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公共品研究述評：內涵、研究路徑及新視角

楊繼波 吳柏鈞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上海200237）

經濟學與經濟管理

代際公共品研究述評：內涵、研究路徑及新視角

楊繼波 吳柏鈞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上海200237）

代際公共品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主要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論為基礎，建立理論模型，探討效用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問題，并提出了代際外部性、代際公平改進等研究方向。相關研究偏重理論研究，缺乏實證研究，并且在前、后向代際公共品分析中，西方學者研究認為養老保障這類利己的后向型代際公共品提供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而公共教育之類的前向型代際公共品提供必須有前提保證。筆者認為，由于中國受到“養兒防老”和“孝敬父母”等思想的影響，此結論在中國是否適用有待進一步探討；在未來，除了進一步深入探討在中國國情基礎上分析代際公共教育供給的問題之外，環境保護這類代際公共品的有效供給路徑以及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地方性代際公共品提供等問題是很好的研究視角。

代際公共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簡稱IPGs）源于Sandler and Smith提出的“代際物品（Intergenerational Goods）”概念，即代際物品是在代際間分享的公共品。①Sandler，T.and V.K.Smit，“Intertempor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Pareto Efficiency”，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6（2）：151-159.之后，Sandler and Cornes在《代際俱樂部理論》一文中建立了“跨時間”（代際）模型，引入貶值函數來反映時間特征，而過去傳統模型在分析公共品問題的時候，沒有考慮時間性的因素。②Richard Cornes and Todd Sandler：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Public Goods，and Club Goo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代際效應突出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基礎設施、研究與發展的知識、人力資本、公共教育和物質環境、制度環境等。代際公共品概念的提出，使得對公共品的研究從靜態分析進入到了動態分析。

我國在公共領域，特別是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純科學、環境保護等具有明顯時間性特征的代際公共品，長期存在供給不足和配置失衡的現象。代際公共品不僅是直接關系到當代人的生存質量與發展的代內問題，也是涉及到后代人生存權利與切身利益的代際問題。研究和探討促進資源在代際間的合理和有效率配置的可行途徑，提高代際公共品供給水平是當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現有關于代際公共品研究的文獻存在如下問題：其一，對代際公共品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國外學者從代際物品引申出了代際公共品這一概念①②Antonio Rangel，“Forward and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Why is social Securit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3）：813-834.William R.Lowry：Preserving Public Lands for the Future：The Polit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Good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8.，國內學者有的從時空角度去詮釋，而有的從代際外部性角度去分析③④郭驍、夏洪勝：《代際外部性問題與可持續發展關系研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其二，國外學者傾向于理論研究，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論為基礎，就一般性的代際公共品有效供給進行探討⑤⑥Kotlikoff.Laurence and Rosenthal，Robert，“Some Inefficiency Implication of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Exchange”，Economics and Politics，1993，5（1）：27-42.，國內學者主要是針對某一單獨領域，如公共教育、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進行分析，缺乏對西方學者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實用性分析⑦⑧⑨趙時亮、高海燕、譚琳：《論代際外部性與可持續發展》，《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第41-47頁。；其三，中國面臨著財政分權、政治集權的特殊體制，目前尚無學者研究在此體制下代際公共品的有效供給問題。本文正是在研讀并整理文獻的基礎上，梳理了有關代際公共品的內涵和研究脈絡，指出了當前代際公共品研究的不足，提出新的研究視角。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梳理相關文獻對代際公共品的定義，并進一步歸納整理代際公共品的類型，分析代際外部性對代際公共品供給的重要意義；第二部分探討代際公共品供給的研究路徑，提出了代際公共品最優配置、代際公平以及可持續發展三大研究主題，并進一步探討了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論對此研究的適用性；第三部分對比分析政府在代際公共品供給中的不同定位及作用，進一步追溯其制度根源；第四部分討論了迄今為止代際公共品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來研究的新視角。

一、代際公共品的內涵

1.代際公共品的定義

在討論代際公共品時，不可避免地需要對“代”的含義即代際關系的跨度區間進行界定。一般而言，代際公共品的效用發揮，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很難界定復雜對象的時間跨度，但在實際操作中，可以人為等量劃分時間，定義“代”為n年，也可以定義為政府的任期（一般四至五年）。另外，也可以從家庭角度出發，定義“代”為我們所謂的“輩”，如父輩、孫輩等；也有按照慣例（人口學意義）定義“代”為十年等；在大多數文獻中，將“代”定義為“輩”的情況，如青年和老年兩代的跨期抉擇，或者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代的跨期選擇。⑩Becker，Gary and Murphy，Kev，“The Family and the Stat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8，31（1）：1-18.

理解了“代”的界定之后，可以探討一下關于代際公共品的含義。William R.Lowry①Antonio Rangel，“Forward and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Why is social Securit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3）：813-834.William R.Lowry：Preserving Public Lands for the Future：The Polit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Good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8.認為，代際公共品是為未來代人生產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務，例如在一定的自然條件下，為后代人存留并保護的一部分土地、社會保障、退休養老金、為循環使用或者開發可更新使用能源者設置的稅收激勵、長期堅持的空間（太空）探索。也有學者認為代際公共品指的是在代際交疊經濟背景下客觀存在的公共品，超過一代以上的人分享使用的產品，相對于代內公共品，它具有明顯的代際外部性。①孫海婧：《代際公共益品供給的代際補償問題》，《山東工商學院學報》2013年第8期，第23-28頁。大部分學者②③④John，A.and R.Pecchenino，“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model of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Economic Journal，1994(104): 393-421.認為代際公共品包含下列三個因素：（1）時間性，即代際公共品跨期的投資與收益、使用壽命和效用問題等，都與時間性相關。（2）穩定性，即代際公共品供給行為如何矯正、保持和延續問題。（3）代際“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即公共產品對于一代以上的消費者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問題。筆者認為代際公共品首先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共品，其次該公共品的投資人和享用人（受益者或受損者）不在同一時間范疇，即代際公共品發揮作用的時間超過了投資人存在時間，是由一代以上的人共同分享的特殊公共品。代際公共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不僅存在于空間范圍內，更突出表現在時間領域，將公共品在不同時間段內產生外溢性的這一特點，稱為公共品的代際外部性。

2.代際公共品的分類

由于代際公共品本身概念的抽象性和復雜性，大量的文獻對其進行了闡述，并且羅列了不同的分類情況。

比較容易理解的是根據“代”而進行的劃分，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共品發揮作用超過一代人，則稱為代際公共品，主要劃分標準是“代”的確定，如前文所述有人口學意義上的十年為一代，有以政府一屆任期（4-5年）為一代，有以家庭模式下的“輩”，如老、中、青三代或老年、青年兩代。

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和奧爾森的“集團”產品理論證明，任何公共產品都是與某一組織相聯系的，是組織內部成員的公共產品。Sandler提出“代際俱樂部”理論后，眾多學者將上述關于“組織系列”的思想引進代際公共品的分類中，可以根據與其相聯系的“組織”對代際公共品進行分類。由各類社會組織組成的完整的組織系列，這個系列的一極是最小的公共組織（可以由兩個人組成），另外一極是最大的組織（超國家的全球性組織）。在這兩極之間，排列著從小到大的各種社會組織。比如，家庭教育問題的邊界是家庭，討論的是家庭內部各代之間關于教育的投資和享用的問題；而環境污染這類代際公共品則是跨國界的，討論的是不同國家間關于這類跨國界代際公共品的提供問題。

一個常見的劃分是根據代際公共品效用產生的方向進行的，如果以當代人為研究對象，現在投資某公共品，但這類公共品是對后代（子女輩）或是父母輩發揮作用的，則我們將現在投資對上代發揮效用的公共品稱為后向代際公共品（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簡稱BIGs，如社會保障；對后代發揮效用的公共品稱為前向代際公共品（for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簡稱FIGs），如公共教育、環境保護等。

借助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的概念，也可以將代際公共品劃分為好的代際公共品和壞的代際公共品，一般稱為代際公共益品和代際公共劣品，比如環境保護和研究開發就屬于好的代際公共品，而不良習慣、不好的政治制度則屬于壞的代際公共品。

根據公共品代際外部性產生的原因，也即投資人和受益人所處“代”的情況進行劃分。當投資人與受益人處于不同“代”，如教育和養老保障，投資人投資后由后代或上代受益，其供給要靠信用機制來維持，將這類公共品稱為信用型代際公共品；另一類則是投資人與受益人處于同“代”，并且公共品發揮作用的時間超過了（投資的）一代人的存在時間，（受益的）后代人通過繼承公共資本存量的形式享受到它們帶來的利益，將此類公共品稱為耐用型代際公共品，比如公路、公共建筑等。①李郁芳、孫海婧：《代際公平與代際公共品供給》，《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第14-20頁。

如果從公共品本身的屬性劃分，可分為制度性代際公共品和物質性代際公共品，比如國家的政治制度就屬于前者，而更多的諸如環保、教育等等則屬于后者。

將上述劃分標準及分類整理如下：

表1 代際公共品的分類

對代際公共品類型的梳理，便于展開有效的研究。不難看出，由于代際公共品投資和受益人不在一個時空領域內，造成的代際外部性不可避免，因而我們對于代際公共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代際外部性的分析。

二、代際公共品的最優供給：研究脈絡、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

對于代際公共品的研究，主要是針對代際公共品最優供給的探索。學者們從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等方面進行了分析，社會學主要關注世代之間的變動，即世代—社會的關系，倫理學考量的主要是代際正義，而經濟學則主要考察代際之間的不平等。本文主要以經濟學視角展開討論。

1.代際公共品的經濟學研究脈絡

對于代際公共品供給的研究，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出發，主要集中在代際外部性的分析，也即當代人向后代或未來幾代人延伸的外部性，代際外部性可以分為代際外部經濟和代際外部不經濟。學者們建立了大量的理論模型，并聚焦于如下論題：代際公共品的代際外部性特點決定了其總是面臨著供給不足的困境。如果當代人是“自利”的，他們為什么能實現公共品在代際間的轉移；進一步地，何種制度形式下才能夠實現代際公共品供給的最優化。學者們以此為核心，對代際公共品的特點和由此導致的問題做了多方面的探討，并致力于研究消除代際外部性的方法。圍繞外部性主要有以下三類主題的研究：

第一，代際公共品最優配置問題。該主題以傳統的Samuelson②Samuelson，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Economicsand tatistics.1954，36（11）：387-398.條件進行了延展，利用代際公共品對私人品的邊際替代率等于邊際轉換率的帕累托最優條件，即MRSGP=MRTGP，討論代際公共品供給最優化問題。衛玲和任保平③衛玲、任保平：《治理外部性與可持續發展之間關系的反思》，《當代經濟研究》2002年第6期，第7-10頁。從效用函數的角度分析，認為代際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交易外部人”和“交易內部人”的成本收益函數都會發生變化，改變了完全市場狀態下兩者收益最大化的資源消費的均衡點，從而使得邊際收益最大化均衡點也發生移動，這種情況下達不到帕累托最優，社會總效率也就相應降低了。Doeleman&Sandler①Doeleman，Jacobus and Sandier，Todd，“The Intergenerational Case of Missing Markets and Missing Voters”Land Economics，1998，74（1）：1-15.、Kotliof& Rosenthal②Kotlikol T，Laurence and Rosenthal，Robert，“Some Inefficiency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Exchang”，Economics and Politics，March 1993，5（1）：27-42.研究了在一個有限的代際交疊模型中代際公共品的投資，他們認為，由于各代人的自利動機，往往對于后向型代際公共品會產生投資不足的情況。

第二，代際公平問題。代際公平是指資源代際配置在代際之間保持一種公平的關系，在代際之間形成一種公平的合理消費關系，不會出現某一期間過多的低效消費，也不會出現在某一期間過少的不足消費。作為代際公平理論的奠基者，Edith Brow Weiss③Edith Brow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Ecology Law Quarterly.1984，P.495.提出了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受托與委托關系，因此當代人一方面有權利使用前輩人遺留的資源（文化、環境等），另一方面更有義務將這些資源照顧、保持好，以完成受托者的責任。美國學者Page④Page T：Convers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n approach to Material Polic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倡導“代際公平”，他認為，代際公平問題可以簡述為“假定當前決策的后果將影響到好幾代人的利益，那么，應該在各代人之間就上述后果進行公平的分配。

第三，可持續發展問題。大衛·皮爾斯⑤[英]大衛·皮爾斯：《綠色經濟的藍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5頁。指出：“在廣義的可持續發展的定義里，包括給下一代提供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財富遺產，它至少應等于這一代所繼承的”。趙時亮提出代際外部性是不可持續發展的根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盡量消除代際的外部性問題。在存在代際外部性的情況下，作為前代的“交易內部人”獲得了額外的收益，卻無須承擔其相應的成本，而使作為“交易外部人”的后代承擔了相應的成本，這更使得代際資源代際配置偏離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造成了代際資源消費的不可持續性，危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表2 經濟學關于代際公共品的研究路徑

2.代際公共品的研究方法——納什和戴蒙德的融合

在眾多的研究中，學者們主要采用了跨期迭代模型（或稱為世代交疊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簡稱OLG模型）和博弈論兩種研究方法。

（1）跨期迭代模型在代際公共品研究中的運用

跨期迭代模型是Diamond⑥Diamond P A，“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5，55（5）：1126-1150.于1965年提出的,該模型正好符合代際公共品跨代的特性,將消費者分成不同時代，并允許代際之間的差異性，在收入水平等約束條件下來分析經濟個體跨期行為的最優化問題，進而得出有價值的分析結論。

西方學者構建了有限代交疊模型，研究了對未來代人的代際公共品投資，并且得出結論，由于每一代人都是自利的，不足投資必然發生。Kreps⑦Kreps，David.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in James E.Alt and Kenneth A.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90-143.首次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引入了自然資源，并進行了經濟達到競爭均衡的資源分配效應分析；John構建了一個兩期世代交疊模型來討論環境外部性和資本積累問題①John A，“Short-lived agents and the long-lived environ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5，58（1）：127-141.，他們設定有兩種政府:短期政府和長期政府，短期政府有其短期目標，制定政策只內在化代內的外部性，即只解決當代的環境外部性問題；長期政府則具有長遠眼光，目標要內在化代內和代際的環境外部性問題。Ono在其世代交疊模型中設計了最優稅收制度（消費稅和代際收入轉移）來內生化環境外部性。②Ono，“Optimal Tax Schem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Economics Letters，1996（53）：283-289.M.Boldrin&A.Montes運用代際交疊經濟，研究了現收現付的社會養老保障和公共教育的多數決定規則的政治性意義。③Boldrin，Michele and Montes，Ana.“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Institutions，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 Pensions”，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8.

國內也有學者以戴蒙德（Diamond）模型為基礎，建立了一個多代交疊經濟環境下的理論模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行為通過轄區內土地價格的變動將代際外部性資本化和內部化，從而有效地協調了代際間的利益分配，提高了代際公共品的供給水平。

（2）博弈論在代際公共品研究中的運用

Antonio Rangel構建了觸發戰略的博弈框架,得到子博弈完美均衡解,認為如果組織內部僅考慮唯一的前向型代際物品（FIGs）投資的決定，最終并沒有投資發生，因為決策者從前幾代人處獲益，但他們出于利己動機沒有投資FIGs。為了進行FIGs的投資，往往伴隨著進行后向型代際物品（BIGs）投資的決定。BIGs投資對維持FIGs的投資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沒有BIGs，則FIGs的投資是不足的。④⑤Bendor，Jonathan and Mookherjee，Dilip.Norms，“Third-Party Sanctions，and Cooperation”，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0，6（1）：33-57.顧曉莉運用博弈論的方法考察了環境資源代際公平性的博弈，得出了：環境與資源分配的代際沖突，是各代人在現實經濟社會中作為理性行為個體追求當前利益而放棄長期利益及其子孫后代利益的博弈結果。⑥顧曉莉：《代際福利轉移分析》，江西財經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通過建立一個包含私有自然資本在內的世代重疊的增長模型來比較分析轉移政策和自由主義政策行為給各代帶來的福利效應，表明轉移政策會降低資源的消耗程度，提高產出增長，對后代有利。資源份額超過一個閾值時，保護環境資源所帶來的福利收益會彌補稅收帶來的福利損失。所以，各代都更偏好代際轉移政策而不是自由放任主義。

孫海婧通過代際公共益品供給的代際間競爭與合作的博弈分析，認為代際公共益品的有效供給通常依賴于代際之間的合作，而代際合作的實現，需要建立在相應的代際補償的基礎上。⑦孫海婧：《代際公共益品供給的代際補償問題》，《山東工商學院學報》2013年第8期，第P23-28頁。

3.代際外部性內部化對策

當前的經濟學理論在處理外部性問題上所采用的庇古稅和科斯定理的思路，“庇古稅”即對負的外部性制造者征稅，而科斯定理要界定產權或實施內部化的方法，主要處理的是傳統經濟學空間效應上的外部性，但是代際外部性是表現在時間效應上的外部性，代際公共品的產權只能界定給當代人，產權在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進行交易，卻沒有對等的產權交易對象，中間存在著時間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科斯定理對于解決代際性問題亦無能為力。

有關代際外部性如何內部化的問題，目前有三類針對性的研究：

其一，遵循Tibout“用腳投票”原則，可以通過房價將代際外溢性內部化。有學者重點分析了耐用型代際公共品中的地方公共品，直接稱為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地方政府的競爭可以帶來耐用型公共品的有效提供。John運用Tiebout模型于一個動態的經濟過程，分析論證了地方政府競爭對提高代際公共品的供給效率具有促進作用。分析得出：中央政府基于全國平均需求水平對公共品進行供給，是不能夠把代際外溢性內部化的，而由地方政府來供給公共品，則完全可以把這種代際外部性內部化；同時，實施多中心或權利下放后，區域間外溢性會引起福利效果下降和部分效率損失。因此，他認為在進行公共品供給機制的設計時，選擇由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來進行公共品供給，一定要基于代際外部性和區域間外溢性這兩方面綜合考慮，合理選擇，從而實現公共品供給均衡。

John認為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如道路及基礎設施等，由于居民的不同偏好及產品的代際外部性，應該由地方政府提供；非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如警察及消防等，由于居民的不同偏好性，由地方政府提供；而非耐用性純地方公共品，如醫療保健、扶貧等，由于跨行政區域的外部性，由中央政府提供；耐用性純地方公共品，如國防、環保、教育、全球氣候變暖的防御等，這類代際公共品因為代際外部性和跨行政區域外部性的沖突，導致制度失靈，任誰提供都達不到最優。

其二，代際外部性可以通過稅基限制將其內部化。Rangel認為設計一種機制能夠將這種代際外部性直接轉化為影響當代人的其中一個變量，從而激勵當代人關注后代。他通過研究如何利用稅基限制保護后代并提供最優代際公共品，認為重點在于通過稅收工具而非債務或支出水平增加政府收入。比較了4種稅收機制：（1）僅僅只有土地稅；（2）收取定額人頭稅，不取決于收入、土地等；（3）每代人自己選擇人頭稅或土地稅稅基，確保每個時期有足夠的收入（用于代際公共品）；（4）混合制，即代際公共品的投資來源于土地稅，但其中用于償還債務的計稅基礎沒有限制。

其三，技術進步可改善跨國際的代際外部性。Todd Sandler研究了跨國代際公共品的提供，他認為這類代際公共品往往由發達國家承擔較大的供給,除非有替代技術的進步,否則這種單方面供給的狀況會持續下去。①Todd Sandl，“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Transnational Considerations”,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6, No.3,July 2009.郭驍等認為可以通過對資源進行“與社會技術發展速度相匹配的資源定價”這一創新性的方式來調節資源在代際之間的合理配置，解決代際外部性問題，進一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三、中、西方研究結論的沖突：政府在代際公共品供給中的不同作用

眾所周知，公共品由于其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其提供一般是政府供給，那么代際公共品是否也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有效提供呢？關于此問題的討論，中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截然相反，中國學者更加傾向于政府干預，而以Rangel為首的大部分西方學者則認為在非市場性機制條件下（如政府和家庭）代際物品供給能達到帕累托最優。

1.政府政策有利于代際公共品的有效供給

我國學者對于代際公共品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是對概念及其內涵的拓展分析，部分學者通過多代交疊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地方政府競爭對代際公共品供給的作用機制，認為地方政府競爭可以將代際公共品的代際外部性內部化，損益雙方各有補償和付出，提高代際公共品的供給效率，為代際公共品供給提供重要的現實條件。正視轉型發展中出現的利益格局變化引起的代際公共品需求的變化，充分發揮政府在規模經濟、制度創新和建設等方面的優勢，實施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戰略，加快代際公共品供給。

有的學者通過將前代的外部性視為沉沒成本，使代際外部性表現為兩代人之間的外部性，這樣行為主體都出現在同一個時空中，從而通過政府的介入，通過庇古稅的調節，部分解決代際外部性問題。呂光樺等②呂光樺、寇國明：《我國社會保險政府補助經濟機制研究——代際家庭公共品供給模型的擴展分析及實證》，《財經研究》2010年第9期。認為政府應承擔社會保險體系外籌資、融資責任的觀點基礎上，運用代際公共品理論，構建我國代際家庭公共品供給模型，通過引入政府規制因素的擴展模型分析了30個省區1998-2006年面板數據固定效應分析，揭示社會保險政府補助經濟機制可以調整家庭養老和教育投資契約的均衡狀態。

John P.Conley通過分析由中央政府供給和地方政府供給兩種機制，認為純公共品和具有跨行政區域外溢性公共品應該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具有代際外溢性的公共品應該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政府由于對公共品提供的情況會導致選民“用腳投票”，從而可以通過房價將這種外溢性內部化。①John P.Conley，“Intergenerational Spillovers，Decentralization and Durable Public Goods”，Vanderbilt University.First Draft：July 1999.地方政府的競爭可以帶來耐用型公共品的有效提供。

2.非市場性機制條件下代際公共品的供給

Antonio Rangel研究了在非市場性機制條件下（如政府和家庭）代際物品供給能達到帕累托最優。模型中的主體有三個階段：少年、中年和老年，每一階段中年人會決定為后代投入多少他們本身并不能獲益的前向型代際物品。

另外，大部分學者更多地把代際公共品的供給與代際間的激勵問題和公平問題聯系起來，從代際間的博弈角度進行代際公共品供給的討論。Kotlikoff et al.②Kotlikoff，“Some Inefficiency Implication of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Exchange”，Economicsand Politics，1993，5（1）：27-42.研究了一個標準的多代交疊的經濟，他認為，每一代的政府都有一個相同的問題：雖然它愿意選擇低的資本稅率但卻不能有信用地履行。這個共同的問題通過引入可持續性的“代際契約”得以解決，在這個代際契約中，后代人會把自己的一部分財富以錢或物品的形式轉移給前一代人，作為對前一代人能夠履行契約（為他們自己選擇較低的資本稅率）的經濟補償。

Kreps論述了持續的代際公共品的出現可以用于克服道德風險問題③Kreps，David：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in James E.Alt and Kenneth A.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90-143.，從而能夠用于解決代際經濟中的無效率問題。

四、代際公共品研究的創新視角

迄今為止，現有關于代際公共品供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對完善“代際公共品”這一理論概念的討論，大多文獻主要針對代際公共品的某一典型代表進行研究，如教育、養老保障、環境保護、代際公平等問題的討論,鮮有文獻運用代際公共品理論進行充分分析和論證。在代際公共品供給討論中，現有文獻更傾向于分析代際公共品供給存在的問題，對供給機制的研究或者根據代際公共品分類討論，或者進行跨國界代際公共品供給探討，缺乏供給有效路徑的探索。學者們更多以西方國家進行分析，對中國背景下代際公共品供給的探討屈指可數，由于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再加上新時期的歷史使命，不同體制下的決策模型會有較大變化,目前針對中國財政分權體制下代際公共品供給路徑的對策研究幾乎為零。

1.環境保護這類代際公共品的供給依然是重要的研究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眾多對代際公共品的研究中，大部分中國學者選擇了環境保護這一研究對象。周建鵬等④周建鵬、聶華林、張華：《不同碳稅政策情形下環境質量的代際分配效應比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通過構建一個兩期的世代交疊模型，從代際的角度去分析政府不同碳稅政策情形下環境質量的代際分配效應。構建了四個兩期的效用函數：代表性家庭的消費函數、生產商的生產函數、政府的碳稅收入函數、環境質量的變化函數來研究政府不同碳稅政策方案情形下的環境質量的代際分配效應，為政府在低碳經濟中選擇或制定合理的碳稅政策提供參考。洪樹林、邵宜航⑤洪樹林、邵宜航：《世代交疊模型中的環境政策分析》，《南方經濟》2006年。提出嚴厲的環境政策有利于積累更多的資本，且有利于提高環境質量等。政府在征收環境稅，內在化環境外部性的同時，還需要征收消費稅、一次性轉移等內在化代際外部性以實現社會最優配置。孫海婧從環境規制的角度分析了環境治理的代際成本和收益，說明了環境保護這類具有正的代際外部性物品供給不足的原因。潘珊和馬松將環境質量納入到代際交疊模型中，當經濟由未治理過渡到投入正的環境治理費用時，隨著收入不斷增長，環境質量會呈現出先降低后提高的情形，解釋了為何不同的環境污染問題會有不同的治理難度。①潘珊、馬松：《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代際交疊模型下的理論分析》，《生態經濟》2013年第4期。

2.中國國情下的公共教育和養老保險亟需有別于西方的研究視角

西方以Rangel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當代人有強制后向代際公共品投資的動機，卻沒有強制前向代際公共品的動機。后向代際公共品投資對維持前向代際公共品的投資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沒有后向代際公共品，則前向代際公共品的投資是不足的。因而得出養老保險有利于促進公共教育投資的結論。Gary Becker and Kevin Murphy研究了FIGs和BIGs的關聯。②Becker，Gary and Murphy,Kevin.“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8，31（1）：1-18.他們建議將老年人的社會保障和孩子的教育作為代與代之間的交易：孩子們由父母提供教育支出，作為交換，他們將支付贍養父母的退休養老金。但是該觀點飽受爭議，最大的爭議焦點是當孩子們成年后，有可能不履行義務。

3.中國特色的財政分權制度對代際公共品有效配置的影響

結合中國“財政分權”及“政績考核”的現狀，進一步研究IPGs配置失衡的根源所在，發現政府在“對上負責”的行為激勵下，會更傾向于提供在短期內（或者官員任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型的IPGs，例如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而相對忽視改善民生型的IPGs，例如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而正是這些IPGs才是促進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選擇什么樣的方式提供IPGs才能確保經濟持續增長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這是目前我們比較關心的話題。解決好市場化中的代際問題對于我國的公共品供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既可以加速我國代際公共品供給市場化進程，又可以解決我國當前代際公共品供給中存在的低效率問題。

（責任編輯：余風）

Review on 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The Connotation，Path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YANG Jibo，WU Baijun
（School of Busines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Scholars’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IPGs）are biased towards theoretical research rather than empirical research.On the basisof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model proposed by Diamond and game theory，they study the problem of utilitymaximiz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y，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improvement and so on.Western scholars think that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public goods（BIGs，such asold-age security self supply）can reach Pareto optimality，but the forward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FIGs）provided must be guaranteed，such as public education.This conclusion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ion in China，because Chinese are affected by the thoughts“raising children can preventone from loneness in old age”and“filial piety to their parents”.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First，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education supply problems；second，the effective supply path of the IPGs such as 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ird，the problem of local IPGssupply under the fiscaldecentralization system.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y；effective supply；public education

代際公共品外部性有效供給公共教育財政分權

F062.6

A

1008-7672（2015）03-0060-09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項目編號：14YJC790154）；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培育基金研究項目（項目編號：WN1422025）。

楊繼波（1974-），女，云南昆明人，講師，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學；吳柏鈞（1960-），男，浙江人，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