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學說的思想基礎與實踐

黃金錚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100029)

孟子“仁政”學說的思想基礎與實踐

黃金錚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100029)

孟子作為有名的儒家學派代表人物,不僅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孔子學說,也為后世留下了無數的思想瑰寶,“仁政”則是其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在著述中多次提出,人民的擁護是維護君主統治、實現天下統一的核心保障,而實行“仁政”必定有利于民心的歸順?！叭收睂W說的基礎是“性善論”,核心是“民本”,舉措的主要對象是百姓和臣子,這些在根本上將人民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子;仁政;性善論;民本

孟子生活所在的戰國時期,經過春秋時期的無數次兼并戰爭,周王朝徹底衰亡,連表面上的“共主”地位也已喪失[1]31,在戰爭中生存下來的幾大諸侯國面臨更加殘酷的競爭格局,求生的欲望和擴張的野心使彼此間的攻伐愈演愈烈。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和平和統一成為無數百姓的愿望,也成為孟子的政治訴求。

孟子對于“仁政”的推崇不遺余力,在孟子看來,“仁政”能夠使人民的歸順、國家的發展、天下的統一成為一件輕而易舉并理所當然的事情。顯然,這種邏輯囿于時代的局限,寄托了太多美好的幻想,或者說過于理想主義,尤其與當代國家的治理有著巨大差異。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追逐利益的戰爭年代,孟子能夠發出仁義優先于利益的聲音實在難能可貴。

一、“仁政”的理論基礎

“性善論”是孟子“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仁政”的定義便與“性善論”息息相關。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盵2]69緊接著,孟子為解釋“不忍人之心”進行了舉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盵2]69綜合以上兩段孟子所說的話來看,人的同情惻隱之心是與生俱來的,人天生就有向善的能力,因而一種可采納的施政方案最基本的條件就是符合人的本性[3],“仁政”就是與人的善性相契合的施政方案,實施“仁政”的前提則是要有“仁心”。

“仁心”得以存在依賴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人性之善是先天的,或者說人先天就有向善的潛質和稟賦。這個觀點在孟子與告子的辯論中得到了闡述：“告子曰：‘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在這里,告子將人性比作水流,將東西方向分別比作善和不善,決口朝向哪里,水就向哪里流去,沒有向東或向西的定性,人性也是如此,沒有善和不善的定性。孟子針對告子所舉例子的弱點非常巧妙地反駁：“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就是說水流是有方向的——“水無有不下”,人性向善就好像水流向下,即便有改變方向的可能也一定是因為受到了外力的影響[2]240。第二個方面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外力”,主要是人所處的環境?！案粴q,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2]247年輕人的行為沒有體現出人性之善,不是因為天生資質如此,而是豐?；蚣部嗟纳鐣h境影響了他們。因此,“性善論”并不否認人在后天學習和擴充知識的重要性,而只是肯定了人的本性中已經有的“良知”“良能”和能擴充至包括仁、義、禮、智“四德”的發端[4],性善的基礎和后天的培養使“仁心”的出現成為可能,也就能夠進一步催生“仁政”。

二、“仁政”的思想核心

民本思想是孟子“仁政”學說的思想核心,主要的具體表現是“愛民”和“為民”。孟子認為,人民是政權建立和穩固的根基。換言之,政權的存在目的是尊重人民的意愿,為人民營造良好的生存與發展環境、建立文明的社會秩序,最終使人民過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政權為了人民而存在,統一天下只是實行“仁政”的結果[1]36,當放棄政權能夠造福人民時,政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孟子曾經借邠地和太王對這一點進行了舉例說明：當狄人入侵邠地時,太王曾試圖“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以求躲過禍患,但仍沒有成效。當太王得知狄人只想得到邠地的土地時,太王說：“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于是選擇離開邠地?？梢栽囅?如果太王堅持對邠地的統治,等待百姓的可能就是狄人發動戰爭,而戰爭的代價就是勞民傷財、傷及百姓。為避免招致戰爭,太王選擇出走,那么狄人日后占領邠就無需采用暴力的方式,這就是太王作為君主的民本思想的體現。值得一提的是,太王的仁德感動了許多百姓,出現了“從之者如歸市”的場面,贏得了民心[2]46。

孟子說,桀和紂之所以喪失天下,就是因為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由此提出了“得天下之道”的方法：“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也就是說,“得民心”是真正“得民”的基礎,只有“得民”,才能得天下。舉例而言,通過暴政對百姓進行管制,百姓受到殘酷壓迫,即便百姓沒有離開自己的國土,對于施行暴政的君主而言,民心也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根基便不再安穩,最終導致天下動搖。想要得到人民內心的支持和愛戴,就要“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也就是說為百姓聚積百姓想要的,不強加他們厭惡的。歸根結底還是尊重人民的選擇,這就是“仁政”,做到這一點,百姓歸服就會“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2]154般無法阻攔。

“民”在“仁政”學說中舉足輕重,孟子為凸顯“民”的地位,將其和“社稷”“君”進行對比,也就形成了最著名的那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2]324的精辟論述,將“重民”思想推到一個全新的政治高度。如果說“重民”是站在君主立場上的言論,出發點是勸諭君主,那么“民貴君輕”就是站在了人民的一方,使“重民”思想發生了質的轉變[5]。并且,孟子將君主與社稷割裂開來,強調了社稷并非君主的私人物品,肯定了國家的獨立性和公共性,是政治觀念的重大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仁政”還是“民本”思想,都沒有否定等級制。即便人民是政權的決定因素,“君”和“民”在實際地位上依然不平等,甚至說“民”與“民”也是不平等的。孟子對此給出的解釋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2]111孟子將人大致分為“勞心者”和“勞力者”兩類,認為稟賦不同的人社會分工不同,應當各司其職而非無條件平等。

三、“仁政”的實施舉措

孟子的“仁政”學說并非只是對其政治理想的原則性說明,關于如何實施“仁政”,孟子也有許多具體主張,其針對的主要對象當然還是“民”,但“民”在這里是一個廣義上的定義,包括百姓和臣子。

1.針對百姓的實施舉措。著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的需求從低到高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認為人的需求是遞進的,當某一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后,更高層次的需求就會出現。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產生于1943年,有趣的是,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過與之相似的論斷：“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2]111。雖然孟子沒有非常規范正式地解釋人類的需求是有層次的,但孟子看到了人的需求差異,即安穩的生活實現之后,教育、文化等其他社會價值才會被需要。結合孟子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反戰思想,從這一層次引申而來“仁政”的實施需包含如下方面：

第一,穩定社會環境。在戰火紛飛的戰國年代,百姓面臨戰爭帶來的極度的痛苦,孟子對于和平統一的渴望也就十分強烈,而且孟子認為只有不殺人、尊重百姓生命的君主才能實現天下統一,這個觀點在他與梁襄王的對話中得到體現：“‘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盵2]10對于努力為君主作戰的人,應當施以重罰,孟子借孔子的話表達了自己反戰的主張：“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2]159。為得到土地作戰的人在孔孟看來無異于吃人肉,好戰的人應該接受最重的懲罰。要知道孟子是主張減刑罰的,但在發動和參與戰爭的人面前,孟子表現出重刑罰的立場,以期加強好戰的人對于戰爭的恐懼,從而減少戰爭,為穩定社會環境創造條件。

然而,孟子并不是一個堅定的反戰者,縱然在《孟子》中表現了憎恨戰爭的色彩,但他也肯定了某些戰爭的必要性,衡量戰爭是否必要的標準就是百姓的意愿。當宣王不知齊國是否應該吞并燕國時,孟子回答：“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盵2]40百姓的意愿取決于君主是否實行“仁政”,“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3]319。如果君主“仁”,君主的征討非但不會惡化百姓的現有生活環境,還會幫助百姓營造更加良好的環境,這樣異國的百姓就會向渴求及時雨一樣渴求君主的到來,例如“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2]131。

第二,滿足生活需求。首先,要滿足百姓的經濟需求。土地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向來是與生死休戚相關的大事,與現代社會不同,戰國年代的農業技術尚不發達,主要依靠的是“天時”,因此遵守自然規律至關重要?！安贿`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盵2]5遵守自然規律,物產就會豐富,百姓的生活就會有保障。

薄其稅斂同樣是滿足百姓經濟需求的有效措施。孟子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盵2]300孟子曾為君主提出過幾點取得民心的建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盵2]68,包括取消商人的貨倉稅;取消旅者的稅收以稽查替代;取消農民的地稅;取消地方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稅收負擔雖然減輕,但國家也失去了稅收來源,為解決這一問題,孟子提出井田制,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2]106。

孟子在提出“薄稅斂”的同時也提出“減刑法”[2]9,這是對生命的尊重,也是對人民的愛護。孟子還借文王之政歌頌“罪人不孥”[2]32,反對罪刑的連帶責任,主張罪犯一人承擔責任,避免傷及無辜的家人,是法學思想的進步。

第三,加強思想教育。孟子認為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性善論”也強調了后天環境對于人性的影響,因此對百姓進行思想教育同樣是“仁政”的必備舉措。孟子宣揚的思想教育主要是通過興辦學校向人傳授以“孝悌之義”[2]5為代表的倫理思想。實施教化的具體方式有五種：“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盵2]312在這個過程中,君主尤其要以身作則,這樣才能使“小民親于下”[2]105。

百姓的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就要求君主時刻關注百姓的需求,做到君主與百姓同樂。孟子告誡齊宣王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盵2]29也就是范仲淹的那句膾炙人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來源,描述了君主和百姓之間的互動關系,如果君主與民共同分享快樂和憂愁,人民也會心系君主的快樂和憂愁?！芭c民同樂”的思想是對百姓需求的滿足,亦成為中國士大夫的重要政治理念。孟子對于疾苦百姓有著深切的同情。孟子的思想大多通過他和君主之間的對話表現出來,看上去是對君主的勸勉,實際上是為實現百姓利益獻計,用心良苦。

2.針對臣子的實施舉措。孟子將“尊賢使能”作為政治道德的重要規范加以強調,并把知人善任、任人唯賢看做治理國家的先決條件之一[6]。孟子認為,僅依靠君主一人,縱使仁德賢明,也不能將國家治理好,君主的成功離不開“賢人”的輔佐。比如,周文王之所以被譽為一代明君,原因之一就是“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閑人也——相與輔相之”[2]53。

君和臣之間固然存在等級關系,但并不意味著君主掌控一切,臣子逆來順受。孟子強調了臣下的能動性,指出二者是相互影響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盵2]172可見,君主對待臣子的方式會直接影響其在臣子心目中的地位,顯然,只有君主真正被臣子的內心愛戴,君主才能被效忠,“仁政”才能更順利得推行。

君主對于賢能之士的做法主要由以下四點構成：第一,選賢。當齊宣王問孟子如何選拔賢能時,孟子有一段精妙的回答：“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盵2]37這段話有兩個重要主張：一是卑賤者應當比尊貴者更加受到禮遇;二是是否舉用或者罷免某個官員應當傾聽人民的聲音。孟子認為,“選賢”不受身份地位的限制,這種權利由君主賦予,但選擇的背后是人民的意愿。

第二,尊賢。從原則上講,君主與臣子擁有共同的目標,就是使人民幸福、使國家昌盛、使天下安定,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賢能的存在不可小覷,所以君主一定要給予賢能尊重、重視賢能。魯穆公在“尊賢”方面就做得十分好：“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盵2]93當賢能倍受尊崇時,就會更加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并且,“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盵2]224尊重賢能依舊不因賢能之士的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別。

第三,信賢。這里強調的是要給予賢能一定的獨立空間,供他們施展才華而不強加干預。在“信賢”這一點上,孟子將治理國家與雕琢璞玉相比較,側面批判齊宣王干涉專業人士的做法：“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瘎t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盵2]39這里透露出來的意思是,國君不僅需要選拔和尊重賢能之士,更要相信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允許他們有自我判斷和決策的權力。不然,“不信仁賢,則國空虛”[2]323,對國家造成損害。

第四,學賢。孟子認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2]165,意思是說人常常有些狂妄、不謙虛,總是喜歡教導他人,而不喜歡聆聽他人的教導。國君也不例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在這種傾向之下,有真才實能的臣子反而得不到重用,從而導致“今天下地丑德齊,莫能相尚”。想要有作為的君主必須主動尋求臣子的意見和教導,就像商湯對伊尹那樣,“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像齊桓公對管仲那樣,“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2]78。君主只有放低姿態向賢能學習,才能收獲珍貴的治國建議。

孟子主張精英政治,在君主的身上寄托了太多希望,認為君主個人的行為品德會對臣子乃至天下百姓產生重大影響,只有君主不斷自我反省、尋求進步,臣子才會更加優秀。孟子對此說道：“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盵2]164所以,君主在依靠賢士的謀略的同時,也要不斷完善自己,二者相結合才是實現“仁政”的最佳途徑。

當然,孟子的思想并不完美。首先,他將大量的政治問題歸化為道德問題,過于理想主義的設計使政策很難轉化為現實。例如,“井田制”就沒有考慮土地質量、氣候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缺乏平均分配的具體機制使“井田制”更像是“烏托邦”。其次,孟子對“仁政”的實施路徑考慮得有些簡單,現實中的國家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國家間存在的利益制衡和互動使政治統治和治理問題比孟子的想象要復雜得多。

[1]蒙培元.蒙培元講孟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孟子[M].萬麗華,藍旭,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3]朱輝宇,姜晶花.以性善為根據的治國路徑：從孟子性善論視角解讀其仁政論思想[J].道德與文明,2006(1).

[4]李存山.孟子的性善論與仁政思想[J].文史知識,2014(8).

[5]王引淑.略論孟子民本思想的當代價值[J].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0(2).

[6]龍靜云.仁政：先前政治儒家倫理的核心及其借鑒價值[J].道德與文明,2000(3).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Political Measures of Mencius’s Benevolent Policy

HUANG Jinz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Mencius,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Confucianism,not only improved the doctrine of Confucius further,but also left?abundance of?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s.?Among them,“Policy of benevolence”is one of the most instructive and important parts of Mencius’s thoughts.From Mencius’s perspective,?satisfaction of people?is the key to maintain monarchy and realize unification.Implementation of benevolent policy,therefore,is beneficial to attract people’s allegiance.Based on“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benevolent policy regards“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as its main idea, which?possesses capability to?enhance people’s status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Mencius’s thought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ould become even more?influential in the future.

Mencius;policy of benevolence;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D032

A

1009-4326(2015)03-0026-04

(責任編輯 王先霞)

2015-04-20

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內外聯合培養研究生項目資助

黃金錚(1992-),女,山東淄博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14級政治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學。

10.13600/j.cnki.jpsslof.issn.1009-4326.2015.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