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卷S.2702《凈名經集解》卷背諸內容之關聯性分析

冷江山

內容摘要：S.2702《凈名經集解》抄卷是一個典型的講經和俗講活動所用的“底本”，卷中有些內容看似偶然抄在一起，但從俗講特點以及講經與俗講的關系等視角來看，它們之間都存在實際應用方面的相互關聯，整個寫卷大致可以再現當時的講唱過程。

關鍵詞：敦煌寫卷；佛教俗講；同抄關聯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5）02-0059-06

Abstract： S. 2702， a copy of Jingmingjing Jijie， is a typical master copy of a Buddhist lecture or public Buddhist speech. Some contents seemed to be transcribed together by accident but judging by the features of Buddhist public speech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t lectures and public speech， they are correlated by practical use. This manuscript can represent the process of a public Buddhist speech as it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t the time S. 2702 was written.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public Buddhist speech； correlation of the contents from the same copy

我們知道，很多敦煌文學作品及其同抄文獻都是在現實生活中實際應用的，有些同抄文獻的內容看似并無直接關系，但如果從使用方式的角度細致分析起來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講唱的“要略底本”。要略底本這一概念是由日本學者荒見泰史首先定義并專門研究的，指的是講唱藝人應用的材料匯總或講唱內容的節略草稿[1]。不管是俗講還是僧講，佛教講經、講唱都是一門臨場變通性很強的綜合性表演藝術。一個技藝高超的表演者是不會照本宣科地誦讀“底本”的，他們通常使用的就是此類提綱式或材料式的“要略底本”。這些寫本的內容雖然雜亂，但如果從講唱技藝演出的角度去思考，還是能夠找到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的。

我們先通過一個較為熟悉的例子來說明一下。P.3645、P.4051兩卷所抄的《前漢劉家太子傳》就是這種要略本。此二卷所抄變文后有六則標明選自《史記》《漢書》等史書的小故事。王重民認為這些故事和《前漢劉家太子傳》并不相關，其實從講唱技藝特點的角度來看這些材料，就可看出其中的關聯了。陳乃乾《三國志平話》“跋”云：

吾國宋元之際，市井間每有演說話者，演說古今驚聽之事。雜以諢語，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勸懲，大抵與今之說書者相似。惟昔人以話為主，今人以書為主。今之說書人彈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說為依據，而穿插演述之。昔人之說話人則各運匠心、隨時發生，惟各守其家數師承而已。[2]

這段論述對講唱藝術的表演特點概括得非常精到。講唱藝人為了吸引聽眾，會在主干內容之中摻雜很多其他的內容來增強表演的效果。而《前漢劉家太子傳》后面的小故事恰好能滿足這樣的需求，且看其中兩則：

帝語東方朔曰：“卿大短命！”東方朔啟帝曰：“陛下何得知臣短命？”“朕讀許負《相書》云：‘鼻下一寸，受年一百。卿鼻下無一寸，是以知也?！睎|方朔得此言，伏地大笑。帝曰：“朕道卿短命，何可笑也？”東方曰：“臣不敢笑陛下之言，笑彭祖大丑?！钡墼唬骸扒洳灰娕碜?，何以知其丑也？”“臣讀《周書》云：‘彭祖受年七百歲。陛下向言：‘鼻下一寸，受年一百。壽年七百，上唇漏長七寸，豈不丑乎？”帝得此言，與西王母俱時大笑。[3]

《漢書》云：董賢字圣卿，云陽人也。漢哀帝愛賢，與之日臥于殿上，以手肱枕賢頭。帝欲起，賢未覺，憐賢不欲動之，命左右拔刀割斷袖而起。封賢為大司馬、高安侯。因諸臣大會，而欲舍天位與賢，而謂諸臣曰：“朕欲法堯而禪位與賢！”王閎進諫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有之。昔高帝與項相戰爭之日，九年之中，七十二戰，身被痛毒，始定大業，積得（德）累功，為萬世之基。今以董賢之姿，而禪位與之，臣恐國社不安，先靈棄之?！钡鄣么搜?，遂不得賢；自此以后，王閎不得入。會漢哀既崩，皇后遣安漢公王莽，禁賢獄中，賢共婦俱時自剄而死也。[3]245

上述東方朔故事內容滑稽可笑，恰好符合講唱者“雜以諢語，以博笑噱”的表演需要，而董賢的故事也堪稱“古今驚聽之事”，亦能為講唱增色不少。當然，講唱過程中穿插的材料僅僅是滑稽可笑、引人入勝還不夠，它們還必須和主題內容有一定的聯系，以便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發生”的旁征博引時能夠很自然地把它們聯系在一起。此處討論的六則故事與主題內容之間都有一定的聯系?！肚皾h劉家太子傳》講的是王莽篡位時劉家太子逃往昆侖山路上的故事。而后面張騫受命前往昆侖山、東方朔在昆侖山偷西王母仙桃兩則故事均與昆侖山相關，東方朔偷桃故事又可引出上舉彭祖壽命的諢話，而郢書燕說的故事又和治國用賢、防止篡權相關。最后的董賢故事中提到了王莽，與《前漢劉家太子傳》中的王莽篡位背景有著明顯的聯系。如此來看，該卷中的幾則故事和《前漢劉家太子傳》的講唱表演是息息相關的，并非王先生所說的“沒有關系”，它們能抄在一起是理所當然的，絕非純粹的巧合。

同《前漢劉家太子傳》一樣，S.2702卷背看似雜亂的內容也是緊密聯系的?；囊娞┦氛J定該卷為俗講要略本，金岡照光也把該卷歸為擬變文類，但二者均未具體論述卷中內容與俗講之間的關系。該卷正面抄《凈名經集解》卷上，卷背內容不多，為論述方便，現錄文如下（圖1—3）：

（前空約9行）

1. □□當時天帝釋將兵馬與阿修羅兩家相斗時

2. 兵馬共天帝釋斗爭時 爾時阿修羅愛天上天蘇陁耶味美

3. 爾時天帝釋兵馬下界海中劫阿修羅女其阿修羅怒故將

（空約2行）

4. 王 北天迦毗羅國凈飯大王 十六

5. 陁國碾那盈王 犍陁羅國羯那患經王 塭善尼國波斯□

6. 樓蘭國優陁仙王 西天住波羅奈梵魔達王住 戰羅

7. 爾時師子國王住中天 南天舍衛國頻婆娑羅王住 東天

8. 第三囑作牛馬駝驢驢驢

（空約2行）

9. 令狐

（空1行）

10. 近州遇鎮

（空1行）

11. 聞求寶者須投大海 思小者必慕深山不獲

12. 明珠而稱心未過蓬萊而意浪

（空約3行）

13. 第一囑甚囑發愿爺娘長萬福。十月懷胎受苦辛。

14. 乳哺三年相養欲□堂堂人義足可中五逆甘采惠

15. 死了掇頭入地獄 第二囑事須兄弟且和睦莫聽鄰

16. 里外人言便即惡發別開□爭打分離自啼哭

17. 第三囑作牛馬駝驢并六畜盡緣前生負君財

18. 輕馱少打長君福。蹄川領破沒人治知怕死遙聞

19. 怨苦聲刀割湯□望口撲。

20. 昔磨薩女 此云死活 非游大愿

21. 過去有佛號曰迦葉爾時有女人持一壇麻花奉上彼佛

22. 布施已后不經多時其女命終托生何處其女生

23. 在舍衛大城福感姿容殊妙及至年大好事乾岳

24. 織師天帝觀見女人遂變身為織師之狀直來下界

25. 赴就女家候夫不在之間便乃共妻交接如是出入

26. 已及數旬其妻怪之夜后遂問夫曰△

（后空白）

該面筆跡始終如一，抄寫了幾個零散片段，間或有雜寫，從抄寫情況來看應為一人隨手所為之習抄卷。第21—26行內容有明顯的俗講故事性質，《英藏敦煌文獻》 “天帝釋竊織師婦俗文”的命名準確定位了該文的俗講底稿性質。此故事并不見于佛教典籍，蓋為俗講僧人杜撰。帝釋是佛教的重要神祇之一，乃忉利天之主，總領諸天，在中國民間廣為百姓信奉[4]。貴為諸天之首的帝釋竊取別人的妻子，是頗能吸引聽眾的噱頭，符合世俗民眾嘲諷權威的逆反心理。故事的下文不得而知，恐怕難免或多或少地落入淫穢流俗。趙璘《因話錄》云：

有文淑僧者，公為聚眾譚說，假托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5]

從文淑之例可以看出，唐代俗講僧講唱“淫穢鄙褻之事”來吸引聽眾，是他們的慣用伎倆，“天帝釋竊織師婦俗文”或即此類講唱之底稿。其實，非但此文內容與講唱有關，卷中的其他部分也都是同一俗講過程所需的材料，以下我們逐一分析。

首先看第1—7行的內容。該部分《總目索引新編》定名為“壁畫榜書底稿七行”，《英藏敦煌文獻》分別定名為“天帝釋劫阿修羅女榜題”“諸天王目榜題”。此類榜題抄本在敦煌遺書中較為常見，目前發現的還有S.192、S.1589、P.2680、P.3304、P.3352、北838等22個抄本，其中P.3304、P.3352還是此類內容的集抄本。眾多抄本的出現引起了壁畫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他們大都認為與莫高窟壁畫榜題有關。如法國學者蘇遠鳴認為它們是“壁畫題識”，施萍婷、王惠民認是為“壁畫榜書底稿”，沙武田認為是“壁畫榜題抄錄本”等①。

我們認為這些內容是某種圖畫的題識是沒問題的，但未必都是莫高窟壁畫的題識，它們與俗講變相也脫不了干系。不可否認，很多榜題和莫高窟壁畫相對應，有的甚至和壁畫上的榜題毫無二致，但我們知道，壁畫和變文尤其是講經文之間也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很多壁畫內容和我們常見的講經文內容是可以相互對應的。如勞度叉斗圣變、眾多佛本生故事畫等都可用來輔助講解降魔變、八相變等變文。所以榜題抄本與壁畫關系密切的同時也會很自然地與變文變相密不可分。再者，這些榜書抄本都不是某一幅壁畫榜書的全部抄本，很多只是其中的幾個條目，如果是榜書底稿或抄錄本就有些不好解釋。仔細對比，我們就能發現它們卻往往與變文講唱的最精彩處相吻合。此中典型的例子就是S.4257勞度叉斗圣變榜題。此內容經變畫在莫高窟第454窟中多達55個榜題，而S.4257僅抄了7處{2}，此7個榜題緊緊圍繞狂風吹擊下外道們狼狽應對等幾個斗法最熱鬧的場景，與變文中的……時、……處等內容恰相吻合，可見它們與變文講唱密切相關。最后，上述榜題抄本中也有一些內容是壁畫沒有的，但俗講中卻很常見。如S.1589、P.3304都抄有《十王經》榜題，地獄十王題材的內容在壁畫中就沒有，但以《十王經》為題材的配圖講唱抄本在敦煌遺書中卻有不少?；囊娞┦吩凇抖鼗椭v唱文學寫本研究》一書中曾專章討論該題材講唱內容在敦煌的流行[1]159-194。還須說明的是十王經變文S.3961抄本所配插圖中的榜題和S.1589、P.3304抄本中的完全一致，這更是二者抄寫關系的證據。

要想確證這些榜題為變相題識，我們還要討論它們的抄寫用途。俗講僧為什么要抄寫變相榜題呢？我們認為他們很有可能是在學習變相的內容以便講唱時使用。沙武田通過逐一考察這些抄本的呈卷狀態，認為它們抄寫混亂隨意，并非榜題底稿，也認為抄寫者“可能是為了認識畫面或學習畫面反映的佛教內容而抄錄的”[6]。我們知道，講唱僧所用的變相并非我們在寫卷中看到的插圖，它們應該是較大的絹畫或麻布畫等掛圖，類似于敦煌絹畫中的甘藏報父母恩重經變圖和MG.17662披帽地藏王菩薩并十王圖等供養用掛圖。佛教變相類圖畫中的佛、菩薩、羅漢、神王等名目眾多，且多按印度原形繪制，辨認實屬不易，必須有榜題標示。同時，變相是按繪畫語言而不是文本語言安排情節順序，按文本的順序一一觀看，難免眼花繚亂。講唱僧熟悉經文、變文但未必懂得繪畫，這樣一來榜題就成了他們參讀變相或壁畫的指南。但并非所有的變相都寫有這樣的榜題。如同為《十王經》講唱相關的圖畫，S.3961有這些題識，而P.4523就沒有。如果用這樣的絹畫或麻布畫掛圖講唱就很有抄寫S.3961上題識的必要。為什么不在掛圖變相上都寫上這些題識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應是擔心這些字跡過多會破壞圖畫本身的藝術效果。講唱用的掛圖不可能像壁畫一樣有那么大的面積，本不寬松的畫面再加上為數眾多的題識，恐怕要混亂不堪了。再者，講唱者一般要給聽眾講解變相內容，如果答案已經寫在畫上，對于識字的聽眾來說就沒有必要了。所以，講唱用的掛圖變相大多應是沒有題識的，不是很熟悉變相圖的講唱者都必須在表演前抄記類似S.3961一類抄本上的題識，甚至有可能抄寫與之相類的洞窟壁畫中的題識來掌握變相。

從上面論述我們看到該卷第1—7行題識內容的確與俗講相關，它們具體是何種俗講經文的變相題識呢？從前3行的內容來看，它們與佛經中常見的帝釋與阿修羅之間的戰爭故事相關。如丁福?！斗饘W大辭典》“帝釋與修羅戰”條下曰：

有阿修羅王名羅睺羅，生一女，端正無比。帝釋厚幣求之，若不與，則以兵取。阿修羅聞之大怒，興兵大戰。后講和，阿修羅以女納于帝釋，帝釋以甘露報之。[7]

此情節和S.2702卷背前3行文字正好能對應，所以這些題識應是從敷衍此類佛典的俗講經文變相上抄下來的，《英藏敦煌文獻》定名為“天帝釋劫阿修羅女榜題”還是比較準確的。那么后面的4行天王名字大概是帝釋相關變相掛圖中的人物，故命名為“諸天王目榜題”也很合適。

卷背第13—19行所抄的“三囑歌”也與俗講相關。從內容看，三囑歌的性質屬于勸善主題的贊唄歌辭。俗講和贊唄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時候贊唄本身就是變文的組成部分。任半塘的《敦煌歌辭總編》就從變文中輯出了一些歌贊。在談到歌贊中多見的重句聯章體時，任先生說：

重句聯章之來源雖有變文內與變文外兩途，其構成條件皆同。而采自變文者更多一嚴峻之限制，即非原文內之插曲不可；有插曲明征可指，在原組織內并非不可分割部分。反之，例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內所見，有“療病”與“直心”二組，各十首，因其含義與講經文之脈絡相聯，乃不能抽出單行，故僅備于“附見辭”內，示不濫也。余類推。[8]

從這段論述可見，贊唄或被改詞換句變成變文內容的有機組成部分，或作為插曲出現。從內容來看，該卷的“三囑歌”或可作為帝釋故事俗講的插曲使用。此外，變文的押座文和贊唄關系更為密切。押座文在形式上也是韻文體唱詞，和贊文區別不大，有時押座文還會借用贊文加以改造使用，甚至直接使用贊文代替。如S.3711《悉達太子修道》的開頭即為《太子贊》全文。文中此后又云：

凡因講論，法師便似樂官一般，每事須調置曲詞。適來先說著，是悉達太子押座文。[3]468

可見此處正是用贊文代替押座文?；囊娞┦氛J為俗講儀式中的“作梵”其實就是唱押座文，二者無分門別類的必要[1]242。實際上押座文的稱呼是根據它起到的鎮靜聽眾的作用來命名的，無關其文體類屬。當然，作為變文講唱前的序曲，押座文最好能在內容上■栝正文大意，為主題做鋪墊，但事實上有些講經文并沒有專用的押座文，借用是很常見的現象。如P.2187《破魔變》前用的是《降魔變押座文》，而S.3491所抄《破魔變》與同卷《頻婆娑羅王后宮采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的押座文則幾乎完全相同?！镀颇ё儭返瘸Ｒ姷闹v經文尚且沒有專用的押座文，像本卷帝釋故事這樣隨時發生的俗講文臨時借用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考慮到贊文和押座文的密切關系，卷中的“三囑歌”也不排除作為該次俗講押座文的可能。

從上面論述我們看到，S.2702卷背的習抄內容都可能與某次俗講活動相關。前7行是講唱者從俗講變相上抄下的題識，第13—19行所抄的“三囑歌”是俗講中的插曲或押座文，而第21—26行的“天帝釋竊織師婦俗文”更是俗講的主體內容之一，就連第11—12行“聞求寶者須投大?！钡仍~句都可能是為俗講過程準備的常用套語，此內容用到帝釋下界海中劫美的情節轉換處就極為貼切。更重要的是帝釋劫阿修羅女故事與“竊織師婦俗文”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斗ㄈA義疏》把帝釋與阿修羅戰爭的原因解釋為：“修羅有美女而無好食，諸天有好食而無美女?；ハ嘣骷?，故恒斗戰也?！盵9]可見即便在正統佛家學者的眼中，帝釋也是在為美色而戰。在旨在樂俗邀布施為目的俗講中，聯系并杜撰出“竊織師婦”之類的故事就不足為怪了。

不僅如此，卷背內容與正面所抄《凈名經集解》也并非不相關聯的文字。我們知道，《凈名經》在唐代非常盛行，相關的講經活動也非常多，敦煌寫卷中的諸多《凈名經集解》的存在即是例證，這種集解也是完全可以當做法師講經的“底本”來用的。伏俊璉師曾指出，在敦煌世俗佛教的大背景下，唐代僧講和俗講的界限并不明確，二者可能在講解方式、聽眾、講解者等諸要素之間都存在一定的融合。也就是說存在著講經法師同時在一定場合客串俗講僧，或者在講經過程中穿插俗講內容的可能性。S.2702的存在恰好是對這一問題的很好證明。

通過對S.2702寫卷內容的分析，我們發現，荒見泰史所劃定的講唱要略底本還是非?？茖W的，這些看似雜亂的寫卷其實也是講唱藝人使用的底本。這樣的本子還有不少，如果能夠充分利用，會很有力地推動變文講唱的研究水平。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一例子，我們發現，很多看似無關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在具體應用的過程中相互關聯的，它們被抄在一起都是有原因的。我們今天看不出它們之間的關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知道它們在當時到底是被以何種方式應用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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