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黨中越邊境起義中的各方考量與博弈

吳智剛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思政部，廣東佛山528000）

清末革命黨中越邊境起義中的各方考量與博弈

吳智剛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思政部，廣東佛山528000）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1907年至1908年間，在粵桂滇三省接壤越南邊境地區接連策動反清武裝起義，中越邊境一時風聲鶴唳。孫中山原本計劃以廣東欽廉邊境一帶為起義發起之地，東西兼顧，并期望能夠獲得法越殖民當局的支持。但法國政府內部對孫及其南方活動態度并非一致，且各有盤算，清政府也困憂于法國干涉，在措置上多有斟酌，各方博弈，問題尤顯復雜。

清末；革命黨；中越邊境

從光緒三十三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907—1908）間，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以越南為根據地，聯合兩廣游勇，接連在粵桂滇三省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其中的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現廣西欽州原屬廣東）、河口起義，皆短期內集中策動于粵桂滇三省接壤越南的邊境地區，“越邊革黨”一時震動清廷朝野，起義形勢為此前之所無。

針對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潮，清政府內部、法國駐越南殖民地當局（法國印度支那殖民政府）、法國巴黎方面各有盤算，身為發動者的孫中山等人也自有考量，以至兩年間問題錯綜復雜。學術界已有研究多從革命史角度出發，對法國政府以及清政府內部的態度舉措尚乏深入探討。對于事件中各方的真實考量以及互動關系的系統考察，將有助于了解事件背后的復雜歷史面相。

一、革命黨人對起義形勢的考量

孫中山聯合兩廣游勇發動起義的計劃，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廣西匪患正盛之時即已萌生。是年七月，孫在其《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談到廣西游勇會匪發動的“起義”“已連續進行了三年的戰斗，并且一再打敗由全國各地調來的官軍(指清軍)對他們的屢次征討”。孫因此認為只要有足夠供應，這些游勇會匪或許能夠推翻清朝的統治。［1］255

光緒三十三年（1907），孫中山等人在越南河內甘必大街62號設立領導機關，積極準備指揮粵桂滇三省起義時，孫特別注意吸收西南游勇會黨首領，廣西三和會首領黃和順亦是在此間加入同盟會。［2］399后又有梁蘭泉（清廷多稱其為梁秀春），為廣西邊防軍游擊，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失械獲罪亡命越南，“糾率無賴，藉名起義”。［3］4555孫雖知梁“作惡多端，負義反噬”，仍表示“河內同志見其久在邊防帶兵，且多招游勇為咕哩，于軍界及會黨中頗有勢力”，盡管“知其心術不端，而以為才尚可用”，仍招其入會。［1］340其他如黃明堂、關仁甫等人，亦是游勇會黨中人，其中魚龍混雜，孫等人亦早有所覺察，但仍希望利用其在兩廣云南邊境一帶影響力，在中越邊境一帶有所收獲。

此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策動的滇桂粵起義中心，即孫所稱發起之地，正是既為中越接壤之地，又為桂粵兩省孔道的欽廉沿邊一帶。孫指其策略是“在欽廉發起，以東西兼顧，沛然進取”，而后“全軍進取南寧府城，以南寧為廣西之中心點，得南寧則北取桂林以出湖南，東取梧州以出廣東，革命之基礎可固”，［1］346再“以長江、兩湖、東三省之同志方預備響應，擬一齊并進”。［1］344即使此前諸役皆敗，孫仍未放棄以欽廉為發起之地的決心。在起義尾聲的云南河口之役前，孫還認為“廣西、云南兩省一起，則欽軍無后顧之憂，可以長驅進取，而東路惠潮之義師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響應，如是則南七省之局定矣?！保?］365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滇桂粵大起義，首役卻并非起于欽廉，而是廣東腹地的潮惠一帶。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潮州與惠州先后爆發起義，孫中山指“潮起于東，欽廉應于西，全省風動。尚有數路，次第俱發。當合廣、韶、惠、潮、欽、廉諸軍，以聯為一氣，則粵事機局宏遠，大有可為”。［1］336則孫起初當是計劃先平定廣東，而后徐圖向北與向西發展。但隨后各處起義并未聯為一氣，孫的部署也未能實現。在此形勢下，孫擬定的起義重心開始轉移到欽廉一帶。其中至少有兩個因素最終促使孫調整策略，轉而向西策動起義。

首先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初欽州三那地方爆發人民抗捐斗爭，清廷為鎮壓斗爭，先后調集廣東巡防營統領郭人漳駐兵欽州，標統趙聲率新軍駐兵廉州。據馮自由稱，郭、趙二人與革命黨頗有聯絡，黃興早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已赴郭人漳處運動，［2］376據稱郭、趙二人還經由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4］157馮指“郭部將弁多克強故交，且信克強至深，即無統領命令，克強亦有指揮之能力也”，馮因此認為“兩府（欽州與廉州）兵權漸入革命黨掌握，機局之佳為從來所無”。［5］105據劉揆一所著《黃興傳記》稱，郭確實答應“如有正式革命軍起，彼必反戈相應”，［6］288有外間消息更指“亂黨”在聯絡郭人漳的同時，還曾投書北海鎮總兵李準，［7］若消息屬實，則革命黨確實在此間竭力爭取欽廉駐邊武員，馮稱“機局之佳為從來所無”，恐也是此時諸革命黨人恰逢“機局”，信心倍增的內心寫照。

除了欽廉機局甚佳外，法越方面對革命軍的態度也影響著孫中山等人發動起義的計劃。光緒三十三年（1907）防城起義失敗前，孫中山曾致函新加坡僑領張永福等人，指“前月（當指是年五、六月間）廣西邊界有會黨七八十人，謀潛行入邊，經清朝官吏知覺，密告法國官吏，稱為劫盜，法國官吏捕獲之。訊供皆稱實欲回廣西舉義，并非行劫。法國官吏以其犯國事，一概開釋，不允交回清朝”，后河內同盟會“聚會員醵資，前后得二千金，代諸人繳齊身稅并贍以盤費”，“法蘭西人義會亦為之助”。［1］339孫在此沒有說明此會黨為何人，與革命黨人是否有所關聯，但極有可能即是孫先前派遣入桂邊活動的關仁甫等人。

馮自由后來表示革命黨人對桂邊軍事的經營，始于“丁未（1907）五、六月間”，“總理以王和順、黃明堂、關仁甫等在桂邊多年，情形熟悉，特使之分任鎮南關、平宜、水口關等處之軍事活動，三關均屬桂邊要隘，尤以鎮南關為天險”，而關仁甫與鎮南關清軍將領黃瑞興有所聯絡，黃答應反正，準備里應外合于桂邊大舉。后為桂撫張鳴岐偵知而告失敗，殘部退入越南境內，為法扣押，后為當地華商擔保開釋。［5］119-120此次桂邊大舉有可能并未得到孫的同意，只是關乎個人行為，明顯證據是同時分任鎮南關軍事活動的黃和順，此時尚在廉州趙聲軍中，積極策劃欽廉大舉。顯然孫等人此時仍著意于廣、韶、惠、潮、欽、廉諸軍聯為一氣的原定計劃，對關的私自行為自不愿承認，對負責南洋籌款的華僑黃等人更是諱莫如深。

但此次事件之后，孫中山便意識到在中越邊境起事或許能夠到法國方面協助的可能。防城起義失敗，孫在十月即命黃明黨準備在廣西鎮南關起義，［2］416第二年又繼續策動欽州上思之役以及云南河口之役，起義地點始終集中在中越沿邊一帶。孫對法越方面支持革命的憧憬更是不曾消退。鎮南關起義失敗后，孫致書張永福，表示“自南關用師，外人頗知我軍宗旨，大為信用，此皆足我同志一道者”，強調“法國報紙為我左袒尤力”。［1］353即便是在孫被法越當局驅逐出境后，孫還致函日本記者池亨吉，表示“法國則初表強硬，但如許以重酬，便漸可接受要求”，顯然仍然對法越存有幻想。［1］359

持有此種認識的人當不止孫中山，胡漢民后來總結河口起義失敗的原因時，稱是有革命軍敗退隊伍“竄入越南境，而以其槍彈暗資安南革命黨者”，法人因此“大忌中國革命黨，使警察四出逮余，將逐出境”。在此之前，“在安南之法國社會黨人，先常力為余助，故其輿論甚佳，政府守善意的中立。吾黨屢次密購軍械，皆不禁”。但河口敗退后，“事涉安南革命問題，社會黨人不敢有言。而政府官場一切，盡反以前所為矣”。［8］28當是認為法方態度的轉變，實因革命黨人對起義敗退隊伍兼管不力，致使有槍彈流入越南革命黨人之手，對失去法國的支持不無遺憾之感。

二、法國方面對中國革命黨人的態度與舉措

孫中山、胡漢民等人對法越方面寄予厚望，法國輿論界也確對革命黨人發動起義贊賞有加。鎮南關起義爆發后，有越南法文報紙《東京獨立新聞》報道，在起義爆發之前，“風傳革命黨在諒山貯有巨款，該處居民曾目擊駐同登法國軍務官兼義勇團司令陶菲于二日率馬隊視察鎮南關時，革命黨對之行禮敬，當革命黨首領等在同登休息及進飱之際，各人皆與法國武官交換名刺，極為親善，故對法國絕無惡意”。［5］124另據上?！洞蠊珗蟆贩Q，“此次云南革命軍攻破河口，法人稱其舉動甚為文明，初一日河內法文報云中國革命黨此回甚合萬國公法，界限分明，既得信防河口將來進步不可限量”。［9］

但正如胡漢民后來所稱，對中國革命黨人表同情且表支持的，是法國輿論界以及在越的社會黨人和部分武官，這并不代表法國巴黎方面也表支持。實則法國巴黎政府對革命黨人的活動始終處于模棱兩可的狀態，孫等人對此顯然還不曾有充分認識。學者曼荷蘭德（J. Kin Munholland）就指出，“自從孫中山轉而傾向于從法國政府方面獲得協助后，孫的外文著述便開始夸大了法國協助他們的自我意愿”，而法國政府只是將其”置于法國亞洲策略的其中一部分”。［10］78

孫中山與法國方面的聯系，并不始于鎮南關起義前后，而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時。法國駐日公使哈馬德（Jules Harmand）曾于是年致信給西貢法總督杜美，稱此前孫中山要求會晤他，希望從法國方面得到財政、武器方面的援助，甚至希望法國派遣軍事顧問。為此孫答應如果革命成功，將在中國南部給予法國某些特權。哈馬德向孫表示此時尚不便改變法國對華政策的現狀，但答應將其引見給杜美。哈馬德同時也將此次會晤報告給了在巴黎的法國外交部，但據曼荷蘭德稱，外交部對與孫中山以及其他的中國革命者的任何接觸持謹慎的保留態度，部長戴卡（Théophile Delcasse）尤其對援助孫中山表示擔憂，認為“通過提供哪怕是極小的援助，來介入與我們殖民地接觸的中國省內的動亂是非常危險的”。而法殖民地部給杜美的信中也表達了相同認識，認為贊助孫是有害的。［10］79繼杜美為法總督的保爾·博（Paul Beau）也認為允許革命黨人穿越法國領土（指越南）輸送武器彈藥，會損害法國在中國西南各省的商業利益，表示“對中華帝國的遭受肢解或陷于混亂全然不感興趣”。［11］55

但是法國方面對孫及其革命黨人在中國南方的活動持謹慎的態度，并不代表法國放棄了與孫的接觸或者說對孫等革命黨人不感興趣。隨后孫中山到達西貢，雖然沒有見到杜美，但杜美仍安排了他的一名助手會見了孫，保爾·博（Paul Beau）也曾派其私人秘書會晤孫。美國學者曼荷蘭德指此種關系是“朦朧的”（“hazy”），“籠罩在法國亞洲政策與革命者密謀暗光之下”。［10］78但無論是在巴黎的法國外交部、陸軍部、殖民地部還是在西貢的法總督，以及各級武官，對于以孫中山等人在中越邊境一帶活動所持態度也不盡相同，所思所慮亦有差異。

美國學者巴洛（Jeffrey G. Barlow）指出，“（法國）所有各級官員對于法國在亞洲的殖民擴張經常有分歧，最顯著的分裂是在總督領導下的印度支那地方行政機關與外交部之間”，而且“軍隊各級也由于對擴張意見不同而發生分歧”。巴洛還特別指出，“一貫采用更富于擴張和冒險主義色彩的路線”。［11］44巴洛所言或許并非準確，但確實指出法國巴黎政府與駐越南殖民地當局方面在處理中越邊境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巴黎方面顯然不希望對孫中山問題的處理刺激清政府，但法卻在為印度支那殖民地利益有所考慮。保爾·博在向法殖民地部的報告中也糾結的指出：“萬一中國要求我們逮捕他（指孫中山），我們必須拒絕。我們冒著給予我們的對手機會，并會招致秘密社會不可調和的仇恨，這將會把他們如今用以推翻清朝統治的行動，轉而指向我們?！保?1］55

對于法印方面的此種態度，出使法國大臣劉式訓曾致電清廷，警告“粵匪以越南為根據地，法政府視為奇貨，恐礙大局”，要清廷注意。［12］但相比法印總督方面的模棱兩可，部分法國武官則對孫中山等人在南方的活動，尤其是邊境起義表現出更多的熱情。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法國亞洲情報局（the French intelligence machinery in Asia）成立的分支機構中國情報處（the 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Chine, 簡稱CSR）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聯系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例。該情報處主任為殖民地步兵部隊布加卑上尉（Captain Boucabeille），布加卑企圖將孫中山革命黨人的諜報網納入到其支配之下。在法陸軍參謀部檔案有關與中國革命黨人會晤的報告中，布加卑提到了其對革命黨人“創建南方割據國家”的興趣，盡管此點據稱在巴黎方面爭議甚大。但孫中山當是接受了布加卑的要求，革命黨人胡毅生曾表示，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曾帶領一名法國武官赴桂黔川調查形勢，并曾在桂林與這名武官同赴新軍統帶的郭人漳營中。［2］366另據巴洛稱，此前經布加卑安排進入南方地區的聯絡官克勞代爾上尉（Claudel），也曾在一名支持革命黨人的香港向導的陪同下，“走遍了接連越南東京的廣東、廣西邊境地區”。［11］61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是年九月法國薩里安內閣下臺，原本積極支持殖民地擴張主義，同時支持布加卑的陸軍部長艾蒂安沒有入閣，布加卑所稱的“很可能法國政府會對你的努力感興趣”的說法，已經不大可能實現。［11］61盡管其后仍有部分法國下級軍官與中國革命黨人保持密切關系，據稱鎮南關起義時還有“法國某炮兵大尉”隨孫一同等上鎮南關炮臺。［7］25但這些法國下級軍官的作用，已經遠遠不及前次布加卑及其后臺法陸軍部部長艾蒂安的影響，而殖民地政府也更傾向于與清廷修復關系，以維持中越邊境治安。巴洛也認為，日俄戰爭期間，“法國的亞洲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點十分明確，即（法國）殖民地部和外交部都不大同情孫中山，對他采取明顯的不愿意幫辦的態度，只希望對他的活動作某些謹慎的探索”，這些官員“寧愿讓中國維持現狀，而不愿看到中國內部發生革命的騷亂”［10］87

三、清政府對“革黨”邊境起事的思考與斟酌

清政府對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越南的活動，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潮惠起義后便有所覺察，滇桂兩省督撫尤其對將來可能在兩省的邊境起事表示擔憂。先是廣西巡防張鳴岐指“孫黨由港兌越二十萬金”，并稱革弁梁秀春有“博部大元帥名目”，且“自言將往攻滇”，張同時還稱，“有楊壽彭黃龍生等皆為會中巨擘，廢弁散勇潰兵在越者，二千有零，遲早必發”，請外部速分電滇粵嚴防。［3］4557有報道指云貴總督錫良在收到外務部飭令后，曾派員至河內、海防密探，但錫指孫等人并未入滇，“惟既遣黨分赴廣東等處”。［13］

此時中越邊氛已經愈發緊張，自防城之役后，九月二十九日軍機處電寄兩廣督撫，對此前張人駿、張鳴岐電奏指“匪徒在越界秘密布置，想必備有軍械，且難保無外匪暗中接濟，自非尋常土匪可比”一事尤表關注，要二人“預為籌備，扼要屯防，并嚴飭沿邊文武認真截堵，切勿稍涉疏虞”。［6］220此處無論是桂越督撫還是樞廷方面，雖無明言所謂外匪即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不曾指明其中關聯，但“自非尋常土匪可比”一說，表明清廷對“肇亂”的利害關系已經有了深刻認識。

隨后《叻報》有消息稱“防城失守確有革命黨從中調度”，［14］更聞“越南那岑那莫一帶聚集會黨數百人，希圖竄越兩廣云貴各邊省，陰謀大舉”，［15］鎮南關之役后，有報道指政府“知有革命黨在內，由越南接濟軍火，因飭外部與駐京法使商議保護治安之策”。［16］更有論者稱，在鎮南關占據炮臺的清廷所謂“土匪”，“系越境亂黨”，［17］清廷也感“越匪有逆首主謀，外人又在暗中庇護，接濟軍需，進無所得，退亦可歸，實為大局之患”。［18］張鳴岐曾向清廷表示：“桂省兵力均注意桂邊，如尋常匪徒尚易除滅，近據各處探報，匪數日增，以河內為總巢，惟粵督電稱越匪擬先犯桂林，旋窺滇蜀，志不在小，并聞革命黨孫逆又在南集款數百萬，從中接濟，觀越南增兵之速，前二說不為無因?！保?9］

值得注意的是，自欽州防城之役，到隨后的鎮南關之役，再到第二年的欽州上思之役，盡管外間皆言之鑿鑿，指此匪徒與中國革命黨人有聯系，甚至有法人牽扯其中，但清廷始終不曾明言此種糾葛。即使是鎮南關之役中有法國軍官隨孫中山等人登上鎮南關，連法國外交部亦感驚恐之時，［11］76清廷也不曾遽然表態，并對法國援助“革黨”有所譴責，此點不得不令外間頗感意外。

鎮南關起義后，清廷一方面只是諭令廣西巡撫張鳴岐，指“越境股匪雖經官軍剿潰出邊，而匪情狡黠，梗株未除，仍需嚴密布置，加意防范”，另指“諒山邊境等處復有大股匪徒圍攻要隘，實屬異常悍頑，亟應嚴加防范”；［6］224-225另一方面則是經外部電飭出使法國大臣劉式訓，向法國政府磋商剿辦退入越南的“桂匪”辦法，［20］有報道指此間外部曾請法國方面“準我軍越界五里，俾得合圍”，［21］后又有消息指外部令劉式訓與法磋商，“援照對汛章程，協同緝拿”。［22］隨后并獲得法方承諾，允許“堵截桂邊竄匪，并協力捕拿，扣留軍械”。［23］

清廷之所以始終不提及越南“革黨”與起義“土匪”的聯系，很有可能與此前中法關于叛逃入越的梁秀春與李世桂的交涉有關。此次交涉起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六月，梁、李二人本是因失械罪，按中法新約有關交犯規定，理應交還，但梁、李卻藉名起義，遂生中法有關國事犯問題交涉。清廷當是明白，如指明防城、鎮南關諸役竄越之匪黨與革命黨有所關聯，便難以要求法方交回，甚至難以適用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中法會巡章程，牽扯甚繁。

如前所述，法國方面此時對革命黨人的活動仍持兩可態度，對此清廷自然需要有所斟酌。直至第二年河口之役后，由于法國有意歸咎云貴總督錫良，錫也只能將法“助匪”各情稟明清廷，并指此種情節“尤堪駭異，不敢不以附聞”。外務部才專門為此令劉式訓“切商法外部，迅電越督，申明定章，嚴加防范”。［6］276但外部似乎仍有猶豫，對于錫所指匪首“皆孫汶（指孫中山）大頭目”之以及法“縱匪知情”之說法，只要求“派員專查明法官縱容知情各證據，以便照詰”，隨后便不見下文。［6］278《中外日報》此間就發現“滇邊軍事，據外間傳述，革命黨勢焰甚熾，惟樞臣則異常秘密，一切情形概不宣布”［24］,亦可見清廷之謹慎，其中當確有隱情。

四、結語

盡管此前由于革命黨人、法國政府內部以及清政府對于形勢考量各有不同，多方博弈，以至時局頗顯詭譎。但自河口之役后，法國方面對于中國革命黨人態度出現明顯轉變，開始積極與清政府合作，表示“中法友誼素敦，自當竭力相助”。［6］280在具體措置上，法越當局一方面答應清廷有關驅逐孫中山離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開始表示愿意與清廷方面商議中越邊境“善后規條”。［25］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經此役失敗后，元氣大傷，也開始放棄利用會黨在滇桂粵邊境發動武裝起義的方略，轉而集中力量運動腹地新軍，革命形勢亦隨之一變。

［1］中山大學歷史系, 孫中山研究室. 孫中山全集： 第1卷［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2］陳錫祺. 孫中山年譜長編： 上冊［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1.

［3］郭廷以. 中法越南交涉檔： 第7冊［M］. 臺北： 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62.

［4］金沖及, 胡繩武. 辛亥革命史稿： 第2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5］馮自由. 革命逸史： 第5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

［6］中國史學會. 中國近代史料叢刊·辛亥革命： 第3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7］佚名. 亂黨投涵［N］. 叻報, 1980-10-30.

［8］胡漢民. 胡漢民自傳［M］. 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65.

［9］佚名. 法人對于亂黨輿論［N］. 大公報, 1908-05-24.

［10］MUNHOLLAND J Kin.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France and Sun Yat-sen, 1900-1908［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2（1）.

［11］JEFFREY G 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M］. Berket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79.

［12］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8-01-02.

［13］佚名. 孫黨密謀［N］. 叻報, 1907-07-26.

［14］佚名. 克復布置［N］. 叻報, 1907-10-17.

［15］佚名. 會黨起事［N］. 叻報, 1907-12-03.

［16］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7-12-09.

［17］佚名. 論朝廷宜重兩廣［N］. 中外日報, 1907-12-10.

［18］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8-01-19.

［19］佚名. 電奏防匪［N］. 叻報, 1908-01-18.

［20］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7-12-12.

［21］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7-12-11.

［22］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7-12-14.

［23］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7-12-15.

［24］佚名. 專電［N］. 中外日報, 1908-05-21.

［25］佚名. 緊要新聞［N］. 中外日報, 1908-03-06.

（責任編輯：張惠fszhang99@163.com）

The Thought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Various Forces During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Uprising Launched by Revolut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Zhi-ga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Politics,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China）

Revolutionaries led by Sun Yat-sen launched an armed upris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region between 1907-1908,resulting in a time of paranoia Vietnam border.Sun Yat-sen began planning an uprising in Lim Chin region in Guangdong which was near the area around Vietnam to balance things in both directions,and expected to get support from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But the attitude from French government on the Sun’s interior was not the same,and Qing government also worried about the French intervention.There were many considerations between French government and Qing government,which made problem more complicated.

Late Qing Dynasty;revolutionaries;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region

K252

：A

：1008-018X（2015）04-0067-06

2015-03-24

2014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GD14CLS03）；2014年廣東高校優秀青年創新人才培養計劃項目（2014 WQNCX127）

吳智剛（1983-），男，廣東豐順人，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部教師，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