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特征、環境管制與生產率增長

屈小娥??

摘要：運用全局ML指數測算了同時考慮能源和環境約束的中國工業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運用統計學中的聚類分析方法將測算結果聚為三類：高質量產業、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結論表明，高質量產業的環境規制強度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環境規制強度較為薄弱；我國工業的環境規制顯著地改善了企業的生產效率，研究結論支持“波特假說”。政府可以通過適當的環境規制政策工具，達到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雙贏。

關鍵詞：全局ML指數；行業特征；環境規制；生產率增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06

中圖分類號：F205；F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5）02-0024-04

Abstract：This paper estimate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Industries taking into account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cluster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Highquality industrial， intermediate quality industrial and lowquality industry；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s maintained at a higher level， but Intermediate quality industrial and lowquality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is wea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our industr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anys productivity. Research findings support the “Porter Hypothesis.” Government may through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olicy instruments， achieve a winw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global ML index；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1問題的提出

傳統經濟理論普遍認為，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不可雙贏，人為的管制、干預越少，將越有利于經濟的快速發展。而Porter認為，設計恰當的環境管制可以促使企業進行技術革新，而這種技術革新帶來的效益可以部分抵消甚至超過遵循環境管制所產生的成本[1]?！安ㄌ丶僬f”自提出以來，其爭論從未停止過。概括起來，其基本觀點有三種：一是支持“波特假說”，認為環境管制能夠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2，3]；第二種觀點質疑“波特假說”，認為環境管制對生產率增長起負向影響[4，5]；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環境規制和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存在不確定性[6]。

我國環境規制政策實施較晚，目前針對“波特假說”的檢驗研究甚少。部分學者利用國家或省級層面的宏觀數據，一是從產業競爭力的角度來檢驗環境規制與產業競爭力的關系，如許士春、張江雪等、陳艷瑩等、張玲等[7～10]學者；二是從技術創新的角度對“波特假說”進行檢驗，如張中元等、高霞等[11，12]學者。而從生產率增長角度出發對“波特假說”進行檢驗的文獻甚為少見。

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擴展：①利用生產前沿的最新研究方法——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簡稱GML指數），測算能源和污染排放約束下工業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將測算結果聚為三類：高質量產業、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②測算、分析環境規制強度的行業差異特征；③構建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環境規制與不同質量產業綠色生產率增長的關系。

2研究方法——全局ML指數的構建

3中國工業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與分析

31變量選取及說明

本文實證分析所用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由于“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和“其他采礦業”數據不全，故實證研究中不包括以上三個行業，實際構造了2001～2010年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工業36個行業的樣本數據。各變量說明如下：

（1）產出。期望產出為行業總產值，用分行業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將當年價折算為2001年不變價，單位為億元。非期望產出用行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

（2）投入。資本投入用各行業固定資產凈值表示，并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將當年價折算為2001年不變價，單位為億元；勞動力投入用各行業年末從業人員數表示，單位為萬人；能源投入用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表示，單位為萬噸標準煤；行業企業數用各行業企業單位總數表示，反映社會資源的綜合投入。

32測算結果及分析

以上述各投入產出指標為依據，根據全局ML指數測算我國工業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按照統計學中的聚類分析方法將測算結果聚為三類：高質量產業、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結果見表1。

（1）由表1可知，高質量產業主要以高新技術產業和清潔產業為主，樣本考察期內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137%，其中技術效率年均增長616%，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來源；而前沿技術進步的貢獻則為-451%。中間質量產業主要以部分重化工業和傳統輕工業為主，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100%，其中技術效率年均增長076%，前沿技術進步的貢獻則為-1067%。低質量產業主要是污染密集型產業，產業本身能耗大、排放多，因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前沿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均呈現下降趨勢。

（2）從行業整體看，考慮資源環境規制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下降，年均增長率為-76%，其中技術效率的貢獻為148%，而前沿技術則出現退步，年均增長率為-88%。這說明我國實行的工業經濟改革確實帶來了明顯的效率改進，但并沒有帶來明顯的技術創新效應。分類型看，高質量產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不但高于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也明顯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從技術效率和前沿技術進步的變化看，高質量產業和中間質量產業技術效率呈增長趨勢，技術進步呈下降趨勢；而低質量產業無論是效率改進還是技術進步，均出現下降。

4環境規制強度的行業異質性檢驗

41檢驗方法

有關環境規制強度的測量方法有環境投資、政府頒布的環境法令、排污費收入、治污投資、污染排放密度等?；谛袠I之間的差異和數據的完整性，用上述指標衡量環境規制強度缺乏可操作性；其次，從我國環境規制政策的發展歷程看，由于SO2排放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環境管制的重點監控指標，而工業部門既是排放重點、又是監控重點，故用分行業SO2去除率作為環境規制強度的代理變量，即：SO2去除率=去除量/（去除量+排放量）×100%，該式的值越大，表明行業在環境規制方面所作的努力越大。

42環境規制強度的行業異質性特征分析

由圖1、圖2可知，SO2去除率和排放強度（用單位產值的SO2排放量表示，2001年為100）與產業特征基本吻合。高質量產業單位產值SO2排放量低而去除率高，環境規制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單位產出SO2排放量高而去除率低，環境規制強度較為薄弱。這說明以重化工業和污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部分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在生產過程中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些產業在目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仍然是節能減排的重點對象。

5行業特征、環境規制與生產率增長——基于波特假說的檢驗

51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

本文對“波特假說”進行檢驗，選取變量如下：①環境規制強度（SO2）。以分行業SO2去除率表示，同時納入滯后一期的環境規制強度（SO2，t-1），衡量環境規制的時間效應。②環境規制政策的穩定性（ENV）。用環境規制強度的標準差衡量。③研發投入（R&D）。用企業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占產品銷售產值的比重表示，同時引入其滯后項（R&Dt-1），反映研發投入的時間波及效應。④外資水平（FDI）。用實收資本中港澳臺資本和外商資本之和所占比重表示。⑤能源效率（ENG）。用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費量表示，單位為噸標準煤/萬元。⑥企業規模（SIZE）。用行業總產值與企業單位數之比表示。

分別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GTFPit）、技術進步指數（GTCit）和技術效率指數（GECit）為被解釋變量，以上述影響因素為解釋變量，設定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52實證結果及分析

首先，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判斷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哪個更佳。檢驗結果在1%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故應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見表2。

（1）“波特假說”的檢驗結果?；貧w結果顯示，當期和滯后一期的環境規制強度與三類不同質量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呈正相關。表明我國工業的環境規制顯著改善了企業的生產效率，研究結論支持“波特假說”。但對于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而言，當期的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回歸系數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滯后一期的回歸結果卻顯著地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改進，說明環境效率的改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環境規制政策的穩定性看，各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意味著環境規制政策的穩定性越強，從長期看越有利于激勵企業增加治污投資，環境規制的效果就會越好。

（2）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①當期研發投入與三類不同質量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前沿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呈顯著負相關，而滯后一期的研發投入在所有樣本中均顯著為正，研發投入的時間效應明顯。②外資流入對三類不同質量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產生負向影響，回歸結果支持“污染天堂假說”。③能源使用效率對高質量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前沿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提升均產生顯著的正向效應，但對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卻產生顯著的擬制作用。④企業平均規模對三類不同質量產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企業生產中確實存在資源綜合利用和排放控制的規模經濟效應，大企業更有利于發揮節能減排的規模經濟效應。

6結論及啟示

本文對“波特假說”在中國產業層面是否存在進行了實證考察。主要結論如下：①綜合考慮資源環境規制，我國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低，效率改進是生產率增長的源泉；高質量產業環境規制強度較高，而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環境規制強度較為薄弱。②我國工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業的環境效率，研究結論支持“波特假說”。以上結論的重要啟示在于：

（1）由于工業行業異質性特征明顯，因此節能減排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工具的選擇，不能搞“一刀切”。對于單位產出能耗大、污染排放多，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低的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可以在現有基礎上設定較為嚴格的環境管制措施，如對于橡膠制品、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等劇毒污染或災害性污染的行業，可以采用行政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并給予這些企業一定的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扶持。

（2）設計恰當的環境政策能夠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雙贏。因為在穩定的環境政策下，環境規制會刺激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這樣就直接或間接地提高了企業能源、環境領域的技術水平。因此，對于能耗大、污染重的企業，應逐步提高環境規制水平，使環境規制成為企業技術創新、管理制度創新和生產率增長的真正動力。

（3）應根據行業特性分別制定不同的環境管制措施。首先，應繼續加強中間質量產業和低質量產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其次，應適度穩定高質量產業的環境規制強度。根據行業特征采取有區別的環境規制手段和形式，因地制宜，充分發揮環境規制手段和政策工具的靈活性，綜合運用多種環境工具，保持生產率的持續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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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