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趙敏

農業起源問題是世界考古的三大主題之一，其中“稻作文化”起源是其核心內容。作為中國第一大糧食作物，“稻作”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然而對于這樣一個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作物，是如何起源、如何傳播、如何發展的問題，盡管長期以來海內外學者做出了不遺余力的研究和探索，但是仍然存在較大爭議，難以形成定論。在沒有文字的原始社會，若要對“稻作”起源問題進行精準研判幾無可能，目前主要依靠考古發現及其他學科的輔助，相關研究才得以推進。隨著史前時代稻谷遺存的陸續發現，研究和探討中國“稻作”起源問題有了實物證據的支撐，也使得學術界形成了關于稻作起源的各種學說，包括“華南說”“長江下游說”“長江中游說”“黃河流域說”等。學者們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在這種情況下，若要還原“稻作”起源的真實面目，就需要動員來自海內外學者的力量，進行多學科的對話和交流，采用各種可能的研究手段，并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知識正確解釋有關歷史資料，全面闡釋其蘊含的意義。本期推出的3篇文章，圍繞“稻作文化”起源這一主題，進行了卓有創見的探討，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于這一歷史謎題的一個有力回應。

《探討稻作文化起源亟待澄清的四大難題》一文基于對日本學者“稻作文化”研究的梳理和總結，在肯定其相關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同時，指出仍有四大關鍵性問題并沒有澄清。一是“野生稻”具有何種生物屬性，使遠古的人類樂意種植它并延續下來？二是如何確保不結實的“野生稻”在人力控制下穩定結實？三是人類在可食植物多樣并存的背景下為何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栽培水稻？四是“稻作文化”早于旱地“粟作文化”，但卻被后者覆蓋，其原因何在？作者楊庭碩教授長期倡行多學科的對話與交流，認為日本學者在自然科學資料的應用與分析方面可為我所借鑒，而其在人類社會主觀能動性方面普遍存在的估計不足問題，則是中國學人所長。文中主張，中日雙方的有效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應該成為一種常態，關于“稻作文化”的起源問題的研究方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具體而言，“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不僅要考慮水稻生存的自然背景和生物屬性，還需要把握在其所處的特殊時空場域內人類的知識與技術裝備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持水稻的正常生長和結實。

《日本稻作文化研究的前沿》一文以日本“照葉樹林”文化理論家佐佐木高明召集的一次學術討論為主線，從“稻作”起源地、“野生稻”與栽培稻、粳稻與秈稻、“稻作”的起源與族屬、稻作初始期的栽培方式、稻作與陶器的關系等方面立體呈現了日本學者佐佐木高明、安田喜憲、佐藤洋一郎、堀田滿對于稻作文化一系列前沿問題的研究和反思，幾位學者具有人類學、考古學、遺傳學、植物學等不盡相同的學科背景，故探討大都立足于專業所長，就相關問題進行了一次高水平的對話和交流。當然，既有共鳴之處，也有各執一說之辭。作者李國棟教授顯然并沒有將論文定位為一次會議綜述，在系統梳理諸多觀點的基礎上，結合人類學、語言學的學術積累，針對特定的問題也進行了深八的探討，所論多有創見。李著認為，盡管在“稻作”研究方面上存在諸多爭議，但是“稻作文化”的歷史地位必須予以正視，它不僅是一種文化，還支撐過一個偉大的古代文明——“長江文明”。

吳合顯《“野生稻”轉性研究：日本學者的利弊得失》一文根據孛國棟教授《日本稻作文化研究的前沿》所提供材料，針對“野生稻”向“栽培稻”轉性這一存在極大爭議的焦點問題進行了探討。吳著認為，日本學者在“稻作文化”起源研究方面做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但對于遠古時代人們種植結籽水稻的動因到底是什么這一關鍵問題事實上采取了回避態度。日本學者將“野生稻”從根莖繁殖轉為靠種子繁殖歸因于純自然因素作用的結果，完全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顛倒了對內外因主次關系的理解，這樣一種過度依賴于自然科學的手段與實驗去下結論的研究方式需要調整。也就是說，研究者更需要深究人類在其間到底能不能扮演一個關鍵角色，如果能夠做到，那么要推動“稻作文化”的誕生，也就落到了實處；如果不能，“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就得另辟蹊徑。

毋庸置疑，“稻作”起源既需要具備一定客觀條件，即“野生稻”的存在、適宜栽培水稻的地理環境和氣候；也需要具備一定的主觀條件，即人類生產力發展水平、知識與技術裝備、生活方式及食物需求?？陀^條件和主觀條件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因而考察“稻作”起源問題既要考察環境作用于人的證據，也要考察人作用于環境的遺存。如果將其割裂開來，從單一維度切入，則很可能就會走進誤區。有鑒于此，“稻作”起源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必須依靠多學科的協作方能實現。諸如人類學、植物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學科的研究人員都應納入研究體系之下，形成真正意義上跨學科的對話與交流，集體協作，凝聚合力，方能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持續引向深入。

[責任編輯：麻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