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組織的中國掌門人

熊爭艷 鄧媛等

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日趨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登上國際組織的高管職位，以中國智慧獲國際社會認可

4月15日，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敲定，亞投行的另一個懸念 ---“首任掌門人是誰”也為外界熱議。

很多分析認為，由于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基本己成定局，這個中國倡議成立的多邊國際機構很可能由中國人執掌。

事實上，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日趨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登上國際組織的高管職位，以中國智慧獲國際社會認可。

國際民航的首任中國籍秘書長

今年3月11日，從瑞士曰內瓦傳來消息，53歲的柳芳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第204屆理事會投票上被選舉為下一任秘書長。她在36個理事國首輪投票中以19票順利當選，成為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歷史上首位中國籍秘書長，也是首位女性秘書長。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于1947年4月4日成立，是聯合國在民用航空領域的專門機構，通過制定國際航空運輸公約、政策和標準來推動全球民航事業安全高效運行，現有191個成員國，總部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秘書長是首席執行官，領導該組織日常執行機構——秘書處的工作，帶領該組織的國際職員開展國際民用航空領域的工作，定期向理事會匯報工作進展。國際民航組織己成立71年，其歷任秘書長都是男性官員。在這個男性成員居多的地方，柳芳以一種干練灑脫的女性魅力引人注目。

柳芳1962年2月出生，通曉英法雙語，獲得武漢大學國際私法博士、碩士及荷蘭萊頓大學航空及空間法碩士等學位，曾在中國民航局任職20年，自1987年起，先后擔任國際合作司副處長、處長、副司長。2007年她進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工作，擔任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行政服務局局長至今。今年8月1日，她將正式就任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任期三年。

當選后，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將帶領我的團隊，使國際民航組織的工作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加透明，使全球民用航空更加安全?！?/p>

柳芳的履新，不僅刷新了中國人就任國際組織職位的履歷表，也續寫了十年來越來越多中國人登上國際組織重要職位、以中國智慧獲國際社會認可的精彩篇章。

入主國際組織“平均每年一位”

雖然中國1971年即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此后漫長的30余年里，中國人除因歷史因素非競選即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等職位外，極少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高層職位競選，其他一些非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也鮮有中國人進入領導層。

這一“缺席”局面從2003年開始改變：這一年，曾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擔任法律顧問的史久鏞當選國際法院院長;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當選國際展覽局主席。

2004年，中國人躋身世界氣象組織和萬國郵政聯盟核心決策圈。

2006年，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畢業于南京郵電學院的趙厚麟當選國際電信聯盟副秘書長。

2009年，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兩年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

2013年更是迎來了中國人擔任國際組織高官的小高潮：6月，財政部副部長李勇當選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8月，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易小準獲任世貿組織副總干事;9月，鞍鋼總經理張曉剛當選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11月，教育部副部長郝平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主席。

除了中國政府委派或推薦外，也有中國人通過自身奮斗登上國際組織的高級職位。

2013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為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這位以實習生身份進入聯合國工作的中國人，在經過19年歷練后升任現職，也是目前非中國政府委派的在聯合國任職的最高級別中國籍官員。

據中國常駐聯合國曰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吳海龍介紹，目前任國際組織一把手的中國籍人士共三位，分別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總干事李勇和去年底剛當選的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

高官們的共同之處

翻看這些執掌國際組織的中國高官的履歷，不難發現他們有一些共同之處：受過良好的教育，深耕一個領域多年，擅長與國際社會打交道。

其中一些人的海外求學背景使他們通曉西方文化。

史久鏞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林毅夫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朱民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專業領域建樹精深讓他們脫穎而出。

作為前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在處理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等危機時展現出來的職業素養和冷靜果敢，令全球衛生界印象深刻。

張曉剛是冶金行業專家，熟練掌握鋼鐵冶金技術開發及行業最新技術，還有執掌大型企業的經歷。

他們大多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諳熟游戲規則。

李勇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在聯大負責行政和預算的第五委員會里摸爬滾打，后來在財政部工作時也常年參與多邊外交活動。

易小準一直從事國際貿易相關工作，曾協助龍永圖參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

兩人都是人頭熟、規則熟、外文好。

分析人士認為，正因為這個群體既了解中西文化差異，又深諳國際游戲規則，使他們在與世界打交道時更游刃有余，在國際組織任職也如魚得水。

中國人的貢獻

“我是一個中國人，但一旦擔任世衛組織總干事，我就是國際公務員，我服務的對象是世衛組織193個會員?！?007年陳馮富珍履新時，當被問到如何處理“中國籍世衛總干事”的國籍身份和國際公務員的無國界要求兩者之間的關系，她這樣答道。

在國際組織工作的中國人，既要懂得國家利益，也要了解世界利益，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唯有如此，他們提出的建議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同時，也能照顧到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與此同時，中國人執掌國際組織，特有的文化傳統、哲學思想、思維方式，對國際事務也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中國人崇尚以“和為貴”、講求平衡等原則，這對國際組織是一種豐富。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時，就展示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獨特視角。用他自己的話說：“如果把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簡單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標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產生的效果卻不如預期，甚至好心辦了壞事?！?/p>

事實上，林毅夫、朱民在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不少見解，都濃縮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也得到廣泛認可。

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評價林毅夫時說，他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學術才能、可操作的經驗、頗具合作精神的領導才能以及熟練理論的卓越結合，世行職員都欣賞他有深度的建議，我也重視他的忠告和友誼”。

佐利克這段評價，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人對國際組織的另一貢獻：作為從新興經濟體走出的代表，他們分享的中國經驗給世界一種全新思路。

不容忽視的事實

中國人已大踏步進入國際組織，但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就任國際組織高管的人數及比例仍相差甚遠，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籍職員在國際組織中還普遍存在代表性不足及職位偏低的現象。

從當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的有關數據，可以管窺中國人在國際組織就職的大致情況。

據聯合國曾發布的一份報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職聯合國秘書處的非語言類中國籍專業人員共74名，低于聯合國開列的116人至157人的恰當幅度，被列為任職人數偏低國家。其中，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中國籍職員共11人，低于美國（48人）、英國（19人）、法國（18人）、德國（17人）、日本（14人）等發達國家，雖略高于阿根廷（9人）、印度（9人）、韓國（7人），但考慮到中國數倍于這幾國的會費分攤比例，這樣的人數確實不占優。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逸舟認為，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擔任高級職務的還是相對少，這直接導致我們的話語權不夠，而這與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不符。

一名聯合國前高級職員介紹，由于大多數國際組織的章程都比照西方國家的制度制定，加上歐美國家人士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先天優勢，使得這些國家人員在適應國際組織文化方面相對容易，對國際組織的游戲規則了如指掌。

提升中國影響挑戰依舊

新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致力于推動聯合國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等事務。不過，由于很多現有國際組織內部章程設置的復雜性，以及既有主導國對老規則的堅守，上述國際組織的改革事宜進展緩慢。

“一個國際組織就像一個人，到某個階段難免膽固醇偏高、肥胖，要減下來不容易?！敝旖苓M表示。

在這種背景下，自行發起或創辦國際組織不失為是對現有規則進行補充的有效手段。亞投行的創建與總部設在北京，正是其中應有之意。

“亞投行將是一個帶有明顯時代特征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它對世界銀行、亞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眮喭缎卸噙吪R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介紹道。

官方消息明確，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盛譽的25%～30%股權。這意味著，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基本成為定局。

“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是擔當?！苯鹆⑷赫f。

而長期研究國際組織的復旦大學教授蘇長和認為，即便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今后如何有效管理建立配套、如何有效發聲、如何切實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話語權仍將是未來的挑戰。

這些挑戰同樣適用于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去年金磚開發銀行總部落成后，一些日本商人建議，上海一些“軟件”問題還需要改善。比如在銀行辦理向外國匯款業務，顧客穿梭于銀行各窗口，花費時間太多，“這在日本銀行，絕對不會發生”。

提高話語權的必經之路

要提高中國在國際舞臺話語權，派遣、鼓勵更多中國人到國際組織就職是必經之路。

吳建民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提出建議，中國要加大向國際組織派人的力度，理由是冷戰結束后，國際組織的地位在上升?！耙H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組織是修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國際組織工作的人員至關重要?！?/p>

他舉例說，長期在聯合國工作的人知道，負責會議流程的各委員會秘書作用非同尋常。在那里工作的中國人，如能在國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間找到平衡，提出的建議不僅會得到國際社會認同，也能照顧中國乃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王逸舟建議，中國高校應開設更系統、更具操作性和針對性的國際公務員課程，并且聘請更多有國際組織任職經驗的人授課。

當然，除了向已有的傳統國際組織輸送更多人才外，中國倡導設立新的國際組織，相應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中國員工比重的上升。

中國己成功參與創建上海合作組織，過去十年也參與創立了一些可轉變成國際組織的合作機制，如金磚國家機制等。未來，中國應繼續倡導建立更多的多邊合作平臺。如此，會有更多中國面孔出現在國際組織的舞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