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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的聲音——關于《莽原》雜文的一些思考

2015-08-15 00:52
城市地理 2015年24期
關鍵詞:莽原雜文文體

(南昌工學院,江西 南昌 330108)

《莽原》由魯迅主編的刊物?!睹г分芸?925年4月24日創刊。1925年11月27日,《莽原》周刊出至32期,因《京報》停止副刊而終刊。一月之后,魯迅把《莽原》改為半月刊,自1926年1月10日復刊。半月刊由未名社印行,而《莽原》實際已是未名社的社刊了?!睹г钒朐驴鲋?927年12月第2卷第24期即告終刊,共出48期??懊г倍?,有言是隨手翻來字典而得來。,大致為“曠野”“荒原”之意。第一期報頭是一個八歲的孩子筆跡??此朴字商煺?,卻充滿生命力,給人無限的想象空間。此外,林語堂的雜文《祝土匪》中有這么一句話:“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于愿足矣?!睆闹幸材芸闯隹懊г倍值纳钜?。

說到《莽原》創辦原因,魯迅在《華蓋集.題記》中有提及:“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盵1]1925年4月28日.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中也涉及:“中國現今的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盵2]

鑒于當時中國文壇缺乏文明與社會批評文字,魯迅便編印《莽原》??锞幾菫榱吮阌谖膲l出“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聲音?!拔拿髋u”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病態文明進行批判,如人性中奴性、虛偽和粉飾?!吧鐣u”是對當前社會中的種種病態現象進行抨擊,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心理等各個方面。

魯迅作為編輯者和撰稿人,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直接灌注到《莽原》中去。魯迅先后在《莽原》上發表文章五十多篇,集中代表了《莽原》的思想特色。此外,高長虹、招勉之、許廣平、黃鵬基等一批熱血青年,彰顯了《莽原》創作的勃勃生機。他們豐富了雜文園地,為中國雜文的發展,貢獻了一份力量。雖然各個作家的創作特色各有所不同,但其本質和內在卻是相通的。

1、強烈的戰斗性、批判性

魯迅提鼓勵文明與社會批評文字,意在撕破病態社會的假面,讓人能夠清醒地認識社會現實?!睹г繁揪筒恍枰姾托≌f,而是需要針砭時弊的雜文。因此,《莽原》創刊之初,就充分表明其戰斗的批判的立場。周刊第1期上就發表的魯迅的《春末閑談》,文章以貌似為治人者著想的口吻,行嘲弄和諷刺之實,抨擊了幾乎所有病態文明的成就,發出“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的戰斗吶喊;高長虹的《棉袍里的世界》以嘲諷的筆調指出社會和人性的弊端;隨后黃鵬基《刺的文學》更直白地表明了作者對文學的態度和認識“我以為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一叢荊棘。因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3]“沙漠里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陛^于其他文體,雜文戰斗的姿態更顯勃勃生氣。

2、直面現實

在《莽原》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作家關注的目標比《新青年》時期切實、切近的多了。如《春末閑談》、 《燈下漫筆》、《答KS君》等文章,抨擊了復古派鼓吹倒退,反對革新的陰謀,號召青年起來掀掉這“人肉的宴席”,掃蕩“這些食人者”。此外,以魯迅為代表的作家更以一系列雜文,對段政府的御用文人及現代評論派的陳西澄等,做了無情的揭露。

《莽原》周刊第10、11和12期連刊的《補白》,寫于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之后,聲援“五卅”,集中反映反帝運動的思想。魯迅對1924年“女師大事件”和1925年“五卅運動”事件關注,不僅限事件本身,更希望通過對當下時勢的關注,給青年們帶來一些思想的啟迪。更甚者,魯迅期盼激發一股破壞的力量。

對“國民性”的批判,是魯迅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春末閑談》、《燈下漫筆》等作品中,魯迅將對于中國歷史和時勢的觀察、思索融于自己的獨特認識,再借助形象、生動的表達方式和富有張力的語言,以精準的表達。

3、雜文文體多樣性

從文體格式上講,《莽原》在雜文文體多樣化的路上進行了不少的開拓,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績。該時期的雜文在仍以議論為主的基礎上,同時出現了不少雜文的拓展,如書信體雜文,日記體雜文,序跋體雜文等。這些文體本該屬于應用文體,但是《莽原》在形式上保留其格式,內容上卻超出了這些應用文體的范疇。一定程度上,《莽原》豐富了現代雜文的樣式。如白波與魯迅的《田園通信》與魯迅的《答KS君》,開頭與結尾都是書信形式,中間部分卻時時可見雜文的銳氣和鋒芒;魯迅的《華蓋集題記》,既是題記又是一篇優秀的雜文。

其次,比起《新青年》時期的那種急于加入戰斗的心境下寫出的短小的雜文來說,《莽原》上的一些論戰性的雜文,行文更加從容,思考問題的角度也更加獨到。且往往從論爭有關的一些小問題出發,卻達到給對手以重創的效果。如魯迅的《“我的‘籍’和‘系”》。從探討“籍”與“系”這樣的小問題延伸出來,從而達到把問題提到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加以深入的分析、批判的目的。

第三,該時期的雜文創作有的還吸收了中國寓言的形式以及外國文學的體例,融匯成具有文學性的雜文創作,如魯迅的《一點比喻》和《狗,貓,鼠》,分別借鑒了長谷川如是閑的《圣野豬》和《犬.貓.人間》。當然這一切都是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模仿。

總之,刊物《莽原》雜文的內容與形式形成別具一格的特色,并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他們將自己的思想和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相結合,對當時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弊端進行抨擊,形式不拘一格,反映了當時作家們雜文創作的積極態度。

[1]魯迅.魯迅全集.3[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1,4.

[2]魯迅.魯迅全集.11[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1,35.

[3]陳潔.“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的陣地——魯迅保存的《莽原》時期青年作者稿件研究[J].《漢語言文學研究》,201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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