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云若社會言情小說中的社會性
——以《粉墨箏琶》為中心

倪 坦（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劉云若社會言情小說中的社會性
——以《粉墨箏琶》為中心

倪 坦
（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劉云若是民國時期天津的通俗小說大家，他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降至40年代末，創作了一系列以沽上風情為題材的社會言情小說，最終成為與張恨水齊名的民國北派社會言情小說的代表人物。但在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人們往往將張恨水歸入言情小說的社會派，而將劉云若歸入言情小說的藝術派。實際上劉云若的《粉墨箏琶》等小說在具有出眾的藝術價值的同時，還廣泛地摹寫了天津淪陷后的市井民情；他的寫法看似通俗，但也蘊含了“抗日反漢奸”的時代主題，是這一命題在當時不同于延安文學書寫的另一種嘗試。此外，《粉墨箏琶》還有作者對天津地區風物的準確把握。細讀小說，甚至還會發現一個存在主義母題。因此，劉云若的小說不僅有藝術價值，更有其深刻的社會認識價值。

劉云若；《粉墨箏琶》；藝術價值；社會性；時代主題；風土文化；存在主義

劉云若是民國時期社會言情小說大家。他身處舊時十里洋場的天津，親受當時沽上華洋雜處文化的熏陶，用“老于世故”的文字，為我們描繪了天津這一北方最大商埠蕓蕓眾生間發生過的或是正在發生著的種種糾葛。其小說筆觸細膩，感情真摯，正如鄭振鐸先生所言，其造詣之深遠出于當時另一位社會言情小說大家張恨水之上。[1]也正因此，現代文學史上不但常常將他與張恨水并提，而且在不同版本的史論中，比較劉云若與張恨水小說風格的文字也多有出現，例如：

（與張恨水相比）劉云若的注意點不在社會性的顯露，而在于社會中人的揭示。用通俗形式寫盡復雜人性表現，是劉云若《粉墨箏琶》《小揚州志》里作出的主要貢獻。[2]

他（劉云若）的小說筆墨酣暢，情感淋漓，感人之深甚至強于張恨水的小說。①程光煒等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85頁。有趣的是，本書在介紹劉云若抗戰以后的小說創作時，只提及了《小揚州志》《舊巷斜陽》等劉后期的代表作，而忽略了《粉墨箏琶》《云破月來》等極有可能包含其另一寫作路向的作品。

此種觀點大概可以概括為：如果認定張恨水的小說具有社會性特征，有社會認識與批判價值，那么劉云若的小說就應該被認為較長于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分析人物性格之復雜性，并以情感的真摯與語言的流暢打動讀者。張恨水的小說在情感充沛的基礎上從社會認識價值層面被指認，而劉云若的小說在書寫社會的基礎上以刻畫人物的復雜性被指認。

其實，從人物心理揭示及人物性格復雜性探究等藝術價值層面來說，劉的小說相對于同時期的通俗小說作家確是技高一籌?！缎P州志》中的虎士、《粉墨箏琶》中的翥青以及《紅杏出墻記》中的白萍、芷華，無不被置于一種人生的兩難境地，這種狀態使人物處于一種內部心理與外部環境相矛盾的悖論沖突之中。小說抓住了主人公在這種處境中的心理變化，對人物的內心展開挖掘，以達到寫盡人之復雜性格之意旨。況且作者的這種挖掘是多方式、全方位的，一切可以揭示人物心理感受的方法都被作者運用到了小說的心理刻畫之中。例如《粉墨箏琶》中就曾用精神分析學說去描述鳳云的一個夢境，以此來反映她唯恐再次失去翥青的心理狀態。作者這種“穿越”式的表現手法，也為其小說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豐滿的“圓形人物”。

但從另一個角度去研究，又不難發現，劉小說中的人物刻畫策略往往是將人物帶入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中，并在此背景下促成人物形象的豐滿化。此外，作者對20世紀40年代天津這一特定時空的真實再現，同樣提升了作品的社會認識價值，其光芒甚至掩蓋了小說對“人性”的探索，成為其小說最突出的一大亮點。這就是劉云若通常被世人所指認的“社會言情”的小說模式。然而目前學術界對劉小說的研究并沒有對其“社會言情”中社會性的一面認識完全，甚至部分學者還在沿襲上面引用的文學史觀點，簡單認為劉云若的小說偏于藝術，而張恨水的小說偏于社會。為了進一步闡述劉云若社會言情小說的社會性，本文以劉云若寫于抗戰勝利后的作品《粉墨箏琶》為例，分析劉云若作品的社會認識價值。

一、北方淪陷區社會生活的準確寫照

《粉墨箏琶》這部小說以幾位主人公的遭遇為線索，全方位地再現了“華北事變”后天津淪陷區的社會生活情狀。作者已經寫就的故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沒落書生程翥青在地下工作者的感召下，借與前妻、京劇女伶陸鳳云復合，進而刺殺漢奸蔡文仲；從東北流亡至津的貧民女子大巧兒（林曉鶯）刺殺漢奸馮世江始末；翥青刺殺計劃失敗后，逃亡至保定，在保定遇險（未完成）。在這三部分中，不時穿插著作者對于當時天津社會狀況的描述。小說一開篇就向讀者交代了日本發起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并提到在民眾中間“唯有這一雙夫婦（翥青和鳳云）未被近處的戰爭拆散，反而受到數萬里外的戰爭的影響”[3]2。將當時政治與軍事上的重大事件與平民生活相對接，不得不說是劉云若社會言情小說寫作的一個獨到之處。

《粉墨箏琶》為我們展現的天津淪陷區，從某種程度上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題材中極為少見?？梢哉f，劉云若的《粉墨箏琶》所寫的天津淪陷區與老舍筆下的北京淪陷區（《四世同堂》）、蕭紅筆下的東北淪陷區（《生死場》）以及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淪陷區（《傾城之戀》）一起，共同建構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領域對淪陷區全景化的書寫體系，是具有文學研究和歷史載體雙重意義的。

《粉墨箏琶》對社會生活的揭示，作者有獨門絕技。正如劉氏自己所說：“我遇到一切可恨可氣的事，都讓他歸哏?！雹趧⑷~秋：《憶劉云若》，1989年2月18日—2月21日連載于天津《今晚報》。轉引自2010年第30期《天津記憶·劉云若逝世甲子紀念集》。與新文學作家一味地“控訴”不同，劉云若是以一種“冷眼”或“調侃”的筆法去記述侵略者的暴行，將日偽的丑態在插科打諢中和盤托出，讓讀者在輕松有趣的閱讀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實與社會的嚴酷。例如在講述“二戰”和抗日戰爭的局勢時，作者就日軍對這場戰爭所抱的心態進行了幽默的闡述：“他們（指日本）自己也知道完了，對中國人還保持著原有的威風，更加緊了壓榨政策……好像要使中國和他一同墜入黑淵，臨死要拉一個墊背的?！盵3]155寥寥數語，便將戰爭走勢與侵略者的陰暗心理摹寫得既明明白白又淋漓盡致，同時使用老百姓的日?？谡Z，把嚴肅的戰爭世俗化，使人讀起來既有所悟又啞然失笑。此外，小說還多次描寫了漢奸們的丑行：郎道乾圖謀李家財產，竟以“窩主”的罪名要挾宛宜；馮世江更是以為日軍征集慰安婦為名，搶奪民女。漢奸的種種罪行，激起了民眾的反抗，小說中先后出現了兩次刺殺漢奸的行動—翥青刺殺蔡文仲，大巧兒刺殺馮世江，雖然一敗一成，但都宣泄了人們對于漢奸認賊作父的痛恨，同時也反映了淪陷區的抗日情狀。這在某種程度上給予了現代文學一種不同于“左翼”的抗戰講述。其可貴之處在于，劉氏小說所反映的真實并不帶有“左翼”小說的本質真實，而是符合生活規律、還原生活本貌的現實真實。同時，劉云若的創作又異質于同屬于淪陷區文學的上海作家如張愛玲、徐等人，在劉的小說中，并沒有過多地放逐文學的社會責任，而是以一個文人的道德承擔，以一種更文學也更隱蔽的方式敘述了一個“抗日反漢奸”的故事，其實在這一點上，《粉墨箏琶》是與同時期解放區文學創作殊途同歸的。

二、“兩個世界”的參差對照及大眾化探索

《粉墨箏琶》還展現了淪陷后的天津社會結構。通過對市井貧民凋敝破落與上流權貴浮華奢侈的生活的對比，寫出了抗戰時期富者與貧民天堂、地獄兩重天的差別。這正是貫穿劉云若小說的一個基本套路——“兩個世界”的書寫交匯互補。

劉云若筆下的權貴生活，表面上華麗體面，其實是一個建立在金錢與欲望之上的魍魎世界。我們且看那個金蓮裔，他為了霸占好友散德興的財產，竟和長相不堪入目的散太太發生奸情；還有那個憑借“裙帶關系”爬上去的王期第，他企望自己發跡的手段竟是將親生女兒送給大帥做姨太太。在這個世界中，地位與財富緊密相連：國民政府某廳科長這樣的要職，竟可以用財主家的幾十斤大煙土換取。也是在這個世界，顯貴世家的丑事無處不在：堂堂天津市長的太太和年輕的窯少爺相勾結，地方財主李茂如家里的長房太太竟是曾經的暗娼姚大姑。以上這些都可以看出繁華世界背后掩藏的是齷齪，也體現出現代“文明”對傳統中國價值觀的侵蝕以及“現代”國人在此等社會環境中的精神異化。

與權貴們所處的繁華世界不同的，是淪陷區窮苦民眾的粗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將生活的一切爭端都訴諸暴力。他們“好像對打架特別愛好”[3]62，而且“好像把性命看得分文不值”[3]62；將罵街視為“平常，而且罵得極為藝術化”[3]63。乍看起來，這是一個充滿污濁、混亂的世界，但是作者卻將它寫得充滿血性與人情味。在這個窮人的世界，雖然沖突不斷，但人們互相依賴，互相扶持，一人有難，大家一起舍命相助。且看大巧兒被抓去勞軍，眾人商討營救的一段，當董三被問到要招誰一同去解救時，他說，“左不過還是咱們那一群，我想誰也不能含糊，有一個算一個，總共有八九個人……”[3]396“……咱們總共有一條窮命，死了也活該”[3]396。這種忘我的犧牲精神與強烈的自我責任感，正是沉潛在下層民眾靈魂之中的血性與俠情的具體表現。與權貴世界的腐朽、糜爛不同，民間世界有著強大的生命活力，這實際上與曹禺追求的那種原始的、神秘的生命力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此外還有一點應該注意，就是書中曾寫到市井小販在馬五家中匯報日偽行動的情節。他們通過自己的關系打聽到敵人的情報，并將這些情報傳達給地下抗日工作者。小說這一情節的設置，也告訴了人們雖在敵偽的嚴密控制下，但淪陷區無產者和勞苦民眾已經被團結起來，并進行了有組織的抗日活動。

《粉墨箏琶》對權貴與貧民這兩個迥異的世界進行了交叉描繪，讓同一個時代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態同時出現在小說中，這就使得小說對淪陷后的天津社會各階層的描述具有了相當的完整性。窮人與富人構成了社會的兩級，他們之間必然在生活上、倫理上產生鮮明的對照。這種對照的有趣之處在于，它暗合了新文學第二個十年發展中興起的階級論主題，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與左翼文化發生了共鳴。應當說，“兩個世界”的寫作模式并非劉云若原創，它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興起的左翼文化運動，尤其是30年代的左翼電影創作之中。但通俗作家劉云若卻選擇了與《馬路天使》《船家女》一類左翼電影作者不盡相似的講述方式①有關《馬路天使》《漁光曲》《船家女》等左翼電影的具體情況，參見程季華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實際上，左翼電影中 “兩個世界” 的貧富對比，在鏡頭語言中帶有一種文化精英的優越姿態。電影《馬路天使》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將攝影機由華麗的都市向下移動，轉到了地表之下，出現了窮苦人家的生活場景；而《船家女》，則更像是一個知識分子自然主義式的文化實驗，我們很容易想到影片中船家女與繪畫模特這樣的身份象征意味著什么。因此，左翼電影力主走向民間，但這一倡導是自上而下的，是知識分子眼中的民間，自然也是不完整的。，他以一個都市市民的視角去體會現代都市，表現的是市井小民生存世界的視野范圍，進而擺脫了在講述過程中由于文化倫理而造成的功利姿態，也擺脫了前人在進行這種對照時那種文人式的居高臨下。

這里要反思的是，中國文學自民初小說界革命始，一直就致力于與世俗溝通的努力，這一文化民主的努力與政治革命的訴求互為支持，是同一現代化問題的不同側面。讓早期知識分子甚或左翼作家疑惑的是，在他們的“我啟你蒙，我說你聽”的創作姿態下，世俗卻并沒有完全地認可這種層級化的溝通方式，以致在“平民文學” “文藝大眾化”等口號提出多年之后，解放區的作家依然面臨著以現代文藝“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①趙樹理語，轉引自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載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的任務。而這一問題恰恰在20世紀40年代戰爭環境下得到了解決。在解放區，一場聲勢浩大的倡導“工農兵方向”的知識分子改造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天津淪陷區，劉云若的小說則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另一方面的進展。前文我們已經講述了劉云若寫作主題對通俗小說的偏移。這里綜合起來不難看出，劉云若晚期的《舊巷斜陽》《粉墨箏琶》等一系列小說的創作，與延安文學提倡的把思想感情“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4]的認知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由于具體城鄉環境差異，接受對象不同，才衍生了具體的文本差別。從這個角度上講，劉云若的價值就在于，他探索了“文藝大眾化”與“文藝現代化”相結合這一命題在20世紀40年代都市環境下的某種可能性。雖然這一探索是潛在的，甚至作者自己都沒有發覺；雖然在文學史進入當代之后，這一探索很快就由于政治壓力歸于消逝。

總之，劉云若這種以“當事人”寫“當時事”的創作，的確為我們了解淪陷后天津的社會情狀提供了必要的參考。他筆下“兩個世界”的社會圖景，是以通俗文學式的理解機制，去印證現代中國一直存在的階級論抽象命題。而劉云若一生未曾離開過天津。即使是抗戰爆發、天津淪陷之后，他依然固守著自己的創作源泉，以一位小說家的視角，洞察著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并在抗戰勝利后將這一段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用小說形式表現出來。從這點上來講，《粉墨箏琶》的歷史實錄意義不可磨滅。

三、中國現代都市文化復雜性的全面講述

《粉墨箏琶》還是一部風情濃郁的地方志。作品描寫了作為都市的天津，雖經歷了現代化進程但仍舊保留下來的社會遺留，它們或是風土人情，或是歷史風物，無不帶有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具有民俗學研究的價值。

小說不僅在歷史事件層面有它獨特的認識價值，而且也講述了關于天津這座城市的古風舊事。這些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承載著城市的歷史風情與文化傳統。在小說的結尾處，提到了一種底層社會的古風——灌尿?！叭粲袩o賴子硬充好漢爭勝斗強，但到了性命交關的當兒，又泄了氣。對方就‘哈哈’一笑，舀一碗尿來給灌到嘴里，即遂釋令而去?！盵3]682這種古風在當代當然早已失傳，但我們現在看來，可以視作承載當時城市下層人群情緒與性格的一個符碼。又如講到馮世江的發家史一段，提到了早期碼頭混混為了爭奪腳夫行業的控制權而進行的血淋淋的競賽，以及當時不同流氓幫派的競爭。這些可以為我們研究舊時沽上社會結構中流氓、混混一類人的由來問題，提供較高的文獻參考價值。

小說還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天津人形象，這些人都是生在天津，長在天津，從小就受到這種沽上文化環境的熏陶，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帶著天津人的特質。例如翥青在發現綺琴（鳳云）背著他為富人陪酒后，自己在酒樓外的鋪子喝得酩酊大醉，臨走還向著綺琴所在的酒樓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正是這一個動作，把作為天津人遇到這種倒霉事時心中郁悶但卻敢怒不敢言的無奈心理描摹得淋漓盡致。又如書中馬五、大巧兒（從東北流落天津后，她已入鄉隨俗）也都是典型的天津人性格，只要旁人對他們稍有客氣，他們都會加倍地報答償謝；但當他人有一點得罪他們的地方，他們也都會為之拼命。這種脾氣性格，無論社會如何變遷，時代如何發展，都是無法改變的地域性格。它存在于人們的靈魂深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然而小說中更有價值的部分，則是寫到了鄉土中國與西化中國這樣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而這種表現多元文化環境的創作，又恰是當時作家所忽略的一個問題。大多數現代文學作家始終沒有認識到自己所接受文化的復雜性。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是混雜了中國古典文學與哲學、西方現代性思潮以及現代都市流行文化等諸多因素，不斷豐富而展開的。外部多元混雜的文化因素與作家文學理念的矛盾，本身就是現代作家真實反映社會生活的一大桎梏。這一桎梏集中地表現為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現代文學創作，往往不同作家在同一敘述對象身上會產生出極端對立的書寫方式或價值立場，這一現象乍一看去是創作多元，但實質上是文學反映生活簡單化與功利化的表征。①例如比較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與穆時英小說中對都市的書寫，不得不承認其中對都市文化的價值立場、切入角度的巨大差異。究竟誰的書寫更貼近真實的現代都市，這就要從作者接受文化傳統的差別方面進入思考。然而本質上，二者的創作都是對都市文化簡單化的書寫，沒有寫盡其復雜性。然而通俗作家劉云若在文化態度上的立場缺失，反而促成了他對都市文化復雜性的準確把握。如在《粉墨箏琶》中，現代讀者看到的即是植根于都市文化的多層次書寫體系。人們既可以看到京劇、曲藝這樣的民族文化精髓，又可以看到高樓大廈、歌廳舞場這樣的城市文明，甚至還有命運機緣、巧事連篇這樣的玄學成分。這些因素混雜在一起，與頭緒紛亂、線索繁雜的文化因素相糅合，便更接近于中國現代都市真實的生存狀態。成功駕馭如此紛繁復雜的文化因素，的確是劉云若的一大本事。

四、對現代社會存在主義式的思考

從以上幾點論述可以看出，劉云若晚期的小說如《粉墨箏琶》等，其實不是如傳統文學史所言，只偏重于藝術價值，它的社會認識價值更大。它既再現了抗戰期間淪陷區的生活圖景，又對津門的傳統歷史風物進行了系統描繪，并在此基礎上對現實也有隱晦的呼應。就此我們再向更深層次推導，便不難發現，《粉墨箏琶》這部作品實際上還蘊藏著存在主義式的拷問。小說中，人物既是現實生活中的流浪者，也是命運旅途中的流浪者，更是精神層面的流浪者。他們都在為實現生命的本位意義不斷努力著。他們選擇，并為選擇承擔后果，但所有人追求意義的努力本身卻交織成了一個大網，使他們都深陷其中，無法實現這種意義。當他們努力掙脫了這樣的窘境，走入一個新的人生意義的環境中時，又會落入新的羅網之中。因此人生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流浪，永遠是無目的地實現活著的價值，只不過是這種價值有正義的，也有邪惡的而已。書中翥青暗殺失敗后想到：“自己若是真的殺死了蔡文仲，死也不冤，現在把命賠償陸太太，未免可惜?！?“好在陸太太已死……能回去見梁澤生，留有用之身，作再度的犧牲，豈不勝于這樣無聊的死?！盵3]317正是追求生命意義的想法使得他逃離了陸宅，逃往保定。進而又踏入了郎道乾、田絲絲等人為追求利益而織下的意義之網，在給自己帶來災禍的同時，還給李家帶來了不可想象的災難。雖然小說沒有寫完，尚不知主人公命運還有何種波折，但這種繁雜的人生悖論一直潛隱在作品寫成的部分中。

這一流浪者的主題出現在劉云若小說中，其原因并不難分析。首先在于，劉云若小說創作受到英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的影響。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然時賢之上，有古人焉，古人之外，有外人焉，又何年得比肩曹（雪芹）施（耐庵），而與狄（卻爾斯，今譯“狄更斯”）華（盛頓，即“歐文?華盛頓”）共爭短長乎？”正是作者“孜孜求進，猶恐不足”的進取心態，促成了他積極地對狄更斯小說模式進行借鑒。[5]狄更斯的很多小說在結構上有著歐洲流浪漢小說的影子，無論是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傳》（the Pickwick Papers），還是代表作《霧都孤兒》（Oliver Twist），都塑造了流浪者主人公，書寫他們在路上遭遇到的波折，進而全景展示出一個完整英格蘭社會的全貌。②事實上筆者認為，劉云若《粉墨箏琶》受狄更斯作品的影響主要在兩個層面：一是諸如《匹克威克外傳》等一系列作品顯現出的市民化的幽默，二是縱貫在小說中的流浪漢模式。同狄更斯的小說相似，主人公都處于流浪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主人公都遭遇了反面人物的暗算與波折，這一結構倒是劉的創作對狄更斯的移植。在《粉墨箏琶》中，不難發現受這一情節模式的影響。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中國文學進入20世紀40年代，在抗戰的大環境下，在現實的顛沛流離之中，作家開始普遍在精神上思考戰爭對人的影響，以及人在戰爭中的意義。冷靜的、存在主義式的思考，成了這一時期文化界值得注意的潮流之一。而戰爭導致的人的流離失所、遷移不定的生存狀態，又給了這種思考以題材的外殼。因此，這一時期就產生了諸如錢鍾書的《圍城》、馮至的《伍子胥》一類小人物的流浪故事③筆者一直認為，劉云若的《粉墨箏琶》與錢鍾書的《圍城》是可以進行比較閱讀的文本。二者題材上都是流浪漢式小說，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環境都是抗戰時期的中國，發表時間相近，寫作地也都處于前淪陷區，作者都在淪陷區經歷過戰爭環境。通過這種對照我們可以看出，在書寫對象相似的前提下，更能展示出錢鍾書與劉云若所持新文學與通俗小說敘事的不同立場。同樣是知識分子主人公，方鴻漸從文化視角出發，以精英文化立場去諷刺文化本身，而程翥青則采納了市民立場，去嘲諷精英文化。二者揭示了現代知識分子從兩個不同維度上的身份確認，即作為精英文化承載者與普通凡實的人的雙重身份。這也同樣是多為知識分子的新文學家與通俗作家認識世界順序的差異。。一系列創作構成了這樣一個譜系—現代文學傳統中的“孤獨者”。這些“孤獨者”在一個急劇變化的戰爭環境中，靈魂上無所依靠，以及在這種無依狀態下絕望地找尋。劉云若一生未離開過天津，在《粉墨箏琶》結尾處寫到的保定，也基本具備了一切中國城市的共性，自然沒有歐洲流浪漢小說風俗展示的成分，我們今天也很難考證，當時的劉云若，是否在創作上也匯入了上述“人的思考”那一時代的思潮。但至少，戰爭引發的知識分子對自身精神層面的焦慮，肯定對劉云若這一階段的創作產生了影響，這種影響就潛移默化地呈現于他的小說之中。

因此，《粉墨箏琶》所展示的這種暗含的焦慮，是在接受了西方小說技法的基礎上，融入了時代精神之后的產物。應當說，小說中的流浪漢模式在中國由來已久，但將知識分子作為流浪漢敘述模式的主體，確實是由抗戰期間中國作家開創的，劉云若也以創作實績參與了這一實踐。

綜上所述，劉云若的《粉墨箏琶》有著其他通俗小說作家難以企及的深刻的社會認識價值。從他最早的作品《春風回夢記》到《紅杏出墻記》 《小揚州志》及后來的《舊巷斜陽》 《粉墨箏琶》，都貫穿著一條將社會的人帶入當時社會環境之中的主線，借人與人之間的糾葛引出故事，并且他筆下的社會往往都會打上某一特定時代的烙印，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由此進一步思考，開頭提到的文學史論述要表達的意思可能是：不同于張恨水，劉云若對現實社會秩序的書寫，不是基于時代主流思潮，而是在現代社會通俗小說的已有基礎上，探索出了一條折中的道路，將時代主潮以一種藝術而非功利的形式，熔鑄到他的市民小說之中。這是劉云若后期作品在當時的最大價值。因此我們認為，上述失誤或許一方面是研究者秉持的傳統“互文價值對照法”的局限，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學者對劉的作品閱讀不多，而又缺乏深入研究所致。這應該引起當代學者們的反思，因為在學術領域，作品是一手資料，沒有對作品的深層次了解，是不能偏聽偏信、妄下結論的。從對劉云若這樣一個現代文學史上邊緣作家的研究中，我們或許可以管窺現今文學研究界的生態關系。

[1]徐鑄成.舊聞雜憶[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97.

[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17.

[3]劉云若.粉墨箏琶[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

[4]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等.文學運動史料選：第四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528.

[5]劉云若.酒眼燈唇錄[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1.

[6]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7]程光煒，等.中國現代文學史[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石 娟）

The Sociality in Liu Yunruo’s Social-sentimental Novels: Taking Fen Mo Zheng Pa as an Example

NI T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Liu Yunruo, the master of pop-fiction in Tianjin in the hisf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composed a serie of work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hich involved folk life and city experience about the modern Tianjin city. These works are totally deemed as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Northern Pop Fiction. Liu Yunruo is also respected as the master of the twin peaks in urban novels, in company with Zhang Henshui. But the former research on Chinese pop fiction always emphasized the social and recognized value in Zhang’s novels, while stressed the aesthetic aspect of Liu’s works. But actually Liu’s works, such as Fen Mo Zheng Pa, also have their social benefits, complicated with the art aspect. It is tied to the ideology of 1940s’ Chinese politics, which focused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has its endeavor to try a different way in telling the ideology, comparing with Yan’an Literature. By intensive study, an existential motif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novel Fen Mo Zheng Pa,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anjin folk culture.

Liu Yunruo；Fen Mo Zheng Pa；artistic value；sociality；themes of the times；folk culture；existentialism

I206.6

A

1008-7931（2015）04-0034-06

2015-02-20

倪 坦（1987—），男，天津人，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