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恐怖下的法律人

文 洪 流

品東評西

納粹恐怖下的法律人

文 洪 流

最近看了兩本書，覺得很有意思，都和納粹德國時期的法治有關：《恐怖的法官》和《質問希特勒——把納粹逼上法庭的律師》。

在世人的心目中，法官是法治的維護者，他們憑借高深的專業素養和法律倫理，維持著這個社會基本的正義和公平。然而二戰時期納粹針對全人類的暴行，卻給我們帶來了深深的疑問：正義和公平，靠幾個法官維護得了嗎？

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一書，是一本將德國法律人在納粹時期所犯駭人聽聞的罪行系統呈現給世人的學術書籍。作者通過該書得出結論：“大量”的受過科班訓練的能力優秀的德國法官，違背了法律實證主義對職業倫理的要求，積極地參加到納粹分子對猶太人和進步人士的殘酷迫害中，他們對數以千萬的猶太人和“社會渣滓”進行判決和

執行，替納粹充當了獨裁統治的清道夫。作為當時世界上專業素質最高法律人群體，德國法官在為納粹勢力服務的時候，也絲毫不忘“以法律為準繩”，通過“巧妙的法律解釋”，拋棄、廢止舊時代的魏瑪憲法，有選擇性地適用納粹勢力頒布的幾部法律，例如《民族與帝國緊急狀態排除法》、《保衛人民與國家法令》、《反對背叛德國人民與一級顛覆活動等，授權納粹政府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利——包括個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信秘密、言論和集會自由、結社權甚至私人財產權等。受過良好法律訓練的人一旦喪失了良心，其作惡的危害性更大。因為這些法官能通過精細而令常人難以反駁的方式，盜用正義和法律的名義，對“罪惡”做喬裝打扮，最終使得乾坤倒置、正義和公平蕩然無存。按照英戈·穆勒的統計，到納粹時代結束時，德國法院一共判決了8萬人死刑，并且80%的判決都執行了。即便這樣，納粹政權對于這

樣努力滿足其目的的正式法庭仍然很不滿意，它還在其之外，建立了一個特設的法庭，以回避正式程序。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過于建立了“國民法庭”。在這個法庭上被審判的被告，不用經過嚴格的程序，就能被很隨意地抓起來。比如，有些人可能只是在晚餐上和朋友的母親談了些諷刺德國獨裁者的話，就被判處死刑。從1934年至1944年，被“國民法庭”判處死刑的就有8000多人。蓋世太保們甚至對此還不滿意，他們往往等候在法庭的外面，一旦法庭實在找不到法律的理由，最終宣告當事人無罪，就直接把被告抓走，然后讓其消失得無影無蹤。有鑒于此，很多人都更希望被法庭判為有罪。穆勒認為，正義和公平的維護，必須有賴于三個條件，即司法獨立、律師自治和學術自由，而這三個條件，都是當時的德國所缺失的，加之戰敗國的恥辱感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民粹性，都促使了德國的法官集團在二戰中集體走向腐爛。

然而哪怕在最黑暗的地方，都有一絲微弱的光明。1931年5月8日，德國高等法院開審著名的埃登舞蹈宮案（納粹沖鋒隊員傷人案），希特勒作為證人被傳喚出庭一名年僅27歲的青年律師將希特勒盤問了三個多小時，令他狼狽不堪，暴露出納粹黨高層對當時德國多起納粹沖鋒隊員所涉及的暴力犯罪不僅知情，而且還一手指揮的真相。在法官的庇護下，希特勒得以逃過律師的繼續深入追問，避免了納粹黨鼓吹種族滅絕、社會屠殺等教義過早暴露在世人面前，也沒有因為證詞中諸多謊言和漏洞被依法追究偽證罪。希特勒次年成為德國總理，并于1933年通過“國會縱火案”，終結了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公民權利，逮捕了一大批有所謂共產主義嫌疑的政界、文化界、法律界人士，其中就包括那位讓他險些下不來臺的律師。這名律師叫漢斯·利滕，他后來在集中營里備受黨衛軍折磨，去世時年僅34歲。但如今，他已經成為德國律師的代名詞，德國律師協會以及德國律協所在的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作者系上海邦信陽中建中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資料支持：《新民周刊》，原題為《黑暗中的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