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

匪患故事一直是鄉村精神文明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地位與鬼怪傳說基本相當。一批底層人因走投無路而結黨山林，或者一批鄉村游手好閑者因不思勞作而銳意合伙剪徑，無論他們的出發點是什么，客觀上都會對另外的多數人帶來傷害、恐懼和財產流失。生產關系中的毒瘤，動蕩時代的異物，它們一再地成為社會學和倫理學的反面資訊和旁證。

但是，當匪患成為記憶，名字模糊了的一個個土匪，又會被作為調適生活的佐料而非教材，一再地被復述。沒有時間不能化解的仇恨，有多少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焚屋之痛、挖墳之辱，用半個世紀，就足以讓天生木訥、為生計苦苦奔波的人們心火熄滅。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當然不止于此，在眾多說者巧設機關、聽者嗷嗷待哺的復述中，那些埋禍根、種血仇的人，還會被無意識地戴上英雄的冠冕。而最流行的方法是，省略肇事者血腥、殘忍的狼性，代之以節慶之時他們偶爾為之的開倉放糧、邀社戲班子與民同樂等惠民個案。

至于可上教科書和文史資料輯錄的，則是這些人沒有泯滅的血性和良知，日本兵踏碎河山之時，他們組隊上了前線，而且打仗時更能渲染氣氛，個人英雄主義特征總被他們詮釋得淋漓盡致。

1990年以前，我在鹽津工作時，曾聽人講該縣某鄉某村，三四十年代，只有三戶人家的成員缺少做土匪的經歷。為此，我曾多次去過那個村莊，山水之間，花楸樹、桐子樹、竹林、榕樹和玉米林的陰影里，房舍錯落，民風拙樸，人們循著雞犬之聲友好往來，見面打招呼，進門喊喝酒，一點也聞不到匪的氣味。原來一切都已淡了，縱橫山川、殺人越貨，也需要特定的背景。

仇恨都可以消解，哪里會有匪性不能消解的道理。談到曾在這一帶上天入地的大土匪江瀛洲，人們更多地是說他有孝道、講義氣、社會治安抓得好。例子是：江瀛洲有個女兒，嫁給大關縣的一個豪門之子為妻，因恃其父之勢，不孝敬公婆，江屢教不改，便派一排長，領著兩個兵前往，將其綁到朱提江邊，一槍擊斃，拋尸于江中……

這個例子在民間廣為流傳，有一回，我講給昆明的一位作家聽，作家說：“這么殘忍的人，連子女也要殺，該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