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對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構
——以《秀拉》為例

王希宇（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莫里森對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構
——以《秀拉》為例

王希宇
（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托妮?莫里森的小說《秀拉》突出表現了黑人女性在種族壓迫和性別歧視下的悲慘命運。作者一方面指出黑人女性身份認同的困境，另一方面從身體獨立意識、經濟獨立意識、思想獨立意識和民族聯系意識等入手，完成了對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構。

托妮?莫里森；《秀拉》；女性身份；獨立意識

阿雷恩?鮑爾德溫等人在《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中指出：身份，就是被用來描述存在于現代個體中的自我意識。[1]長期以來，在以白人文化為主流的現代美國社會以及父權制的文化語境中，黑人女性雖然在表面上獲得了自由，但其自我意識和精神卻在強勢文化的沖擊下而備感困惑。由于文化和性別上的從屬地位，黑人女性的身份被雙重邊緣化了。為了求取生存，她們只能設法隱蔽自我，從而產生“自我異化”，無法對自我身份作出準確認定，成為“弱勢中的弱者”。由此可見，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建構已成為困擾美國黑人女性的一大問題。

作為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始終關注黑人女性對自我發展的追求，頌揚黑人女性的反抗精神。在其早期小說《秀拉》中，莫里森突出表現了黑人女性在種族壓迫和性別歧視下的悲慘命運，指出黑人女性身份認同的困境，力圖打破外界對傳統黑人女性的既定認知，塑造出兼具獨立性、反抗性和民族性的全新黑人婦女形象，從而實現對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構。

一、身體獨立意識

事實上，在西方思想史上，從尼采開始，身體就被認為是個體的決定性基礎，并在個人主體意識的建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重新認識身體，喚起女性的身體獨立和“性自由”意識，已成為女性主義者們身體力行的功課，特別是對于處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美國來說，提高黑人女性的身體獨立意識，其在女性主體身份的建構過程中更會起到關鍵性作用。在《秀拉》中，莫里森充分認識到了女性實現身體獨立的重要意義，因而將提高黑人女性的“身體獨立意識”作為小說重構黑人女性身份的基礎。

小說中的三代黑人女性伊娃、漢娜和秀拉都在嘗試著利用身體來表達個體獨立意識，她們將身體幻化為有力的武器，對男權社會的壓迫作出反抗，“在利用自己的身體對合理權利的伸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從而由被控制的客體身份（他者）轉變為主體身份”[2]，且表現得一次比一次強烈。

外祖母伊娃以舍棄身體的方式彰顯了女性的主體性地位?；楹笪迥?，伊娃被丈夫拋棄，生活的艱辛令她瀕臨崩潰的邊緣。但即使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伊娃依舊沒有將身體出賣給男性，而是以犧牲一條腿的代價來換取政府的保險金，使自己和孩子得以生存。之后，她將昔日與前夫一起居住的舊房子租了出去，建造了一棟屬于自己的房子，在自我獨立的空間內獲得話語權，以君臨一切的風范指揮著眾人，從而斬斷了對男人的依存關系，“不再作為男性審美體系中反映男性需要的客體存在，而是以殘缺的身體超越了主流話語對女性的審美期待，成為中心”[3]。

從古至今，兩性之間始終處于一種“支配與從屬的壓迫關系”[4]之中，女性只有打破這種權力關系才能有獲得獨立身份的可能。作為伊娃的女兒，漢娜便是一位以身體打破兩性壓迫關系，通過建構全新的性愛倫理來獲取性自由的黑人女性。擺脫了婚姻制度的漢娜，始終追求一種最真實和自然的，沒有父權制污染的本真狀態的性，使性作為一種最自我、最原始的生理欲望而存在。因此，作為性的承載物—身體，不再被父權倫理的枷鎖所捆綁，從而獲得了自由的享樂空間和徹底的解放。漢娜不愿被男權束縛，任由身體自由地選擇性愛對象，她對男性的依賴僅僅是為了滿足自我身體的享樂欲望，于是她便有了“一個接一個的情人”，“每天和男人有所接觸”，卻“從不像其他女人那樣依賴一段感情”[5]46。莫里森通過漢娜的性行為對不平等的兩性關系提出了質疑，并將女性追求身體的“個性體驗”推向了制高點。

盡管身體自主意識在伊娃和漢娜身上均有體現，但她們都未能擺脫對男權中心社會的維護和依賴。作為一家之長，伊娃固守黑人社區理念，維護傳統兩性關系。她經常教育黑人女性要愛自己的丈夫，責怪新婚的妻子沒有為丈夫做好家務，“在涉及旁人的問題上，她同樣偏袒男性”[5]45。漢娜雖然致力于追求身體獨立和自由的性愛關系，卻始終未擺脫對男性的需求和依賴。這就使秀拉的出現變得順理成章，且對她的塑造充分體現了莫里森獨特的“身體女權觀”。不同于祖母和母親，秀拉用“身體”與男權社會徹底決裂。正如梅洛-龐蒂所說：“身體的生命承載有心靈的存在，心靈存在于身體之中?！盵6]這就是說，人只有在自己的身體中才能發現自我意識及身份?？梢?，秀拉熱衷于性愛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追求男性，也不是為了自我享樂，而是為了讓身體在性愛中去“體會自己持久的力量和無限的能量”[5]133，感受自我意識的存在與孤獨，以照面最真實的自我。對于秀拉來說，男性是可有可無的存在，雖然盡可能多地和男人睡覺，但是一旦得到之后，她卻“只是試上一次就把他們一腳踢開”[5]135。這種對性愛毫無節制、毫無道德的放縱，正是秀拉蔑視男權的表現，她試圖借助身體表達自我訴求，并且以身體為武器，打破男權中心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對壓制女性的男性至上主義傳統進行反叛”[2]，勇敢地追求男女平等。

二、經濟獨立意識

在男權社會中，女性不得不服從于男性統治，其中主要原因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缺乏經濟地位，必須依賴男性才能生存，一旦被丈夫拋棄，她們就會因喪失經濟支柱而失去獨立生存的能力。同早期的女權主義者一樣，莫里森深刻意識到了女性獲取經濟獨立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提高女性的經濟獨立意識，成為莫里森在《秀拉》中重構黑人女性身份的重要內容，這一點突出體現在伊娃和奈爾身上。她們兩人的婚姻經歷如出一轍：都曾被丈夫拋棄，成為男權社會中婚姻制度的受害者；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供養孩子，維持生計，撐起丈夫出走后破爛不堪的家。然而，盡管二人有著相似的生活經歷，但她們對實現經濟獨立地位的探索，卻閃耀著不同的女性主義光輝。

例如伊娃，在被丈夫拋棄后，面對著的是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個雞蛋、三顆甜菜和一顆無所適從的心”[5]35。盡管如此，伊娃并沒有屈服于命運，而是勇敢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立誓做一個獨立的女人。她將孩子托付給鄰居，自己外出謀生賺取撫養費?？墒?，在當時的美國，由于受教育機會受到限制，加之經濟上被剝削和種族歧視，謀生對于黑人婦女來說難如登天。絕望之下，伊娃只能犧牲一條腿來換取保險金，以自殘為代價求得經濟上的獨立。重回梅德林的伊娃建造了屬于自己的房子—“木匠路七號”。在新房子里，她不僅養育著自己的孩子，還收養了三個杜威，收留了柏油娃娃，把多余的房子租給鎮上來來往往的房客，將“木匠路七號”擴展成一個微型的女權社會。伊娃儼然成為這個社會的女家長，憑借至高無上的地位解構了白人男性中心主義，營造出了自我獨立的空間，對白人占中心的種族主義和父權制下的性別主義提出了挑戰。

然而，無法否認的是，盡管伊娃實現了經濟獨立，但其獲取方式卻過于極端，有違人道主義。于是，莫里森便借助小說中的另一位女性——奈爾，闡發了黑人婦女的經濟獨立觀。奈爾在遭遇丈夫的拋棄和秀拉的背叛后，雖然經歷了一陣短暫的心理頹廢期，但還是很快地振作起來，承擔起全部的家庭責任。沒有了每個月“棕色信封中的五十美元可以依靠”，也不愿“染指父母賴以度日的海員退休金”[5]150，她做起了清潔工和女招待，靠著微薄的收入養活子女。不過，大多數女性主義者仍然認為，工作對于同奈爾一樣的黑人婦女來說并不是解放的開始，而是種族和性別壓迫的繼續，她們不可能擁有屬于白人女性的體面工作，只能“在工廠在田野在衛生間里勞動，且工資微薄、待遇惡劣、地位低下”[7]。莫里森在《秀拉》中并沒有完全否認這一點，不過她依舊愿意相信，即使是惡劣的工作也能對黑人婦女實現經濟獨立起到積極作用。小說中的奈爾正是依靠這一微薄收入挑起了養育子女的重擔，甚至奈爾本人也深刻地認識到了工作的重要性，在與秀拉的對話中，她說：“工作是有好處的，尤其是你又不想讓人幫你的時候?！盵5]153奈爾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黑人婦女追求經濟獨立的可能性，也表現出了自己在被男性拋棄后，極力顛覆男權中心制度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然而，雖然伊娃和奈爾的經濟地位有所改善，但二人卻始終遵循著以父權制為中心的價值評判標準，并未徹底擺脫從屬于男性的命運。伊娃在“木匠路七號”處處以男性標準行事，維護男性利益，其自發的女性獨立意識也僅僅是男性中心觀念的變體；奈爾雖被丈夫拋棄，卻依舊認為女人始終無法離開男人的世界。因此二人經濟獨立地位的取得并非個人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受環境所迫的不得已之舉，她們在思想和精神上仍未能擺脫男權觀念的桎梏。由此可見，伊娃和奈爾并非莫里森心目中理想的黑人女性，經濟獨立地位的獲得只是女性解放的一個必要條件，而并不能真正使黑人女性完成自我身份重構這一歷史使命。

三、思想獨立意識

《秀拉》創作于1973年，正值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風起云涌之時，激進的女權主義思想家們超越前輩，不再局限于政治經濟領域的男女平權，而是把斗爭的重點轉向了精神思想領域。毫無疑問，這一激進思潮對莫里森創作《秀拉》產生了很大影響，小說的主題之一就是引導黑人女性學會“內在地尋求被公認的自我”[8]，從思想上定義自我，對固有的、刻板的、類型化的黑人女性形象予以反抗，以實現徹底解放。筆者認為，在主人公秀拉身上就明顯存在著這種兼具獨立性與反抗性的思想特質。

秀拉生長在一個女性地位占絕對優勢的家庭，她的個性像外祖母一樣剛強，很小的時候就有了獨立意識。她清醒地認識到：“她沒有什么可以依賴的，她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與她無關，她要做的是著手把自己創造成另一種存在?！盵5]55就這樣，她在對生活不斷地觀察和思考中慢慢長大。成年后，她決心走出“底部”，外出求學，尋找屬于自己的世界?？墒?，在歷經滄桑后，秀拉發現，外面的世界雖大，卻找不到一個基于平等和獨立關系的同伴，更找不到一個屬于自己的容身之所。于是，秀拉踏上了自我建構和徹底反叛社會的征途。

從小親眼目睹了白人男權社會中黑人女性悲慘命運的秀拉，決心與不平等制度進行抗爭。她拒絕婚姻，拒絕傳統社會觀念賦予黑人女性“妻子”和“母親”的社會角色，當祖母伊娃勸其結婚生子時，她堅決地說道：“我可不想造個什么人出來，我只想造個我自己?！盵5]98她甚至對母親漢娜遭受焚燒的畫面都無動于衷，并無情地將外祖母伊娃送至養老院；她藐視社區法規，不穿內衣參加教堂晚餐會，對陳規習俗不屑一顧；她放縱性欲，我行我素，隨意地跟男人睡覺，以在性愛中實現自我，感受存在。她剛強、獨立、反叛、放縱，其反傳統行為遭到了以梅德林社區為代表的男權社會的誤解和孤立，因此被當作梅德林的“異端”。但她不以為然，更沒有表現出任何退卻與改變，“對他們驅魔的企圖和四散的飛短流長毫無覺察，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5]122，專以“惡”的方式向不公正的社會宣戰。在即將離世時，秀拉驕傲地宣稱：“她們像樹樁一樣等死，而我卻像紅杉那樣倒下，（因為）我確實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盵5]155毫無疑問，不同于伊娃、漢娜和奈爾，秀拉已然成長為一個離經叛道、不屈不撓、思想獨立、追求自我的黑人女性，“她不會像樹樁一樣漸漸地枯萎、憔悴，而是像紅杉那樣堅定、挺拔，活出對世界的否定，活出自己真正的個人意志”[9]，終其一生都在努力踐行“自由之思想”與“獨立之精神”的人生宣言。

顯然，秀拉是莫里森傾力塑造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黑人新女性，是生長在黑色土地上的一朵奇葩，在她身上突出體現了反抗的精神和獨立的意識，是莫里森力圖重構黑人女性身份的關鍵人物。

四、民族聯系意識

在小說中，莫里森對奈爾和秀拉兩個女性進行了對比書寫，闡發了自己的民族女權觀，從而引導黑人女性正確地認識個體與集體、自我與民族、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實現對黑人女性身份的最終建構。

莫里森說：“黑人女性的自我價值只能在黑人集體內實現，與集體隔離開來是沒有意義的，應努力培養個體與集體間的聯系?！盵10]也就是說，要想實現對自我身份的建構，黑人婦女必須學會忠于集體，忠于黑人文化傳統，時刻與本民族文化保持聯系，否則，一旦失去了這種聯系，黑人女性必將深陷無根與失落的文化困境之中，而秀拉正是這后者的典型。在小說中，她是傳統社會的叛逆者，集放縱和反叛于一身。然而，伴隨著生命的逝去，其對自我獨立的追求最終還是失敗了。終其一生，秀拉都在致力于實現自我，不過，她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她是一個女性，更是一個黑人女性。缺乏民族歸屬感的秀拉，被禁錮在自我世界中，拒絕與集體內其他成員交流，最終難以擺脫孤獨至死的命運?？梢?，莫里森并不贊同以秀拉為代表的激進女權主義的做法。

在否定秀拉的同時，莫里森也批判了以奈爾為代表的傳統黑人女性，因為“雖然與黑人民族傳統緊緊相連是個美德，但如果死守著傳統而拒絕任何變通，那么傳統就有可能變成一種束縛，使人們在思維、行動上受到限制”[11]。作為秀拉少女時代的親密伙伴，年少的奈爾本和秀拉一樣，擁有追求自我、爭取獨立的精神品質，可是長大后，奈爾卻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固守習俗，做起了賢妻良母，接受男性社會對女性個體的異化，而對種族和性別歧視則逆來順受，最終被丈夫無情地拋棄。由此說明，一味地順從和保守，缺乏創新，同樣會讓黑人婦女陷入困境。因而黑人女性只有勇于探索，摒棄陳舊觀念，才能實現自我獨立。

顯而易見，秀拉與奈爾分別代表了莫里森民族女權觀的兩個方面：秀拉是自我、個體與現代的化身，她充滿活力，見解獨到，強調自我，追求個性，然而否定民族，蔑視傳統；奈爾則是民族、集體與傳統的化身，她繼承傳統，重視后代繁衍，相夫教子，卻因循守舊，缺乏創新。其實，兩者若能各取其長，而各去其短，這才是莫里森最為理想的結果。也就是說，美國黑人女性必須學會實現個體與集體、自我與民族、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將優秀的文化傳統與不斷拓展的新的視野緊密結合；既要勇于探索，追求獨立精神，也要扎根傳統，具有民族情懷，如此，方能真正實現自我價值。

綜之，在《秀拉》中，莫里森通過成功地塑造一系列黑人女性形象，實現了對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構，也即：她們既具有身體獨立意識和經濟獨立意識，又具有思想獨立意識及民族聯系意識。藉此，以引起整個社會對黑人特別是黑人女性命運的關注。

[1]鮑爾德溫 阿雷恩，朗赫斯特 布萊恩.文化研究導論[M].陶東風，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31.

[2]應偉偉.莫里森早期小說中的身體政治意識與黑人女性主體建構[J].當代外國文學，2009（2）：45-52.

[3]李芳.母親的主體性——《秀拉》的女性主義倫理思想[J].外國文學，2013（3）：69-75.

[4]米利特 凱特.性政治[M].宋文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33.

[5]莫里森 托妮.秀拉[M].胡允桓，譯.?？冢耗虾３霭婀? 2014.

[6]普里莫茲克 丹尼爾 托馬斯.梅洛-龐蒂[M].關群德，譯.北京：中華書局, 2003：11.

[7]嵇敏.美國黑人女權主義視域下的女性書寫[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20.

[8]王玉括.莫里森的文化立場闡釋[J].當代外國文學，2006（2）：105-110.

[9]周小平.“我早該想到那些鳥意味著什么了”——讀托妮?莫里森的《秀拉》[J].外國文學研究，1998（2）：68-69.

[10]STEPTO Robert. Intimate thing in place: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 Massachusetts Review,1977,18（3）：473-489.

[11]李瑞英.女權主義與民族文化的融合——談托妮?莫里森的民族女權觀在《秀拉》中的體現[J].徐州教育學院學報，2006，21 （3）：90-92.

（責任編輯：畢士奎）

Morriso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Black Women: Taking Sula as an Example

WANG Xi-yu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The novel Sula written by Toni Morrison deeply shows the tragic fate of black women under the racial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On the one hand, Morrison pointed out the self-identity dilemma of the black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she comple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f black women from four sides, inclu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t body, economy, thought,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oni Morrison；Sula；female self-identity；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ce

I106.4

A

1008-7931（2015）04-0048-04

2015-05-18

王希宇（1991—），女，山西晉城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