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周恩來一道回國

師哲/口述 李海文/著

1940年3月上旬，蘇聯派專機送周恩來回國，一直送到蘭州。同行者有鄧穎超、任弼時、陳琮英、蔡暢、陳郁和我，另外有日本的岡野進，印尼的阿里阿罕，共十個人。共產國際送給周恩來的一部小型電影放映機及電臺等器材，也一起帶回來了。

我們乘火車從莫斯科到阿拉木圖，路上走了兩三天。到阿拉木圖后我們住在招待所，一面休息，一面交涉乘機事宜?？箲饡r期，蘇聯援助中國的軍火從阿拉木圖經迪化（1954年改稱烏魯木齊）運到蘭州，再運往內地，所以迪化、蘭州均有蘇聯領事館和空軍基地。在過境前，周恩來查問了每個人攜帶的物品，讓我們把隨身帶的文件、信件、錢交給他，由他放到一個小皮箱里。這個小皮箱里還放著從共產國際帶回來的文件、電報密碼、美鈔等。這個小皮箱周恩來從來不離身，也不受檢查。周恩來還根據我們的年齡、籍貫，給每個同志設計了一個應付環境的身份。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岡野進化名為林哲，他們的身份是參謀，即衛士。陳郁是副官，我是秘書。我原名叫師一哲，周恩來說：西安剛打死一個王以哲，又來了個師一哲，你就叫師哲吧。其他同志的身份都是朋友、隨員。

我們乘飛機離開阿拉木圖，在伊犁（即今伊寧）稍事停留。檢查行李時，周恩來始終拿著那只小皮箱，他對邊防官員說：“這個不能檢查，其他的東西你們可以檢查?！?/p>

當天飛機到迪化時，盛世才親自到機場迎接。周恩來、任弼時先到盛世才那里坐了一會兒，而后回到辦事處。我們其余同志一直等到陳潭秋來了之后才下飛機，坐車直接到辦事處。我們在迪化停留了一個星期左右，周恩來到盛世才那里去了三次，為我們駐新疆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和學習的干部解決了一系列迫切的問題。另一方面，他還接見了我黨在新疆的干部，分別看望了在裝甲兵學校、航空學校以及干部訓練班學習的同志們。

飛機到蘭州后，我們停留了三四天，住在八路軍辦事處。飛機剛降落在機場，一個國民黨上校軍官已帶著一批人虎視眈眈地準備檢查和進行登記，氣氛相當緊張。

周恩來沉著冷靜地坐在機艙里，命我先下去看看。我下去后，告訴那位上校：“機上是周恩來先生和他的家眷及隨員?！蹦莻€上校的態度立即為之一變，馬上聲明他是周先生在黃埔時的學生，并表示歡迎周先生。

我把這個情況向周恩來匯報后，他才慢慢走下飛機。那個上校趨步上前，舉手敬禮，連連表示他的所有汽車都歸我們支配。我們謝絕了他。伍修權早已準備好了車子，把我們接到了辦事處。

在蘭州，我們換了裝，并購置了被褥、被單、臉盆、杯子、毛巾等日用品。周恩來對每個同志都很關心，考慮得非常周到，以至連一塊油布、一根繩子都考慮到了。他再三叮嚀大家把日用品備齊，以免路上發生困難。周恩來做事細致周到，和他一起行動，我總是心中有數，因為每樣事情他都預見到、考慮到，事先給你打招呼，你照辦就行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能夠鎮定自若、靈活機動對付和戰勝敵人的任何陰謀詭計。

在蘭州，國民黨甘肅省主席朱紹良請周恩來吃飯，周恩來順便向他借了一輛大型轎車。蘇聯駐蘭州總領事也請周恩來吃飯，并進行了長談。周恩來還同我們一起到街上看了一次電影。從蘭州坐大轎車出發時增加了謝覺哉的夫人、孩子和一個警衛員，共13個人。汽車第一天到達華家嶺，這是一條山脈的一座山峰，客店里住滿了人，房內又濕又冷，房外天寒地凍。多虧周恩來想得周到，讓每個人都帶了行李，不然這一夜真熬不過去。第二天到達平涼。第三天汽車路過大佛寺時，周恩來帶我們參觀了大佛寺，他說，只有了解祖國的文化，才能熱愛祖國。

這天晚上，我們抵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

我們在西安停留了三四天，住在七賢莊辦事處，處長是伍云甫。這里和迪化、蘭州不大一樣，首先是特務如麻，把我辦事處層層包圍起來，他們化裝成賣糖果的、修鞋的、賣卷煙的、賣報的、玩球的、蹬三輪車的等等各種各樣的人物，看守著辦事處的前后門。所以我們規定，外出時必須集體行動。

有一次，周恩來和任弼時同我們一起到珍珠塘去洗澡。那里也布滿了特務，他們故意搗亂。等我們剛脫掉衣服進入澡盆時，就拉空襲警報。我趕快去找周恩來，他正在理發。我向他匯報后，他若無其事，坦然地說：不理它，等我理完發就去洗澡。他一眼就看穿了這是特務在搗鬼。

周恩來同胡宗南、蔣鼎文等人進行交涉，迫使他們不得不發給八路軍部分軍餉。

從西安出發時已形成一個車隊，除了大轎車外，還有四輛大卡車。有兩輛卡車坐著八路軍戰士，押著十幾箱法幣，這就是國民黨交給我們的軍餉。另外兩輛卡車上坐的是到延安去的青年人。

那時西安的西門有國民黨一個營的兵力守衛，戒備森嚴。我們的車隊剛到達西門時，他們的營長、連長就都出來了，大概他們早已得到了通知，準備要認真地盤問，檢查一番。我跳下車迎了上去，他們厲聲問道：什么人？我回答說：周副主席，周恩來中將的車子。他們馬上站在一旁，立正敬禮，恭送車隊，連護照都沒有看，并說不必檢查了。

離開西安后的第一天，我們行至北同官（今里銅川）的北邊，哭全鎮的山下。因為山上的冰雪融化，沖壞了一段公路，一個大泥坑攔住了去路。周恩來同大家一樣在路邊的草棚子里過了一夜。第二天雇了農民的一頭牛把汽車一輛一輛拉過泥坑，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汽車推上了山。

老牛一到山上就累死了，農民以為我們會像國民黨軍隊一樣，不管他的損失揚長而去，嚇得癱在地上。周恩來指示我們賠給他20萬法幣，等于買下了這頭牛，把牛肉給戰士們吃。而牛主買這頭牛只花了9萬法幣（但這時牛價已漲了好多）。牛主一聽幾乎雙膝下跪，感謝周副主席，感謝八路軍。圍觀的群眾有的喜笑顏開，有的感動得熱淚盈眶。

這天晚上到了洛川。我們在飯店吃飯時，兩個特務坐在一旁監視我們。我故意大聲地給大家講外國特務的故事，說他們如何的下流，如何的壞，把特務罵得狗血噴頭，他們坐不住了，一個個溜走了。

因為勞累了一天，大家都早早休息了。到半夜11點鐘，洛川的縣長前來拜訪周恩來，他自稱是黃埔的學生，非要見老師不可。因為周恩來已經睡了，他等了好久才見到。在和周恩來交談中，他回憶了當年在黃埔的情景，為感謝恩師，非要替我們付房錢、飯錢不可，我們一再解釋，錢已經付過了。他談了一個鐘頭才走。從一路上的情況看，周恩來在國民黨人士和廣大群眾中影響是極大的，威望是很高的。

第三天我們的車隊駛過芥子河，進入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茶坊時，人群一下子圍住車子，問寒問暖。周恩來下車和戰士們一起打籃球，根本分不清誰是干部，誰是戰士。這天晚上，我們住在甘泉縣委里，晚上周恩來和毛澤東通了電話，談了我們一行人的情況。

第四天路過嶗山時，周恩來給我們講了他當年在嶗山遇險的情景。那時，他在三個同志的掩護下，從西邊的大山涯上轉移了。他深情地懷念犧牲的戰友。他的名片裝在警衛員的衣袋里，這個同志犧牲后，名片掉在地上，敵人以為周恩來已被打死，沒有再追，否則也是十分危險的。

1940年3月，周恩來歸國后在延安鍛煉臂力的情景

當汽車開到延安七里鋪兵站時，李富春到這里來接我們。因我長期在國外，不了解李富春和蔡暢是夫妻關系，說：“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來接我們了?！?/p>

周恩來碰了我一下，說我是“土包子”。他和李富春開玩笑說：“你剛走到七里鋪來迎接是不成的，應到二十里鋪去迎接才算禮到?！贝蠹乙娒?，說說笑笑，十分高興。

周恩來指示所有的車輛一律到兵站接受登記、檢查。兵站的負責同志請周恩來的車子先開走，早點回機關休息。但周恩來堅持按規章制度辦事，直到全部的車子都已登記、檢查完畢，分送到有關單位的事徹底辦妥后，他才坐車離開兵站。當時我很不理解，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他耐心地解釋道：“我們自己訂的紀律和規章制度，如果我們自己不能遵守執行，那還怎么能要求人家去遵守執行呢？再說，我們的車隊坐著這么多的同志，都是我帶到延安來的，怎能不先安置好他們，而自己先乘車離去呢？！”這一席話留給我的印象很深，感受至大，至今仍念念不忘。

3月25日，我們抵達延安。中央召開盛大的歡迎會。我們住在蘭家坪，這是黨中央所在地，任弼時、周恩來都住在這里。岡野進住在八路軍總部，李初梨為他做翻譯工作。阿里阿罕仍化名王大才住進馬列學院，周恩來幫他接通關系后，他于1943年經重慶回國了。

任弼時是我黨中央最后一次向共產國際派遣的代表。此后，我黨再未派出代表去“遠方”（指共產國際，這是當年黨內使用的代語），而共產國際本身也于1943年初解散而不復存在。（摘自《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