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朦朧詩論爭”中艾青立場的重新審視

蔣登科+李勝勇

摘要：

艾青在“朦朧詩論爭”前后立場的改變，呈現出豐富的意味：有政治意識的影響，有隨個人身份地位提升而來的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自覺維護，有對詩壇話語權的爭奪，有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對藝術價值的堅持，也有人事方面的誤會。通過對艾青立場的審視，我們能夠看到不同背景“歸來”的兩代人在新時期所發生的摩擦，在生動的細節之中去讀懂歷史，進而思索如何走出民族的“世紀難題”。

關鍵詞：艾青；朦朧詩論爭；詩學理念；政治意識

中圖分類號：I207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

10085831（2015）01016407

發生在新時期的“朦朧詩論爭”，給中國文學與文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它在推動中國社會文化與文學轉型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詩學的現代轉型。艾青由于其詩壇泰斗的地位，他在不同的環境與場合關于詩歌的經常性發言，很容易成為青年詩人注目的中心，從而與青年詩人發生齟齬。以歷史的經驗來看，發生沖突幾乎是必然的。艾青在發言中體現出的傾向性，來自其自身持守的詩學理念。在“朦朧詩論爭”中，艾青與青年詩人的沖突很典型；艾青的態度在事實上也推動了論爭的進一步發展。

面對朦朧詩，艾青的態度有一個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初期是支持肯定的，后來提出不同意見，受到攻擊后也有情緒激烈憤懣的反對，后來以政治定性的方式壓制，事后又有由衷的肯定——論爭中的生動細節，如一面面鏡子，飽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詩學經驗。從朦朧詩“崛起”的藝術形式和藝術理念看，這透露了現代主義在新時期的登場所面臨的艱難處境；從意識形態看，毋寧見出主流意識形態的左右搖擺之姿；某種程度上這一境況如一學者所言：“朦朧詩及其論爭中所提出的疑難與困惑并沒有真正解答，所包含的緊張與痛苦并沒有真正消除，那些看似簡單化的意識形態語言所暗含著的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也沒有被真正領悟?！睙o論在什么時候，為了避免我們的話語成為脫離歷史環境的一種游說，重新進入歷史總是顯得很有必要，特別是在如今唯新是尚的浮淺的物質主義時代，重返歷史反而能給我們日益萎頓的精神帶來庸倦之后的清醒，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一份思想的動力。

本文擬對艾青在論爭中的立場進行綜合打量，在充分同情的基礎上，努力揭示被遮掩的歷史信息，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兩代人不同的詩學理念

1980年7月23日，艾青在《詩刊》社舉辦的“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上與青年詩人談詩，隨后這次談話以文章形式在同年《詩刊》第10期發表，題目為《與青年詩人談詩》。對艾青來說，這只是他發表的文章中很普通的一篇；但是這篇很普通的文章卻在隨后的日子里引起了軒然大波，兩代人的詩學觀念借這篇文章發生了尖銳的碰撞——他在這篇文章中談論了北島的詩，也可以這樣說，這是艾青第一次公開談論朦朧詩：

有些人寫的詩為什么使人難懂？他只是寫他個人的一個觀念，一個感受，一種想法；而只是屬于他自己的，只有他才能領會，別人感不到的，這樣的詩別人就難懂了。例如有一首詩，題目叫《生活》，詩的內容就一個字，叫“網”。這樣的詩很難理解。網是什么呢？網是張開的吧，也可以說愛情是網，什么都是網，生活是網，為什么是網，這里面有個使你產生是網而不是別的什么的東西，有一種引起你想到網的媒介，這些東西被作者忽略了，作者沒有交代清楚，讀者就很難理解。462

艾青談論的是北島的組詩《太陽城札記》中的一首題名叫《生活》的詩。如上的談論很快發酵成詩壇的一件公案，就像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需要質疑的是，論者們大都因其中有“這樣的詩別人就難懂了” 這樣的句子而認為艾青沒有讀懂這首詩，認為艾青是反對朦朧詩的。這種粗暴的斷章取義制造了歷史的誤會，青年們據此而攻擊艾青。從常識上判斷，曾接受法國先鋒藝術（象征主義詩歌與印象派油畫）洗禮的大詩人艾青讀不懂這一首對多數人來說都不會成為問題的一字詩，是說不過去的，也是無法讓人信服的?！熬W是什么呢？網是張開的吧，也可以說愛情是網，什么都是網”——如此的句子已經給出了答案。艾青對這首詩有這樣的看法，我們只能從其詩學理念中去尋找答案。一個詩人的詩歌批評的背后，是他的詩學理念在提供價值支撐。

如果全面地看，我們可以讀出，艾青批評北島這首叫《生活》的詩，關鍵之點在于批評其寫作的“過于隨意”。艾青批評其只是寫了作者個人的一個觀念，一個感受，一種想法，而那種“使你產生是網而不是別的什么的東西”的 “介質”被作者忽略了。也就是說，艾青認為《生活》一詩中“網”的“形象塑造”不成功，不豐滿，會讓讀者發散思維亂想，因為也可以想到“愛情是網”，什么都是“網”等。艾青認為，在詩歌寫作中，通往“形象”的路上，必須有一些起“界定”作用的“媒介”。很明顯，這里說的是關于作詩法的問題，是關于詩歌形象塑造的問題。那么，在艾青的詩學理念中有關“形象”的塑造，都有著怎樣的論述呢？這是艾青看法的源頭，我們必須去訪問。

曾經在法國學習繪畫和接受象征主義特別是后期象征主義詩歌影響的經歷，給了艾青詩中色彩鮮明、意象明朗的特征，它們構成了艾青詩歌的基本特色，應該說，艾青在詩中對“形象”的塑造是很著意用力的?？疾彀嗟恼麄€詩學歷程，我們發現，“形象”是艾青在整個創作生涯中一直反復強調的一個“中心詞”。在作者寫于20世紀30年代備受贊譽的《詩論》中，關于“形象”有專節論述闡發：“形象是文學藝術的開始”30，“詩人必須比一般人更具體地把握事物的外形與本質”30，“詩人一面形象地理解世界，一面又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說世界；詩人理解世界的深度，就表現在他所創造的形象的明確度上”31，“形象孵育了一切的藝術手法：意象、象征、想象、聯想……使宇宙萬物在詩人的眼前互相呼應”31。

在艾青20世紀40年代的《我怎樣寫詩的》文章中，作者說：

一首沒有形象的詩！這是說不通的話。

詩沒有形象就是花沒有光彩、水分與形狀，人沒有血與肉，一個失去了生命的僵死的形體。

詩人是以形象思考著世界，理解著世界，并且說明著世界的。形象產生于我們的對于事物的概括力的準確和聯想力與想象力的豐富。135

在70年代的一次訪談中，艾青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只要深刻地觀察生活，通過形象思維，盡可能表達得完美一點，這就是我的工作?！?18并且在說及《詩論》時，他如是歸納：“我那本《詩論》基本上談的都是形象思維，整個《詩論》都圍繞著形象思維。沒有形象思維是不可能產生好詩的?？偠灾?，詩人離開了‘形象思維就像魚離開了水?！?21在《形象思維和藝術魅力》短文中，更比比皆是關于“形象思維”的論述：“形象思維的活動，在于使一切難以捕捉的東西，一切飄忽的東西固定起來，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像印子打在紙上一樣地清楚。形象思維的活動，在于把一切抽象的東西，轉化為具體的東西——可感觸的東西。形象思維的活動，在于使所有滯重的物質長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動的物質凝固起來……形象思維的方法，是詩，也是一切文學創作的基本方法?！?0年代以來，在多篇文章及講演中，艾青都有關于“形象”或“形象思維”的強調。譬如《和詩歌愛好者談詩》：“有人問：‘現在寫詩要注意什么？我以為絕不只是現在，而是無論什么時候，都應該把寫詩的注意力放在形象思維上。形象思維是藝術創作的靈魂?！?/p>

從以上對艾青創作生涯的簡略追溯，我們看到，對“形象”的強調貫穿其整個創作生涯。在艾青眼中，形象思維是詩歌創作的根本大法，創造鮮明而深刻的“形象”，是詩歌創作的最高追求。我們可以說，“形象”在艾青的詩歌創作中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相應的，“明確度”、“對于事物的概括力的準確”、“聯想力”、“想象力”、“清楚”、“可感觸”則是他對創造“形象”的具體要求。我們從艾青的詩歌中，可以看到他非常忠實地踐行著這一詩學理念。其詩作大多圍繞一個“形象”進行演繹和結構，主題明確，意象（形象）鮮明。

艾青對北島的批評，很顯然，北島的《生活》一詩在“網”這個形象的塑造上，是不能讓艾青滿意的。按照艾青的理解，一首詩是必須圍繞“形象”來組織的，也就是說，創作一首詩，都有指向詩中核心意象的情感或心理趨向，正是這種情感或心理趨向“織”成了支撐核心意象的“結構”，也即艾青指出的“引起你想到網的媒介”，一首詩中也必得有這樣的“結構”，詩中的“形象”才“立”得起來，給人以“深刻”、“鮮明”之感。而北島的《生活》缺少的正是艾青所強調和看重的?；蛘哌@樣說，在艾青眼中，《生活》一詩中的“網”不是一個成功的形象，而只是一個粗率的概念，一個隨意的想法。因此艾青才說：

……不能夠把自己最簡單的、最狹隘的一點感覺，認為就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感覺；或者是屬于個人苦思冥想所產生的東西，也要別人接受。462

這實際上顯示了艾青和北島兩人在詩歌風格學上的差異。北島一貫冷峻、凝練的寫作風格，使他認為一個什么都沒有修飾（或無法修飾）的“網”字恰好可以表達自己那種無法逃避的壓抑感和內心的恐懼感；而在喜歡圍繞“形象”進行演繹（如《鏡子》、《魚化石》等）的艾青看來，卻只是一個缺乏制導結構的“最簡單”、“最狹隘”的“一點感覺”。撇開兩人詩歌風格上的差異，艾青對北島《生活》一詩的批評不但從他的詩學經驗來說沒有什么問題，甚至還有一定的普遍性。從創作的角度而言，類于《生活》這樣的詩除了在形式上給人一種“驚駭”之外，在內容上并不能給人太多，經驗的拓展更談不上（艾青20世紀40年代在《火把》一詩中即寫有“生活是一張空虛的網/張開著要把我捕捉”的句子），這也是此類詩不可能大量創作和走得遠的原因所在。

艾青對北島的批評，使我們看到兩代人在詩學理念上的差異。從兩人的作品看，艾青的寫作是努力創造貼近時代和人民的鮮明的“形象”，從而更好地為他們代言為時代精神代言，其內心情感是熱烈而充滿希望的，對現實是理解和貼近的；而北島的寫作是盡可能包容更多更復雜的經驗，通過異質性的意象并置所產生的對比與撞擊，表達對現實的懷疑和否定，展現一個抗爭者的帶有悲劇性的緊張的內心沖突，其情感基調是冷峻、充滿懷疑、猶豫和恐懼的，其對現實是否定性的“我不相信”。艾青的詩風追求的是明朗、飽滿，充滿現實主義的深情；而北島的詩風追求的是與復雜現實相對應的深刻、悖謬、自我嘲諷，充滿現代主義的懷疑和反抗。事實上，“朦朧詩論爭”也可以看作現代主義在新時期的重新登場所激起的反應。但有一點需要明白的是，艾青在《與青年詩人談詩》中對于北島的批評，只是基于個人的創作經驗和詩學理念而作的一點點評，不是批評整個朦朧詩，更談不上反對朦朧詩。

二、基于憤怒和誤會的反對

艾青對北島的批評出爐的時候，社會上已經出現公開反對朦朧詩的聲音（“如果這種詩體占了上風，新詩的聲譽也會由此受到影響甚至給敗壞掉”） 指《詩刊》1980年第8期發表的章明的文章《令人氣悶的“朦朧”》。 。而此時社會政治陰晴不定，剛剛走出極“左”思想意識鉗制的整個中國學術界，仍充斥著把現代主義貶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藝術代表的強大輿論，如此環境氛圍給了當時的青年詩人們以巨大的壓力。恰在此時，艾青對北島《生活》一詩的批評聲音出現。由于艾青當仁不讓的“詩壇泰斗”地位，其發言尤讓青年詩人們關注，艾青的發言也就與當時的時代氛圍聯系在一起。于是艾青針對北島個人的批評，被誤解為是對新生力量的反對，從而引來了青年詩人一致的圍攻，有的甚至直接對艾青進行人身攻擊。

貴州詩人對艾青的攻擊最為激烈。1980年12月，由貴州大學中文系主辦的一份油印民刊《崛起的一代》在第2期（1980年12月油印出版）以專輯形式發表了8篇針對艾青的詩文這八篇文章是：方華《艾青——“網”》、黃翔《致中國詩壇泰斗——艾青》、啞默《傷逝》、張嘉彥《有誰聽說過艾青》、鄧維《也談艾青》、梁福慶《給——》（詩）、吳秋林《答艾青〈與青年詩人談詩〉》（詩）、田心《筆談〈與青年詩人談詩〉》。從1980年5月到1983年12月，艾青發表對“朦朧詩”直接或間接批評的文章約有七八篇。除本文中提及的之外，艾青的這些批評文章還有《首先應讓人看懂》（《作品》1981年第3期）、《談詩》（《星火》1981年第6期）、《艾青談詩——答本報記者問》（《中國青年報》1981年6月18日）。 ，集中于艾青對北島《生活》一詩的批評展開批評。他們語氣尖刻，情緒激烈，言語之間充滿不敬：“你說你不理解某新詩人的‘生活—網一詩嗎？那是因為你壓根兒就沒在‘網中掙扎過，這網就是天羅地網，它囚禁著我們這一代人……艾青，許多新芽要出土，有的已長成樹干挺拔的大樹，這是任何網也‘網不住的。如果你實在想‘網，那也只是掛在樹上的一片蛛網而已?！边@些文字把艾青視作時代壓迫性勢力的一部分，字里行間充滿了年輕一代對老一輩的不滿，充滿了對時代普遍的壓抑的反抗情緒。

在這些文章中，數黃翔的文章最有氣勢也最為尖銳。他直呼艾青為“老人”，并且把矛頭指向艾青的詩歌，聲言要把艾青的詩歌送進“火葬場”：“你還是永遠去唱你那時代的‘牧歌吧。你和你的詩歌正在我們的精神世界中死去，在一代人當中死去，我們要趁你還活著的時候把你的牧歌送進火葬場，決不為它建筑一座詩歌的‘紀念堂?！秉S翔用蔑視一切的語氣宣稱：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拆掉你的詩歌的“紀念堂”，把我們的大合唱的隊伍開進去；就是要把你時代的“牧歌”連同那些不幸地與你聯結在一起的風派的“風歌”、歌德派的“孝歌”、現代圣教徒的“圣歌”統統送進火葬場！

詩歌不需要偶像，必須把僵尸占據的地盤空出來！

讓所有大大小小的過時了的詩歌“圣靈”在一代新的苦行者的身邊紛紛倒下吧。

……

我們曾經用新鮮的血液給他注射活力，或者說艾青曾從他的大量的崇拜者的大量的詩稿和書信中獲得氧氣，但是他老了，已經不行了。

一個七十高齡的老人還不敢正視人生真諦！……

“艾青”，已是歷史“陳跡”。

老人，既然你這樣顫巍巍的，你就別在我們中間擠了！

黃翔如此尖刻而激烈的話語，使我們看到社會轉型時期“代溝”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每當社會處于轉型或轉折時期，“代溝”的體現便分外鮮明，年輕一代與年老一代的沖突便分外激烈。在這種激烈的沖突之中，之間的誤會與不和諧便會加深；“代溝”的出現有利于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更新，從而加快推進社會的發展，但同樣它也會帶來社會的不和諧，引發思想文化轉變的陣痛。從黃翔的文章中，我們看到當時年輕的一代對整個時代詩歌寫作的強烈不滿，也看到了他們要反對和打破這種詩壇現狀的勇氣和決心；他們要在詩壇上找到自已應有的位置和空間。

某種程度上，艾青成為他們表達不滿和抗議的靶標。這些情緒化很濃重的語言，充滿了經年的不滿，“弒父”的情態激烈而鮮明。特別是，他們把攻擊的矛頭指向艾青的年齡，顯得異常的粗野無禮。黃翔如此無禮的有如戰斗檄文的“攻擊”，深深刺傷了艾青的心。在多個場合和多篇文章中，艾青都無法釋懷黃翔要把他送進“火葬場”的攻擊，“我只是說寫文章得讓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難，寫匿名信痛斥我，說我是詩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場”?！斑@幾年……陸續地談了我對于詩歌的意見，想不到招來了很多的仇恨。有人造謠，有人污蔑，有人希望我早一點進火葬場”。古稀之年的艾青對這種攻擊的無法釋懷及其產生的痛苦和憤怒，我們都不難理解和想象，它們毫無疑問加劇了艾青與青年詩人的對立。特別是，艾青以為這事件背后的指使系北島所為。這種激烈的攻擊和人事的誤會，直接把艾青推到了朦朧詩人的對立面。至此，艾青對朦朧詩的論戰帷幕正式拉開。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艾青寫了多篇關于“朦朧詩”的文章作為回擊，并且隨著支持朦朧詩的“三個崛起” 參看李潤霞文章《以艾青與青年詩人的關系為例重評“朦朧詩論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3期第18條注釋）。論的相繼出現，這種“回擊”也就主要表現在對“崛起論”的反對。

1981年5月12日，艾青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從“朦朧詩”談起》的文章，公開反對支持朦朧詩的言論：“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朧詩，把朦朧詩說成是詩的發展方向?！卑嗾J為這種理論的核心“就是以‘我作為創作的中心，每個人手拿一面鏡子只照自己，每個人陶醉于自我欣賞。這種理論，排除了表現‘自我以外的東西，把‘我擴大到了遮掩整個世界”530。艾青如此看待年輕的一代：

他們對四周持敵對態度，他們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有肯定自己。

他們為抗議而選擇語言。

他們因破除迷信而反對傳統；他們因蒙受苦難而蔑視權威。這是惹不起的一代。他們尋找發泄仇恨的對象。

他們中間有一些人很驕傲。

“崛起論者”選上了他們。

他們被認為是“崛起的一代”。537

很明顯，聯系前述所引黃翔的文章和早在此之前就已發表的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們不難看出，艾青在文章中的所指是很明確的。如果說之前艾青的發言尚未直接對朦朧詩進行批評，那么從這篇文章開始，艾青已經在直接地批評了。他在文章中告誡年輕的一代“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卻要謙虛謹慎，千萬不要聽到幾個‘崛起論者信口胡說一味吹捧的話就飄飄然起來，一味埋頭寫人家看不懂的詩。盲目射擊，流彈傷人”538。

針對后來的“三個崛起”論，艾青發表了措辭尖銳的看法。艾青認為“崛起”論者是借“崛起”論崛起了自己，認為其是“庸俗的、不科學的、不嚴肅的吹捧”，“被捧得不知東西南北的是作者，被污染了思想和心靈的是廣大的讀者”580。同時艾青也批評了“崛起”論者的“自我”論，把學術的論說牽聯到政治思想上的“沒有人民、沒有黨，也沒有社會主義事業”等“重大問題”上來：

寫詩的人必須要從自己的心靈出發，去感受、去體驗、去思考，這是對的。然而假如把“自我”強調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這樣的人就會目空一切，心目中沒有生活、沒有人民、沒有黨，也沒有社會主義事業……

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三個崛起”的錯誤理論對青年人的毒害厲害得很。581

與“清污”運動的來臨相應，艾青態度中的政治傾向性已非常明顯，其批評中的斷語，庶幾接近于臧克家對“朦朧詩”所下的結論——“現在出現的所謂‘朦朧詩，是詩歌創作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八麄儗懺姼静皇墙o廣大人民群眾看的”，“感情頹廢”、“晦澀”，是因為出現了“信仰危機”的結果。在此，論爭已不可能平和地爭訟下去，論爭雙方的勝負已分，就像以往歷史上曾多次出演的有關學術論爭的結果一樣，動用政治手段解決已成必然。

三、不能略去的背景及論爭后的分化

當然，艾青批評朦朧詩的聲調并非總是如此之高。作為事實上的詩壇領袖，詩歌的繁榮與發展，正是其心之所系：

我再三肯定“朦朧詩”的存在。只是不要捧得太高，甚至說它是詩歌發展的方向。大家都寫“朦朧詩”，整個世界也就煙霧彌漫，大家都在捉迷藏了。

閾于自身持守的詩學理念，艾青如此的表態可以理解。甚至我們還能讀出其對自身話語權的維護。如果我們把艾青的警告視為針對那些真正晦澀無解的魚龍混雜的“朦朧”詩作而發，而這種傾向是連后來支持朦朧詩的謝冕與孫紹振都斷然反對的時候，以后見之明來度艾青的態度，其合理性自在其中。歷史地看，我們不能忽略艾青一顆真誠而勇敢的詩心，不能僅僅憑籍其在“朦朧詩論爭”中情緒性的態度而斷定艾青保守。如前所述，論爭是因為兩代人正常的詩學理念碰撞，也有人事方面的誤會。作為一個藝術家，艾青有著自己的擔當和堅守。在政治氣候乍暖還寒的1979年（1月17日），在新時期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詩人座談會上，艾青即大聲疾呼“詩人，應當講真話”，“真話是苦藥。但不是毒藥?？嗨幨侵尾?，毒藥是害人”；艾青急切地呼吁政治上的民主，認為“比什么都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只有政治民主了，才談得上藝術民主”。作為深受“文革”專制之苦的一代詩人，艾青的發言自然是建立在對過去歷史的省視之上，但也讓我們看到他身上的良知和敢于擔當的勇氣。

一個不能忽略的前提是：艾青對北島的詩是很賞識的。在《與青年詩人談詩》中指出北島的《生活》寫得不好時，接下來的話——“當然，有些別人不懂的詩，也可以是寫得很好的詩，像剛才提到的這位詩人，就有一些好詩”463——只是這種賞識是很細小的一個腳注。北島與艾青有著很深的交誼。據蔡其矯回憶，1975年，他經艾青介紹認識了北島，1977年蔡其矯又帶舒婷認識了北島，然后北島又帶舒婷認識了北京詩人492-493?！督裉臁返谝黄冢?978年）發于第二條的舒婷的《致橡樹》，最初是蔡其矯拿給艾青看，“艾青十分欣賞，給北島看，北島就要去用了” 493?？梢姲嗍欠Q贊朦朧詩且也間接支持了《今天》的創辦。就在前述那次批評北島《生活》一詩的會上，艾青對青年詩人們是整體肯定和鼓勵的，對他們寄予很大希望，鼓勵他們寫出好詩來，“各人按各人的興趣寫，自己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不聽從這樣寫那樣寫的指令，思想解放一點，不要怕這怕那”462。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意，清晰可掬。

當然，政治意識對艾青的影響是致命的。同那個時代的諸多詩人作家一樣，艾青的寫作理念深受毛澤東延安《講話》的影響，新時期大量的應制詩即是明顯體現。在一篇文章中他如是坦承：“現在，事隔40年，國家和個人都歷盡滄桑，變動太大了，許多事情都顯得淡漠了。但《講話》的一些基本原則卻烙印在我的腦子里，不易消失。例如‘面向工農兵?！?他把歌頌光明看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表示要把自己“融合到人民的事業中去” 582。

從青年時候起，艾青即有很強烈的政治意識，并一直貫穿其投奔延安之后的所有生涯（包括新時期）。1937年夏，艾青批評何其芳的《畫夢錄》，其政治意識的強烈就可見一斑：“何其芳有舊家庭的閨秀的無病呻吟的習慣，有顧影自憐的癖性，詞藻并不怎樣新鮮，感覺與趣味都保留著大觀園小主人的血統。他之所以在今日還能引起熱鬧，很可能證明那些舊精靈的企圖復活，舊美學的新起的掙扎，新文學的本質的一種反動！”1939年3月在得知何其芳到了延安之后，艾青又說：“現在聽說何其芳已到了西北，衷心愿望這是《畫夢錄》作者的一種思想上進步的表現?！?/p>

該段話收入艾青《夢、幻想與現實》一文后附記的“好消息”內。見《艾青全集》第5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頁）。

毛澤東的《講話》發表之后，艾青在《文藝與政治》一文中說：“文藝服從政治，不是降低了文藝，而是把文藝無限地提高了?！比缡堑恼撜{已完全背離《講話》之前的文章《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中的觀點。在1984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詩集序》中，他這樣評價徐志摩：“具有紈袴公子的氣質。他從教會學校出來到外國學銀行學。寫了不少愛情詩……喜歡在女人面前獻殷勤。他的詩，常以圓熟的技巧表現空虛的內容?！庇缮衔覀兛梢钥吹?，強烈的政治意識的影響已深入艾青的血脈，這種影響深深地左右著他對藝術包括對朦朧詩的評價。

這種強烈的政治意識，隨地位和身份的變化而有明顯的體現：在尚處困扼之時，政治意識處于被抑制的狀態，沒有體現出來的機會時，艾青能以一顆純粹的藝術家之心以已度人，稱賞朦朧詩人的作品，與他們（特別是北島）建立了深厚的交誼。一旦在重獲身份與地位之后，政治意識開始抬頭，使艾青對待朦朧詩及其支持理論的態度發生“合乎時宜”的變化。艾青的同齡人，詩人蔡其矯感受到了艾青的這一變化，在一次訪談中他說：

他（指艾青）30年代就批過何其芳，雖被打成右派了，但他本質上是古的。他到日本去開了個什么會回來，就完全是官方口吻了。他有了地位后，就慢慢顯出他的古了。這是官方意識對他的影響，所以他就反對“朦朧詩”。495

政治文化環境下的國人，特別是剛剛走過“文革”那一段特殊時期的文化人，其政治敏感異于常人，這種敏感也常常使他們作出適宜的調整?！半鼥V詩論爭”并不僅僅只是影響了艾青與青年詩人，也使艾青與其詩人朋友之間產生了分化，按蔡其矯的說法，往“政治性的問題引”是一個很大原因：“當時大家都很生氣，干嗎要把學術問題往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引？北島的一首詩《彗星》是寫愛情的，被當政治詩批判，攻擊‘今天派。楊煉的《諾日朗》也被當政治詩，這些都是亂來呀！我和艾青本來是好朋友，他在落難時我們接觸比較多，‘朦朧詩之爭后我們就漸漸疏遠了?！?95艾青的好友牛漢亦持與蔡其矯相近的態度 指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報》1980年5月7日）、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詩刊》1981年3月號）、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1期）。

。對過去歷史的余悸以及自身詩學理念的不同，使這些歸來者詩人對朦朧詩抱持不同的看法。綠原一開始對朦朧詩持支持態度，他以一個長者的姿態主張“不要責難他們，讓他們寫下去吧，即使是被認為‘讀不懂的詩，也讓他寫下去”，并為朦朧詩辯護，“他們的詩之所以‘讀不懂，我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人們多年養成的非詩的讀詩習慣和它們不相適應的緣故” 。后來綠原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站在了艾青的立場上，反對朦朧詩。

論爭中朦朧詩人的劣勢，與其所處時代氛圍有關。對穩定的渴求與對動亂的厭惡，是剛剛經歷文革的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也是執政者的主要意識。1981年白樺的劇本《苦戀》所引發的爭論，實際上表明了執政黨的兩難困境：“如何允許中國知識分子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而又不使這種自由打亂以至完全破壞黨所喜愛的意識形態結構?！?《今天》的?？秃髞黼鼥V詩人的作品被官辦刊物所抵制，以及《今天》的創辦者、詩人

黃翔等呈現晦暗的命運走向，都顯示了那個時代“看似簡單化的意識形態語言所暗含著的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

四、結語

艾青畢竟是心“向太陽”的，身處困扼之時，與朦朧詩人相同的生存處境使他能以心度人，能夠理解和認同青年對世界“我不相信”的“回答”。一旦獲得地位，政治意識就憑籍詩學理念的表達樹桿而展露出影響的枝葉，這些“枝葉”在朦朧詩論爭中代表了艾青的立場，發揮了重要的影響。艾青不甘于青年對他指認的即將過氣的“彗星”身份，某些時候，話語權的牢牢掌握出自生存的必須，也近于一種本能。同時，艾青個人的憤怒使論爭走向政治解決也起了催化和促進作用。

“朦朧詩論爭”是一場給中國文學與文化帶來深遠影響的論爭，它推動了中國社會文化與文學的轉型，也促進了中國詩學的現代轉型。艾青在論爭前后立場的改變，呈現出豐富的意味：有政治意識的影響，有隨個人身份地位提升而來的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自覺維護，有對詩壇話語權的爭奪，有人事方面的誤會，也有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對藝術價值的堅持……這場充滿了歷史復雜性的論爭，涉及意識形態及多種歷史場域，讓我們看到新時期轉折時代文學面臨的復雜境地，看到文學身上的各種束縛及其超越（超脫）的不可能。朱光潛在《詩論》中說，咎于我們民族的哲學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中國詩人往往無法在沖突中尋出調和，不能造成一個可以寄托心靈的理想世界，茍安于現世而無心在理想世界求寄托，求安慰——這是我們“民族性的累”。在筆者看來，這也是我們一直尚未解決的“世紀難題”。 我們總是過于偏重現世和實利，被它所影響、所役使、所驅遣，不能向高遠處有所企求，以致于我們總是萎頓于泥涂，而不能有所飛升。以“我忠實于時代，獻身于時代”（《時代》詩句）自稱的艾青身上除了浸入骨髓的政治意識的影響之外，還有民族性的累，他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飛離地球；置身事外的立場也使我們不能對他提出太多要求——倒是可以據此而思考我們所面臨的民族性的累。如果我們通過對艾青立場的審視，通過不同背景相同歸來的兩代人在新時期所發生的摩擦而讀懂歷史，并進而找出如何解答如何走出這個如魔咒一般纏繞在我們民族頭上的“世紀難題”，那就表明了我們獲得了超越歷史和現狀的智慧。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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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ing Ai Qings Change in the “Debate on Misty Poetry”

JIANG Dengke， LI Shengyo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Abstract：

Ai Qings change in the “Debate on Misty Poetry” has implied several significant meanings： maintain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s his higher status； fighting for discourse power in Chinese poetry sector； sticking to the value of a real artist； misunderstanding in personnel. By reexamining the change of Ai Qings standpoint， we can find out the contradiction happened in the New Period between the two “returning” generation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so as to understand history in vivid details and think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entury” of China.

Key words： Ai Qing； “Debate on Misty Poetry”； poetic concept； political ideology

（責任編輯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