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洲憶舊

曉雪

1935年元旦（農歷甲戌年冬月二十六日），我生在云南大理洱海邊一個所有人家全部姓楊的白族村莊——喜洲鎮城北村。

喜洲，是云南最古老的歷史文化名鎮。據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即有先民在這里定居，從事漁業、狩獵、采集等生產勞動。早在公元前109年（西漢元封二年），漢武帝就在這里設置了葉榆縣。隋代史萬歲南征曾駐兵于此，故稱史城。南詔時叫大厘城。唐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詔第八代王異牟尋建都喜洲。公元937年，喜洲人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國。所以唐宋時期，喜洲便成為南詔、大理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喜洲背靠蒼山，面對洱海，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物華天寶，人杰地靈。隋唐以來在歷史上有功名的喜洲人數以千計。喜洲人既重視讀書，又善于經商；既努力學習漢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又保持白族白己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既堅持繼承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古老的優秀傳統，又以開明、開放的眼光和胸懷積極學習外來的新知識、新事物、新文化，敢于開風氣之先。20世紀初，曾任孫中山秘書、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憲法》、《天壇憲法》（草案）的喜洲籍著名法學家張耀曾就在日本創辦《云南》雜志，宣傳科學民主、現代文明。1936年，一批喜洲知識分子又在上海創辦了16開本的《新喜洲》雜志，主張改良社會，提倡科學文明，呼吁要建設新喜洲。不久，喜洲就建起了云南農村的第一座水電站，創辦了私立五臺中學、淑川女子中學、喜洲師范學校、蒼逸圖書館、喜洲醫院以及酒精廠、碾米廠等等。明代因得罪皇帝被充軍到云南的四川才子楊升庵，看透封建社會政治腐敗、不愿做官削發為僧的書畫家擔當等都在喜洲受到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徐悲鴻到大理，喜洲有識之士把他請到喜洲來舉辦個人畫展，讓這位大藝術家在四十年代初就在洱海邊的喜洲古鎮留下了深遠的影響?？谷諔馉幊跗?，武漢的華中大學（現在的華中師范大學）來到昆明，正愁找不到落腳之處，喜洲開明人士，立即赴昆，將華中大學全校遷至喜洲。從1939年3月至1946年夏天，華中大學在喜洲鎮整整七年，對促進喜洲的文化教育和經濟發展，改變喜洲的社會風氣，提高喜洲人的文化素質，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在華大任教的著名學者教授羅常培、韋卓民、游國恩、包鷺賓、傅懋績等人在喜洲寫出了一系列的《西南邊疆問題研究報告》，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出版后，使喜洲和云南名揚海內外。后來旅居美國的著名人類學家許娘光和他的妻子維拉，在華大任教期間，潛心致力于喜洲社會的調查研究，并在喜洲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在祖先的庇萌下》。這部著作1948年、1971年在美國用英文一版再版，引起世界學術界高度重視，認為它“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基本的社會體制作了非常有價值的分析”，“對于人們更深地了解中國的家庭生活做出了新的重大貢獻?！?/p>

正是由于當年華中大學教授游國恩先生的邀請，我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老舍才在1941年8月末來到喜洲講學，并在他的散文中描繪了喜洲給他留下的美好印象。老舍先生這樣寫道：“喜洲鎮卻是個奇跡。我想不起，在國內什么偏僻的地方，見過這么體面的市鎮。進到鎮里，仿佛是到了英國的劍橋，街旁到處流著活水，一出門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濁立即隨流而逝。街道很整齊，商店很多。有圖書館，館前立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貼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宮式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畫棟。有許多祠堂，也都金碧輝煌?！?/p>

我出生時，父親在外地做小生意。因為是長子、長孫，祖父高興得把外祖父請來喝酒。兩位親家在頻頻碰杯時反復商量給我取名字。楊氏門中我們這一輩的名字統一規定有一個“文”字，如我的堂兄堂姐們的名字是文模、文緯、文斗、文浩、文蓮、文章等等。所以祖父和外祖父最后為我選了一個“翰”字，叫“文翰”。大概兩位老人也希望我長大后舞文弄墨搞文學吧！

我不到三歲，祖父就去世了。只記得他有一個紅鼻子，可能是因為喜歡喝酒的緣故，我叫他“漢借爺”（白族話，意思是好看的爺爺），以區別于外祖父“爺爺”。家里窮，只租親戚家的房子住，父親幫外祖父家在外地做小生意，所以我從小寄居在喜洲鎮彩云街外祖父家。

我的母親趙碧玉（1913-1944）不識字，卻聰慧過人，她心算比別人打算盤還迅速而準確。以心靈手巧、描花刺繡和烹調技術超群出眾而遠近聞名。我伯父、三叔常年在外地，最小的四叔楊朝棟和與他同歲的伯父的大女兒楊文蓮留在家里，還有我的祖父祖母，都需要她伺候照顧。外祖父母家，兩個舅舅在昆明讀書，大姨媽、大姨爹早逝，表姐董芳蘭、表兄董志漢同我一起寄養在外祖家，也要她照看。她從城北村到彩云街，每天婆家娘家兩頭跑，龍街狗街還要去擺地攤，所以在我九歲那一年（1944年7月4日），就因勞累過度、產后得病又吃錯了藥，而早早離開了人間。

外祖母尹銀和（1891-1979）是喜洲尹家的大家閨秀，雖不識字，卻有很好的記憶力，既熟悉《二十四孝》、《趙五娘尋夫》、《梁山伯與祝英臺》、《陳世美不認前妻》、《穆桂英掛帥》之類傳統戲劇和白族大本曲中演唱的各種故事，也會講各種各樣的民間神話傳說。她為人厚道，心地善良，助人為樂，特別疼愛寄養在她膝下的外孫、外孫女。我從記事的時候起，就同她睡一張床，直到考上五臺中學去住校為止?！逗?、《望夫云》、《飛虎山》、《段赤城》、《杜朝選》、《美人石》、《播歌女》、《大黑天神》等等后來我寫成敘事詩的是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講過的。兒時我常常在外祖母講述的傳說故事中進入美妙的夢境。外祖父趙廉相（1886-1947）則是一位有傳統文化修養，能寫會畫，又見過大世面的人。19歲就因為在岳父家的大商號做事，香港、上海、武漢、四川、湖南等許多地方都曾留下他的足跡。但我出生前，他已因他服務的商號倒閉而回到家鄉，叫外祖母拿出些金銀首飾變賣后買了幾畝田地，在白家的花園里栽花種竹，過著陶淵明式的生活。在白家新建的房屋的粉墻上有他親筆畫的蘭草、松樹、竹子、梅花，還“偶題”了這樣的文字：“公退之暇，披鶴氅衣，帶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鷗鷺煙云竹樹而已?！渚屏π?，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滴居之勝概也?！痹诙T外的墻壁上，他書寫了王維的《酬張少府》：“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白顧無長策，空知返歸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尚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币员磉_他晚年回鄉閑居的心情。

外祖父每天早上都要到東房后面的小花園里侍弄他的那些小盆景：蘭花、菊花、緬桂花、丁香花、玫瑰花、茶花。太陽照到花園里，他就靠在躺椅上用白族腔調朗讀一本本的線裝書：《詩經》、《離騷》、唐詩、宋詞。下午，他就在北房他的小樓上寫字、畫畫。我上小學時，就跟他學寫小楷、大楷，臨摹顏真卿、錢南園的字帖，臨摹《介子圖畫譜》。外祖父曾把著我的手，教我怎么握筆。他說：一定要寫好字，要從小練起。而練字、寫書法，最好就是先練習顏字體。所以我除完成學校規定的大小楷作業外，還在放學回來和星期天、寒暑假堅持練習寫爽舒暢的晚風，看著晚霞輝映下的田疇，外祖父總愛邊走邊用白族腔調哼著陶淵明、王維等人的詩，哼著“渡頭馀落日，墟里上孤煙……”，哼著“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白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哼著“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他勉勵我們要從小珍惜時間，努力學習，長大后做一個有作為、有益于國家社會的人，就給我們朗讀和講解漢樂府《長歌行》：“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敝v解陶淵明的“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边@些詩句我八、九歲時就會背誦，至今沒有忘記。

到喜洲南門外大慈寺一帶散步，每天都要經過坡頭村的“讓解橋”。外祖父給我們講明代兩位喜洲籍進士在這座小橋上“讓解”的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的科舉制度規定，每三年在各省的省城舉行一起考試，叫鄉試，鄉試考中的為“舉人”，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每次鄉試錄取的解元只有一名，當時云南貴州兩省統一在昆明舉行鄉試，兩省只取一名解元?？忌虾蟛磐渌e人一起，由地方政府送到京城去參加下年春天的“會試”。明弘治戌午年（公元1498年），喜洲兩位品學兼優的學子，一個是中和邑的楊宗堯（1476-1551），一個是大界巷的楊士云（1477-1544年），兩人都準備到昆明參加云貴鄉試并奪魁。一天早上，兩人在喜洲南寨門外坡頭村旁的小橋上不期而遇，談起都將去昆明參加云貴鄉試，并力爭考上第一名“解元”。兩人是好朋友，常在一起互相切磋，彼此知根知底，學識修養不相上下。如果兩人這一年同時去應考，只能有一人考上解元，另一人必然降為一般的舉人。兩人在橋上謙讓起來，最后楊士云堅持讓比他長一歲的楊宗堯先去考。他這一年放棄了，沒有去。楊宗堯果然考上云貴鄉試該科第一名，中了“解元”。第二年進京參加“會試”、“殿試”，中了進士。他把皇帝欽賜的宮花轉贈給楊士云。三年后，楊士云參加下一科辛酉年（1501年）云貴鄉試，也中了解元，接著又在京城會試、殿試中高中進士，被正德皇帝欽點為翰林院“翰林學士”，成為全國十八學士之一。他又將皇帝欽賜的宮花回贈給楊宗堯。從此，坡頭村的這座小石橋就叫“讓解橋”，兩位學子互相謙讓、互相激勵、共同為家鄉增光，為國家做貢獻的崇高風范和傳統美德，六百年來在喜洲白族民間廣為傳頌。

外祖父是1947年秋天去世的。外祖母生了三個女兒之后再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都早已先后去世。我大舅趙柱不到十歲就因去洱海游泳，為搶救一個同學而犧牲。二舅趙櫓和三舅趙楷在外地上學和工作。所以他臥病在床的日子，只有我們幾個外孫、外孫女守候在身邊。他病中回顧他的一生，寫了一副對聯，臨終交給我，要我書寫后掛在他的靈堂兩側。他含著眼淚對我說：“阿爺這回怕是起不來了！”我連說：“不會的，不會的……”但也忍不住抽泣起來。兩天后，外祖父就去世了。對聯是這樣寫的：

想當年白手成家，蹤跡遍蜀港申湘，跋涉山川，歷盡艱辛真苦矣：

愿異曰魂歸天山，正氣同日星河岳，逍遙宇宙，脫離塵世始安然。

兩位舅舅奔喪回家時，這副對聯已由我書寫好掛在靈堂兩邊的柱子上。這副對聯概括了他的一生，也表達了他豁達開朗的精神境界和生死觀。

我1940年五歲時入學，到1946年高小畢業考入喜洲五臺中學，正是武漢的華中大學遷到喜洲辦學的年代。當時喜洲只不過是一個有兩三千人的小鎮，沒有什么大的建筑，華大的校址就由大慈寺、張公祠、奇觀堂三處合成。師生員T及家屬上千人分散住在另外幾個祠堂和一些大戶人家的宅院里。記得我們小學對面的玉皇閣、一排新鋪面是男生宿舍，染衣巷、市戶里幾家有錢人新蓋的房子是女生宿舍，北柵門外的尹氏宗祠和楊氏宗祠是教職員和家屬宿舍，幾個洋人教授好像是住在城南的一座古廟里。喜洲小學打破男女界限，實行男女同校就是從華大來了以后開始的。華大男女同學手挽著手，一路說說笑笑，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行走，我外祖母曾很不滿意地說：“像什么話？傷風敗俗！”后來也就見怪不怪，不再說什么了。一進喜洲“正義門”，兩邊墻上“驅逐日寇，還我河山”八個一人多高的大字和大街小巷、鄉村祠堂里的抗日標語，如“好男才當兵，好鐵才打釘”、“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等，都是華大師生們寫的。華大宣傳了抗戰思想、現代文明，也促進了喜洲社會經濟的繁榮和文化教育的發展。小小的喜洲突然來了這么多講外省話、外國話的人，綢布店、裁縫店、飯店生意興隆，蔬菜、水果、魚肉市場不斷擴大，一些新的蔬菜品種，如被喜洲人稱為“洋花菜”“洋辣子”的花菜、蕃茄也大量種植上市。郵局、銀行、書店、醫院、新式的理發店應運而生。華中大學的到來使新創辦的喜洲私立五臺中學一開始就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師，教學水平在全省名列前茅。華大三四年級學生都要到五臺中學實習，由于當時T作難找，有些華大畢業生也到五臺中學當老師。有的甚至只能先教小學。我在小學五、六年級時的班主任和語文算術老師許清波、陳月英夫婦就是華中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

華中大學校長韋卓民的事跡在喜洲老百姓中廣為流傳。廣東珠海人韋卓民，先后留學英、美、德，是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德國哲學研究所研究生，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耶魯大學哲學榮譽博士，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和杰出教育家。他用英文寫作的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論文，常被西方學者引用；他翻譯的西方哲學經典，被認為“是漢譯中最忠實可信的”。1924年他回國時36歲，恰逢華中大學建校便被聘為副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并代理文學系系主任。1929年41歲時被選為校長。學校遷到喜洲后，國民政府曾邀請他去重慶擔任教育部長，他不為心動，婉言謝絕，堅持留在喜洲，在條件艱苦，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一心一意努力辦好華中大學。他把多次應邀赴英、美講學的豐厚報酬，全部捐給學校，白己的生活卻極其簡樸，同學生吃一樣的伙食，穿一件舊西服，兩只手拐破了就補上兩塊皮子，胸前衣服破了，就請裁縫用布條補綴上“華大”兩字。記得有一天晚飯后，我和老表陪外祖父散步到大慈寺門口，正好碰見他同幾個學生出來，有一個學生是我二舅趙櫓的中學同學，認識我外祖父，便向韋校長介紹：“這是彩云街的趙廉相先生，早年去過香港、上海、長沙、武漢……”韋校長立即停下來同我外祖父熱情握手，站在大慈寺門口的一棵柏樹下，問他“您在云大讀書的兒子學什么，每個假期都回來嗎？”親切交談了好一會。這樣一位平易近人、德高望重、為抗日戰爭和教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愛國高級知識分子.1950年競被戴上“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代理人”的帽子，在后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折磨，到1976年含冤去世。1979年，華中師范大學黨委為韋卓民校長平了反，后來又為他在校園里塑了像，召開了“韋卓民國際學術研討會”。韋校長生前說過：“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教育是一部史詩，將為中國人民子子孫孫永志不忘?！痹谙仓薜娜A中大學同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一樣，無疑是這部史詩的重要篇章。

華中大學在喜洲整整七年，促進了喜洲的文明新風，師生們同老百姓親如一家，處得很好。有一次，同學中有幾個華大教授的兒子，閑談中嘲笑喜洲子弟，我同他們爭吵起來，并動手打了一架，老師來了才止住。了解情況后，一位華大教授還專門到學校，向我們表示歉意。兩位教授（一男一女）搞社會調查，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還到過我們家。外祖父在小花園里接待了他們，向他們詳細介紹了喜洲民家族（即白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民族傳統，同回族、納西族、藏族等兄弟民族的關系和所受漢族的影響。兩位喝著我外祖父親白烤、泡得香噴噴的茶，同他交談了整整一個下午。后來知道那兩位教授就是許烺光、維拉夫婦。

1944年華大中文系畢業的浙江籍學生許清波、陳月英夫婦，是我在喜洲讀高小時的老師，陳月英當過我一學期的班主任，并教算術課，許清波教過我一學期的國文課。他們1944年秋季到任，1945年秋日本投降，華中大學準備迂回武漢，他們也想隨母?；匚錆h。但在準備遷校的一年間（1945年秋至1946年夏），他們仍安心認真地堅守在小學的教學崗位上。他們似乎特別留戀喜洲，舍不得我們這些小孩子。兩位還到彩云街我外祖父家訪問過，同我外祖父、外祖母交談。學校組織高小學生游覽蝴蝶泉、萬花溪，他們也一起去。記得有一次在萬花溪邊，看著近處滿山遍嶺的山茶花杜鵑花和遠處碧藍碧藍、波光閃閃的洱海，聽著腳下晶瑩清澈、淙淙流淌的溪水，許老師說：“我是浙江人，到過許多風景如畫的江南水鄉和全國許多好地方，我感到最美、最好、最清爽舒適、最醉心迷人的就是蒼山洱海懷抱中的大理壩子，就是你們喜洲，你們生長在這么美好的福地，真是有福氣??！”許老師這番話，使我們這些孩子從小就有了作為喜洲人大理人的白豪感和幸福感。1954年夏天，我作為武漢大學學生參加武漢市人民抗擊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防汛斗爭，在奮戰了四十幾個晝夜之后患了痢疾，住進了武漢市第三醫院。病情緩解后，有一天晚飯后出院散步。走出醫院不遠，見有一個小院子，門口掛著“華中師院教師宿舍”的牌子。我走進去隨便看看，想不到涼臺上竟站著八年不見的許清波老師！我喊：“許老師！許老師！”他沒有反應過來。我走進去同他握手，他還是沒有認出來：“你是……”我說：“我是大理喜洲你的學生楊文翰?！彼肓艘粫?，才驚喜地說：“想起來了，想起來了，你就是住在彩云街外祖父家的那個學生，那個書法比賽第一名的楊文翰！太好了！太好了！快坐，快坐！”八年不見，他戴副眼鏡，文質彬彬的樣子沒有變，我從十一歲的高小生長成十九歲的大二學生，他當然認不出來了。他立即把他夫人陳月英老師也叫出來，給我倒茶。兩位老師對我能來到武漢大學讀書感到很高興。他們談起當年在喜洲讀書、教書的日子，談起對大理喜洲、對蒼山洱海、對白族父老鄉親的美好印象，充滿了無限懷念的感情。

我二舅趙櫓（1922-2000）是20世紀40年代云南文壇上思想進步、創作活躍、頗有影響的白族青年作家，他在云南大學文史系讀書期間（1943-1947年）是費孝通、楚圖南、劉文典、徐嘉瑞等學術前輩和著名教授的得意門生，邊讀書邊在幾個中學兼課，并參與創辦和編輯《海鷗周刊》、《青春》、《詩與散文》等刊物。大學畢業后，他在教書的同時又主編《云南論壇》、《筆叢文藝叢刊》等?？?。他積極投身“一二·一”學生運動，并以土弩、方戈、方卜、晶心等筆名，先后在他主編的刊物及其他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詩歌、小說、散文、雜文和時事評論，揭露社會黑暗，痛斥貪污腐敗，反映人民疾苦，呼喚民主白由。后因特務追捕，便在組織安排下于1949年初夏奔赴川康邊境參加了川康游擊隊，任金江第二支隊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反胡風運動和1957年反有派斗爭中兩次受到錯誤處理。蒙冤25年后，于1980年調回昆明新成立的云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做研究員，又創作了一批小說、散文和詩歌，并先后出版了《論白族神話與密教》、《白文<山花碑>譯釋》、《論白族龍文化》、《李白詩讀》等四部學術著作。

二舅留在家里的許多古今中外的文學書籍成為我寒暑假和課外時間的精神食糧。所以我上高小時就讀到了《水滸傳》、《三國演義》、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讀到了魯迅、茅盾、巴金、蔣光赤的小說和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田間的《給戰斗者》等詩歌，看到了《新喜洲》、《詩創造》等刊物。但我讀高小時，對繪畫、書法的興趣更濃，作文在同學中并不突出，每次得分在80分左右，算中上水平，沒有得到過老師的表揚。只有一次例外。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了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學生運動，殺害潘琰、于再、李魯連、張華昌四烈士的“一二·一”慘案。消息很快傳到喜洲。有一天，教我們國文和美術的楊木榮老師，上課時先給我們講時事，講最近在昆明發生的“一二·一”運動，講國民黨如何黑暗、腐敗，激起了昆明大中學生和廣大民眾的反抗和游行，講四位年輕的學生和教師如何被殺害。楊老師激動地說：反動派的鎮壓反而喚起了更多的民眾，反饑餓、反迫害、要白由、要民主的烈火是撲不滅的，反動派越是殘酷鎮壓，民眾反抗的烈火越要燒得更旺！烈士的血不會白流！接著，楊老師就轉身在黑板上面出了報紙上刊登的四烈士的像，要同學們一個一個照著畫。我想象著昆明大中學生哥哥姐姐們“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的悲壯場面，想起楊老師給我們講過的雪萊的詩句：“既然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便在畫完四烈士的速寫頭像后，在圖畫本上寫了這樣幾句詩：

殺害了四烈士，

喚起了千萬人，

烈士的血不會白流！

工農已經醒悟，

奴隸已經怒吼，

烈士的血不會白流！

任你黑夜漫長，

曙光就在前頭，

烈士的血不會白流！

詩的題目就叫《烈士的血不會白流》。這幾句詩很簡單，也很一般，卻白然而樸素地表達出我當時的真情實感。楊老師看后很滿意，第一次在我的本子上批了100分，并寫道：四烈士的像畫得很好，這首詩也是你寫得最好的一篇作文。這就是我童年時代意外地受到老師表揚的一篇作文，也是我學寫的第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