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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之光閃耀在諷刺的利劍上——解讀曼德施塔姆的一首詩

2015-07-18 02:05北京李建軍
名作欣賞 2015年1期
關鍵詞:帕斯捷爾納克斯大林首詩

北京 李建軍

作 者: 李建軍,著名學者、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公民性是現代詩人的重要標志。一個優秀的現代詩人,首先是一個優秀的公民,是積極地介入社會生活的公民詩人。公民詩人即政治詩人。他應該具有現代的政治激情,能夠敏銳地感知并表達自己時代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情緒。

俄羅斯的優秀詩人,幾乎全都是公民詩人和政治詩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是這樣的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也是這樣的詩人。他們正確地理解了詩人與國家的關系,理解了人民的威嚴和力量。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說,自己的詩人丈夫曼德施塔姆“很早就意識到這個新型國家將給人們帶來什么,他并不指望國家的庇護。他堅信,‘人民能像法官一樣做出審判’;他還寫道:‘你升騰于荒蕪的年代,/哦,太陽,法官,人民?!乙渤钟羞@一信念,我認為,人民即使沉默不語,也仍在做出審判”①。她忘了補充一句:沉默的人民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能替自己表達政治訴求的詩人。

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是蘇聯漫長的極夜?!按箴囸I”折磨著人們的肉體,“大清洗”和日常性的迫害,則折磨著人們的靈魂??謶秩鐭o邊的陰影,籠罩著人們的內心世界。蘇聯人的精神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暴力和恐怖的泛濫徹底毀滅了俄羅斯民族的道德情感,毀滅了俄羅斯人民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說:“蘇聯人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心理盲目水平,這對他們的整個精神構造產生了腐蝕作用?!雹趯τ谥R分子來講,這種“心理盲目”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高爾基所抱怨的“良心死了”——“十月革命”前,知識分子因種種不公正的審判而“引起的良心的激憤”“令人難以忘懷”,然而,這場革命之后,知識分子不再那樣“有良心”,那樣敢于挺身而出,那樣敢于仗義執言?!皹寶o過錯的六名大學生這件卑鄙的事在被摧毀的文化人圈子中也沒有引起良心的波動”,而這一切,在高爾基看來,都是“政治”干擾的結果:“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沒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滲透了對群眾的恐懼和對群眾的諂媚——就像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點一樣——那么談論良心、正義、對人的尊敬及其他的一切就完全是毫無益處的,因為政治上的厚顏無恥把這一切都叫作‘感傷主義’,但是沒有這一切卻是無法生活的?!雹凵钕萑肴狈盍Φ乃兰艩顟B,俄羅斯文學也進入了沉默而荒涼的季節。正如以賽亞·伯林所說的那樣:“整個俄羅斯文壇籠罩在一種萬馬齊喑的奇怪氛圍之中,哪怕一絲風也未嘗拂過這潭死水?!雹茏詈蟮慕Y果是,在斯大林統治期間,“俄國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長長的空白。從1932年到1945年,實際上到1955年,毫不過分地說,除了自然科學,在俄國幾乎沒有發表過任何有很高內在價值的思想或評論文章,也幾乎沒有創作出像樣的藝術作品。除了作為那個政權或它所實施的方法的表征,即作為一份歷史證據外,幾乎沒有任何本身真正有意思或很重要的東西”⑤。文學異化的情形如此嚴重,以至于詩歌異化為頌詞,戲劇異化為鬧劇,小說異化為關于人和生活的虛假敘事。

然而,就在日子沉悶無聊得像一連串深長的哈欠的時候,1934年的5月中旬的一天,死氣沉沉的蘇聯文學界,發生了一件令人振奮的大事情:在彼得堡,不知何故,詩人奧·曼德施塔姆(亦譯“曼杰施坦姆”和“曼德爾施坦姆”)忽然沖冠一怒,抽了斯大林的“紅人”小說家阿·托爾斯泰一耳光。隨后,他立即動身返回了莫斯科。

阿·托爾斯泰曾三次榮獲“斯大林文學獎”,又因為在小說《糧食》(一譯《保衛察里津》)中歌頌斯大林而得到重用,成為“文委會”主席。所以,這個“耳光事件”的性質,無疑是嚴重的。就像一只溫柔的兔子,咬傷了一條兇暴的獵犬一樣,到現在,這個事件依然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也讓人津津樂道。

曼德施塔姆事后一定是有些六神無主,所以,立即打電話給好友詩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馬托娃(亦譯“阿赫瑪托娃”),請她速速從彼得堡到莫斯科來,一起商量應對“耳光事件”的辦法。

5月13日,這個叫安娜的偉大詩人,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坐著火車,從同一個地方出發,沿著同一條線路,來到了同一個終點。然而,還沒等她享用曼德施塔姆從鄰居家借來的那顆雞蛋,半夜一點鐘,“夜間造訪者”契卡人員就來了。他們拿著秘密警察頭子雅戈達親自簽署的逮捕證。他們身手敏捷地走進大廳,開始搜身:“那位契卡人員看了看奧·曼的護照,然后,向他出示了傳票?!?月14日清晨,契卡人員帶走了曼德施塔姆。他的妻子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兩人眼對著眼,坐在空蕩蕩的、還留有夜間浩劫痕跡的房間里……我們忘記了自己,在等待天一亮就出門。干嗎去?去哪兒?去找誰?生活在繼續……或許,我們就像是溺死鬼。請上帝饒恕我這個文學比喻,我們當時腦袋里可壓根兒沒有什么文學?!雹?/p>

他們為什么抓他?兩個無助的女人向自己提出了這個“禁忌的問題”。她們知道契卡抓他的理由實在太多了:“僅憑他的詩和文學言論,或是他那首寫斯大林的詩,他們就完全可以抓他。因為他給托爾斯泰的那個耳光,也可以抓他。挨了耳光后,托爾斯泰當著許多人的面聲嘶力竭地喊道,所有出版社都不會再出曼德施塔姆的書,他的作品永無出頭之日,他會被趕出莫斯科的……我們得知,托爾斯泰當天就去了莫斯科,向蘇聯文學的首領高爾基控告欺負他的人?!雹?/p>

娜杰日達找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布哈林,但無濟于事。她又找到了“政治紅十字會”的負責人、高爾基的妻子比什科娃,然而,除了一個要曼德施塔姆“裝得像個死人”的建議,她從那位“前蘇聯”的“紅色貴婦”那里什么幫助也沒有得到。

契卡的目的是制造恐怖。抓一個著名詩人,可以震懾所有不安分的作家。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通過逮捕杰出的詩人曼德施塔姆,他們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種特殊的恐怖氛圍:“曼德爾施塔姆被捕的消息令莫斯科的文學知識界惶惶不安,人人自危。布爾加科夫的妻子號啕大哭?!雹?/p>

兩周后,她終于見到了自己的丈夫曼德施塔姆。他“眼睛瘋狂,褲子耷拉著。這是一種預防自殺的措施,在‘里面’要抽走褲帶和吊帶,所有紐扣都要摘掉”⑨。曼德施塔姆告訴她,偵察員看到了那首諷刺斯大林的詩,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反革命作品”??磥?,恐怖的契卡之所以逮捕他,“耳光事件”只不過是起因,那首批評“克里姆林宮的山民”的詩,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首詩令克里姆林宮的威名赫赫的主人如此震怒,竟然親自打電話給帕斯捷爾納克等人,調查詩人朗讀此詩的詳情和細節。阿赫馬托娃曾詳細地記錄了斯大林與帕斯捷爾納克的對話。[10]她還對伯林詳細地講述過這件事。[11]

那么,曼德施塔姆為何要寫這樣一首鋒芒畢露的詩呢?原因很簡單。他對這個人非常不滿,對屈辱的生活非常不滿。這首辛辣的諷刺詩簡直就是一封表達不滿情緒的抗議書。

曼德施塔姆最向往的時代是19世紀。那是屬于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世紀,是屬于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世紀,是屬于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紀,是屬于列賓和柴科夫斯基的世紀。他對妻子說:“你知道嗎,如果有過一個黃金時代,那就是19世紀。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盵12]由于深刻地了解19世紀的偉大和輝煌,所以他對自己時代的問題,就看得特別清楚,也使他與自己的時代更加格格不入。他在《人道主義和當代》一文中批評包括自己的時代在內的那些時代,認為它們的“目的并不在于人”:“它們宣稱它們的事業與人無關,它們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磚石、水泥一樣,利用人來建設,而不是為了人?!盵13]這樣的時代總是培養人的兇暴的仇恨意識,總是鼓勵人們告密和出賣他人,總是蔑視幾乎所有人的尊嚴。作為個體,每一個普通人的價值,連同他們的生活的意義,都服從于、依賴于那個唯一的“他者”。所有的人都必須熱愛那個人,崇拜那個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那個人,都必須忘我地為那個人活著。1933年11月,忍無可忍的曼德施塔姆,用他那比刀還要鋒利的筆,寫下了著名的詩歌《我們活著,感覺不到腳下的國家》,表達了對毫無人格尊嚴的恥辱生活的抗議:

我們活著,感覺不到腳下的國家,

十步之外就聽不到我們的話語,

而只要哪里有壓低嗓音的談話,

就讓人聯想到克里姆林宮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蟲一般油膩,

他的言辭就像秤砣一般準確,

仿佛蟑螂觸須的胡須含著笑意,

他的長靴筒閃閃發亮。

而在他周圍站著一群細脖的領導,

他玩弄這幫半人半獸的仆人,

有人啼囀,有人喵喵叫,有人啜泣,

只有他一人粗聲大氣地嘮叨,

發布一個個命令仿佛安裝馬蹄鐵:

這個釘鼠蹊,那個釘前額,這個釘眉頭,那個釘眼睛。

不論怎樣給出死刑——都像吞食馬林果般甜蜜,

這個奧賽梯人寬廣的胸膛啊。[14]

早在1923年,在寫作《人道主義與當代》的時候,他就發現了社會與人的沖突,或者說,發現了社會對人的價值的踐踏:“有時,社會的建筑會與人敵對,會以人的屈辱和渺小來培養自己的偉大?!盵15]阿赫馬托娃說,曼德施塔姆在與她談詩的時候,曾“痛苦地經歷了現時被稱為個人迷信的種種,他對我說‘現時的詩應該是公民詩’,并且背誦了《在腳下我們揣測不到……》”[16]。我懷疑,此處的翻譯出了問題。曼德施塔姆對阿赫馬托娃背誦的《在腳下我們揣測不到……》,應該就是《我們活著,感覺不到腳下的國家》。據傳記記載:“阿赫馬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等人曾在一次聚會時聽他朗誦過這首詩。當時,在場的一批詩友都被嚇了一跳,勸曼杰什坦姆趕緊忘掉這首詩,免得招來殺身之禍?!盵17]批逆鱗,捋虎須,詩人替自己選擇了苦難和地獄。因為這首諷刺詩,他失去了自由,最終丟了性命。

曼德施塔姆的這首詩,的確是一首標準的“公民詩”,一首喜怒形諸顏色的政治諷刺詩。詩人完全不給人家留情面,詩行里洋溢著徹底的蔑視和極度的厭惡,幾乎每一個字,都閃耀著嘲弄的冷光。準確的細節描寫,像契訶夫的小說一樣生動傳神;生動的喜劇場面,像果戈理的《欽差大臣》一樣滑稽可笑。

這首詩的第一句,就如石破天驚,用一句近乎直白的陳述,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自己的時代,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是顛倒的、異化的;他們不僅不是國家的主人,而且還活在恐懼和屈辱里。人們之所以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噤若寒蟬,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罪在朕躬”。詩人用“克里姆林宮的山民”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指代,表達了自己對最高統治者的尖銳批評,揭示了這個冷酷無情的統治者最內在的人格特點和性格特點——狹隘、昏暴、缺乏真正的現代意識和現代情感;也揭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開化、不成熟——缺乏民主精神,將國家變成了個人的私有物,并用“大清洗”等大規模的血腥屠殺,用最原始的恐怖手段,來維持自己的權力和統治。

接下來的四句,干脆將焦點對準斯大林,一連用了三個極富想象力的比喻,就仿佛真切而傳神的特寫鏡頭,從上到下,對他的面部特征和靴子進行描寫。三個比喻的喻體,都是令人不快甚至使人厭惡的事物,彰明昭著地表現著詩人嘲弄和諷刺的態度——對極權人物如此犀利的諷刺,不僅在俄羅斯文學中前所未有,在世界文學中也罕有其匹?!八难赞o就像秤砣一般準確”一句,尤其耐人尋味,“秤砣”這個喻體,在“言辭”的意義上,似乎隱含著對斯大林的“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的“絕對真理”化身的肯定性陳述,但是,“秤砣”本身是一個冰冷的、堅硬的東西,它能稱出物態化實體的重量,但卻無法稱出意態化的“言辭”的分量,因為,“言辭”的真理性價值,自有其獨特的衡量標準和評價方式,借助“秤砣”來估量它,無疑是荒謬可笑的。所以,“言辭”與“秤砣”之間,就構成一種反諷性的解構關系,借此,詩人將人們對斯大林的“言辭迷信”,有效地解構掉了,進而完成了對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批評和否定。

沒有被崇拜者,就沒有崇拜者;沒有崇拜者,就沒有被崇拜者。他們之間是一種消極的主從關系,而不是正常意義上的平等關系。在此詩的后半部分,詩人從“崇拜者”的角度,進一步來展開反諷。對于被崇拜者來說,他的崇拜者,包括別的“領導人”不過就是卑賤的“仆人”而已。詩人用“細脖的”來形容“此領導”在“彼領導”面前的戰戰兢兢、恭恭敬敬的樣子,極為傳神?!八媾@幫半人半獸的仆人”一句則從“被崇拜者”的角度,寫了彼此之間的極不正常的病態關系,即“玩弄”與“被玩弄”的關系。而三個“有人”則具體呈現了“被玩弄者”令人作嘔的丑態,與此相對照,“他”則肆無忌憚,“粗聲大氣地嘮叨”。接著又是一個出人意外、令人捧腹的比喻:詩人竟然將“發布命令”比喻為“安裝馬蹄鐵”!更令人驚訝的是,他竟然索性順著比喻給出的線索,將荒誕的夸張修辭引了進來:詩人竟然讓“他”往人的前額、眉頭和眼睛上釘馬蹄鐵?;恼Q嗎?太荒誕了!真實嗎?太真實了!在極端異化的權力關系里,沒有什么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現實即荒誕,荒誕即真實?!安徽撛鯓咏o出死刑——都像吞食馬林果般甜蜜”一句,則對前邊的關于“釘馬蹄鐵”的荒誕事象,進行延伸性的補充說明,進而給它提供了切實的現實內容:原來所謂“釘馬蹄鐵”,不過是“死刑”的隱喻罷了;不僅如此,即便被處死,有人也仍然覺得“甜蜜”和幸福。比較起來,阿·托爾斯泰就缺乏詩人的良心,缺乏替無數的不幸者代言和辯護的公民意識和責任擔當。他在一篇《論創作自由》的文章中說:“蘇維埃國家整個事業的目的,就是人、人的自由和幸福,就是我們可以想象的那種有著愈益無可限量的發展的人?!盵18]他還說:“在新的人那里,死的恐懼已經被那對創造性生活的熱愛所代替了。與社會的聯系——就生物學的意義來講,在前進運動的社會是不死的,它使人的意識受到樂觀主義的良好鍛煉,那扇所謂無情的門的問題也就不再存在了?!盵19]他的話是虛假的,是對現實生活不誠實的想象和美化。事實上,恐懼、悲觀和絕望的情緒像霧霾一樣彌漫在人們的內心。人們不僅沒有自由感和幸福感,而且也缺乏安全感和尊嚴感。他們日常性地生活在恥辱中,生活在對權力的無可抗拒的服從中。

最后一句是:“這個奧賽梯人寬廣的胸膛啊?!狈囱匀粽氖丈?,進一步強化了全詩的反諷指向,也更加尖銳地表達了詩人對“被崇拜者”的毫不寬假的批判態度。假若沒有這一句,這首詩在結構上也算得上是完整的,但是,從修辭效果來看,反諷的力度和深度,就會大大弱化。就內在的深意來看,詩人在此所要批評的,正是斯大林的自大和狹隘:唉!他的胸膛可一點兒也不寬廣??!他傲慢自大,缺乏對他人的尊敬態度,缺乏理性而謙虛的“尊崇”意識:“尊崇是領導者最重要的美德,因為尊崇會幫助當權者傾聽弱小者的聲音,并且會提醒他們,不管有多么成功,沒有人可以‘生而全知全覺完美無缺’?!盵20]他完全不懂得這樣的倫理原則,也無法正確地理解健全的權力關系:“尊崇是以恰當的方式對恰當的人感覺尊重、對超越特定人類利益的事物感覺敬畏的能力。當領袖懷有尊崇,他們與部下一道體會尊崇,共同的尊崇使其克服個人利益的羈絆,達到雙方感情交融,比如相互尊重。這些感情減少了領導的工具——勸服、懲罰的威脅、獎勵方式的操縱——所造成的傷害。這是因為只要尊崇存在就無所謂輸贏。在雙方共同以敬畏待之的宏大事物面前,成敗都顯得很渺小?!盵21]然而,權力會破壞人們的道德感,會瓦解人們對神圣事物的敬畏,會使人產生一種蔑視一切的自大心理。權力使人狹隘和多疑,絕對權力則使人絕對的狹隘和多疑。所以,曼德施塔姆所批評的“那個人”,就像伯林所說的那樣:“他曾經屬于一個被壓抑的少數民族,喝了半瓶墨水,對所有的杰出人物和知識分子都懷恨在心,尤其反感那些能言善辯的社會主義者。后者在理論方面的辯才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經常讓他自慚形穢,托洛茨基只是其中最傲慢最光芒四射的代表。斯大林對思想、知識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態度混雜著恐懼、憤世嫉俗和施虐的傾向,而且毫不掩飾(有一點卡里古拉的味道),他能讓那些國內外戰戰兢兢的組織成員變得那么的丑陋和卑賤?!盵22]

曼德施塔姆的這首詩不僅激怒了最高統治者,而且還引發了同時代人的聚訟紛紜、言人人殊的解讀。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就記錄了同時代人對這首詩的三種“獨特觀點”[23]:

庫津“指責奧·曼前后不一:你既然接受革命,就得接受自己的領袖,別再抱怨……這個意見自有其傻瓜邏輯”。這種觀點,的確傻得不值一駁。庫津像契訶夫筆下的“寶貝兒”奧蓮卡一樣,執著于無尊嚴、無價值的愛,最終把愛的情感變成了毫無選擇甚至缺乏尊嚴的“濫情主義”。

愛倫堡也“不認可這首寫斯大林的詩,他稱之為‘小詩’,認為它迎合了那些彬彬有禮的可愛讀者之恐懼……此詩過于單調,直截了當,是奧·曼創作中的偶然之作”。愛倫堡的觀點,顯然經不住反駁?!坝狭恕謶帧备且痪浯笾嚥蝗坏暮?。曼德施塔姆的這首詩固然“直截了當”,但卻一點兒也不“單調”,相反,還有著莫里哀喜劇才有的反諷意味。所以,曼德施塔姆的這首詩,不僅不是“小詩”,而且還是名副其實的“大詩”——它之所以偉大,正在于它以過人的勇氣和力量,抒發了人民的壓抑得快要爆發的情感,表現了詩歌的以詩性的正義制衡權力之惡的道德責任和倫理精神。正像伍德拉夫所說的那樣:“對于暴君最為尊崇的回應就是去嘲弄他。這恰恰因為尊崇是一種美德。美德就是一種去做正確的事情的能力;而在特定情況下什么才是正確的——例如,對某位權威人士的尊重或嘲弄——則取決于多種因素?!盵24]

帕斯捷爾納克對這首詩也“持有敵意”:“他劈頭蓋臉地朝我拋來一大堆責難,當時奧·曼已在沃羅涅日。我記住了其中一種責難:‘他怎么能寫這樣的詩呢?他可是個猶太人??!’即便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的思路,而在當時,我提議再給帕斯捷爾納克背誦一遍那首詩,要讓他具體地向我指明,詩中有哪些身為猶太人而不能碰的東西,他卻恐懼地加以拒絕?!迸了菇轄柤{克的“邏輯”的確很混亂,很離譜:寫詩與種族有什么關系呢?難道猶太人就不能“寫這樣的詩”嗎?難怪娜杰日達要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反復說明,曼德施塔姆與帕斯捷爾納克是不一樣的:“帕斯捷爾納克為向心力所控制,奧·曼則為離心力所左右?!盵25]“帕斯捷爾納克渴望友誼,曼德施塔姆卻拒絕友誼?!碑斎?,娜杰日達也公正地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倆人在其生命終點均做出了與其生活立場相悖的舉動:完成并出版了那部長篇小說的帕斯捷爾納克,已走向公開的決裂;曼德施塔姆卻決定靠近,但就像結果所證明的那樣,已為時太晚?!盵26]

事實上,帕斯捷爾納克對這首詩的偏見和誤讀,主要是由他們性格和思想上的沖突所造成的。據帕斯捷爾納克的妻子吉娜伊達·帕斯捷爾納克回憶,曼德施塔姆對她的丈夫缺乏尊敬,而且他們的政治觀點和詩學觀點也多有不同。從帕斯捷爾納克與斯大林關于曼德施塔姆的“電話對話”來看,他的匪夷所思的反應和“文不對題”的回答,的確是令人失望的。其背后的深層的心理原因,顯然是明哲保身的自私算計。他的怯懦如此不堪,甚至連斯大林都忍不住諷刺了他一句:“如果我是曼德施塔姆的朋友,我會更清楚如何來為他辯護?!盵27]

關于曼德施塔姆的過人的道德勇氣和無畏的寫作精神,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倒是有著極高的評價:“俄羅斯詩人的傳統,是對自己的時代負責任,‘以自己的熱血’黏合起歷史破碎的脊柱。在‘白銀時代’的文化中,這一傳統的表現者,就是O.曼德爾施坦姆,這個悲劇時代具有悲劇命運的詩人?!盵28]遺憾的是,在具體的分析中,他們竟然一次也沒有提到這首最能顯示他“以自己的熱血”黏合“破碎的脊柱”的詩。

關于丈夫的這首詩歌,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自己是這樣闡釋的:“無論此詩品質如何,但如果正是它導致了詩人的可怕滅亡,那么,還能認為它是詩人筆下的偶然之作嗎?此詩是一個行動,一種作為,在我看來,它是奧·曼整個生活和工作的邏輯結果?!盵29]而且,這首詩不僅是詩人自己的人格和性格的合邏輯的必然結果,也是俄羅斯文學偉大而高貴的精神傳統在20世紀30年代的回響。

如何面對現實和權力,是評價詩人的重要尺度。對于詩人來講,人的尊嚴和公民的責任,是高于一切的。面對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詩人不僅無權保持沉默,而且還要努力說出真相。在考驗良心的艱難時刻,詩人有責任發出抗議的聲音,以激發人們的正義感,點燃人們對真理的熱愛。如果說,逢迎和贊美意味著詩歌的墮落和沒落,那么,高貴而尖銳的諷刺,則是它獲得尊嚴的唯一方式。尊嚴之光閃耀在諷刺的利劍上。

曼德施塔姆的這首充滿正義感和反諷激情的詩,顯示了詩人自己的勇氣和正直,不僅以其天才的表現力,豐富了俄羅斯詩歌的藝術寶庫,同時也以其過人的道德勇氣,提高了俄羅斯文學的聲譽,給被扭曲、被奴役的俄羅斯文學,挽回了不少顏面?!q如寒夜里燃燒的篝火與燭光,在令人恐懼和絕望的時刻,溫暖了無數讀者的心,也給他們帶來了戰勝黑暗的勇氣和力量。

2014年12月1日,再改于那不勒

①②⑥⑦⑨[12][13][23][25][26][29]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頁,第65頁,第9頁,第10—11頁,第32頁,第297頁,第300頁,第179頁,第169頁,第170頁,第180頁。

③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第159頁。

④⑤[11][22][27]以賽亞·伯林:《蘇聯的心靈》,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第136頁,第62—63頁,第136頁,第62頁。

⑧伊萊·因范斯坦:《俄羅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瑪托娃傳》,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

[10][16]安娜·阿赫瑪托娃:《回憶與詩》,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頁,第122頁。

[14]《奧西普·曼杰施坦姆詩全集》,第175頁。

[15]奧斯普·曼德爾施塔姆:《曼德爾斯塔姆隨筆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

[17]汪劍釗:《阿赫瑪托娃傳》,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頁。

[18][19]阿·托爾斯泰:《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頁,第112頁。

[20][21][24]保羅·伍德拉夫:《尊崇:一種被遺忘的美德》,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12頁,第212—213頁,第4頁。

[28]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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