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楊曉麗

刑事犯罪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楊曉麗

通過對某監獄數百例犯罪分子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經濟因素和入獄后的心理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文化程度、收入、恩格爾系數、聰慧性等對刑事犯罪罪犯的犯罪次數是否構成累犯有影響；罪犯的犯罪嚴重性對睡眠狀況、樂群性、焦慮水平、心理健康有影響；罪犯的犯罪次數對自殺次數、焦慮水平、人際關系有影響；樂群性、暴力影響傾向、焦慮水平對犯罪后的悔罪態度有影響。建議加強對罪犯的心理干預，構建一系列的績效評估體系和監獄綜合管理系統等；加強法制宣傳，降低犯罪率，改造刑事犯罪罪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刑期；累犯；經濟因素；心理因素

一、引 言

刑事犯罪的犯罪率問題一直被國內很多學者關注。研究刑事犯罪犯罪率的影響因素有利于科學地管理犯人，并有效降低犯罪率，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其中，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對罪犯的影響機理尤其是對犯罪率的影響已獲得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對犯罪率有重要影響。不管在何種經濟體制之下，經濟增長始終會導致犯罪率的下降，而收入差距擴大都會帶來犯罪率上升。由于社會控制方式的轉變,改革開放以后人口流動率上升和城市化規模的擴大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田鶴城,萬廣華,霍學喜，2009）[1]。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更是導致了犯罪率的提升（郭濤，閻耀軍，2014）[2]。類似的結論還有：社會經濟因素對縱向和橫向犯罪率的變化均構成顯著影響,這種影響又影響著刑事司法（白建軍，2010）[3]。還有研究者從更廣泛的視角研究犯罪率的影響因素，王玉梁（2014）認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顯著提高了犯罪率；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會顯著影響中國的犯罪率，提升初中生升學率能夠有效地降低犯罪率；經濟發展水平對犯罪率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犯罪率的影響非常顯著，城市化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犯罪率[4]。更進一步的實證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貧富差距、開放程度都對犯罪率有顯著影響,但貧富差距,尤其是城鄉差距的影響遠遠超過經濟發展水平,并且在開放度不同的地區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對犯罪率的影響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謝靈獲，賈文，2006）[5]。進一步實證考察發現，城市內部、農村內部以及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均顯著地增加了犯罪率，國民教育水準的提高則能夠有效地減少犯罪率，失業和農村貧困也對犯罪率產生了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進程則大大提高了中國的犯罪率（2010）[6]。經濟因素對犯罪率的影響，不同層面也有不同的效應，楊玲麗（2011）認為，微觀個體層面的“消費支出”和“消費結構”、中觀社會層面的“消費差距”、宏觀政策層面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均對犯罪率有著顯著的正影響效應[7]。

當然，也有研究持不同意見。林廣（2013）以美國紐約20世紀80-90年代的數據為研究樣本，經濟狀況與入室盜竊、汽車盜竊等犯罪率關系較為明顯，與謀殺、傷害等犯罪率關系不明顯[8]。省內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加對該省的犯罪率的效應并不顯著，民工進城導致的流動人口增加與犯罪率上升也并無直接關聯（章元，劉時菁，劉亮，2011）[9]。正式制度下的遷移不會帶來犯罪率的提升，即使非正式遷移，只要給予合適的社會保障，也不一定帶來犯罪率的提升（鄭筱婷，藍寶江，2010）[10]。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國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增加犯罪率，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和城市貧困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對犯罪率的上升有助推作用，而對外開放水平的擴大對于犯罪率的下降有積極作用；同時，因果性檢驗證實國民幸福水平與犯罪率之間存在雙向的 Granger因果關系（徐雷，鄭理，2012）[11]。犯罪率與GDP沒有相關關系，“九五”期間犯罪率只是緩慢增長（李麗生，2000）[12]。就業市場狀況對刑事犯罪率影響顯著，不同行業的影響并不相同（嚴小兵，2013）[13]。

上述文獻對犯罪率的影響因素做了非常透徹的研究，這些結論是本文研究的基礎，尤其是其中影響因素的選擇上。但是，很少有文獻論及犯罪率相關的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犯罪后的悔罪態度等之間的關系和三者的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借助于上海政法學院公開的犯罪統計學特征數據庫，擬構建模型研究罪犯刑期、累犯次數的主要影響因素，并考察刑期、累犯次數與罪犯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進而從宏觀上把握影響犯罪率的相關因素，最后提出為降低我國當前刑事犯罪發生率，更好地改造罪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政策建議。

二、假 設

本文為了研究罪犯的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的影響因素，及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對心理的沖擊因素，進而心理健康水平對犯罪后的悔罪態度的影響因素，我們特作以下假定。

假設1：健康狀況、性別、年齡段、家庭教育、文化程度、婚姻、收入、恩格爾系數、智商、聰慧性對罪犯的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有影響。見圖1。

圖1 刑期、累犯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

假設2：罪犯的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對睡眠狀況、樂群性、自殺分數、暴力影響傾向、焦慮水平、人際關系、心理健康有影響。見圖2。

圖2 刑期、累犯對犯人身心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型

假設3：睡眠狀況、樂群性、自殺分數、暴力影響傾向、焦慮水平、人際關系、心理健康對犯罪后的悔罪態度有影響。見圖3。

圖3 犯罪后的悔罪態度對犯人身心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型

三、模型構建與邏輯分析

結構方程模型（SEM）是在已有的因果理論基礎上，用與之相應的線性方程系統表示該因果理論的一種統計分析技術，是研究社會、自然現象因果關系的統計方法。一般來說，結構方程模型由測量變量和潛在變量兩部分組成：測量部分求出觀察指標與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潛在變量部分求出潛在變量與潛在變量之間關系。因此，結構方程模型分為測量模型與潛在結構模型兩部分。

完整的結構方程全模型由測量方程式和結構方程式兩部分組成。

測量方程式反映觀測變量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測量方程式表達式為：

其中X是外生觀測變量；Y是內生觀測變量；ξ是外生潛變量，由外生觀測變量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構成；η為內生潛在變量，由內生觀測變量因子分析得出；Λx和Λy是方程的系數矩陣，δ和ε是誤差項。外生潛變量和內生潛變量之間、內生潛在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由結構方程式表示：

其中B是表示內生變量之間關系的矩陣，Γ是表示外生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影響的矩陣，ζ為模型的殘差項。

SEM的建模過程包括模型構建、模型擬合、模型評價以及模型修正四個主要步驟，可同時考慮并處理多個因變量。

模型檢驗標準一般采用的是模型中的適配度指數（即GFI值，反映的是方差解釋比例）、卡方檢驗、調整后適配度指數（即AGFI值，用模型變量個數與模型自由度比率來改進GFI指標）、RMSEA值（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檢驗模型與實證數據間的擬合度），結構方程模型的基本適配度檢驗與標準如下表1所示

表1 模型適配度檢驗與標準

為了研究罪犯的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犯罪后的悔罪態度與經濟因素、心理因素、罪犯人口特征等的關系，筆者利用上海政法學院的犯罪統計學數據庫進行實證分析。該數據庫是從上海市各大監獄的在押犯人中抽取的，通過設計問卷，共收集有效問卷500份，犯人男女比例為1.6：1，收集的指標包括番號、身份證、性別、文化程度、年齡段、常住地、民族、婚姻、家庭狀況、收入、家庭教育、宗教信仰、血型、職業、特長、健康狀況、刑種、刑期、罪名1、罪名2、罪名3、是否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的地位、累犯、犯罪時間年、犯罪時間月、犯罪時間日、犯罪時間時、入獄時間、是否有受害人、認罪態度、減刑地點、起因、犯罪類型、智商、樂群性、聰慧性、暴力傾向、心理健康、焦慮水平、自殺分數、惡性程度、幸福指數、恩格爾系數①恩格爾系數(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的一項重要指標。、人際關系、悔罪態度、睡眠狀況共48個指標。本文選取變量為罪犯的性別、文化程度、年齡段、婚姻、家庭教育、收入、健康狀況、刑期、累犯、樂群性、智商、聰慧性、暴力傾向、心理健康、焦慮水平、自殺分數、恩格爾系數、人際關系、悔罪態度、睡眠狀況共20個指標②數據來源于http://kczx.shupl.edu.cn/。。除了用調查問卷收集數據外，部分指標尤其是心理指標是通過對罪犯進行訪談獲得的。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對相關結構方程模型圖進行驗證分析

借助于AMOS軟件，對上述結構方程模型圖進行驗證，表2為模型適配度檢驗。GFI為適配度指數，表示觀察矩陣中的方差與協方差可被復制矩陣預測得到的量，如果GFI的值愈大，表示理論建構復制矩陣能解釋樣本數據的觀察矩陣的變異量愈大，二者的契合度越高，該數值一般介于0和1之間，越接近于1表示模型適配度越高。在該模型的檢驗中，GFI為0.972，表示模型路徑圖與實際數據有良好的適配度，也表示模型協方差可以解釋觀察數據協方差的程度越高。

表2 為模型適配度檢驗

表3中，RMSEA為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是一種不需要基準線模型的絕對性指標，其值越小，表示模型的適配度越高。在該模型驗證中，RMSEA的值為0，小于0.01，表示該模型有相當理想的適配。在模型的卡方值為142.568，P值檢驗為0.611，顯然大于0.05，表示為達顯著水平，則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假設模型圖與觀察數據適配。

表3 模型的殘差均方和平方根檢驗

（二）犯罪率相關模型參數分析

如表4、表5所示，根據與犯罪率有關的模型參數估計值，聰慧性、健康狀況、文化程度三個變量與刑期（犯罪嚴重性）有關。從宏觀上來說，一方面，科教興國戰略使我國加大提升教育水平的力度，國民文化素質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高智商的不法分子也利用高技術，高科技使得智能犯罪逐年增加，其造成的后果相當嚴重，因而刑期相對較長。微觀上，犯罪個體的聰慧性與刑期也有一定相關性。健康狀況包括身體素質與心理素質，心理狀況不好更容易引起激情犯罪，影響惡劣。

從表4、5我們還可以發現收入、恩格爾系數、智商、聰慧性、性別以及文化程度對累犯（犯罪次數）有一定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恩格爾系數呈下降趨勢，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導致這些變量與犯罪次數的因果關系相對削弱。然而智商變量的估計值達到0.92，聰慧性0.45，說明這兩個變量對累犯的影響極大。時代在發展，人類文明在不斷進步，科技日新月異，先進工具一旦被高智商犯罪者運用，往往隱蔽性強，成功率高，而且犯罪者可能掌握一些法律漏洞，這都會增加犯罪的次數。此外，受傳統觀念影響，中國性別失衡，一般男性犯罪人數大于女性，且男性天生富有競爭性，行動上顧慮較少，容易再犯。

如表6所示，刑期與樂群性、睡眠狀況、焦慮水平、心理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因果關系。刑期的長短與犯罪嚴重性相關，像我國剛廢止不久的勞改制度對犯罪者的焦慮水平和心理健康都會形成一定沖擊，而科學分配刑期、注重心理干預會有利于改造罪犯，維護他們的心理健康。

相應地，犯罪次數的多少也會對自殺分數、焦慮水平、人際關系產生相應的影響。特別是焦慮水平估計值為0.69，它反映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加某些犯罪者的負罪感和恐懼感會加重，使他們的焦慮水平上升，加大自殺分數，影響人際關系。

如表7所示，悔罪態度，樂群性、暴力傾向、焦慮水平會對其產生相應影響。以暴力傾向為相對主因子。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生活節奏加快，中國社會競爭激烈、收入分配不均、經濟發展不協調，焦慮增加，加上受暴力電影和電腦游戲的影響，暴力傾向劇增，人們容易沖動，虛擬的自大，從而扭曲悔罪態度。

綜合上表，我們既可以看到智商、心理健康等變量與刑期、累犯和悔罪態度有著不同程度的因果關系，又能發現刑期和累犯對于這些變量的影響強度。這些因果關系都存在著好壞兩個方面，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演變。

表4 與犯罪率有關的模型的參數估計1

表5 與犯罪率有關的模型的參數估計2

表6 與犯罪率有關的模型的參數估計3

表7 與犯罪率有關的模型的參數估計4

從表4可以看出，在路徑系數中，有幾條路徑的保準話回歸系數值小于0，表示此路徑系數在總體中顯著等于0，為未顯著水平，這表明所對應的外因變量不能夠解釋內因變量，因此可以認為該變量對其影響不大，故可得以下結論：

結論一，健康狀況、性別、文化程度、收入、恩格爾系數、智商、聰慧性對罪犯的犯罪次數有影響；

結論二，健康狀況、文化程度、聰慧性對罪犯的犯罪嚴重性和犯罪次數有影響；

結論三，罪犯的刑期對睡眠狀況、樂群性、焦慮水平、心理健康有影響；

結論四，罪犯的累犯次數對自殺分數、焦慮水平、人際關系有影響；

結論五，樂群性、暴力傾向、焦慮水平對悔罪態度有影響。

五、小結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某監獄的犯罪統計學數據庫，借助于結構方程模型，研究了犯罪率以及罪犯的犯罪嚴重性、犯罪次數與犯罪后的悔罪態度之間的關系，并重點分析了后三者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一方面，罪犯的健康情況、文化、經濟特征等對重復犯罪次數有顯著影響，健康、智商和文化程度對犯罪嚴重性亦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罪犯的犯罪嚴重性和重復犯罪次數對罪犯獄中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情況有顯著影響；而罪犯的樂群性、暴力傾向及焦慮水平對犯罪悔罪態度有影響。

總之，文化程度、心理健康、社會人際關系等與犯罪率關系密切。實證結果顯示，文化程度的差異影響著罪犯是否構成累犯的幾率，以及悔罪表現是否自首立功的幾率。一些罪犯認知水平低,沒有受過很好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道德觀念、法制觀念淡薄，不能以此來正確調節自己的行為，由此導致的違法犯罪行為時有發生。還有很多罪犯因為法律意識淡薄，屢次犯罪，構成累犯，其悔罪表現欠佳，不能及時自首或立功。文化程度較低，沒有受到很好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道德觀念、法制觀念淡薄，不能以此來正確調節自己的行為。

犯罪人的心理健康也影響著犯罪量刑，犯罪人的情緒、情感與其行為相互影響。犯罪人的情緒、情感與犯罪心理形成的關系，一方面，由于受復雜的社會環境影響，情緒、情感中的一些負面因素聚集在一起,有可能產生犯罪動機，進而實施犯罪;而罪犯的心理健康如果出現一些問題，可能會導致再次犯罪或多次犯罪構成累犯，如司法實踐中的連環殺人案。有的犯罪人是為了泄憤，這種心理的不健康導致了很有可能犯罪次數較多構成累犯。還有以一些極為變態的手段殘忍殺人的殺人案，多數與犯罪人的心理不健康有關。另一方面，激情犯罪近些年來也呈現出高發趨勢。很多犯罪人意志薄弱,抵制不住外在不良因素的誘惑，犯罪人特別是累犯犯罪還出現了病態化瘋狂化,表現為為達到犯罪目的不擇手段。某些犯罪人被極端利己主義、極端追求物欲的思想所影響。低級的興趣、錯誤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觀，是形成反社會意識，犯罪動機的基礎，也是構成累犯，以及以后的自首和立功的重要因素。國內一些學者對于犯罪心理做了一些研究，貴州大學劉曉婷教授認為：“當一個犯罪人走上犯罪道路之后，氣質可能影響他們選擇的犯罪行為類型、犯罪手段和方式。如，同樣是品德不良，具備了犯罪條件的主體，膽汁質的人常表現為逞強好勝，容易進行暴力犯罪，如報復殺人等激情性犯罪；多血質的人容易受他人誘惑而犯罪。另外，不同氣質的犯罪人在犯罪行為過程中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即使在同一種犯罪行為中。例如，同樣是報復犯罪，膽汁質或多血質的人由于情緒發生得快而強烈、快而多變、易躁、易沖動?！盵14]筆者也持同樣觀點，犯罪人的心理健康影響著犯罪次數，以及犯罪后的悔罪表現等。

此外，罪犯的社會人際關系也影響著量刑。人屬于群居型動物，人的犯罪行為一方面與犯罪人自身的生理因素有關，另一方面，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也影響著量刑。罪犯再犯以構成累犯往往是由犯罪人在原有生理因素與心理因素的基礎上,吸收外在環境因素并內化自己的反社會意識而最終形成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控制等因素都影響著罪犯再犯構成累犯，也影響著犯罪后是否自首或立功。一些社會微觀環境，如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工作場所因素同樣對罪犯再犯構成累犯有極大的影響。研究表明，家庭環境惡劣，父母關系破裂，學校監管不嚴，工作環境中人際環境惡劣等都影響到罪犯可能多次犯罪構成累犯，以及犯罪后的自首或立功表現受到限制。

基于上述分析結論，筆者認為，要降低犯罪率，以減少經濟因素、心理健康因素、文化程度因素等對于罪犯犯罪次數、犯罪嚴重性、犯罪后的悔罪態度的影響，更好地改造刑事犯罪的罪犯，要加強以下幾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并構建相關體系。

第一，罪犯的改造要以心理干預為主。我國監獄對犯罪分子的改造過度依賴于勞動改造，這直接導致了部分罪犯的改造效果較差，尤其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改造的效果更是大打折扣。因此，對犯罪分子的心理輔導、對有明顯心理健康問題的罪犯進行心理干預顯得尤其重要。心理干預應及時、措施到位，不能簡單粗暴，對犯罪分子應根據個體差異進行針對性調教。

第二，構建罪犯改造績效評估體系。量化管理已經深入到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多個層面，監獄體系也應通過大數據分析構建罪犯改造績效評估體系來實現監獄管理的科學化。借助于大數據技術，實時記錄、跟蹤罪犯主要節點的特征，逆向推理，有利于導出行之有效的監獄管理模式和罪犯改造路徑。

第三，設計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獄綜合管理系統。監獄是一個對封閉性要求極高的罪犯改造場所，這種封閉性傳統上往往以絕對物理封閉為主，長期而言，這種模式對犯罪分子可能達不到理想中的改造目標，甚至有些罪犯出獄后，利用獄友關系踏上了更加危險的犯罪之路。因此，監獄管理系統應通過更加多樣化的措施，構建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獄管理格局。應從宏觀層面上設計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綜合管理系統。

第四，加強法制宣傳。我國是農業大國，“三農”問題一直是突出問題，在我國的很多欠發達地區，教育資源缺乏，農民受教育的意識較為淡薄，法律意識更為淡薄。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法制宣傳。

總之，在當今信息高速發展的時代，為降低刑事犯罪率，對刑事犯罪犯罪人的改造可通過心理干預調節其心理健康，構建一系列績效評估體系和監獄綜合管理系統，加強法制宣傳，建設法治社會。

[1]田鶴城，萬廣華，霍學喜.區域經濟差異與犯罪率的統計分析[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009，（2）.

[2]郭濤，閻耀軍.城市化與犯罪率非線性動態關系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4，（4）.

[3]白建軍.中國犯罪率數據看罪因、罪行與刑罰的關系[J].中國社會科學，2010，（2）.

[4]王玉梁.教育、收入差距對犯罪率的影響：以中國為例[J].經濟管理者，2014，（2）.

[5]謝靈獲，賈文.經濟因素對犯罪率影響的實證研究[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

[6]陳屹立.收入不平等、城市化與中國的犯罪率變遷[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11）.

[7]楊玲麗.消費與犯罪——基于改革開30年的統計數據的分析[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6）.

[8]林廣.論經濟因素對紐約市犯罪率起伏的影響（1980-2004）[J].求是學刊，2013，40（1）.

[9]章元，劉時菁，劉亮.城鄉收入差距、民工失業與中國犯罪率的上升[J].經濟研究，2011，（2）.

[10]鄭筱婷，藍寶江.犯罪率的增長及其差異：正式與非正式社會支持和保障的視角[J].制度經濟學研究，2010，（3）.

[11]徐雷，鄭理.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社會福利與犯罪率關系的研究——基于1985-2010年的經驗數據[J].西部經濟管理論壇，2012，23（2）.

[12]李麗生.我國犯罪率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和犯罪率預測[J].浙江公安高等?？茖W校學報，2000，（4）.

[13]嚴小兵.上海市就業市場狀況與城市犯罪的空間計量分析[J].人文地理，2013，（3）.

[14]劉曉婷.試論影響犯罪心理產生的因素[J].消費導刊，2009，（6）.

[責任編輯：劉烜顯]

楊曉麗，廣東金融學院法律系講師，法學碩士，廣東 廣州 510521

D917

A

1004-4434(2015)08-0175-06

廣東省教育廳育苗工程項目“基于金融刑法的珠三角經濟區金融犯罪分析”(2013WYM_0058)；廣東金融學院校級課題“金融法治環境的構建與完善——論如何防范與打擊珠三角地區的金融犯罪”(14XJ02-02)；廣東金融學院2015創新強校項目“大數據時代廣州地區金融犯罪相關分析”(15CQ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