續深入研究。與此同時，人類發展水平居于第8位，以旅游業為主導產業的海南省，其EDI指數穩居全國榜首，其在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以及空氣質量方面都顯示出較好的績效表現?？v觀中、東、西三個區域，從平均排名看，西部地區的環境質量仍落后于中部與東部地區?？v然如此，在未控制其他重要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單從HDIM和EDI兩指數數值及相對排名來看，我們尚不能清晰地辨析出兩者間的關系，有待于后文的進一步實證探討。

三、模型、數據與方法

（二）變量與數據說明

環境質量決定方程（7）中的控制變量。Grossman、Panayoto等認為，在經濟起飛和加速階段，第二產業比重增加，工業化會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而當經濟從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轉向低污染高產出的服務業、信息業時，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壓力降低，環境質量將得以改善。在對各?。ㄊ校〩DIM與EDI指數及其排名的分析中，發現工業化因素是影響地區環境質量的一個重要的影響因子。在此本文引入產業結構變量（Struc），以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反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也將增加對環保技術的研發投入，環境技術進步使污染更容易得到治理，同時，技術進步也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從而本文引入技術進步變量（Tech），以全社會R&D經費支出來衡量，并以各地區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資總額（Inst）來反映各地區的治污力度。同時，貿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也有待進一步驗證。Copeland和Taylor認為國際貿易對國內環境質量的影響并非“污染天堂假設”（Pollution Havens Hypothesis）所表明的，會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質量惡化、污染排放增加。它往往取決于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分工模式以及國際貿易對國內要素部門配置的影響，對此，本文亦加入對外貿易變量（Fore），以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的比重來度量。

產出決定方程（10）中的要素投入變量。k作為人均物質資本存量指標，以各省各年實際物質資本存量除以年末總人數的自然對數來衡量。在永續盤存法下，基年的選擇越早，基年資本存量估計的誤差對后續年份的影響越小。本文以1952年為基年，采用張軍的估計方法，對2003-2008年間各?。ㄊ校┑膶嶋H物質資本存量進行測算。H為反映人力資本存量的指標。本文借鑒Barro和Lee的衡量方法，以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并參照王小魯的界定方式設定相應的受教育年限的權數（小學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專16年），由此加總得出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Growth則以各地區人均實際GDP的自然對數來度量。

考慮到西藏缺乏相關的數據資料，本文未將其納入分析范圍。本文最終面板數據包括30個截面單位和6年的時序序列。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三）分析方法

由于在模型設定上存在變量的內生性問題以及單個省份的估計方程間存在異方差現象，在此，本文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對面板數據的聯立方程組進行估計。第一階段，先估計聯立方程系統的簡化形式；第二階段，用全部內生變量的擬合值得到聯立方程系統中所有方程的2SLS估計。一旦計算出2SLS的參數，每個方程的殘差值就可以用來估計方程之間的方差和協方差，類似于似乎不相關回歸法（SUR）的估計過程；第三階段，將得到廣義最小二乘法的參數估計量。很顯然，3SLS考慮了方程之間的相關關系，其能得到比2SLS更有效的參數估計量。在平衡系統的情況下，使用3SLS得到的估計量為

四、計量結果與分析

表4給出了聯立方程組估計結果，以下我們分別來探討環境質量決定方程與產出決定方程的估計結果。

（一）環境質量決定方程估計結果討論

對環境質量方程的估計結果，本文主要關注以下兩點：（1）環境質量與人類發展水平之間關系的形態，究竟存在何種線性或非線性關系；（2）其他控制變量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首先對環境質量與人類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由環境質量方程的系數估計結果可見，基于省際層面的中國環境質量與人類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關系，HDIM一次方與二次方的系數值分別為17.011 6和-13.180 7，且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同時，6個反映環境污染程度的分項維度指標與人類發展水平之間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所有回歸系數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實證結果表明，關注人類發展，加大投入力度對中國的環境質量具有直接且顯著的作用效應。同時，基于省際層面的人類發展水平與工業廢水、工業廢氣、空氣質量以及能源消耗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關系，而人類發展與工業固體廢物之間則為“倒N”型關系，與生活三廢之間為“正N”型關系。地區間人類發展水平與工業固廢之間存在“倒N”關系，即隨著人類發展水平的提升，工業固廢污染程度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次下降”的趨勢?！暗筃”型曲線的首次下降階段可以被解釋為在工業化早期，工業固廢的產生并不像工業廢氣和廢水那樣必然，同時，污染量也遠小于工業廢氣與廢水，此時的人類發展水平能有效滿足對工業化早期所產生的固廢的控制與治理。而與生活三廢之間的“正N”型關系，可以被解釋為，由于社會的發展，生活垃圾類型越來越復雜，部分生活垃圾甚至將對環境造成無法修正的損害（如白色污染）?！罢齆”型曲線的再次上升，表明了隨著社會的發展，保持有效的治理生活污染的技術進步（或發明）變得越來越困難，治污技術進步的速度小于生活污染物產出的速度。正如陸旸、郭路所認為的那樣 陸旸、郭路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對N型曲線的產生進行了理論上的解釋，其認為N型路徑反映的是污染的路徑偏離了穩態之后，不再返回穩態的一條路徑選擇。他們認為政府可以在財務支出中專門設立環境支出賬戶，以平抑“外部沖擊”帶來的“額外污染”。?？v然如此，從長期總體發展看，人類發展對中國環境質量改善具有積極的作用效應。

其他控制變量的計量分析結果可見，本文的計量模型取得了較好效果，各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符號基本與理論預期相吻合，絕大部分解釋變量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經濟增長導致了地區環境質量的惡化。除生活三廢外，在其余6組回歸方程中，其估計系數分別為0.242 3、0.206 0、0.416 2、0.178 8、0.385 6和0.481 9，并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實證結果印證了包群、彭水軍的觀點，其認為就中國人均GDP地區分布實際情況而言，經濟仍然還位于EKC的左半段，即污染排放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進一步增加，經濟增長仍然會帶來污染排放的增多和環境質量的下降。

以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來度量的產業結構變量，除了生活三廢污染和空氣質量維度外，在其他5組回歸方程中，Struc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分別為0.335 4、0.164 5、0.453 0、0.313 2、0.407 9，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與前述對HDIM與EDI指數數值及其相對排名的分析結果一致。通過計算2003-2008年各省市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可見，山西（0.59）、天津（0.56）、浙江（0.54）等第二產業占比較大的省市面臨的環境壓力也相對較大，2003-2008年間其EDI指數的平均排名分別位于第29、22和21位。實證結論印證了大多數“環境—經濟”經驗文獻的觀點，即產業結構變化是影響地區環境污染程度的重要因素，工業化進程通常是影響環境質量的關鍵所在。而產業結構變量與生活三廢、空氣質量之間呈現出的不顯著的相關關系，其可能的解釋為產業結構變量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主要是針對工業污染，而對其他形式污染的影響則不具有顯著性。

反映技術進步的全社會R&D經費支出，在7組回歸方程中，無一例外地顯著促進了地區環境質量的改善，回歸系數分別為-3.852 6、-4.216 4、-10.584 3、-4.426 8、-2.156 4、-2.001 6和-5.450 6，且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實證結果印證了Grossman所強調的技術進步效應對環境質量具有積極且顯著的作用的觀點，科研經費投入的增加是改善中國地區環境質量的有效途徑之一。與此同時，我們卻發現各地區對環境治理的投資額除對生活三廢污染和空氣質量的改善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外，均未對整體環境質量水平及其他維度的環境質量的改善產生明顯的作用效應。從中得出一個啟示：通過增加科研投入，以技術進步途徑實現對工業污染的控制與治理效果比事后加大對治污資金的投入力度的效果要好。

反映對外貿易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的比重變量，除對生活三廢污染改善的作用效應不明顯之外，對各地區整體環境質量與其他5個維度環境質量的改善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回歸系數分別為-0.022 2、-0.025 5、-0.039 1、-0.011 7、-0.045 5和-0.031 3，且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實證結果表明，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國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減少，“污染天堂假設”在基于中國省際層面的經驗分析中未得以驗證，這也印證了Copeland和Taylor的觀點，由于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對外貿易并不會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質量惡化、污染排放增加。

（二）產出決定方程估計結果討論

對產出方程的估計結果而言，本文主要關注以下兩點：（1）生產要素投入變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2）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

生產要素投入變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的實證結果與既有大多數對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理論與實證文獻所持有的觀點一致。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積累均顯著地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在7組回歸方程中，人均物質資本存量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478 5、0.398 9、0.413 7、0.372 4、0.355 6、0.456 4和0.530 6，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計系數為0.209 3、0.175 9、0.215 9、0.233 8、0.232 5、0.249 3和0.148 6，所有估計系數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化，知識型人才是推進地區經濟增長關鍵所在，凸顯了人類發展水平提升所帶來的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地區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由實證結果可見，地區環境綜合污染程度、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廢、空氣質量污染以及能源耗費對經濟的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消極影響，其估計系數分別為-2.679 0、-3.271 2、-1.326 2、-1.113 6、-1.664 0和-1.233 1，且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但生活三廢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則不太明顯?？v然如此，從整體層面看，環境質量的惡化顯著阻礙了中國地區經濟的增長，且負面效應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穩健性。而作用機制有待后期更深入的論證。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中國省際層面的實證研究，本文驗證了中國環境污染與人類發展之間“倒U”關系的存在，并進一步探討了環境污染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應，從中得出以下幾點結論與啟示。

第一，初步的經驗觀察顯示，人類發展水平居于全國前列的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和遼寧，其環境污染指數居于全國中等偏下水平；人類發展水平居于最后的青海、云南、貴州、甘肅和寧夏，除工業化程度明顯落后于全國其他地區的云南、貴州兩省外，其環境污染指數也居于全國末席。中國環境污染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人類發展是地區環境質量惡化的一個潛在因素。

第二，面板數據的計量結果證實，環境綜合污染程度與人類發展之間的“倒U”關系在省際層面成立。構成環境綜合污染指數的6個維度指標與人類發展之間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工業廢水、工業廢氣、空氣質量、能源消耗4個維度指標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形態仍為“倒U”型關系，而工業固廢、生活三廢與人類發展之間的關系形態則分別為“倒N”型關系與“正N型”關系?？v然關系形態略有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就長期而言，中國人類發展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環境污染的控制、環境質量的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第三，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惡化了環境污染程度，產業結構變化是影響污染排放的一個重要因素。增加對研發的投入力度能有效改善環境質量，其作用效果優于對事后治污的投入。同時，貿易開放度的提高也有利于中國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減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確實在中國存在。

第四，經濟增長加大了中國地區環境污染程度，反之，地區環境質量的惡化也顯著阻礙了中國地區經濟的增長。同時，物質資本投入要素、人力資本積累是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人類發展水平提升所帶來的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地區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五，縱然大多數關于中國“環境—經濟”的經驗文獻表明，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倒U”關系。但基于本文的經驗分析結果，我們認為緩解中國工業化進程所帶來的環境壓力，并非像以往的經驗分析文獻所表明的那樣——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環境質量的關鍵是加快經濟的發展，以期快速超越“倒U”型曲線的拐點，該政策指引并非最優的路徑選擇。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就長期而言，關注人類發展，是改善地區環境質量的關鍵所在，同時，人類發展所帶來的人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又是推進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經濟發展的核心所在。本文明顯的政策含義是，關注并加大對人類發展的投入力度，是解決中國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增長與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的兩難困境的關鍵所在，本文的經驗分析為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選擇提供了一個理論和實證的依據。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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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na

LI Xiaoyu， SHENG Pengfei， YANG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the year 2003 to 2008， this paper builds EDI and HDIM， and utilizes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till hold even after trea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and controlling some variables， such as industrial structure； Meanwhile， the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lso significantly impedes economic growth. To pay more attention and investment on human development is the key point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economic growth， resource exhaustion and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which aris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human development；environment pollution；economic growth

（責任編輯傅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