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一帶一路”成敗的關鍵

幽蘭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就在各地爭相抓住“一帶一路”的新機遇時，來自金融界、企業界、政府和高校的知名人士分別就這一政策的實施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國家上演的兩臺大戲

“‘一帶一路是在國內、國際兩個大環境發生變化之后，國家提出的重大戰略。從國內來說，1.0版的中國經濟已經遭遇了越來越大的困境，無法再重現過去的輝煌。因為三個方面的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泵裆C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強調。

首先，發展階段已經由低收入階段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在中等收入階段，如果還要沿用低收入階段的生產體系來支撐，顯然是不可能維系的，所以必須對生產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使其適應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要求。其次，市場變了，過去是短缺，現在是寬裕。如果還是用短缺下的思維來解釋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顯然也是不可以持續。我們需要用開拓市場的新思維來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這就需要對政府宏觀調控的一些政策、思路、路徑，做根本性的改變。如果政府還習慣于去解決生產問題，不習慣于解決市場問題，中國經濟也很難繼續走下去。再次，外部環境變了。過去中國是一片友好的外部環境，是一個對中國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今天中國的外部環境是處處充滿了競爭，處處充滿著壓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對中國形成了新的壓力。這種競爭的壓力就逼迫國家原來的那種對外經濟的體系進行改變，過去國家走的是出口導向，利用外資，現在就需要改變這種體系，才能夠適應變化的外部環境。

如果說1.0版的經濟再重現兩位數的增長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資源問題、環境問題，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國家經濟內部環境已經變了，需要有新的思維、新的戰略。

另外，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也變了。2008年之后美國出現了大的危機，2010年之后歐洲出現了問題，日本也長期沒有改變結構性問題。所以，全球經濟處在一個失去動力，失去增長的新環境。

“過去世界經濟是由三個支柱來支撐。第一個支撐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向世界提供市場，向世界提供貨幣，它從需求端支撐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第二個支撐是由德國、日本等出口導向型國家為主，他們主要向世界提供制造業產品，從供給端支撐實體經濟發展。第三個是以俄羅斯、中東、澳大利亞、加拿大、南美、非洲一些國家為主，他們向世界提供資源，從資源端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而2008年之后這個體系變了。美國不再向世界開放市場，或者說他也轉向了以出口倍增來恢復經濟。德國、中國、日本這些出口型國家，失去了美國市場的支撐，因此它需要轉向內需?！?/p>

由于前個支柱失去了動力，對資源的需求明顯降下來，由此，外部世界的變化給中國的發展，也帶來了相當嚴峻的挑戰。

正是在這樣一個內外環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之下，國家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

如今，國家正在“打造兩個平臺，上演兩臺大戲”。第一個是李克強總理推出的“2025中國制造”，“互聯網+”，簡政放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為核心內容的轉型升級版的中國經濟這臺大戲。第二個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抓的以人民幣國際化為主線，以“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為重要內容，以自貿區建設作為制度安排，以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這些投融資平臺作為支撐的所謂中國經濟國際化、全球化的平臺和大戲。

“兩個平臺、兩個大戲如果演成功了，中國經濟的天空就更加廣闊，中國經濟的后勁就更加足。而‘一帶一路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經濟的全球化。給中國企業創造了一個全球配置資源、全球組織生產、全球進行銷售的新的條件、新的環境。但是要實施這樣一個戰略，有兩個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p>

邱曉華認為，這兩個問題是中國發展關鍵。首先，中國經濟自身需要保持穩定。如果中國經濟自身不能夠保持穩定，不能保持一個好的發展態勢，“一帶一路”戰略不可能有很好的實施，這是基礎。其次，國家需要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人民幣作為全球貿易結算的貨幣，作為全球投資的貨幣，作為全球儲備的貨幣。只有人民幣真正國際化這一天到來了，“一帶一路”戰略才能夠有序的支撐。

找出風險和利益平衡點

在談到“一帶一路”時，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德地立人認為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挑戰，來自“回報率低”，其認為“一帶一路”的內容主要是基礎建設，包括鐵路、運輸、橋梁、管道等等。這些項目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單獨靠政府支出很難完成，因此希望引入民間資金。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找出利益和風險的平衡點。

其次，他表達了對資金的擔心?！氨容^貧困的地區希望中央多給錢，或者是民營企業多來投資，一定要小心加小心”。其強調，由于回報率低和回報期很長，企業投資決策最好量力而行。

從風險評估的角度看，“一帶一路”的成功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去的地方恰好是經濟落后、體制落后、信息落后的地方。我們做了沿線國家的主權債務評級，很多國家沒有基本資料，聯合國、世界銀行都沒有統計，因為他們基本和世界不發生什么關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強調。

“這些國家，別人都不去，我們要去，要按照我們的戰略實施，這是巨大的考驗”，“把‘一帶一路做好，很大一塊是把風險把控好”，毛振華強調，中國在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資金的同時，應該大膽的把經驗作為資本進行輸出?！瓣P于改革、體制的認識和見識，對這些國家是能夠提供長期幫助的”。

蔡洪平在談到“一帶一路”時建議，一定不要只是跟窮國家打交道，“我們要幫窮的國家，但也要跟富的國家打交道”。蔡洪平引述自己的經歷稱，“我生活了幾十年了，感受很深，跟窮人打交道一般情況下沒有什么好結果，借錢也是一樣的。我們的銀行業是一樣的，你可以幫他，我不反對，但千萬別忘了再往西走，向西方國家學習、交流、嫁接、互動”。

其次，蔡洪平認為，應該通過“一帶一路”提升我國的裝備業和制造業。其直言，我國的工業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水平相差的可能是整個系統、包括工業狀態、工業心態、勞動力結構、企業工業研發哲學等等?！拔覀儑以俅?，也不要忘了工業立國，制造業是我們的本，有了這一切我們才有東西賣給人家，才有發言權”，蔡洪平強調。

在談到“GDP”時，高盛亞洲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哈繼銘表示，二三季度的GDP都是7%，但去掉由于股市帶來的相關收益，大概只剩下5.5個百分點。預示著下半年經濟增長的壓力仍然很大。另外，哈繼銘認為，中國的股市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是很大，原因在于在社會融資總額里，主要是以貸款、債券為主，股市占的比重相對較低。

在談到匯率問題時，哈繼銘稱，近幾年，人民幣的購買能力相對其他國家的貨幣是明顯下降的，“對內長期貶值，對外是沒有很大升值空間的”。其次，衡量一個國家出口競爭力的綜合指標是單位勞動力成本，“在90年代的時候中國很低，包括泰國甚至印尼都比我們高，現在看我們高出很多，甚至將來會變成逆差，也預示著貶值的壓力會逐漸地顯現”。

哈繼銘認為，從短期來看，人民幣有貶值的需要，“市場預期的貶值壓力是很大的”。其強調，接下來應該繼續放松貨幣政策，真正實現匯率市場定價，“如果匯率不市場定價，利率和匯率發生不了關系，一降準就擔憂匯率會更多地貶值，而你又不想貶值，這樣會把自己束縛住”。

“一帶一路”的絲路載體

所謂“一帶一路”最終的目標要使沿線國家之間實現“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五通”如果真做到了，就是全球自由貿易FTA境界的最高狀態。如果中國經濟在2000年進入WTO之后持續增長了十多年，現在全球都在推進FTA，實際上我們區域的FTA談判一方面是點對點，一個國家和兩三個國家之間的FTA談判，實際上“一帶一路”的實施過程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沿線的七八十個國家跟中國都是FTA經濟。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必定會帶動整個中國經濟在全球化過程中繼續持續地增長。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黃奇帆強調。

黃奇帆以重慶為例。重慶地處內陸，在中央“一帶一路”的推動下，的確推動了一個落實“渝新歐”的通道，“渝新歐”是中歐鐵路之間的重要載體，是中歐鐵路聯運的大通道。因為三個“不通”，第一沒有關貿協議的確定，也就是說六個國家、七個國家沿線所有國家海關都各管各的，商品、食品檢驗檢疫也要進行檢查，任何一個產品如果真的把商品從這兒運到歐洲，一路關檢是非常麻煩的，所以“渝新歐”首先是做到了六七個國家的海關簽訂了關檢互認，一路過去不重復關檢。有了這個軟件以后，這就暢通了。

國家去年給重慶“渝新歐”賦予了5個具體的功能，第一是作為內陸的鐵路火車站的一類口岸可以關檢直接到國外去，或者是由國外到國內。第二，汽車作為特種商品，哪怕是一類口岸也不能這樣進，所以它是國家的整車進口口岸。第三是歐洲的食品、商品檢驗檢疫的食品肉類進口口岸。第四是郵政通道。中國和歐洲60年沒有通郵政專列，現在電子商務滿天飛，如果郵包都要空運太貴、海運太慢，火車恢復后“渝新歐”恢復了中國和俄羅斯郵政班列的通道。第五，又給了一個保稅區，這樣就成為了自由貿易進進出出的地方。

不管是一般貿易、加工貿易、轉口貿易，還是電子商務貿易，包括服務貿易和金融，都在“渝新歐”的載體下變成多功能化，重慶如果把這個多功能利用好了，才是把“渝新歐”、把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方面的工作真正地做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