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

賈康 蘇京春

【摘要】中國在幾年前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之后，現又進入“新常態”，而“十三五”規劃在即。正確認識新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性問題，是高水平謀劃“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思路的必要前提。在此階段，我們須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問題，同時還須充分認識產業革命加速更迭帶來的“緊迫壓力”、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制約、人口基數與教育結構的挑戰、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制度變革探索的成敗等不可忽略的時代元素與不可回避的基本國情。

【關鍵詞】十三五 中等收入陷阱 基本國情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發展階段的判斷：須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自2006年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以來，已有了許多的相關討論。雖然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上及量化邊界上還帶有某種彈性與模糊性，但它確實是一種真實世界中的“真問題”，而且對于“十三五”及中長期發展中艱難轉軌、力求在“和平發展”中崛起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關乎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頂級真問題。

發達經濟體崛起之路告訴我們，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內，不可能所有經濟體都成為發達者，總有先行發達者和后來追趕者之分。國際視角下的考察認識則告訴我們，1950年以來，僅有約20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步入高收入階段（其中真正有世界性影響的更少）。長期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實際上并不是沒有經歷所謂“黃金增長期”，比如拉美地區，就在1950—1980年期間經歷了30年高速經濟增長階段，但其后卻如陷入泥潭般裹足不前；而日本則在經歷27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步入高收入階段，躋身發達經濟體之林。結合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少數經濟體得以完成經濟追趕，步入了高收入階段，而多數未能完成追趕的經濟體則在較長時期內滯留于中等收入階段。鑒于此，世界銀行于2006年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并描述性地指出：“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于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這一概念是對于沿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經濟體真實存在的經濟發展現象，基于統計數據考察而作的總結，在全球范圍內具有較廣泛共識，且符合一直以來學界對經濟增長路徑的認識。

在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以及未來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當下經歷“黃金發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進入“下臺階”的“新常態”，中國討論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成世界老二，今后只要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發展，則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正等著看我們重蹈覆轍！要做到“高瞻遠矚”、“老成謀國”，保持戰略思維的應有水準，至少當前階段特別需要居安思危、預警清晰，對防范措施作充分討論。

就當前經濟發展格局來看，若以世界銀行1960年和2008年兩個時間切面的數據為基礎，全球范圍內實際上僅有12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其分布為：亞洲地區6個（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歐洲地區4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非洲地區1個（赤道幾內亞），北美洲1個（波多黎各）。若對這些成功者進行觀察，則不難發現，這些經濟體的面積都非常小，除日本以外，人口數量也很少。對于我國這樣典型的大國經濟而言，實際上很難直接從大多數成功者身上發現可模仿的發展路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從世界銀行發布的人均GNI（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赤道幾內亞這一國家人均GNI變動趨勢可謂大起大落，它原本一直是以種植業為主的世界范圍內最不發達經濟體之一，由于1996年在領海內發現大量石油資源而激發經濟快速增長，迅速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產國，并于1997年突破“低收入”上限、2005年突破“上中等收入”下限、2007年正式躋身“高收入”行列，其成功路徑可說完全不可復制?；谑佬?961年以來的相關數據，按照我們的估算，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均時間為15.9年、經濟年均增長率為5.08%，而結合中國2013年人均GNI（6560美元）的現狀，要達到當下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的時間為13年，但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長，總量方面不難看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艱難：一方面，經濟增長率在未來15年左右應至少不低于5.08%這一平均值；另一方面，即使GDP增長率不低于平均值，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國可能很難在15.9年這一平均年限中順利晉級，而是可能面臨更長時期的考驗。

簡單地說，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需認識到因罕有大國成功的先例而大多數成功者的經驗并不能簡單復制，且應努力避免拉美地區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對經濟趕超發展的危害。但這些還遠遠不夠。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不可忽略的時代元素與不可回避的基本國情，即產業革命加速更迭帶來的“緊迫壓力”、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制約、人口基數與教育結構的挑戰、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制度變革探索的成敗等，這些都是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和現實問題。

產業革命加速更迭：須直面“技術趕超”的緊迫壓力

每一次產業革命后，世界經濟格局都會發生重要變化。爆發于18世紀中葉的第一次產業革命（即工業革命）直至19世紀中期結束，以紡織業為起點，因機械化大生產而帶動相關產業鏈條如冶金工業、煤炭工業、運輸業（主要是鐵路和海運）和制造業的發展，使英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而后19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和德國為中心，全球爆發第二次產業革命（即電氣革命），圍繞重化工業這一核心，房地產、汽車制造、鋼鐵工業、化學工業和電力等產業得以迅速發展。至20世紀初，美國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乘勢而上，進一步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即信息技術革命），以最前沿的原子能技術和電子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穩固成就全球經濟霸主地位。在此過程中，德國、日本、法國等國家也紛紛崛起，技術水平的提高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幫助這些經濟體實現了經濟長期增長。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更應基于產業革命是某一經濟體經濟騰飛重大契機的視角來理智看待“后發優勢”。若從經濟趕超的視角看來，產業革命更迭的時間區間也恰是后來趕超者可實現超越的時間區間，若在上一次產業革命階段沒能由技術后發優勢而實現崛起，被動進入下一次產業革命階段后，勢必要發起和實現新一輪趕超，才有可能達到崛起目標。然而，從三次產業革命興起的時間上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其更迭在不斷加速，從工業革命爆發到電氣革命爆發，期間經歷了約120年，而從電氣革命爆發到信息技術革命爆發，期間僅經歷了約80年。以我們目前所處的信息技術時代發展態勢來看，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革命的到來已隱約可見，產業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后進趕超者的發展時間更加緊迫，這種壓力是我國經濟發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問題，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與此同時，另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在充分發揮“后發優勢”、貫徹經濟趕超過程中，我國還必須將新技術方面基于創新的戰略儲備提上日程。一方面，就國外現狀來看，美國、日本等位于全球技術高地的國家，其已經全面實現產業化、凝結在全面推向市場的產品中的核心技術，雖然已經是全球范圍內的領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但卻往往并非代表這些國家技術的真實水平。以日本的汽車制造技術和液晶電視制造技術為例，其產業技術水平已經領先目前市場出售產品核心技術的兩代、三代，而出于繼續攫取高額利潤等考慮，這些高端核心技術目前僅處于蓄勢待發的狀態，實際上形成一種強有力的技術戰略儲備。這意味著，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趕超的實現可能并非僅僅是追平目前技術水平，而是至少要追平技術戰略儲備水平。另一方面，就我國自身情況來看，作為一個科技爆發時代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領域的科技研發水平是參差不齊的，客觀而論，我國畢竟已有一些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實現領先水平，甚至有的已是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國配套技術相對落后等原因，這些技術在應用中往往并不廣泛和充分。然而，結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我們應當特別注重在這類技術成果方面充分“揚長”，對于達到領先水平的技術，無論是否能夠迅速“接地氣”，都要首先納入技術戰略儲備梯隊，積累、結合于利用“后發優勢”趕超發達經濟體主流技術的升級過程中。

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須直面先進經濟體和“霸主”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

比較而言，先行發達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開闊的發展空間，以19世紀的英國為例，在開創性地實現機械化大生產之后，英國作為當時最大的工業制品供給國和原棉進口國，一方面能夠享受全球各地源源不斷供給而來的優質原材料，另一方面能夠享受向全球各地源源不斷地出口工業制成品的比較優勢，取而代之的美國、德國也是如此。占盡先機的先行發達者往往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主導者，他們更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發展經濟。而對于后發追趕者來說，經濟發展的環境往往更為險峻，先進經濟體和“霸主”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定的“游戲規則”來發展，使后發趕超者的發展勢必于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

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盡管在絕對數量上無法與美國相較，但在排序上已然躍至“世界老二”位置，作為一個正處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世界老二”，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已今非昔比，種種磨擦、制約因素接踵而至。隨著國際競爭進入新階段，除老大壓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懟因素和麻煩制造行為，原來的“窮兄弟”們也容易離心離德。因此，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下，如何將特定情境處理好，避免落入多面夾擊，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下力爭營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打開國際貿易的共贏面，是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發展中的重大挑戰。

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制約：須較快進入集約式增長的“升級版”

經濟學所強調的資源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制約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日本為例，在經濟趕超的過程中出現由曾引以為豪的重化工業轉向加工組裝型產業，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對“石油危機”所帶來的嚴重資源制約。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在資源、能源方面由于“胡煥庸線”①所表達的基本國情之“半壁壓強型”，和資源稟賦客觀形成的以對環境壓力最大的煤為基礎能源絕對主力的格局，和前面三十年外延為主的粗放發展階段，合成了資源、環境壓力異乎尋常的“三重疊加”。②

作為國土面積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全國經濟發展布局沿“胡煥庸線”這一中部主軸呈現突出的空間發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環境壓力的“半壁壓強型”這一基本國情，對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中引發的負面因素決不容忽視：若不能經過以重化工業為主要支撐的“壓縮型—密集式”外延、粗放發展模式而較快進入集約式增長的“升級版”，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勢必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桎梏，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若積極轉變發展模式，則勢必要經歷十分艱難痛苦的轉型期，并且要以技術超越和制度變革的成功為基礎：一方面在資本投入邊際效益遞減的同時，通過技術水平、制度供給有效性的提高保障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對沖下行因素、緩解制約，在較長時期內實現經濟較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通過制度變革激發管理創新的同時，降低勞動力之外的經濟運行成本，提高經濟綜合效率，從而更優地實現資本積累而保障長期發展。

在基本的發展戰略思路上，面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半壁壓強型”之上“三重疊加”的制約這一基本國情，我們不得不更為側重較復雜的供給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處理得當，我國經濟才有望實現長足進步和發展，一旦處理不好而“碰壁”（既可能是碰到能源資源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又可能是碰到生態環境導致的發展硬約束，也可能是碰到轉型不成功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就極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十三五”規劃中，供給管理思路極有必要得到最充分的重視。

人口基數與結構的挑戰：須直面“未富先老”之勢

除了資源環境這一基本國情之外，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所必須面對的另外一個很現實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口眾多和老齡化已呈“未富先老”之勢。人口方面，總結來看大體有如下幾點突出問題：

首先，我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從以人均指標劃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這一標準來看，我國步入高收入階段注定是“路漫漫而修遠”。按照世界銀行2013年發布的數據，位居世界第二的我國GDP已達到9240270百萬美元，但中國人均GDP僅為6807美元，距離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離美國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這意味著：若想讓我國人均GDP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我國的GDP總量需要達到16791970百萬美元，即追平美國GDP總量。人均指標如遲遲不能達到高收入標準，我國經濟就會停留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即落于“陷阱”之內。

其次，我國人口結構已呈現明顯的老齡化。有學者測算，人口老齡化對于中國整個養老體系形成公共支出壓力的高峰，約出現于2030-2033年間，從現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時間。在高峰期出現以后，這種壓力的緩慢下降還要有幾十年的過程。要看到在這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之內，我國養老體系從硬件到服務所有的投入必然產生一系列的壓力性質的要求，勢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很大負擔與拖累。

再次，由于教育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問題，也是我們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須考慮的不利因素。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個亞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國家。以色列頗有針對性、優質的高等教育為其科技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勞動力基礎，且是全球工業國家里平均學歷程度排位第三的國家，僅次于美國和荷蘭。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還特別重視社會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業制度中特別重視人才培育，一直不斷促進并保持著高水平的科技研發能力?？傮w而言，我國目前教育模式培養出的勞動力與經濟發展所需人力資本現實需求還存在著較明顯的錯配，被動摩擦已在影響就業水平和消費水平，處理不當就會嚴重制約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

文化與“軟實力”不足：無形中制約著我國的創新力

我國的深厚文化積淀如何轉為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因素，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難題。實際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極因素，至今無形中制約著我國的創新力，人們往往不敢為天下先，不善于思辨和冒險創造，社會彌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識，慣于服從上級而不敢、不能發表真知灼見。這些文化與傳統意識特征，形成“軟實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實際上制約著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變化中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將文化積淀與意識、信仰轉變為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子而非制約因子，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實和發揮作用，“綜合國力”中“硬實力”的上升才可能與“軟實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中國的現代化之夢不至落空，這更是一種深刻的、綜合性的挑戰。

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

制度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早已告訴我們“制度”因素在微觀經濟中的不可或缺，而實際上，在經濟發展的宏觀視角下，制度供給更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以18世紀的英國為例，于1776年發明蒸汽機的瓦特在其19歲那年離鄉從蘇格蘭的格里諾克到倫敦尋求儀器制造匠的培訓，兩年后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成為一名“數學儀器制造師”，最終成就了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到來。這類案例表明，技術的發明和創造總體上決非一個個“黑天鵝”事件，而是與專業化基礎和經濟組織下的制度結構密切相關，換言之，在英國經濟當時的專業化水平與經濟組織所構造形成的經濟制度運行結構和要素流動機制之下，引領世界技術潮流是遲早的必然事件。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動新技術產生的核心要素，可說是創新的最主要動力機制。在經濟趕超階段，制度更是經濟運行有效與否的關鍵。從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實際上都體現了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為例，除了技術模仿之外，日本還特別注重法治化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安排，進而以成本管理、經營計劃調查、職務分析等制度的學習，不斷提升企業管理和經濟運行的現代化程度，從而有效降低運行成本，推動、激勵技術模仿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大大提升了生產能力，成為經濟發展的長足動力。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以生產工藝為對象的統計性品質管理，結合日本企業的特點，擴展為全公司范圍的綜合性全面質量管理（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即促使公司內所有的勞動者為提高產品質量而致力于發現問題和改良工作，而這些實實在在地促使從海外引入的技術在日本得以較充分發展，推動了技術從模仿到超越的實現。

“十三五”時期正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克難時期，并必須配之以在實現“全面小康”同時的“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以嚴治黨”。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總體上成為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立足于“十三五”時期，放眼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在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后關系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鍵階段上，能否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克服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和障礙，把“硬骨頭”啃下來，從而在制度變革的探索中獲得解放生產力、進入“新常態”、打造升級版的成功，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是否能夠相對順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來如愿躋身發達經濟體之林。

（作者分別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注釋】

①“胡煥庸線”即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這條線從黑龍江省璦琿（1956年改稱愛琿，1983年改稱黑河市）到云南省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基本直線。中科院國情小組根據2000年資料統計分析，胡煥庸線東南側以占全國43.1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壓倒性地顯示出高密度的經濟、社會功能。

②參見賈康、蘇京春：《胡煥庸線：從我國基本國情看“半壁壓強型”環境壓力與針對性能源、環境戰略策略——供給管理的重大課題》，載《財政研究》，2015年第4期。

責編/周素麗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