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表與襄陽

蕭雨林

一部《三國演義》，讓諸葛亮成了婦孺皆知的智慧化身和道德模范，也使他順理成章地成為襄陽眾多歷史名人的“代言人”。

不過，筆者今天想說的是，三國時期襄陽的真正主角應該是劉表。的確，劉表無論是知名度、美譽度，還是影響力，均無法與諸葛亮、劉備相比。然而，諸葛亮只是在襄陽度過了他十年的青蔥歲月，劉備也只是把襄陽作為政治生涯的一個中轉站。對于襄陽而言，他們都只是悠悠天地中的匆匆過客。而劉表，不僅是襄陽城的締造者，更重要的是，他將襄陽帶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輝煌時代。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48歲的劉表被任命為荊州刺史（后改為荊州牧）。他單騎入宜城，借助蔡瑁、蒯越等地方豪族勢力，迅速在襄陽地區站穩了腳跟。在漢末群雄爭疆辟土的紛爭中，劉表以其驚人的睿智和膽識，采取積極的攻防態勢，直接將州治置于軍事前沿襄陽，使襄陽從荊州南郡的邊鄙小鎮，一舉成為大荊州的治所。

這里要再次重申的是，劉表時期的荊州，所轄地域包括今湖北、湖南兩省、河南南陽盆地及兩廣邊緣地區，下領南郡、南陽、章陵、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八郡。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的襄陽，就是整個大荊州地區名符其實的“區域性中心城市”。

劉表在執政荊州的近20年里，“愛民養士，雍容自?！?，以靜制動，量力而行。在北方戰亂頻繁，生靈涂炭的情況下，獨荊州是一派“沃野萬里，士民殷富”的景象。尤其是治所襄陽，其經濟建設實現了又好又快發展。據說當時從峴山到宜城百余里被稱為“冠蓋里”，集中了全國的名門富豪。

劉表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和培養人才。他創辦的學業堂，是漢末到三國時期全國的最高學府，邀請了很多名士鴻儒在這里講課，形成了中國學術史上承前啟后的荊州學派，培養了很多經世致用的高端人才。諸葛亮、龐統就是學業堂的優秀學員。劉表對教育和人才的重視，使襄陽成為東漢末年的學術和教育中心。

也許是因為劉表坐擁強大的資源卻失去了爭天下的機會，因而常被后人輕視甚至譏諷。但對襄陽來講，劉表作為一個優秀的地方官吏，其保境安民，發展生產，重視學術文化的政策，應該是踐行“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典型。

在《三國演義》中，劉表被描寫成庸人，使得如今大多數襄陽人對劉表的認知出現嚴重偏差。作為襄陽城的締造者，劉表雖擔當了生前事，卻沒有博得應有的“身后名”。襄陽至今無一處關于劉表的紀念亭或紀念祠；上世紀90年代發掘劉表墓后亦沒有立碑示人，以致今天的襄陽人多不知劉表墓何處。襄陽如今惟一跟劉表有關的“建筑”，是襄陽公園門口一塊高不到2米的毫不顯眼的“呼鷹石”。

由此，筆者不禁想起了另一位襄陽人伍子胥。2500年前，伍子胥在姑蘇“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筑闔閭大城（即今天的姑蘇城），蘇州人因此視其為蘇州城的“鼻祖”。蘇州人為紀念他，把懸掛過他人頭的城門叫胥門，胥門外通向太湖的一條大河叫胥江，入湖口叫胥口，并建了“伍相祠”、伍夫子廟，為他立塑像、葺墳墓。據說每年端午，蘇州人要為他舉行大型公祭活動。伍子胥在蘇州家喻戶曉，他的名字與蘇州城同在。

劉表之于襄陽城，其功勞絕不亞于伍子胥對于蘇州城。同樣對待是建城者，差別咋就這么大呢？

如果說“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那么，今天的襄陽人不該忘了劉表對襄陽的功績，并應在合適的地點建劉表祠、劉表亭等，以紀念這位“襄陽城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