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哲學“國家意識”的困惑及其啟示

摘 要：當前，俄羅斯哲學面臨著“國家意識”上的兩難：一方面，為了避免蘇聯時期由于政治干預造成的大一統局面，因而提倡哲學研究的自主性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多元化的哲學又失去了價值指向和評價標準。俄羅斯哲學的困惑表明，哲學研究既要有學術獨立性，又不能完全擺脫“國家意識”的理論訴求。

關鍵詞：國家意識;俄羅斯哲學;宗教

作者簡介：鄭憶石，女，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當代俄羅斯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當代俄羅斯哲學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比較研究”，項目編號：11BZX004

中圖分類號：B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4-0001-08

蘇聯解體造成了俄羅斯社會的精神真空，對“國家意識”的合法性形成了強烈沖擊，并在整個社會形成了上下分裂的矛盾現狀。俄羅斯哲學在對待“國家意識”的心態上同樣充滿矛盾，既在反思蘇聯哲學政治化的教訓中竭力使哲學擺脫“國家意識”的糾纏，又在片面強調多元化、自由化導致的無序中呼喚回歸“統一的意識形態”。當代俄羅斯及其哲學的“國家意識”困惑啟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有堅持“國家意識”的引領和研究異質的統一，才能實現哲學引領精神世界的功能。

一、 當代俄羅斯“國家意識”：統一還是多元？

所謂“國家意識”是指國家用以引導民眾思想和引領社會思潮的某種形式的觀念形態。國家通過政治的、學術的、民間的等教化形式，向全社會成員傳遞一種符合自身要求的政治文化規范，從而將其價值訴求轉化為全社會認同的主流意識，使其執政理念內化為民眾精神需求，為政權的“合法性”即“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1]（P184）提供基礎和依據。因此，以何種思想觀念作為“國家意識”，不僅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整個文化體制的發展，影響著人們的思想精神面貌，也關系到國家的生存和發展。

蘇聯解體造成了俄羅斯社會的精神真空，也對“國家意識”的合法性形成了強烈沖擊。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浪潮一度讓人們對“國家意識”嗤之以鼻。然而，僅僅幾年以后，社會現實卻迫使俄羅斯人重新思考“國家意識”的價值，并在此問題上形成了上下分裂的矛盾現狀：政治當局在重申思想自由、意識多元的同時，嘗試重塑能夠引領社會精神風向的“國家意識”;社會各階層則對“國家意識”保持著高度警惕，試圖以各種方式徹底告別統一的、引領性的思想體系。這種矛盾現狀在關于歷史教科書、宗教哲學教科書的爭論中尤為突出。

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的爭論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俄羅斯社會政治局勢的緊張，社會意識自由化、多元化的加劇，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和方法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充斥圖書市場和校園，引發社會各界對俄羅斯歷史教育方針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如果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是否會引發學生思想混亂？出于對俄羅斯未來的擔憂，上至聯邦總統下至社會各界，都對如何編寫歷史教科書發表了意見。政府希望通過歷史教科書引導學生按照官方意圖認識歷史，以培養愛國主義意識，重塑俄羅斯的國家形象，重建引領整個社會的“國家意識”。專家學者和普通百姓則基于自由多元的價值理念并不認同這種觀點。

普京總統曾親自過問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他對歷史教科書應持何種基本立場的觀點是：教科書雖然不應當成為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場所，但教科書負有培養學生對祖國歷史和自己國家自豪感的使命。普京的話既表明了政府對于歷史教科書的立場，樹立了評價歷史教科書的標準，也提出了培養學生的目標。后來，針對俄羅斯歷史教學中觀點、立場的多元化狀況，俄羅斯頒布了由普京簽發的、涉及教科書鑒定和出版規定的《俄羅斯教育法修正案》。梅德韋杰夫任總統期間，俄羅斯再次爆發了歷史教科書爭論1。在這場爭論的答記者問中，梅德韋杰夫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基本立場：教科書“不應當只提供一種觀點”，而應當“非政治化和非意識形態化”;敘述歷史“當然應當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接近事件實際順序及其原因”為宗旨。[2]在關于國家統一考試的歷史習題中，他更是明確要求“不要有挑撥性的問題”[3]。其后，梅德韋杰夫簽署了關于成立“反對篡改歷史委員會”的法令2，明示國家將制止一切企圖通過歪曲篡改俄羅斯歷史損害俄羅斯國家利益的行為。

近年來，隨著俄羅斯謀求新的發展戰略，俄羅斯人關于“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持續追問，使俄羅斯在更大范圍、更深程度上繼續被歷史教育問題所困擾，并通過“新歷史學家事件”3折射出來?！靶職v史學家事件”不僅是俄羅斯歷史上西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爭論的延續，而且暴露了普京與梅德韋杰夫對于蘇聯歷史的觀點分歧。這與兩人的成長環境有關。盡管聲稱不愿回到斯大林時代，但蘇聯時期接受的教育和經歷使得普京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不能不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盡管極力強調要尊重民族的歷史和傳統，但成長和成熟于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生活體驗，使得梅德韋杰夫的思想觀念無疑更接近西方。[4]（P20）可見，即便是出于治國安邦的需要，俄羅斯最高領導人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也存在著是需要統一還是多元的“國家意識”的理念分歧。

除了引人注目的“新歷史學家事件”的爭論，諸如“是否必須向學生講述俄國歷史上的恥辱篇章”、“是否應當采用統一的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爭論的一方類似于歷史上將俄羅斯當作母親的斯拉夫派，主張通過描寫、肯定俄羅斯歷史中正面的、積極的東西，以激發人們的民族自豪感，弘揚和培養愛國主義意識。反對者則類似于歷史上將俄羅斯當作孩子[5]（P38）的西方派，希望通過揭露、批判俄羅斯歷史中負面的、消極的東西，引導人們對歷史主要是蘇聯歷史的進一步反省，進一步“非斯大林化”。因此，無論是歷史教科書的爭論還是“新歷史學家事件”，都不過是俄羅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西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爭論的當代延續，折射出處于轉型階段的俄羅斯社會對如何正視過去、謀劃現在、通向未來等問題的困惑，以及俄羅斯人對自己的未來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憂思。

這些爭論，實質上是政府與反對派為爭奪包括學生在內的所有公民的思想、觀念和信仰而角逐的冰山一角。由此看來，俄羅斯是否需要“國家意識”已不是問題，但構建何種“國家意識”、如何構建“國家意識”的分歧則十分明顯。政府強調的是國家控制與管理的必要性、迫切性，而讓人們接受國家管理的基本條件，就是建立一套既符合國家民族利益又能為所有公民自愿接受的基本價值觀。為此，政府甚至不惜動用國家機構，頒布相關法令，力求在全社會貫徹并努力使所有公民能夠接受這種統一的“國家意識”。但學術界和教育界強調的則是多元與自由的思想理念，擔心由政府號召編寫教科書可能重蹈蘇聯覆轍?；謴鸵婚T課程只有一本教科書是回到蘇聯教育體制的第一步，因而學術界和教育界對統一的“國家意識”并不認可。

在宗教教科書問題上，俄羅斯經歷了從蘇聯時期“徹底清剿”到今日“全面復興”的過程。蘇維埃政權誕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持續不斷地實施無神論教育，不遺余力地消除宗教的社會影響。國家通過法令宣告的政教分離，不僅剝奪了東正教的法人地位，而且將其驅除出教育系統，規定“在一切講授普通科目的國立、市立和私立學校中，禁止講授宗教教義”1。由此，蘇聯政府在“世俗”學校中杜絕了以培養宗教信仰為宗旨的相關教育。

然而，作為社會意識的基本形式，宗教在俄羅斯社會生活中一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舊俄時期，教會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東正教作為國教承擔了國民宗教教育的全部任務。蘇聯解體前夕，俄羅斯東正教會為了擴大影響、爭奪民心，不失時機地向國家決策層提出在“世俗”學?；謴妥诮探逃囊?。俄羅斯獨立初期，出于向“世俗”學校大規模輸出宗教教育實際困難的考慮，東正教會先是利用中央地區幾個東正教徒集中的優勢，做出了恢復宗教課程的零星嘗試。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度被叫停的“世俗”學校宗教課程重新開設，并改名為“東正教文化基礎課”以便迎合“世俗”政權。20世紀末，宗教課程在俄羅斯的“世俗”中小學中得到了迅速推廣，此后，從地區級補充課到州級選修課再到聯邦級必修課，地位逐步上升。盡管宗教學校主要負責宗教培養工作，“世俗”學校主要承擔宗教教學教育，但近年來，兩類學校在教學內容上，已經呈現出交叉設置的局面：宗教學校紛紛開設宗教社會學、宗教文化學、宗教歷史學;“世俗”學校則啟動了宗教神學、信仰培養學之類的課程。[6]然而，宗教信仰的普遍化和宗教課程在大、中、小學校的普及化，引發了人們對宗教教育大規模進入俄羅斯“世俗”教育體系“將會產生何種影響”的憂思，以及東正教會與社會各界對宗教的教學目的、教科書內容的爭論。2

對政府而言，出于治理國家、穩定社會、安撫民心、發展經濟的目的，需要尋求和借助一種為大眾所認可的社會意識。而自蘇聯解體后，面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俄羅斯政府對宗教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和調整，由解體前夕的承認和限制轉為利用和扶持。從葉利欽到普京再到梅德韋杰夫，幾任俄羅斯總統都因東正教的積極配合而從政策方面對宗教教科書進入俄羅斯“世俗”教育體系給予了支持。為了穩定社會情緒，葉利欽主動接近東正教會，并利用后者的輿論宣傳順利獲得總統連任，作為回報，葉利欽政府為東正教會進入“世俗”教育體系提供了相應的政策保障。普京上任后，東正教會派神職人員奔赴車臣戰場，強烈譴責“別斯蘭恐怖事件”的宗教極端行為，主動提議將舊俄時期的宗教節日定為國家節日“人民統一日”，等等，在加強宗教信仰的精神凝聚力的同時，也為決策層提供了道義支持和全民統一的力量。作為回報，普京政府繼續為宗教課程在“世俗”學校中推廣提供方便。而作為蘇聯末期伴隨宗教復興過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領導人，梅德韋杰夫本身就是一名東正教徒，在其執政期間每遇逆境，作為俄羅斯社會道德載體的東正教會便總是最先表態要與國家政權榮辱共存。梅德韋杰夫則不僅在不同場合強調宗教課程對學生精神道德培養的重要性，而且通過法律和行政手段，將《宗教文化與“世俗”倫理基礎》教程作為指定教科書，使該課程作為必修課，最終得以在俄羅斯全國的“世俗”中小學中全面普及1?？梢哉f，正是由于國家政權的干預和支持，宗教課程進入“世俗”教育系統才有了前提和保證，并最終成為俄羅斯“世俗”學校的德育必修課程。俄羅斯政府對宗教的態度表明它充分認識到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凝聚人心的功能。有效利用這種功能，使之在國家政策允許和規定的范圍、界限內發揮其服務政權的作用，成為俄羅斯政府構建“國家意識”的一種嘗試。

民眾則對東正教會掌控“世俗”中小學宗教教育不無憂慮，認為“世俗”學校使用的宗教教科書大都出自宗教人士或虔誠教徒之手，從內容上看，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和教義宣傳性質。這種說教式教科書既沒有向未來一代公民提供有關宗教的人文知識，也無助于培養孩子們的世界觀，反而可能對其形成不良影響。

對宗教教科書的不信任和反感在引發社會與教會之間矛盾的同時，也引起了廣大學者的擔憂。在他們看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俄羅斯東正教在國民心目中，都沒有建立起很高的威望2，依靠政府力量推廣宗教課程能否在“世俗”教育中維持長久的生命力是頗值得懷疑的。而且，由于俄羅斯的無神論者和非教徒人士對東正教會多持鄙夷態度;其他宗教教派對東正教會與國家政權過于親密以及教會擁有巨額財產強烈不滿;就連東正教會的教徒，也對教會人士和神職人員的整體素質和文化水平有不信任感，導致俄羅斯東正教對民眾的影響力日漸減弱，只有一半的俄羅斯國民表示信任東正教會[7]，31%的俄羅斯國民認為宗教在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47%的國民則從不去教堂參加宗教活動[8]。國家以宗教意識為基礎構建適應俄羅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國家意識”，不僅可能重蹈當年蘇聯覆轍，而且有違今日俄羅斯奉行的多元、自由的社會意識理念。

二、放棄還是重拾：俄羅斯哲學“國家意識”的糾結

從蘇聯到俄羅斯，“國家意識”與哲學的關系經歷了前者對后者從“指手畫腳”到“束手無策”，后者對前者從“小鳥依人”到“分道揚鑣”的歷程。今日俄羅斯哲學在“國家意識”的問題上則面臨著放棄還是重拾的選擇。

一方面，在反思蘇聯哲學政治化的教訓中，哲學竭力擺脫“國家意識”的糾纏。在哲學教學上，通過明示教學目標促使教學內容的價值中立化，以消解“國家意識”的控制。這一點，我們從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制定的辦學目的和課程設置便可見一斑。該系明確提出，其辦學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哲學、宗教學、邏輯和科學方法論以及政治學方面的基礎知識”而非“培育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該系將其專業設置為4個基礎類別1和15個專業學科2，在這15個專業學科中雖然有4個屬于政治學科，但都與意識形態無關。其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完全取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色彩。其次，在哲學研究上，秉承“去意識形態”的多元化、自由化的研究理念，解除“國家意識”的束縛。以奧伊澤爾曼3為例，在《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主義》中，他明確指出，哲學就自己的本性來說，具有多元性，即過去和將來，任何時候，它都不可能有那種最后的、終極的、唯一真理在握的哲學。他尖銳批評那種認為哲學家們（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們）創造了許多屬于自己的體系，而且確信他們終于建立起最后的、真正符合真理的哲學觀點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在《作為哲學史的哲學》中，奧伊澤爾曼強調哲學只能以各種相互對立的多數體系的形式存在。[9]至于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規劃俄國社會的現實和未來的想法，在俄羅斯學者們看來不過是一種“程式化”的思考問題方式，并不能以它為理論準繩去分析俄羅斯的現實，規劃俄羅斯的未來。這樣，擺脫了“國家意識”束縛的俄羅斯哲學一度呈現出新的研究景象：先前統一的全國哲學、哲學發展規劃、哲學指導中心不復存在;先前名為“一般”（代替了所有哲學）實則“特殊”（高高在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如今變為了真正的“哲學一般”（作為眾多哲學流派中的一員）。與之相應的，是高度贊揚西方學者的“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強調它們幫助俄羅斯“實現了從意識形態立場、階級立場、文明立場的轉變”。[10]在“何謂哲學”的追問中，呼喚哲學獨立、反對以任何“國家意識”作為價值標準成了俄羅斯哲學的時尚。由此，俄羅斯哲學在實現哲學對政治從依附向獨立的轉變中，走上了熱捧西方哲學文化和復興傳統哲學文化之路。

另一方面，看似擺脫了因依附政治而受“國家意識”支配的地位，獲得了獨立發展權的俄羅斯哲學，卻又面臨新的困境：沒有“國家意識”引領的哲學研究很快陷入了“有序”與“無序”、“有中心”與“無中心”、“有系統體系”與“無系統體系”、“有統一評價標準”與“無統一評價標準”的兩難境地。而那種以“絕對自由”為由，將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等同，將擺脫意識形態控制理解為消除“國家意識”，甚至將“脫離意識形態的自由理解為脫離邏輯性、條理性的思想自由”4，導致俄羅斯哲學在力圖擺脫人類兩千多年形成的理論框架和體系的過程中，拋棄了相應的評價標準，致使俄羅斯哲學出現各種亂象：眾多質量低劣的哲學專著和教科書面世;每個人都可以自我標榜為哲學家;某些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和哲學觀念如墻頭草般隨風搖擺。更主要的是，作為社會精神導向的哲學，其價值主導的多元化、自由化，不僅沒有為“處于‘精神分裂狀態”[11]（P294）的社會如何走出“精神嚴冬”指出方向，反而因自身的不知所措為混亂無序的社會思潮撥火潑油。

由此，今日俄羅斯哲學在“國家意識”問題上面臨了更深的困惑：

首先，不得不從主體角度承認“國家意識”的價值，呼喚回歸“統一的意識形態”。有學者指出：“沒有一種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沒有高尚的精神原則和個人行為的道德規范，國家就無法進行獨立自主的社會改造，無法實施深刻的民主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盵12]當然，這里的統一并不是指靠政權的行政措施、建立在理論權威基礎上的統一，而是指適應社會、國家需要的統一。俄羅斯哲學開始承認，哲學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其作用在于“通過最高價值和有獨立意義的價值對比”，“賦予社會變化以一定意義”。[13]考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及21世紀的俄羅斯哲學界，我們可以發現，學界在消除、克服“革命與反動”、“進步與保守”、“先進與落后”等對立思維定式，并力求通過“去意識形態化”、多元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去尋找解決社會現實問題與未來發展途徑的同時，這種“去國家意識”中仍然飽含著濃烈的“復興俄羅斯”意識。這種意識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俄羅斯“國家意識”的體現。只是它不再采用蘇聯時代直接的形式，而是以間接、隱晦的形式顯示自己而已。

其次，不得不從客體角度，受“國家意識”支配?？疾焯K聯解體后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的俄羅斯哲學，可以看到，雖然俄羅斯現政權既不再向哲學界下達指令，提出要求，也不再要求哲學為政權出謀劃策，辯護論證，學界從研究課題、辦刊辦報到發表文章、出版著作，都完全是自主的。至于學者們站在何種立場、持有何種觀點、參加何黨何派更是自己做主。從表面上看，當代俄羅斯哲學研究似乎完全脫離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軌道。但是，哲學的這種主動“脫軌”，或政權的這種主動放手，仍然是有條件的。1994年，俄羅斯聯邦高等教育部制定和頒布了全國統一的哲學教學“國家標準”。所謂“國家標準”，即“一個人獲得某項教育水平應掌握的最起碼的知識面”。就哲學系的畢業生而言，“國家標準”指該生在畢業時，應掌握的最起碼的哲學知識。按照這個“國家標準”，各高?？梢园凑兆约褐贫ǖ拇缶V來講授哲學，至于采用什么教材，用什么觀點講授，決定權則在學校和講課者。但是，這里的“自由”取材和“自由”講授，仍然以“符合該‘標準的要求”[14]（P43）為前提。

需要說明的是，俄羅斯哲學這種對于“國家意識”價值的有限承認，并不等于它心悅誠服地認可“國家意識”具有對哲學研究的引領權，也不表明它對此問題始終態度如一。20世紀80—90年代，無論上層還是下層、理論界還是社會大眾，對“國家意識”都保持著高度警惕。哲學界普遍認為，如果承認“國家意識”將使思想重新被禁錮、理論自由重新被扼殺。此后，俄羅斯哲學先后經歷了“西化為主、傳統為輔”或“傳統為主、西化為輔”的“無主題”狀態。21世紀以來，俄羅斯哲學所竭力回避的“國家意識”，以強勢之態“入侵”了哲學領地，迫使當代俄羅斯哲學不得不面對政治現實順勢而為，在貌似“多元”實則順應現實中，開始了接受以復興俄羅斯傳統哲學文化為標志的“國家意識”引導。盡管這一“國家意識”并沒有以強制方式迫使學界接受，但卻不能不對俄羅斯的哲學研究產生影響，不能不使得俄羅斯哲學再也不能置“國家意識”之身于度外。因此，無論俄羅斯哲學的研究者們承認與否，21世紀俄羅斯哲學對俄羅斯民族哲學資源的重新挖掘（關注的是歐亞主義、俄羅斯思想、宗教哲學中所體現的民族自我意識），對西方哲學文化不改初衷的熱衷（關注的是它的“普世價值”和觀念，對俄羅斯“走向富強”到底會有哪些作用），對蘇聯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多元研究和重新評析（關注的是這些理論中，在構建蘇聯這個“超級大國”中，有哪些東西曾經起過什么樣的作用），對應用哲學一如既往的興趣高漲（關注的是這些離社會生活最近的理論，對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將起到何種具體作用），其理論內容都多少與普京的“俄羅斯思想”（包括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觀念、社會團結等）不無關系。

三、當代俄羅斯哲學“國家意識”困境的啟示

蘇聯解體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主動放棄“國家意識”，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蘇聯自赫魯曉夫起就開啟的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的大門，對于后來全面拋棄馬克思主義對于社會意識形態的理論指導，對于意識形態失控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也曾有過試圖重新強化這一指導的嘗試和努力，然而，此時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僵化、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價值長期的自我淡化和否定、思想界多年來的多元化暗流涌動、民眾對國家高壓性的意識形態控制的不滿反感，以及西方主流意識形態“鍥而不舍”的滲透等原因，使得官方所有的嘗試和努力最終都化為烏有，不僅無法遏制戈爾巴喬夫最終大張旗鼓地倡導意識形態多元化1，而且在極短的時間里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廈轟然倒塌。因此，蘇聯主流意識形態中近40年之久的“去馬克思主義化”、“去社會主義化”，成了壓垮蘇聯的最后一根稻草。

蘇聯劇變雖然迫使教條化、烏托邦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體，并為俄羅斯哲學徹底拋棄“國家意識”提供了機遇，但“拋棄”卻使當代俄羅斯哲學始終處于“無主題”狀態。長期的“國家意識”缺位使當代俄羅斯哲學因缺乏核心價值游走于兩個極端：盲目西化、迷失自我或者迷戀傳統、熱衷復古。當代俄羅斯哲學的這種矛盾表明，以抽象概念體系為特征的哲學總是特定社會關系的訴求和反映，本身就內含“國家意識”，反映了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復雜關系。由于任何社會現實（包括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都既對哲學的生存發展提供相應的條件，又需要哲學為其提供思想引導和理論支撐，因而現實離不開哲學;由于任何哲學作為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形式，都要反映現實并服務于現實，哲學要進入社會領域發揮社會實踐功能，都必然要經過現實的“過濾”，都必然受到現實的干預而打上“世俗”的烙印，因而哲學離不開現實。在哲學與現實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上，任何以“國家意識”之名用意識形態取代哲學的“哲學研究”，或者任何以“思想自由”之名拒絕“國家意識”引導的“哲學研究”在現實社會中都是不存在的。

當下中國，哲學研究的多樣化、個性化已蔚然成風。哲學研究繁榮的同時，也提出了是否應當以及怎樣堅持“國家意識”的問題。對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而言，必須對那種將“國家意識”對于哲學研究的引導作用視為只能靠意識形態化了的政治方式才能實現的觀點，繼續保持高度警惕。因為時至今日，仍有人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務理解為解讀政治文獻、提煉宣傳口號，也即為政治服務。如若照此邏輯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喪失哲學的批判精神、人道主義、超越意識等特性。我們又必須看到，無論是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現實都對哲學產生著深刻影響。中國正在經歷的民族復興的偉大歷程呼喚著能夠引領時代精神的哲學文化。哲學不能甘做時代精神生活可有可無的點綴，而要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通，以其獨有的批判精神融入“國家意識”的塑造中去。這就是我們在考察了當代俄羅斯哲學在“國家意識”上的困惑后得到的啟示。

參 考 文 獻

[1] 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2] 張盛發：《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問題的緣起與發展：2003年至今》，載《俄羅斯學刊》2012年第3期.

[3] Начало рабочей встречи с Министр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Андреем Фурсенко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сайт]?，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3482， 2009-03-18.

[4] 聞一：《光榮與夢想——重讀俄羅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5] 尼·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問題》，雷永生、邱守娟譯，北京：三聯書店，1995.

[6] 戴桂菊：《俄羅斯“世俗”學校的宗教教科書問題：癥結與實質》，載《俄羅斯學刊》2012年第3期。

[7]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итоги двух лет церков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Пресс-выпуск №1676， Мockba， 2011-01-28.

[8] Россияне о религии，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2012-04-20.

[9] Т.И.Ойзерман.?Философия как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1999.

[10] 王國平、張國勝：《俄羅斯學者論文明的沖突》，載《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11] 張樹華：《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12] Р.Г.Яновский.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5， （12）.

[13] А.А.Кара-Мурза.Духовный кризис в России： есть ли выход？，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6，（5）.

[14] 賈澤林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責任編輯 付洪泉]

The Confusions and Enlightenment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Philosophy

ZHENG Yi-s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difficulties concern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o Russian philosophy： on one hand， in order to avoid a unified situation due to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Soviet Union period， philosophical study advocates automation and pluralism; on the other hand， pluralism in philosophy los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judging criterion. Difficulty of Russian philosophy shows that philosophical study should keep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cannot get rid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mpletely.

Key word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Russian Philosophy， 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