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人寫當代史

曹 守 亮

(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從史學產生的過程看，由于書寫歷史著作的史家是處于特定時代的個體，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所以作為歷史著作一種的當代史當然也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史學界對隔代修史、后代人修前朝史的做法習以為常，以致于這種觀念掩蓋了中國傳統史學編撰上的當代人修當代史的史學實踐。人們想當然地認為，隔代修史、后代人修前朝史是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唯一途徑，至于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著述最多只能算是史料的積累，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意義和價值被極大地低估了。從這個意義上看，“當代人寫當代史”也就具有了值得深入探究的意義和價值。本文所闡述的“當代人寫當代史”，指的是對中國史學上不同時代的史家對于他們所生活時代記錄和撰寫狀況的考察和探究。從撰述主體來看，大致有官修(則有國史之稱)和私撰(私人撰寫的本朝史著述)兩種。

一、當代人寫當代史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

中國近現代史學受到了西方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史學思潮的影響，遂有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觀點流傳。這種認為中國古代有當代人不寫當代史傳統的觀點，其實是似是而非的說法。熟悉中國傳統史學史的人都清楚，正史中具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性質的史書在在多有。

僅從正史、國史編纂情況看，司馬遷撰寫《史記》，其中對當代史的書寫多被后世史家稱贊。班彪認為：“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盵1]1325班固“其言秦漢,詳矣”[2]2737。劉知幾也說:“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余載而已?！盵3]138當代學者更是對司馬遷的當代史作過詳細統計分析?！妒酚洝?30篇，其中完全和重點寫當代史的有66篇，加上其他篇章還有寫當代史的內容，實際上司馬遷是“用半數以上的篇幅記述近百年的當代史”[4]41。陳壽(233—297年)撰《三國志》雖成書于西晉，但由于是私人撰修，所以使得陳壽在蜀漢時,“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的經歷是異常寶貴的。晉武帝西康元年(280年)滅吳，中國統一，時年48歲的陳壽開始整理三國史事，撰寫《魏書》、《吳書》與《蜀書》相對獨立的三部當代史，迄北宋時才合為一書。北齊魏收(505—572年)撰《魏書》之前曾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26歲時“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5]483，所撰《魏書》更是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其中魏收生活的時代完全包括在內。南朝梁沈約(441—513年)受命撰寫《宋書》時，距離劉宋政權滅亡已有8年。這期間，已經有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撰著劉宋國史，而徐爰撰成的國史則為沈約提供了文獻資料。南朝梁蕭子顯編撰《南齊書》記述了南朝蕭齊王朝自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現存關于南齊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唐代國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實錄和國史三個方面?！短茣酚涊d了唐代國史撰修的情況，所記起于貞觀十七年(643年)，止于大順二年(891年)，差不多貫穿了整個唐代，唐代的國史撰述，以修撰實錄成績最為突出。唐朝的國史撰述主要有：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開元起居注》；實錄：高祖實錄至武宗實錄共25部；國史：長孫無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史》，吳兢撰《唐書》，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撰《唐史》、《國史》?？梢哉f這是典型的當代人修當代史的史學活動。唐代國史編撰活動日趨活躍，不能不引起一些史學家對這些活動的反省，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曾經給予了嚴厲批評。元仁宗曾對國史給予了高度重視：“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盵6]549正是有了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才使得元朝國祚甚短，但國史撰修成績突出，不僅撰有歷朝實錄15部，而且還有諸如《蒙古秘史》、《圣武親征記》、《國朝名臣事略》、《平宋錄》、《西使記》等當世著作。明代盡管只修實錄，不修國史，但卷帙浩繁的實錄仍然顯示出官修史書所具有的優勢。明代先后纂修的實錄共15部2909卷，是關于明代歷史的最完備的官修史書?！洞竺鲿洹穭t累三次纂修歷90年四朝皇帝過問此事，終成“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的典制體史書，以諸司執掌為主，反映了明代皇朝之下各部職能部門結構的基本情況和歷史變化。清入關前，即設有“內國史院”有清一代的實錄館，是臨時性的修史機構，國史館則是常設機構，據《清會典》記載，清代國史有紀、表、志、傳等體例，國史編纂，除累朝實錄外，編撰國史也持之以恒，綿延不絕。

從私人撰修的實際情況看，當代人修當代史更是不勝枚舉，僅就其中流傳于世的典型史著臚述如下：春秋末年孔子編修《春秋》記述了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歷魯國十二公，凡242年間的歷史，涵蓋了孔子生活的時代，可以看作是中國史學上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第一次成功實踐。漢代陸賈所撰《楚漢春秋》，是當時記述楚、漢間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時的當代史”[7]219?；笇捤尔}鐵論》、應劭所寫《風俗通義》，也是兩部值得注意的歷史評論著作，均對作者所處的時代有所評騭。唐代史家吳兢所著《貞觀政要》既是對唐太宗“政化”的仰慕，又是對唐玄宗后期朝政頹勢的憂患。兩宋時期動蕩不安的朝政、戰亂不斷的民族關系，使得這一時期史學家的憂患意識變得突出而強烈。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王安石的《上皇帝萬言書》等所孕育的憂患意識同樣也體現在史學家的著作中。北宋司馬光所撰《稽古錄》記載了北宋開國至英宗治平四年間的大事，下距司馬光寫成該書的時間只有14年。南宋史家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980卷、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250卷等，都是關注當世社會歷史問題的巨制。明代由于朝廷重實錄而輕國史，以致于始終沒有官修明朝國史問世。這種情況激發了私家關于本朝史的撰述熱情。其中較為重要的國史類著述有：鄭曉的《吾學編》、鄧元錫的《明書》、何喬遠的《名山藏》與朱國楨的《明史概》等紀傳體著作；薛應旂的《憲章錄》、張銓的《國史紀聞》、雷禮等的《皇明大政記》、譚希思的《明大政纂要》、陳建《皇明從信錄》、陳建的《皇明資治通紀》等編年體著作；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陳子龍、徐孚遠等主編的《明經世文編》等典制類著作。晚明史家王世貞、李贄、焦竑、談遷等人的歷史著作，反映了有明一代的歷史特點，代表了明代史家有關本朝史著述所達到的成就。

鑒于此，我們不僅可以認為重視當代史撰述是中國古代史家的優良傳統[7]478，而且也可以認為當代人寫當代史恰恰是中國傳統史學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從本質上講，當代人修當代史來自于中國古代史家對于朝代、國家興亡盛衰的關注，以及對于社會治亂、人民生活的關注。因此史學家對于歷史的認識，往往是和史家對于現實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7]433

二、晚晴民國時期當代史編撰的新探討

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社會發生了緩慢而深刻的變革，西方資產階級倡導的進化論與民權思想在中國思想界也產生了極大影響。學界經歷著由傳統治學方式向近代意義上治學方式的轉變，關注的對象也開始發生由君而民、由上而下的轉移。民眾意識的覺醒促使一些學者探討當代歷史的民生面相，由此當代史的編撰呈現出了富有生機與創新的嶄新局面。

1897年，梁啟超在《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中說：“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于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盵8]59—60梁啟超比較明顯的傾向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史的貶抑，對記載事關國家制度、民生情狀的典志與會要的欣賞。相較而言，后者更加接近于他心目中的國史。與此同時，梁啟超還批評了易代修史的局限與不足，流露出對當代人所寫當代史的肯譽。梁啟超講：“以故讀斷代史不如讀通史，讀古史不如讀近史，讀追述之史不如讀隨記之史，讀一國之史不如讀萬國之史。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擬仿佛，百中掇一二。有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若何而攻城爭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為固疆圉長子孫，如斯而已。至求內政之張弛，民俗之優絀。所謂寖強寖弱與何以寖強寖弱之故者，幾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見于紀傳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敝極于今日?！盵8]60這一思想在《新史學》又有了發展，在梁啟超欣賞的中國史學上六位創作之才中，皆因他們的史著自覺不自覺地體現了內政、民情與國勢。梁啟超推崇司馬遷，是因為在他看來，《史記》 “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空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為立傳者，大率皆于時代極有關系之人”。杜佑所撰《通典》“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于國民全體之關系，有重于事焉”，將黃宗羲看作“我國思想界之大雄”，是因為他創立了“學史之格”，開創了專門史研究的新局面。沿著黃宗羲開辟的學術路徑走下去，則中國文學史、中國種族史、中國財富史、中國宗教史之類的史著就都可以做出來了，這就能夠極大改變“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的撰述局限[9]5—6?，F在回過頭來，我們就更能理解梁啟超在《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中對西方列國歲計政要的喜愛?！耙杂杷勎魅藲q計政要者，其所采錄，則議院之檔案也，預算決算之表也，民部學部兵部海部戶部商部之清冊也，各地有司各國使員之報案也。自國主世系、宗戚歲貢、議院官制、教會學校、學會國計、兵籍兵船、疆域民數、商務工藝、鐵路郵務、新疆錢幣權衡，區以國別，分類畢載?！盵8]61在梁啟超看來，只有像西方一樣將這些事關國計民生的實際情況呈現出來，并且能夠對世界各國進行比較，才能夠達到“國史之良哉”的水準，才能夠使有天下之責者“鑒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8]61。無論從梁啟超對西方“民史”的認識，還是從他對于“國史”內涵外延的探索，都清楚地反映出民眾在梁啟超新史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兩者在梁啟超的思想中有著漸趨重合的趨勢。

1898年譚嗣同受梁啟超的影響，在闡述報紙的重要性時，提出了“報紙即民史”的觀點。譚嗣同指出：“新會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說，報紙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寧不爛焉。極其指歸，要不過一姓之譜牒焉耳。于民之生業，靡得而詳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紀也；于民通商、惠工、務材、訓農之章程，靡得而畢錄也，而徒專筆削一己之私，濫褒誅于興亡之后，直筆既壓累而無以伸，舊聞遂放失而莫之恤。謚之日官書，官書良可悼也!不有報紙以彰民史，其將長此汶汶嗣嗣以窮天，而終古為喑啞之民乎?”[10]419譚嗣同更是將梁啟超有關民眾的思想普及到了普通人。近人田北湖于1905年《國粹學報》撰寫了《論文章源流》一文，闡述了民史、國史、君史的流衍。他認為：“上古始制文字，為民史之世；遲至唐、虞，為國史之世；自夏以降，純為君史之世矣?！盵11]606之所以會有上述變化，主要是因為有了國家的出現，出現了階級和國家的變化，在田氏看來，“三代屬于王朝公廷”，“文書專司于卜祝，取天下之私著，審辨而淘汰之，有不合于法憲，足以亂政者，皆屏除之。當時之所以奉守，斟酌往訓，以防二心”。[11]606正是因為有了統治的需要才使得這種清晰的演變富有了正當的理由和文化的色彩?！熬裣嗯c之際，使卜祝為尸寀；而私家無著作之權，其所載筆，納諸盟府，以視其正。故卜有卜史，祝有祝史，卜明是非，祝修辭令；幽明絕通，假借準的，足以輔助治化所不逮，而齊一世俗，經制人心。及陳其跡，或編歲時，或述本末，公中之紀，燦然為文，是曰國史。然而民間之史，一付闕如矣?！盵11]606國史取代民史反映了階級、國家產生之初的歷史記載狀況，而君史取代國史則反映出了專制集權制度的發展。很顯然，作者的本意不在于梳理史書編撰的流變，而在于為作者的政治主張尋求歷史的依據?！肮耪呦扔忻袷?，而后有國史，有國史然后有君史；國史者，君民比并之史；君史者，一姓一代之史也。其旨既異，其文體迥殊。而國史者，承上接下之樞紐，君民離合之津渡，實史家變遷之機括歟！今民史亡佚，國史亦殘缺不完?！盵11]606除此之外，田北湖還以當世所行之政體來附會他所提出的三史之學說，以說明其新民史的意向。田北湖認為：“夫古者以民權行民政，有似今日共和之政體；遞嬗而為君民共主，有似今日立憲之政體；自夏傳子，君尊于上，民伏于下，而不與國事，有似今日專制之政體，至周而造乎其極。故惟政有三體，史亦有三異?！盵11]606田氏所論已經表明實行共和政體之西方國家所代表的民意象征，充滿了羨慕之情，反映出這些學者對于西方資本主義整體認識的片面性，而其將國家、文明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的原始民主，比附為現代文明高度發展之后對于民眾的關注，則又有簡單、機械之嫌。

中華民國成立以后，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成為中國政治的主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史學家也開始思考政黨與國家、政黨歷史與中華民族史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這就不能不涉及中國國民黨與那個時期的當代史之間的關系。1939年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上國民黨人吳敬恒、張繼、鄒魯提出了由史學家朱希祖草擬的“設總檔案庫與國史館”的議案。議案指出：“中國國史不可自吾黨而絕，猶中國國祚不可自吾黨而亡?！盵12]268在此，中國國民黨對于整個中華民族所擔負的責任表露無遺，因此，特設立國史館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朱希祖在議案中探討了設立國史館的隸屬、建制、吸納史館舊制、闡揚時代新篇諸多細節問題，其中特別強調國史與黨史的區別問題。他指出：“惟國史與黨史必宜劃分界限，蓋二者性質迥不相同，必不可混而為一?！盵12]172同時，朱希祖從國史中宜列部分出發闡述了自己的設想，關于時政記部分，朱希祖認為“中央黨部重要會議記錄，及行政院重要會議記錄足以當此”[12]171，則“仿宋三省與樞密院各撰匯送史館之例，可由五院及軍事委員會各撰輯重大政要可以發表者，月成一冊，各送史館”，“黨史編纂處所編纂黨部重要史記，亦宜月送或季送、年送國史館，以備采入于時政記及日歷、國史”。[12]172從國史編撰史料來源看，“除黨史編纂處所送黨史及本館所撰時政記、日歷外，內采國民政府總檔案庫之檔案為史料，又當特設史館藏書所，以采集政府各種公報及內外日報、周報、月報，以及私人筆記、日記、文集、詩集，與夫統計年鑒、私史、外史(外國人記載中國史籍)、專史(如中國外交史、財政史之類)等，以補公家史料之不足?！盵12]173事實上這里已經從黨史國史的報送權限、所依據史料來源涉及到國史與中國國民黨黨史的關系問題，只不過這里討論的是中國國民黨史與那個時代的國家史的關系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朱希祖還可能認為黨史、國史之間的關系并非一個學術問題，而應該是一個黨的決議就能夠解決的問題。如他在議案的結尾中將劃分清楚黨史與國史的界限問題作為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他認為：“劃清黨史、國史界限，俾各盡其職。否則，黨史或過于龐大、或過于狹小，必茫無頭緒，無從措手，俟各項略有端倪，規模粗立，然后規劃日歷及國史，如此則次序井然，有條不紊，實施既易，成效可期?！盵12]173這個意見在國民黨的五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來，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朱氏看來，有關國民黨黨史與國史的關系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決議就可以解決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黨史與國史的關系問題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進一步關注。顧頡剛于1945撰寫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對于前此100年以來的中國史學給予了中肯評價，開門見山對“當代史的撰述”加以品評，也反映出作者對當代史著述的重視之一斑。他認為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應該用“很大的篇幅”，來闡述“國民黨對于國家民族的貢獻”，“國民黨五十年來的歷史，也應該是近代史最光輝的一部分”。

三、新中國國史編撰的得與失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大事件。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之前就已經引起了國外學者的興趣并進行了一些研究。[13]327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擬被作為歷史科學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1957—1969年)中“需要加強的薄弱學科和空白學科”來建設，也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等研究成果。中國國內以中國當代史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命名的學術研究與編撰則是自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了60多個春秋。其間，黨和政府組織的編修國史的重要行為有兩件大事——編纂《當代中國》叢書和編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

(一)《當代中國》叢書的編纂。1982年5月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組織的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對建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分門別類做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7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提出組織編寫和出版一部大型叢書的方案，以作為建議報送胡喬木、鄧力群、馬洪。其中即包含了《當代中國》叢書這個名稱及其內容的基本構成、質量標準等。11月，中宣部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向中共中央遞交了《中央宣傳部關于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同月，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并指示中宣部轉發黨政軍各部門和一些人民團體。從1982年5月胡喬木倡議總結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始到1999年6月，《當代中國》叢書150卷全部出版止，先后動員了約十萬多名學者和干部參與編寫。[14]599而參與各部門各地方征集資料的人員以及提供資料的人員更是不計其數，極大地普及了當代史知識，為中外出版史上所罕見，成為當代史學史上的瑰麗篇章。

《當代中國》叢書是一部旨在記錄干部、群眾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跡，總結各地區各部門業務本身的發展成就和經驗教訓的“奠基性著作”，達到了“為進一步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做好準備”的初衷。[15]83正如胡喬木所指出的，《當代中國》叢書“要總結的經驗，主要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各部門業務本身的發展，本身的成就和經驗”，是對“建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分門別類作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14]594—596這就使得《當代中國》叢書的編纂視角一開始即是將更多的精力用來關注地方和各行各業。由于實行的是主編負責制，編委會和編輯部在主編領導下工作，這就在事實上實踐了以往學者所提出的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編撰國史，以實現真正反映民眾的“公史”、“民史”的設想?！懂敶袊穮矔饕从车氖侵袊嗣裨谥袊伯a黨領導下，創建社會主義制度、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建設強大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歷程。這就反映出“各地雖統一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但因主客觀條件不同，執行的情況和結果就不同”，各卷“分別記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全局的演變及各方面各行業的發展”，“分別反映了各地的特色，在全國范圍內的不同戰略地位，以及各自的發展前景”[16]13。從主觀上看，很多卷的編撰者都具有這種自覺。例如梁步庭在《當代中國的山東》中指出：“在我們過去的工作中，不論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既有同全國一樣的共性方面，也有自己的特點和不同情況?！薄霸鯓影疡R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怎樣把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與山東的實際相結合？領導機關決策正確與否會產生怎樣的結果與影響？”等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總結、深思與銘記的。[17]2

(二)當代中國研究所著五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當代中國研究所于1990年成立后不久，即在西安召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纂工作研討會。1991年3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轉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纂工作研討會紀要〉的通知》?！锻ㄖ氛f：“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委總政治部，各人民團體：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現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纂工作研討會紀要》轉發給你們。寫出一部符合實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一項十分重要而艱巨的工作，必須依靠全國各地區和各有關部門的通力協作，請你們給予積極支持?！?當代中國研究所辦公室編：《當代中國研究所大事記(1990—2010)》內部資料 2010年版第006頁。7月26日，中央明確規定了當代中國研究所以“集中力量把《國史》寫好為宜，行有余力再兼及其他”*當代中國研究所辦公室編：《當代中國研究所大事記(1990—2010)》內部資料 2010年版第012頁。的任務。1992年10月，當代中國研究所開始醞釀成立編委會，編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至2012年9月中央審定、批準出版，前后經歷了20年。第一階段，從1992年到2009年，主要由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人員討論提綱，按照提綱撰寫初稿，然后集中討論、充分交換意見，再分卷調整、充實、提高，同時征求部分研究所以外學者意見。如此反復修改，數易其稿，形成初稿定稿本。從2009年到2012年，中央辦公廳和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領導指示精神，組織、協調中央和國家30個部委兩次審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并提出修改意見。2012年又組織了18部委第三次審讀并提出修改意見，《國史稿》編委會領導統稿小組又進行了全面審改。最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一書于201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正式出版。

《國史稿》的編撰也充滿了艱辛，副主編李力安曾用“二十年風雨寫春秋”[18]來形容該書編撰過程中的跌宕起伏。其中最為重大的結構上的變動就是將曾經作為一章的“緒論”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卷，成為“序卷”?！靶蚓怼彼媾R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將中華民族自遠古至1949年10月1日前的歷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序篇呈現出來，而避免“把‘昨天和前天’濃縮成某種版本的通史、斷代史或專題史”[19]108。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編著者將序卷分為“輝煌燦爛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的社會沉淪與救亡圖存”、“新民主主義的開端”、“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抗日戰爭與人民政權的發展”、“中國兩種命運的歷史性決戰”六章，則是長時期摸索的嘗試。最值得稱道的是，《國史稿》初稿完成之后的研討與研修、研磨。自1991年至2000年，鄧力群就《國史稿》的編撰工作陸續發表了約20萬字的講話，這對于推動《國史稿》的撰寫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些講話多是在《國史稿》初稿撰寫出來之后修改研討會上的講話，由此也可以看出集體研討對于提升編撰者對國史性質屬性的認識，對于提升《國史稿》的學術質量是至為關鍵的。以第一卷的研討為例，1993年8月20日至31日，鄧力群主持第一次集體研討，1995年5月8日至26日、7月4日至10日第一卷第二輪討論，2000年5月10日至31日第一卷第三輪討論。其他各卷的討論也基本上遵循大致的程序。這些討論的特點是：“鄧力群親自抓寫作，寫國史是全所唯一的重點工作。方式是集中所內外專家大討論?！盵19]114在這些討論會上，“與會人員年長者已逾80歲，年輕的才二三十歲，但在會上均能暢所欲言，可滔滔不絕，也可三言兩語。不僅對第一卷的修改提出很多好的意見，同時也大大深化了如何撰寫不同于黨史的國史認知?！盵19]114這時期是《國史稿》編撰順利推進的階段，當然《國史稿》編撰也曾遇到過挫折和困難。面對“頭白可期，汗青無日”[3]170，甚至“鬢發皆染霜”[19]131的喟嘆，筆者也只能感嘆古今修史之難何其相似也。

四、幾點啟示

人們探討如何編撰中國當代史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首先遇到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開展這一研究的必要性與研究對象問題。這一討論大大深化了人們對當代人寫當代史問題的認識。21世紀以來，隨著共和國史編撰實踐的推進，人們關于中國現代史與當代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與中共黨史關系問題的探討進一步深化。人們從學科建設的視角對相關問題的重新考量，標志著有關國史編撰問題的理論色彩漸趨強烈。

第一，官修與私撰是當代史研究與編撰兩條不可偏廢的基本路徑。這兩種類型的史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有時甚至相互轉化的情況也不少見。從中國史學發展的狀況看，有明一代在國史纂修方面以實錄見長，不見在實錄基礎上的國史著作傳世。這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批評，從中可以看出明代學者對國史價值的認識。張岱曾嚴厲批評了明代不修國史的做法，認為：“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盵20]2還有學者認為明代“無史”[21]136。當然這些都是對于明代國史撰修總體狀況的絕對性評價，有些武斷和片面。正是由于有明一代官修國史著作的闕如，這給私著國史留下了極大的發展空間，這也是明代私家撰修國史興盛一時的重要原因。王世貞針對本朝的史學概括出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及其“不可廢”的原因，他認為：“國史人姿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盵22]361至此，中國傳統史學中有關當代史價值及局限的認識變得辯證而深刻，達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從共和國史研究與編撰的現實看，史學界的私人撰修已經有了相當的學術基礎，無論是從學理的探討，還是從編撰實踐經驗的積累，還是從中國當代史與共和國史研究論著的推出，都較國家層面上的編撰豐富得多，這為官修權威的國史著作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第二，當代修史與后世修史的價值同樣值得肯定。認為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觀點除了事實上受西方所謂學術研究客觀中立的觀點影響之外，還有對中國史學發展似是而非的認識。唐代史家劉知幾在其史學批評名著《史通》中對唐以前國史撰述作了總結性的批評。劉知幾認為，當代人的文獻積累和撰述是“為史之道”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他指出：“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后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后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盵3]93在這里，劉知幾對于當代人所修史書在文獻上的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與后世修史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前者在文獻積累、器局草創方面，后者在史實論斷、歷史評價方面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古人尚且明白當時之創與后來之篇“相須而成，其歸一揆”的道理，時下主張礙于錯綜復雜的當事人的恩怨情仇，歷史事件的人事糾葛，黨派利益束縛，涉及主流意識形態的羈絆，得出當代史并不能夠修成，乃至并沒有研究的必要的結論，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殊不知，當代人修當代史與后代人修前朝史是中國史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兩大驅動力，當代史著述是后人修史的重要依據，完全沒有參照當時人著述的歷史研究成果是難以想象的。

第三，常設修史機構與臨時召集研究編撰應該適當平衡。臨時召集課題組或寫作班子攻關突擊，是時下帶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與編撰中時常采用的組織機制。這一形式具有高效、節儉、見效快的優點，但也有諸如連續性差、投機性強、整體性把握不足等局限。諸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官方制定并通過的帶有共和國史研究指南性質的重要文獻，當時起草這個決議的就是在鄧小平領導下，由胡喬木組織班子具體起草的，決議完成，班子解散?？v貫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當代中國叢書》的編撰也是書成人散，沒有留下總攬全局的機構和人員，各部門書成之后的大量文獻也不知所終，應該說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盡管20世紀90年代，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以研究和編撰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主業的專門機構，但這一機構一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行政上代管，始終沒有在中央或者國務院的編制序列中體現出來。經過20年的興衰榮辱，這個國史館的過渡機構最終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隸屬的一個研究所。1935年著名清史學家孟森曾撰文指出：“今聞人言政府不主張即設國史館，而謀設保管檔案之所，是即悟史有原材矣。然檔案何以能受保管？何以信其所保管之檔案必無缺漏作偽之弊？此事當鑒于前代，當知吾國自三代以來，有一貫之為國留史方法。今用最明顯之敘述，則由最近之代，遞推而上，以知吾國之治國史實成一種定律?！盵23]302在孟森看來，欲治國史必當先設國史館，以籠絡史才與史材。在這方面，中國傳統史學中有著豐富而深厚的史學遺產，正如孟森所言：“繼今有預存國史者，必斟酌取法而后可也?！盵23]308設立國史館，或許是中國傳統史學之于當代中國史學發展最重大的啟示之一。

第四，公史、官史、私史應當“分雁行相鼎足”，即便公史難成，亦“無害私史官史之互存而并見”[12]167。這里并不打算贅談官史與私史的關系，而是覺得公史之概念的提出，對當前的國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錢穆所提出的“公史”是有一定的繼承性的，與梁啟超、田北湖等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討論的“民史”具有一定的學術淵源關系，較之又有所發展。田北湖將“民史”等同于原始人類的原始社會的紀錄，梁啟超盡管在許多場合和不同論著中涉及到“民史”，但其論述的著重點始終是君史與國史的關系，在梁啟超的思維中國史與民史具有一定的同一性。1953年錢穆則明確將其加以區分，指出了“太炎所謂‘不需有史’，此雖一時之憤辭乎？或其意指官史之不可有而言。而私史又不勝其劇，一手之烈，難期總攬，則又何如提倡為公史”[12]167。欲撰盡攬官史、私史的公史，確實是困難重重。但他并不認為不可能，在錢穆看來，各縣、各省、各名勝古跡遍設圖書館、博物館以搜羅轄界內“典籍器物、著作產造，博及天文地理、其后物宜、建置交通、工藝美術、風俗習尚、信仰禁忌、人物家世、流移遷轉、攝影造像、標本圖標、測量統計一切皆附，而推擇其縣之耆賢學人，組委員會，各以所長，分司編纂調查保管記錄之責”，但凡遇到“災祥變故，興革利病，并皆按時書之，遵類例而條董之，積歲月而刊布之”[12]166。公史編撰的體制、機制、式樣等已經呼之欲出了。這強調了民眾在編撰公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事實上觸及到政治與學術的關系，所給予的啟示是：在當前國人撰著的當代史著作中應該充分關注到民與國、民與黨之間的關系。錢穆所理想化的國史即為公史，他認為：“昔者一代之史，掌諸一官，今則一國之史，藏之通國。而史藏職權，則轉歸于社會，于學術團體，又明著于國家之憲章，懸為定制，政府不加干預。此其意，亦我先民所素有，且已見之于制度行事，而特因時勢之變而變通之焉耳?！盵12]166這當然是錢穆理想化的修史狀態，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但他提出的于公史之中弘揚民族之精神、闡揚我國民之業績的思想還是值得今天國史編撰者關注的。

第五，國史編撰的政治性與科學性之間的關系，值得深入探討。這一問題來源于史學的政治性與科學性，而這一問題在國史研究中更加凸顯。錢穆與章太炎耐人尋味的對話，使得這一問題變得異常嚴肅，也更凸顯了這一問題的尖銳與無法回避。章太炎對錢穆“吾儕將何以草新史”的回答是：“此后當不再需有史，君謂猶需有史耶？”錢穆對章氏之論作了諸如“官史之不可有”的猜測，但卻觸及到了黨派與國史之關系的肯綮。錢穆所論：“古者僅避一帝王，今則政體改制，一黨之逆鱗，豈翅頸下之盈寸。良史難為，視昔尤甚?！盵12]167而朱希祖對于黨史與國史關系的厘定則顯示了一代史家對于現實所提問題的思考與回答。朱希祖提出應將時政記、日歷、國史統歸國史館撰輯，而國史館直隸于國民政府，以區別于黨史編輯處。朱氏先規劃黨史規模，然后規劃日歷與國史的意見不僅凸顯出“二者性質迥不相同”，而且也劃分清楚了兩者的界限，出現“次序井然，有條不紊”的局面。[12]173這也已經顯示出朱氏對這個問題并非單純學術面相的認識。時下，學界有人將國史的人民性與黨性對立起來，也有人以黨性遮蔽了國史研究與編撰中的人民立場，這事實上都涉及到了國史編撰如何正確處理黨的地位和作用二者的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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