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的絕望之望

1974年11月11日，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并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準，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條”了。對于顧準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于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準卻死不暝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也沒有一個人來看他。

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系，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歷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顧準繼續留在家中，只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紤]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以后不應該再害親人”，顧準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一人過著形影相吊生活的顧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妻兒。他甚至癡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斗，擦一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還天真地幻想著今后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下?，F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準，此刻幾乎只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愿了。他的另一個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面，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強烈，以至于顧準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

在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后，在他朋友們的強烈呼吁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這對顧準來說，無異于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盡管來人反復說明，他們完全出于好意，顧準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顧準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下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他流著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后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边@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癡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復是：不來，就是不來！

他們終于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一例，與“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并非所有“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和配偶，都跟他們斷絕關系。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準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也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么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不是也去了么！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么，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趕到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后，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于知識分子尤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乃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里做得到？

因此，該說還得說。而且，還得說真話，不說假話。這里說的“真”，不是真誠，而是真實?！拔母铩敝?，有多少人“真誠”地說假話??！以至于事后一想起來就羞愧難言——不僅為“假話”，更為“真誠”。顯然，真實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必須真實，這也是一條底線。

至于顧準，對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說的全部真實，而且還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難。因為即便只是不說謊，有時也要受罪?！拔母铩敝?，顧準因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內容或思路交代問題、出具證明，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顧準看來，無論出賣靈魂還是出賣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恥行為;而實事求是和決不為虎作倀，則是做人的起碼準則。為此，他甚至不愿意對與他有隙、曾經整過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說把患難與共的同志和朋友出賣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對威脅利誘，顧準不惜以絕食相抗爭，打死不開口，使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寶三、李云等人和各個時期的熟人無一受到政治牽連，自己卻因“態度特別惡劣”而罪加一等，成為“極右派”。

顧準為捍衛人格尊嚴和保護他人吃了不少苦頭，卻也贏得了相當多的尊敬。和他共過事尤其是共患難過的人，都公認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寧折不彎的硬骨頭，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

人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顧準的俠義贏得了敬重，顧準的真心換來了友情。顧準臨終前，守護在他身邊的，正是這些以心換心的朋友。雙目幾近失明的學部委員（即院士）駱耕漠，拄著拐杖，頂著寒風，四處奔走央告，八方輾轉求人，終于讓顧準住進醫院，延得名醫。年過六旬的林里夫，不顧自己頭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堅持每天由他為主護理顧準，做飯、喂藥、倒便，一手包下。在最后的歲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顧準真是“痛并快樂著”。

的確，顧準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沒能見上子女一面，也沒能見到睽違十載的老母親。那時，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顧準的住處只有一街之隔，卻彼此望穿雙眼不能一見。在那個不見天日的年月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顧準，只能孤身一人在無邊的黑暗中蜷縮著身體舔食自己的鮮血、淚水和恥辱。顧準又是幸運的，他有那么多關心他、愛護他的好人。在他兩次落難之后，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兩次收留了他……

【選自易中天著《書生傻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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