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臨空欲飛的金融大鵬

畢夫

亞投行投資服務的是亞洲，最終惠及的則是全球；改寫的是傳統游戲規則，優化的是國際金融格局。

四海賓朋如約而至，亞投行展現出了寬闊的胸襟與十足的魅力；金融資本結伴而行，亞投行彰顯出了整合的能量與協同的功力；大國風范應時而現，亞投行釋放出了中國的聲音與牽引的實力。投入到國際金融體系的方陣之中，作為一支新銳與勁旅，亞投行投資服務的是亞洲，最終惠及的則是全球；改寫的是傳統游戲規則，優化的是國際金融格局。

從胎動到成形

從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東南亞時提出籌建的倡議，到相關具體工作程序的正式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下稱“亞投行”）以超乎外界想象的姿態加速落地。2014年10月底，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卡塔爾、泰國等在內的21個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署《備忘錄》。一個月后，印尼成為第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

從功能特性來看，亞投行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為500億美元左右，其中中國出出資額占比為50%。根據目前的股份設計，亞洲成員國將按GDP水平共享亞投行75%-80%的股權，其他20%-25%股權根據經濟實力分配給亞洲以外的國家。但是，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投行成員國持股比例都將有相應地下降。

亞投行成員國分為創始成員國和普通成員國兩類。作為亞投行的核心成員，創始成員國有權制定章程，而普通成員國只能遵守已有規則。在股份占比上，創始成員國持股比例會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無限制，普通成員國的持股比例上則有限制。另外，董事席位只在創始成員國中產生，普通成員國沒有董事席位。

在內部治理結構上，亞投行由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三個層級構成，其中理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所有成員國的代表組成，根據亞投行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董事會由理事會選舉出的總裁主持，主要負責對日常事務的管理決策。銀行管理層包括行長、副行長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通過“公開、包容、透明和擇優”的原則進行選聘。

從服務方向上看，亞投行將重點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按照目前亞投行1000億美元的法定資本量，如果通過金融杠桿放大5倍到10倍的話，可以撬動5000億元到10000億美元的資金支出規模。動態來看，亞投行未來的融資模式將采取三種模式，即銀行同業拆借、集中創始成員國主權信用發債，同時設立專項基金來吸取閑散資金。

本著平等、開放、包容的原則，亞投行將在吸收更多成員國的基礎上，于今年年中完成亞投行章程談判并簽署，2015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亞投行。如同習近平主席在“金磚銀行”成立時發出“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的美好暢想那樣，亞投行的未來愿景更加值得期待。

新的金融磁場

按照既定的時間表，2015年3月31日是亞投行接收新意向創始成員國申請的截止日期。出人意料的是，作為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竟然是繼首批意向成員國之后第一個遞交申請的國家，緊接著，德國、法國、意大利、盧森堡、瑞士等歐洲國家紛紛對外宣布了加入亞投行的決定。

英國之所以在加入亞投行上心急火燎地跑在最前面，首先要爭取的是中國國內市場巨大的回報機會。2014年中英之間的年貿易額為800億美元，還不到中德貿易額的一半，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亞投行強化對華關系，來獲取在中國更多的投資貿易業務；當然，除了能夠通過亞投行在中國這一亞洲最大的市場深耕細作外，英國更看中整個亞洲版圖的投資機會。相比于美洲和歐洲，亞洲經濟無疑有著更強的活力、更好的彈性和更大的潛力，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亞洲中產階層正在日益崛起，并將形成巨大購買力需求，亞洲成為全球經濟未來最重要的增長重心已不容置疑。由于亞投行的核心職能是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而英國在基建、高級工程項目、金融服務和綠色科技等領域都具有全球領先地位，從而勢必能夠通過亞投行這條固定的渠道打開其在亞洲國家投資贏利的巨大空間。

實際上，如同英國試圖通過亞投行分享未來亞洲市場巨大的紅利，其他歐洲國家有著同樣的心愿與訴求，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已成為歐盟的最大進口市場，2014年中歐貿易額為4673億歐元，占比為14%，雖然比歐美貿易仍少一個百分點，但中歐貿易份額已由2002年的7%上升至2014年的14%，同期美歐貿易占歐盟外貿總額的份額由24%降至2014年的15%。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國家紛紛選擇加入由中國牽頭的亞投行就順理成章了。

還需注意的是，為提振經濟，歐洲中央銀行在去年推出了規模為300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但作為成熟經濟體的歐洲，目前并沒有明顯的新經濟增長點，而且在經濟增長率低迷之下，投資回報率并不高。由此，歐洲地區過剩的流動性需要在全球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出口。而亞投行將采取國際融資的方式，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勢必作為項目融資的一個主要趨勢，從而為歐洲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提供了一個進入與投資回報的閃亮路徑。

追趕著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步伐，中東地區的沙特、卡塔爾、科威特等國和亞太地區的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等國家都魚貫而入地登上了亞投行這列“快車”。數據顯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已有四國加入亞投行，G7國家中已有五國向亞投行提出申請，G20國家中已有13國宣布了加入亞投行的決定。根據中國財政部的最新消息，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為47個。

尷尬的美國與日本

對于亞投行這一新的角色，歷來在國際金融舞臺上頤指氣使的美國起初只是投去了不屑一顧的目光。在山姆大叔看來，參加亞投行的國家只是限于實力弱于中國的東盟國家和巴基斯坦之類，因此最多也是亞洲“窮伙伴”之間你來我往的小游戲。因此，當英國成為首個申請加入亞投行的亞洲地區以外的國家時，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就在公開場合斥責英國“遷就中國”，并表示希望相關國家在作出加入亞投行的最后決定之前三思后行。不僅如此，在未能阻擋住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的腳步后，美國又轉向對澳大利亞、韓國等亞太盟友提出警示，明確要求它們不要急于加入亞投行。從現在看來，除了平時作為美國跟屁蟲的日本在是否加入亞投行的選擇上唯山姆大叔馬首是瞻外，其他國家不是陣前倒戈，就是我行我素。這樣的結果是美國所萬萬沒有想到的。

之所以懼怕和從外圍離間亞投行，美國擔憂的是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投行并不能保持地區性開發銀行在環境保護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高標準，并質疑其在公平競爭及貸款規則方面的透明度與有效性；同樣，日本政府也認為亞投行不會遵守高標準的信譽度和透明度，而且擔憂亞投行會無視債務持續可能性而進行貸款進而給其他債權者帶來損害。但分析發現，作為區域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其實并不是第一個，在此之前，除了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外，還先后出現了歐洲投資銀行、阿拉伯貨幣基金、伊斯蘭發展銀行、西非發展銀行、阿拉伯發展基金等，同樣在這些金融機構成立時，美國不是親自出面打氣撐腰，就是視而不見；恰恰相反，面對著亞投行的出現，美國卻談虎色變。實際上，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在針對亞投行釋放出的冠冕堂皇的語言背后，是它們對中國影響力的擔憂與遏制。

從目前全球金融秩序來看，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雙雙實際的運作都體現為以美國意念為主導，如在IMF出資額中，美國占有17%的份額，由此擁有了一票否決權，而在世界銀行中，美國長期把持著行長的位置，并同樣有一票否決的特權。不僅如此，在成立于196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中，日本和美國分別掌握著15.7%和15.6%的股份份額，雙方聯手具有絕對的否決權，同時日本長期把持著亞開行行長的重要位置。與此同時，在以上三大機構中，盡管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所享有的投票權卻依然非常微弱，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傾向。

事實已經非常清楚，在美日看來，沖破了地理邊界意義的亞投行不僅要突破美國人在二戰后一手筑造的“金融藩籬”，而且要挑戰美國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王者地位以及進一步削弱日本在亞洲地區的競爭優勢。因此，而對于新生的亞投行，在并不能野蠻掐死的情況下，美日就自然地聯合起來，并選擇從外圍進行封堵的方式，以讓亞投行陷入孤立最終自我消亡。

動態觀察，面對目前諸多國家選擇加入亞投行，歷來高度默契的美日不是沒有應對之策。一種可能是，美日死扛到底不加入亞投行，設法重新激活并盤整亞洲開發銀行，以此與亞投行形成正面競爭。必須承認，目前亞開行的財力明顯勝過亞投行，而且融資渠道和空間非常大，同時其運作機制和經驗都不是亞投行所能比擬的，但是，亞開行要力蓋亞投行的風頭，就必須對其傳統運行機制進行改革創新，以使亞洲各國顯著受益，而且其投資必須更大程度上傾向中國之外的其他亞洲國家，進而抑制亞投行的影響力。另一種可能是，美日經過審慎考量以普通成員國的身份申請加入亞投行，中國也會表示歡迎，相應地，亞投行游戲規則的制定以及公正透明地運行也能夠增添更多的監督和維護力量。

從實際利益來看，日本在加入亞投行問題上似乎比美國更為急迫。據悉，安倍政府已將基礎設施出口作為刺激經濟增長戰略的核心內容，提出到2020年將海外訂單金額擴大至30萬億日元的目標。但是，面對著具有低成本優勢的中國企業和創新能力強大的韓國企業，日本要實現這一目標并非易事?？梢灶A見，如果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這一未來能夠在亞洲基礎設施市場發揮重要影響的新體系，日企未來的對外投資與出口將會進一步承壓。

向世界傳遞正能量

作為中國第一次主導建立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及其“朋友圈”的擴大彰顯的無疑是中國在全球與日提升的影響力。通過多年的積累，中國形成了高達4.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具備了資本輸出和馳援亞洲國家的雄厚實力，同時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中國具有比較強的技術實力與實戰經驗。然而，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觀察發現，目前包括印度、印尼等在內的亞洲國家基礎設施都非常滯后，而且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大拖累。據亞行預測，未來十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為8.22萬億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約82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投資需求占到了全球GDP的11%，對此，亞洲國家大體只能解決4000億美元，而亞行的貸款額度最多只有200億美元，即使將世界銀行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扶貧貸款計算在內，資金缺口也依然巨大。在這種情況下，亞投行的出現將為這些國家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基礎設施的改善與經濟的起飛將會裝上強大的引擎。

必須強調，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是亞洲國家基礎設施改善的重要“輸血”管道，但IMF的功能定位是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的職能是投資扶貧開發，而且三者貸款的審批和發放都要對相關國家政府的透明度、財政緊縮等指標進行考核，同時在諸如環保、雇傭、招投標等方面還會提出多種苛刻要求，亞洲很多國家最終因為難以達標而不能得到及時的資金供給。以此觀之，具有定向投資、靈活運作優勢的亞投行無疑是國際金融機構的有力補充，彼此之間不僅不是競爭和零和游戲關系，而是合作與協同關系。

作為國際金融大海中一條新的“鯰魚”，亞投行的誕生不能不引起全球金融力量的對比重組和加速洗牌，進而動搖傳統的國際金融結構秩序。事實上，伴隨著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對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日益加大，要求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對此，IMF在五年前就通過了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決定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以便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的投票權，同時歐洲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兩個執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但最終美國國會拒絕批準這個方案，改革無疾而終。尋求他舍不如自救。亞投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被迫之下的無奈選擇，同時可看作是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力量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一次最直接的撞擊。

進一步而言，由于股份占比決定著票權占比，因此，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長期以來都只能是國際規則的跟隨者，雖然近年來隨著經濟力量的壯大由跟隨者的角色進入到參與者的角色，并在國際秩序的塑造中開始發揮作用，但依然還不是規則的制定者。而亞投行的成立，第一次表明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從參與者進入到領跑者和形塑者，顯示的是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角色上質的變化。而亞投行“朋友圈”的迅速擴圍，代表的則是對國際金融體系規則制定權向中國轉移的全球認同。

的確，論資本規模，亞投行的體量并不強大，論運作經驗，亞投行還十分稚嫩，也正是如此，亞投行短期內對全球金融格局的直接影響可能相當有限。然而，作為一個替代選項的存在，亞投行將倒逼國際金融體系邁出沉重的改革步伐，同時，在亞投行引力的作用之下，各個經濟體重新站隊，經濟霸權主義受到壓制與約束，全球治理的多極化力量得以加強，世界經濟秩序將更趨平衡與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