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生的一場意外

崔燦燦

王小飛寫過一篇關于自己經歷的描述，并給它取了一個有些宿命論的名字《命運上帝早已安排》。 在文章的結尾處，王小飛這樣定義自己：“也許這是中國當下所有藝術家所沒的經歷，這是我創作的源泉，整體城市就是我的作品，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藝術，我就是政治與藝術的結合體，是上帝造的?！?/p>

這種對自我的定義與認識，和其它藝術家有些不同，也是我認為具有討論價值的地方。一個藝術家的工作該如何展開，他的工作范圍是什么？什么是他的作品？作品如何去參與、改變社會？

這些討論的起點都源于王小飛的個人身份，王小飛似乎具有兩種職業，一個是可以被我們納入談論視角，成為藝術研究對象的藝術家身份；另一個是在傳統藝術領域之外的日常生活和專屬工作，作為海南省文昌市規劃局局長的王小飛。這種雙重身份的結合，在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現場中具有某種特殊性，一方面，中國當代藝術的生長環境源自于和官方制度的長期對抗之中，特別是栗憲庭“重要的不是藝術”的提出，將藝術的第一標準放置于身份和立場的抵抗，或者說當代藝術本身是對官方體制的不合作態度；另一方面，當王小飛的日常工作“城市規劃”和“藝術”同樣作為專業學科存在的時候，王小飛今天所呈現的“作品”，是城市規劃學科里的一種想象力再造？還是藝術學科對城市規劃問題的關注？

這些對立而又矛盾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理應討論的核心?；蛘哒f，對于這兩個方面的討論關乎我們對今天藝術的定義和認識。在體制內的王小飛如何展開具有當代性的工作？他如何調整和體制的關系？城市規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它們之間是分裂的還是同構的？

王小飛所有的“作品”都似乎和規劃局局長這個身份有關，這些作品所涉及的問題也都和中國城市規劃建設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王小飛既用作品批判了城市現代化中的發展問題，同時又是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始作俑者和推動者，既批判問題又是問題的一部分。

當城市規劃工作被藝術化的時候，或者說，當一個藝術家開始參與具體的城市規劃工作，這個工作本身就會發生變化，它區別于以往的完全行政化、意識形態化、學科化的規劃行為，摻雜了藝術的美學理念、人文關懷以及具有某種前衛性和實驗性的規劃意識。在作品《南繁》中，王小飛所發起的六桂地小組以攝影的方式記錄下“翁氏家族”的歷史演變和現狀，作品呈現了這個家族在經歷了數千年的遷徙之后，所留下的種種實體痕跡和傳統習俗，這種記錄工作所使用的方法是人類學考據中歸納與并列的研究方式，具有極強的數據化和信息化傾向。在這些理性的工作之中，仍能看到王小飛對某些非穩定的因素的捕捉與把握，簡單說，王小飛在對對象的表達中傾注了個人的情感，他預設了這些家族的形態會在日后變得逐漸模糊，甚至消失，這些工作有些像對文化遺產的緊急性挽救。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規劃局局長的王小飛可以實施傳統藝術家很難參與的保護性工作，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傳統的藝術關注多是通過傳播進而呼吁改變，而王小飛的特殊性在于其可以直接參與并主導這些改變性工作的完成。

這個時候，我們必然面對一個問題，藝術之所以被稱之為藝術，很重要的一點是它獨特的對問題的表達方式和交流方法。在《南繁》中王小飛使用了一些具有美學傾向和視覺展示傾向的方式，類似于杜賽爾多夫攝影學派的類型化攝影分析，或者說，現實被王小飛變成一種美學的圖像在被展示與感知。在作品《城市漂移》系列中，這種藝術處理手法更加明顯，王小飛抽取了現實城市建設中的一些建筑形象，將這些形象抽象為多種幾何圖形進行重組拼接，建筑被抽離出原有的現實語境，來到繪畫中的陌生世界，土地被抽離了，環境被抽離了，所有的建筑成了沒有地基的無根漂浮。這些藝術方式，都使得現實被藝術家傾注入一種價值立場和文化批判，用藝術虛擬了現實極端發展的一種假設性場景。

然而，對這些藝術作品的分析，并不能完全解釋文章開頭中，所提到的關于身份的問題，這種分析也只能簡單地區分藝術和現實的前后順序，或是王小飛所言的政治與藝術的轉化關系。在今天的許多爭論中，我們仍能看到關于是“政治的藝術”還是“藝術的政治”的討論。這個問題在對王小飛的分析中，同樣尖銳。

事實上，當我們系統的看待王小飛的作品的時候，無論是《南繁》《城市漂移》還是《綠色通道》，他們都構成了一個系統性工作?，F代主義所認定的獨立的一件作品的好壞，很難適用于今天的藝術分析，藝術作品成了一個持續表達的證據，或者說正是多件作品之間的持續性關系，決定了那種經典主義的、總結式的、得出明確結論的時代已經過去。同樣，在王小飛的作品中，對海南至北京之間綠色蔬菜通道的記錄性拍攝，不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自我體系，而是和《南繁》《城市漂移》一樣，關于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多樣性認識以及持續性的觀察。

藝術家也不再像過去一樣擁有明確的藝術時間和空間，藝術家不再是在早上8點至晚上6點的傳統藝術工作中才被稱之為藝術。藝術無處不在，藝術早就走出了工作室，走出了美術館、走向街道、走向藝術經驗之外的荒原。當王小飛的規劃局長身份與藝術家身份同時存在的時候，我們已沒辦法辨析哪一刻更藝術，或者說哪一刻才是藝術家的身份，所有在本質上對其行業固有經驗的反叛和創造性思考，都是一種藝術的方式，也都可以被稱之為藝術。就像我們常說的藝術人生一樣，藝術是生活的一種特殊方式，區別于日常、重復、消耗的一種平庸式存在。

至少，作為規劃局局長的王小飛，擁有更多有效地途徑和權力來改變社會，改變我們所生活的環境，在這一點上，無論其常規性的藝術創作還是其職務技術上的工作，都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藝術對社會的參與，它都來源于王小飛的個體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藝術不僅是由藝術品構成的物質世界，它同樣是由眾多個體的獨立精神和人文理想所同構的精神世界。

相對而言，我更喜歡作為規劃局長的王小飛，在現有的惡行制度和庸俗現實里，在一個完全腐爛的系統中，還有一個略顯可愛和浪漫的官員，他用藝術的方式去改造這個城市。也許，對于王小飛而言，藝術只是人生的一場意外，這些被他宿命論的歸為上帝的安排。雖然這些意外并不能解釋對于藝術在今天的困惑，但至少這場意外卻給予我們一些提示，我們究竟在何時才是藝術家，何時不是藝術家？我們的藝術真的在現實中存在過嗎？它對這個現實世界又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