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強
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都生于兔年。胡適回顧新文化運動歷史的時候說:“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睆拇?,“北大三兔”不脛而走,傳誦一時?!袄贤米印辈淘鄨陶票贝蠛?,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腳之地,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爸型米印标惇毿銚芜^北大文科學長,創辦《新青年》雜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陳獨秀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率先舉起了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毫無疑問,他是當之無愧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急先鋒?!靶⊥米印焙m是年紀輕輕就任北大教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首倡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從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的話并非有意抬高自己,也沒有言過其實?;厮輾v史,北大如果沒有這三只“兔子”,或者少去任何一只,新文化運動的光芒在歷史的天空中都不可能那么絢爛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