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和他的中國事業——司徒雷登在華經歷與人物評述

李 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北京 100871）

1876年的一個夏日，一個名叫司徒雷登的美國男孩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座寓所中。此后，這位美國人在中國生活了整整五十年，他曾是傳教士，曾是著名學府燕京大學的創辦者，還曾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他在中國成就了自己的事業，卻也因此而飽受爭議。有人說，司徒雷登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有爭議的外國人。這樣的觀點，其實并非沒有道理。

對于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知道司徒雷登這個名字，是通過毛澤東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曾被選入中國內地的中學教科書，這使司徒雷登在中國成為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新中國成立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一提起司徒雷登，很多人便不假思索地將其與美國侵華政策的代言人和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等同起來。司徒雷登的經歷、他的思想和他的事業，卻幾乎被人淡忘了。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中美關系漸趨正常之后，中國內地對于司徒雷登的認識與評價也在悄悄發生著變化。在多篇關于司徒雷登的評論文章中，對于司徒雷登的評判，已不再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是將其視為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和教育家。

從敵人到朋友，從侵略者到教育家，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司徒雷登竟受到如此截然相反的評價，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驚訝和好奇。那么，真實的司徒雷登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個人？他的在華經歷又到底如何呢？

一、早期的傳教士經歷

司徒雷登在中國的事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其一是他早年在杭州和南京的傳教經歷，前后約15年；其二是創辦燕京大學，從1919年到1946年，前后共28年；其三是1946年至1949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為時不到3年。

司徒雷登出生于一個宗教世家，父母均為來華傳教士，且均有過創辦學校的經歷。他的童年是在杭州度過的，那時“他的家庭集學校、醫院、社會于一體”，這使幼年的司徒雷登便“整個的處在一個異族、異言、異俗的文化中”。后來他能夠從事傳教和教育工作，與這樣的家族傳統和成長氛圍無疑有密切的關系。司徒雷登11歲時被送回美國接受教育。1904年，28歲的他再次回杭州，成為了一名傳教士。幾年后，即1908年，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學院。從此他在南京一住便是11年，直到出任燕京大學校長為止。

考察司徒雷登的傳教理念，最基本的一點認識便是，他是一位開明派的傳教士。司徒雷登傳教的時期，正是在華傳教士的教育思想發生變革的時期，相較于傳統的、單一強調布道責任的教士，司徒雷登更傾向于這樣的傳教理念，即傳教士的主要責任在于培養學生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為社會服務的技能。司徒雷登在他撰寫的《圣教布道近史》一書中，便特別指出了在中國傳教應注意的兩個問題：第一是要拯救受苦的中國人，第二就是要用足夠的時間去訓練他們掌握一定的工作和謀生手段。這與保守派傳教士那種眼光只盯著如何使不信上帝的人能夠信奉上帝的理念顯然不同。

事實上，司徒雷登很早便注意到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和西方的宗教傳統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也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司徒雷登認為，人們信仰“多半是受傳統思想、個人天資與閱歷和地區環境影響的”。因此，司徒雷登在傳教時便特別注意漢語的學習和積極進入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且還大膽改革傳教活動，使其適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順應中國人的習俗，并主張在尊重和不打亂中國人傳統生活的前提下開展傳教工作。

盡管司徒雷登的本職工作是傳教布道，然而，在傳教過程中他本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認識也日漸加深，并深深熱愛上了中華文化。因此，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其實可以將司徒雷登視為一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二、為燕京大學傾注心血

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的成立，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半個世紀，恰好是中國社會經歷劇烈動蕩的時期。在激烈變革的時代，中國未來的道路該通向哪里，不僅是中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而且日益成為外部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司徒雷登赴南京傳教的第三年，便趕上了辛亥革命爆發，南京很快成為革命風暴的中心。作為旁觀者，司徒雷登由衷為這場革命激動不已。在他看來：中國的出路在于走民主化道路，這是歷史的必然?！拔覀儑业恼Q生，特別是我們進行革命的經歷、所確立的制度和我們的華盛頓，都已成為今天中國革命要實現的理想”。

1919年，司徒雷登離開南京、赴北京出任燕京大學校長，從此，他將自己推進東西方文化結合的教育理念和推動中國進步的滿腔熱情，全部投入到了教育事業中。從定校名、選校址，到籌款、聘教授、招學生，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學很快便成為了一所中國知名并且在世界也頗有影響力的高等學府。在司徒雷登的一生中，燕京大學是其傾注心血最多，也最為成功的事業；而對于起步中的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而言，燕京大學的成功也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時至今日，燕京大學雖然已不復存在，但是，其開放自由的辦學理念和和睦親切的校園氛圍仍然讓諸多研究者傾心不已，這種現象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司徒雷登對于中國文化事業的貢獻。

燕京大學最初是由三所教會學校合并而成的，雖然其本身仍為教會學校，但是司徒雷登在治校理念上卻并未過分強調學校的宗教氣氛，比較而言，他在聘任教師和學科設置上更為強調的是科學的和學術的標準。由于堅持學術自由，燕大聘請的教師群體中既有出色的洋教授，也有堅持中國儒學傳統，甚至拒絕給寫白話文、橫著書寫的學生評卷判分的老學究。既有虔誠的基督教徒，也有典型的天主教、佛教徒，甚至還有無神論者。燕大“因真理得自由為服務”的校訓，也正是司徒雷登教育理念的最好詮釋。司徒雷登在辦學理念上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注重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補。在建設燕大校園時，司徒雷登曾專門請來美國建筑師，要求按照中國古典建筑的風格設計校園。中國傳統的建筑藝術和西式現代設施的有機集合，正是東西方文化融合互補的理念的最好詮釋。1928年，司徒雷登還促成了燕京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設立“哈佛燕京中國學社”，其主旨便是推動中國文化的研究和促進東西方研究者的交流合作，時至今日，該學社設在哈佛的總部仍是世界知名的漢學研究中心。

如果將燕大比作一個大家庭，那么司徒雷登無疑是這個大家庭中最令人尊敬的家長。

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上面這段文字，是曾在燕大學習和任教的冰心女士對司徒雷登的贊美?？梢哉f，燕大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代一所知名學府，與這種家庭般溫暖的校園氛圍的密不可分的。

三、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司徒雷登在中國聲望最高的時候是在1946年。這一年，七十歲的他向燕大提交了辭呈。作為“燕大之父”，此時的司徒雷登不僅贏得了燕大師生的尊敬和愛戴，而且也獲得了中國社會的普遍贊揚?？箲鹌陂g，他曾力主燕大不南遷，這為華北的年輕人提供了難得的受教育的機會，而他本人因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則被捕入獄三年零八個月?？箲鸷?，司徒雷登的這段不為日寇強權所屈服的經歷為他贏得了中國各界的口碑。6月24日，是他七十歲的生日，從月初開始，他便不斷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祝賀，其中便包括蔣介石和中共駐北京代表葉劍英的賀電和禮物。在他生日這天，中國各大報紙還刊登了燕大校友連士升撰寫的文章《司徒雷登——中國的友人》。將司徒雷登視為“朋友”，甚至是“自己人”，正是當時不少中國人普遍的看法。

將司徒雷登的聲望推向頂峰的事情發生在這年的7月。6月30日，國共之間持續了近一個月的停戰談判終于無果而終，內戰繼續升級的危險現實地擺在了每個人的面前。此后不久，司徒雷登便在馬歇爾的勸說下，出任了美國駐華大使，主要負責調解國共和談。

從教育家到大使，盡管這樣的轉變多少有些讓人出乎意料，但是這與司徒雷登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卻是并不矛盾的。在司徒雷登看來，如果能夠調解成功，便可以為中國爭取一個和平的環境，從而才可能推動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和國家的現代化。而只有中國進步了，他傾注一生心血的教育事業也才算是真正有意義。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司徒雷登最終接下了這份重任。

美國政府所以選擇讓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最主要的考慮便是他對于中國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在中國各界也有很高的威望。事實也果然如此，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消息傳出后，很快便得到了各界的好評。不僅國共雙方均表示歡迎，而且知識分子階層也普遍對司徒雷登寄予厚望，此外，中國《文匯報》、《華北日報》和美國的《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也都發表了積極性的評論文章。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地位一時間如日中天，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出任大使后的司徒雷登對國共和談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是，現實終究是現實，因為國共雙方矛盾的尖銳，更因為中國的問題關乎世界冷戰格局，美蘇兩國均全力介入，因此避免內戰、國共雙方共建聯合政府的希望終于還是破滅了。1947年初，中國的內戰全面爆發。1949年，在國共內戰大局已定的情況下，盡管司徒雷登還曾力主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并與之建立關系，但這一設想最終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認可。這年夏天，在美國國務院的要求下，司徒雷登只得離開了中國，從此便再沒有踏上過這片他熱愛的土地。

結語

盡管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國人，但是他生在中國，一生的事業也在中國?；氐矫绹蟮乃就嚼椎侨匀粻繏熘b遠的中國。

回顧司徒雷登的生平，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他對于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是不可替代的?？箲饎倮?，他曾一度贏得中國各界的普遍贊譽，最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在此。而司徒雷登所以成為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其實僅僅是發生在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之后。因為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因素，中國人對于司徒雷登的評價才從此變得復雜起來。時至今日，如果我們從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或者促進民族現代化的角度重新看待司徒雷登，那么，我們得出的結論其實與1946年的大多數國人其實并沒有多大不同——司徒雷登無疑是中國的朋友。

[1]《記司徒雷登先生》，《人物周刊》1936年第1卷第2期。轉引自羅義賢：《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頁。

[2][美]約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39頁。

[3]冰心：《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燕大周刊》第7卷第20期，1936年。轉自前引羅義賢：《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第148頁。

[4]前引羅義賢：《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第124、125頁。

[5]前引郝平：《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第2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