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與教育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上海200092

普魯塔克的《論學詩》是一篇教育學著作。他從教化的角度出發展開關于詩歌的討論。詩教不僅是古希臘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儒家傳統教育的重要部分。文章嘗試通過對《論學詩》第四章的具體分析，考察普魯塔克詩教思想與《論語》中詩教思想的相通之處。

普魯塔克;詩歌;教育;《論語》

B502.4;B222.1A010207

詩教是古希臘教育思想中的基本母題。無論在神話、悲劇傳統中，還是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傳統中，都有著非常豐富的詩教思想。普魯塔克的《論學詩》（De Audiendis Poetis）是在希臘化時代對于古典詩教思想的一次總結，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教育學文獻。這篇文章被收在普魯塔克的著作集Moralia里面。劉小楓主張把它翻譯為《倫語》。①無論這個譯名是否合適，也無論《倫語》這個譯名和《論語》有否關聯，在詩教問題上，Moralia與《論語》確實是有可比性的，因為《論學詩》的主旨與孔子所謂“思無邪”（《論語·為政》）、“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等詩教思想確實非常接近。

《論學詩》的第四章是普魯塔克教給青年人具體應該如何讀詩的開始。它承接前三章關于詩教目的與原則的一般性討論而來，開啟后面數十章關于如何讀詩的具體操作層面的討論。對這一章的考察有助于我們在教育實踐的意義上理解普魯塔克對詩的認識，而《論語》中的詩教思想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資參照的指引。

一、 “不學詩，無以言”：詩歌修辭的教育意義

在《論語》的語境中，“不學詩，無以言”是孔子對兒童時代的伯魚說的。針對兒童的詩歌教育正是普魯塔克《論學詩》的主題。這篇文章是普魯塔克寫給一個父親的信，收信人有一個與普魯塔克的兒子年齡相仿的兒子。如何教兒童學詩，是寫信人和收信人這兩個父親的共同關懷。

《論學詩》的詩教問題意識首先來自詩歌作品對于兒童讀者的可能危害。詩的批評者和學詩兒童的家長都很關心這個問題。如何防止受到詩的負面影響？這個問題自然成了指導兒童學詩的普魯塔克的首要任務。而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需要的是來自詩人自身的配合。詩人并不是簡單的模仿者。他們對所描繪人物的言行有著自己的判斷，他們會在講述中向讀者提供某種提示。而作為讀者，則應該學會通過仔細觀察發現詩人的這些提示，從而幫助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譬如在《論學詩》第三章的末尾，普魯塔克提到過詩人對被描寫的人物的言行有所褒貶。這里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孔子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的說法。

普魯塔克在那里舉的例子是《荷馬史詩》中帕里斯從戰場逃回向海倫求歡的描寫。（《伊利亞特》卷3：383， 441）他指出，荷馬除了描寫帕里斯之外，沒有描寫過其他人在白天歡愛，從中可見詩人對好色行徑的譴責。（18f）這種例子在《詩經》中更是屢見不鮮。普魯塔克指出，荷馬通過隱晦的筆法表達對人物行為的蔑視，這不僅應該是荷馬研究者對荷馬進行評注時要注意的，注意荷馬給出的提示是荷馬解釋者的一項重要工作。關于提示（emphaseis）這一荷馬研究中的專業術語，參見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5; R. Nuenlist， The Ancient Critic at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1. 也是普通讀者包括兒童讀者在讀詩的過程中應該重視的。詩誠然是一種模仿（《理想國》600e4），但普魯塔克在討論詩人的模仿技藝之后，提到詩人對自己所模仿的對象并不都贊同。這一方面是為了讓兒童不要盲信詩人所說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提醒人們應該對詩人自己所持的態度給予足夠的關注。

詩人的技藝應該是寓含褒貶的模仿，這是《論學詩》第三章所表達的觀點。接下來在第四章，普魯塔克開始討論我們如何才能辨明詩中人物的善惡。他提醒我們，用心留意詩人在作品的字里行間給出的指導，是進行辨析工作的第一步。在眾多詩人中，荷馬是最擅長給出此類提示的詩人。（19a）

張軒辭：詩歌與教育

在第四章開頭引用了喜劇作家梅南德的詩句之后，普魯塔克所引詩句大多都來自荷馬。就全文來看，在普魯塔克不少于240處的征引中，來自荷馬和悲劇的詩句占絕大部分，其中荷馬詩句所占的比重最大。參見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0. 在兒童教育中，荷馬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因為大家對荷馬最為熟悉，而且因為他的詩特別適合作為兒童德性教育的材料。作為教師的普魯塔克在寫作中引用最多的就是來自荷馬的詩句。赫爾曼（L.J.R. Heirman）對普魯塔克所有作品中的引文做過統計，引用荷馬的次數達到660次，僅次于它的是對柏拉圖的引用，后者不少于650次。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1. 作為柏拉圖主義者，普魯塔克對柏拉圖的重視和贊同顯然要超過其他哲學家。不過在這篇文章中，普魯塔克對荷馬的引用遠遠超過對柏拉圖的引用，前者高達110次，而后者僅有5次。Heirman把對《論學詩》中引文的統計做成一個表格。在這個表格里，對比列出了按比例折算的全集中出現的引文次數和在這篇文章中出現的次數。見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1. 這與普魯塔克全集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全集中，荷馬和柏拉圖的被引用次數幾乎是相等的。這點差異的出現自然與這篇文章要處理的詩教主題有關，因為詩人的作品無疑是討論的重點。但這點差異也表明，在對待詩的態度上，普魯塔克沒有完全遵循柏拉圖的教誨。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對詩人的批評主要針對荷馬進行。而在這里，普魯塔克把荷馬視為最擅長通過自己的提示對讀者進行德性教化的詩人：

荷馬是使用這種方式方面做得最好的詩人。因為他預先就表示出對卑微的不滿，并事先指示出所說話語中有價值的東西。（19a）文中普魯塔克《論學詩》的引文皆為筆者依據希臘原文譯出，希臘文依據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De audiendis poetis），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譯文參照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1972; F.C. Babbitt， Plutarchs Moralia， Vol.1（Loeb）， London and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對于那些值得注意的有價值的話語，荷馬會在前面加上這是“溫和而富有理智的”（《奧德賽》卷6：148），而對于那些粗暴的行徑，荷馬則會表達不滿，或是直接說人物的言辭兇惡，或是通過神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判斷。前一種情況可見于《伊利亞特》中阿基琉斯在憤怒的情況下對阿伽門農說的話，在那里，詩人對阿基琉斯有直接的批評（《伊利亞特》卷1：223）;后一種情況可見于戰神阿瑞斯與阿芙洛狄忒通奸被抓時，諸神說“壞事不會有好結果”（《奧德賽》卷8：329）。

普魯塔克從19b至19d對荷馬在詩中如何預先表示出對言辭或行為的善惡的評價給出9個例證。通過對這些例證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們有心，就會發現詩人通過言辭表達的觀點和立場。比較中國《詩》學，在《詩經》的歷代注疏中，我們看到的正是一種通過字里行間的微妙修辭來寓含褒貶的道德教化傳統?？鬃铀^“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毛詩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都可與普魯塔克的詩教思想相互發明。

二、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人物事件的詩教意義

除了言辭，詩人講述故事的方式也是對道德教化觀點的一種表達。據說歐里庇得斯曾這樣來解釋他對自己筆下令人生厭的角色“伊克西翁”的處理：他讓這個人物直到被綁在車輪上才離開舞臺。歐里庇得斯這樣來描寫這一人物實際上就是讓惡人的行為與受到懲罰聯系起來。普魯塔克認為，這是詩人通過言辭之外的行為來向我們給出教導的方法。（19e）

普魯塔克指出，荷馬也會通過他的詩歌創作行為，即通過故事的發展和編排來表達自己的好惡。荷馬會在描寫惡劣行為時把壞的后果也包含進來，還會在講述的過程中表達對詩人指責的重視，只是有時候在手法上顯得較為隱秘。比如在《奧德賽》中，詩人得摩多科斯講了阿芙洛狄忒的故事之后，荷馬讓奧德修斯命令詩人唱木馬的故事。（《奧德賽》卷8：492）這其實是在批評低劣的音樂和詩歌主題會帶來奢侈、溫柔和婦女統治，帶來缺乏男子氣的生活。他借此指出，詩歌的主題應該是那些可以帶來勇敢、虔敬、正義生活的內容，詩人的職責應該是從賢明和理智的人那里取材，而不是相反。（19f20a）

荷馬通過對詩人得摩多科斯講故事的順序的安排，以及讓英雄奧德修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什么是好詩、什么是壞詩”的看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荷馬對詩歌作為德性教化工具的自覺。在這一點上，荷馬與柏拉圖對詩的期許是一致的。

對好人言行的模仿作為詩歌的主題能對人們產生好的影響，對不好言行的模仿卻并不必然對聽眾有害。在對后者的描寫中，只要包含對它的蔑視和后果的不幸，那么聽眾還是會從中受益的。（20b）這是因為，當人們看到壞的言行沒有帶來任何好處而只有傷害時，自然會選擇避免出惡言、做惡事。譬如當人們聽到荷馬關于赫拉迷惑宙斯之事的講述時（《伊利亞特》卷14：153355），就會明白如下道理：女人如果只是通過樣貌、魔法和謊言來獲得丈夫喜愛的話，這種喜愛只能是短暫的，而且很快會轉變為憤怒和敵意，所以這種行為是不可取的。

普魯塔克這里所舉的阿芙洛狄忒和赫拉的例子，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卷3中也有提及。（《理想國》：390bc）在那里，這些例子是要求詩人“整風”的證據。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認為，這些關于神的描寫對于年輕人的自我克制沒有幫助，因此不應讓年輕的城邦護衛者聽到，應該將其刪除。阿芙洛狄忒與阿瑞斯通奸，宙斯受赫拉誘惑，這些當然是不光彩的事。在這件事情的道德判斷上，普魯塔克當然認同柏拉圖。但是，普魯塔克認為，如果注意到荷馬在講述這些故事時通過言辭和情節安排的行動傳達出的價值判斷和倫理指導，那么這些描寫就能對青年起到勸告和教育的作用。

由于荷馬的詩作自身已經提供了運用反面例子教育青年的可能，從而在教化的方面肯定了對不好行為的描寫，所以，通過寓言方式解釋惡劣行為的解讀方式在這里也就不需要了。（19e）普魯塔克在這里列出了用天體運動的現象或火、氣等自然元素的變化來對阿芙洛狄忒和赫拉的故事進行解釋的方法。這類自然哲學式的解釋與普魯塔克在這里的德性教化工作關系不大，所以不為普魯塔克所贊同。 通過發掘故事背后隱藏的深意來解釋表面看起來荒誕無恥的故事是一種常見的解讀文學文本的方法，也是一種有著悠久傳統的方法。普魯塔克并不反對這種解讀方法本身。他強調的是，這種方法在這里沒有使用的必要。因為，這里談論和分析詩的目的是要教給青年實際可用的讀詩守則，讓青年可以通過讀詩受到倫理教化。由于年輕人還不具備分辨寓言性故事的能力，柏拉圖在《理想國》卷2， 378d的地方講到，不管荷馬關于諸神的描述是否是寓言，都不能讓其混入城邦，因為年輕人分辨不出那些故事是不是寓言。 所以，與其教他認識故事背后隱藏的含義，還不如讓他們學會注意直接來自故事本身的指示。普魯塔克批評寓言式的解讀方法，顯示出他對詩教在青年教育方面的意義的重視。在這方面，他與反對詩的柏拉圖有著同樣的出發點。

三、 “詩可以興觀群怨”：詩教、哲學與政治

《論語》載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集中表達了詩教與政治的關聯。但這種關聯并不是現成的。并不是說，只要有詩存在，就必然能行教化。如果沒有哲人的剪裁，詩的敗壞作用一點都不比教育作用小。所以，《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薄墩撜Z》也記載孔子“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此后在《詩經》的經學傳統中形成的道德教化解釋，也是哲人通過詩教來參與政治的努力。

古希臘的情形與此類似。無論在柏拉圖的時代，還是在普魯塔克的時代，詩人與哲人一樣都承擔著政治教化的職責，都是同時具備教師身份的“立法者”。所以，普魯塔克在《論學詩》中說道：

哲學家們用這種方式，即用來自存在世界的材料來進行勸告和教育。而詩人們通過他們自己的創作行為和故事講述的方式也做著同樣的事。（20bc）

普魯塔克在這里明確地把哲學和詩放到了一起，并且通過教育把兩者相連。在《論學詩》的首尾兩章，普魯塔克的論說都涉及詩與哲學的關系。從柏拉圖以來，詩與哲學的關系就是古希臘詩教思想的基本問題。

詩與哲學不同卻親近。哲學家和詩人在進行教化活動時使用不一樣的方法：前者從真實存在的事物中取材，通過理性推理來讓人理解和認同;后者則通過編制虛假的故事來感染和說服聽眾，讓人相信。兩者在方式上的差別也就決定了哲人和詩人在實際教育時的教育對象上的差別：詩人影響的是兒童和普通大眾，而能接受哲學教育的只是部分有求知欲、理性強的青年。雖然詩人和哲人在教育實踐中的具體工作不同，但他們都能對人們進行規勸和教化。兩者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可以彼此呼應，相互合作。普魯塔克非常重視詩與哲學間相似同謀的一面。他的《論學詩》可以看作是詩與哲學合作的一個見證。

普魯塔克不僅重視詩與哲學的關系，同時也重視詩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他除了把詩人與哲學家相比之外，也會把詩人與政治家相比：

正如梅蘭提烏斯所言，無論是玩笑的還是認真的，雅典城邦因為公共演說家們的爭論和分歧而永遠存在。因為他們不會全都擠到船的同一邊，所以在政治家的不同意見里，總是存在某種對不利因素的平衡。同樣的，詩人之間相互矛盾的說法可以修正我們的信念以達到適當的平衡，從而阻止任何導致傷害的強烈力量偏向天平的一邊。（20c）

在把哲學與詩做了比較之后，普魯塔克借梅蘭提烏斯的一則趣談，講到了政治。梅蘭提烏斯用船的形象來比喻政治生活。關于船的比喻，我們在很多希臘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與船和航海相關的比喻常被用在與哲學、政治、醫學相關的論述里。例如在柏拉圖的著作里，這方面的比喻就很多?！斗ㄆ?58a中，城邦生活被比作海上航行;《阿爾希比亞德前篇》134e135a處，對醫學和航海術進行了類比。 在講了詩人與哲人的共同點之后，普魯塔克立刻接著講梅蘭提烏斯的船的比喻。雖然這個比喻在這里是與政治活動聯系在一起的，但考慮到航海術與哲學類比的傳統，在哲人之后講到船只倒顯得不是很突兀。既然如此，那么在思考詩人和政治家的關系之前，借由船只的比喻再來思考一下哲人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普魯塔克為什么在這里提到這個船只的比喻。

與哲學家相關的“船喻”，最著名的一處是在柏拉圖《理想國》卷6中所講的一則航海寓言。他以懂航海術的船長被船員們篡權來比喻哲學家在城邦中的處境。（《理想國》487e489a）海上航行需要一個有經驗的船長來掌舵，由他來決定方向和航線。船長需要懂得航海術，能夠根據星辰、風云等所有與航海相關的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帶領全體船員安全地航行在海上。柏拉圖在那里講這個寓言故事是為了向人們解釋哲學家在城邦中的作用?？此茻o用的哲人好似年老的船長，其價值不為人們所重視，而事實上卻是城邦生活所真正需要的。

如果把《理想國》中船長的工作和《法篇》卷四中所講的立法者的工作放在一起看的話，我們會發現船長與立法者之間也有類似之處。船長只站在舵前，不會跑來跑去，而船員們則可以分布在船的兩側。船長只能決定一個方向，如同立法者對一件事只能做一個判斷，而民眾卻有可能意見分歧。與此關系類似，柏拉圖認為，詩人們可以對同一件事有自相矛盾的說法，而立法者不行。（《法篇》719d）同樣，政客們可以有不同意見，而哲人王不行。哲人只能而且應該持正確的觀點。

因此，如果普魯塔克只把詩與哲學做比較，那么，這就如同在航行的船上只考慮了掌舵人而忽略了普通船員，或者如同在城邦生活中只考慮了立法者而忽略了政客。在航海和城邦生活中，后者雖不是決定性的，但卻也是不可或缺的。梅蘭提烏斯的“船喻”提醒我們：在思考詩與哲學關系的時候，必須和政治聯系起來。也就是說：既要考慮詩的哲學性一面，也要考慮詩的政治性一面。只有這樣，才能對詩教有更深入的認識。

普魯塔克在討論如何避免來自詩的危害問題時，通過梅蘭提烏斯的“船喻”從哲學轉向了政治。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er）認為，這是第四章中的一個新部分的開始。參見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De audiendis poetis），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8. 在他看來，此前討論的是詩人對壞的言行有各種提示，而從這里開始討論的則是詩中含有對壞言行的描述的平衡力量。從這里開始，善言善行作為對惡言惡行的制約開始登場，并得到格外的重視。所以，我們的目光不僅要投向詩人如何講述那些惡言惡行，同時也要投向詩人如何講述善言善行。要想船在海上保持平衡，就需要位于船只兩側的人數相等;要使詩可讀又無害，就需要由好的部分來制約壞的部分，避免壞的部分一方獨大、造成傷害。不過，普魯塔克在第四章中重視詩中值得稱贊的德行的描寫，其目的主要還是被動的，也就是說，是為了避免來自詩的危害。在這一點上，這里的討論方向還是與前面的討論方向是一致的，即，如何正確面對詩中可能導致聽眾受害的那部分內容，仍然是這里關注的重點。

平衡船的比喻與理解詩中描寫好壞兩類人物和言行的必要性有著密切的關系。與哲學相比，詩在目的和結果方面與哲學相近;而與政治相比，詩在內容和過程方面與政治有相近的地方。詩與哲學在教育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方法不同。在哲學家那里，惡的、丑的、假的東西不會出現，對低劣、丑陋言行的描寫不會作為教育的材料。而在詩人那里，雖然詩人自身并不贊同那些不好的行為，但為了讓故事能夠引人入勝，往往會加上很多這方面的內容，而它們則可能會對年輕的聽眾產生壞的影響。

對于詩中關于惡言惡行的描寫，普魯塔克對其危害性有認識、有警惕，但卻不擔心、不排斥。他認為，年輕人只要得到正確的指導，這種危害就完全可以避免。他把詩人講述好壞兩方面的東西與政客們持有不同觀點相類比。政治家們彼此的意見不合不僅不會造成城邦政治生活的衰落，反而是城邦政治生活得以持續存在的動力和保障。正是因為有不同的觀點，所以才能在各種觀點之間維持平衡。政治生活中永遠存在著制衡和妥協。就像在船上，大家不同時擠向一邊才能保持船身的平衡，才不致翻船。詩人對善惡雙方的描述如同對城邦生活的模仿。詩人不僅像哲人那樣教給人們應該怎樣生活，而且還向人們展現實際生活中的人生百態。這些生活樣式之間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這些矛盾不僅表現在同一位詩人的作品中，也表現在不同的詩人那里。正是因為有這些矛盾可以相互制衡，所以我們可以借此修正自己偏執的觀點，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善。

四、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學詩》中的天平比喻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的說法集中表達了孔子關于詩教“致中和”的思想。在《論學詩》中，普魯塔克也通過“船喻”和“天平比喻”談及言善詩句和述惡詩句在教育效果上的平衡?！按鳌焙汀疤炱奖扔鳌钡脑娊桃饬x不完全一致，但在“平衡”這一點上是相通的。航行的船只保持平衡的形象類似保持平衡的天平。所以在梅蘭提烏斯的船只后面，普魯塔克很自然地接上了天平的比喻，而且在后面的討論中又再次提到天平。（21d）

與象征城邦的行船相比，天平更多地象征個人命運。荷馬讓宙斯通過天平來主宰英雄的生死。（《伊利亞特》卷22：2103）宙斯把阿基琉斯與赫克托耳的命運放在天平的兩邊，下傾的一邊意味著死亡。普魯塔克曾在17a處引用過荷馬的這段講述。 活躍在城邦生活中的詩人影響的正是兒童的命運。如果擁有正確的指導，兒童可以通過詩受到好的教育，為將來的學習和成為優秀公民打好基礎。否則的話，兒童的心智、性情會遭到敗壞，為人為學都將會是另一番情形。

雖然船的比喻讓我們意識到，就像政治家們的各種觀點中總有平衡不利內容的因素一樣，詩人的作品中也有類似的對有害內容的平衡，但是，天平的比喻較之船的比喻似乎更適合用在普魯塔克這里所討論的如何讀詩的問題上。除了個人和城邦的差別，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船只偏向任何一邊都是危險的，而天平則不存在這個問題。

天平只是進行稱量的工具。如果把詩中對青年有利的部分和對青年有害的部分分列兩邊，那么，偏向好的一邊不僅能夠平衡壞的一邊，而且，這還意味著好的一邊分量更重，更有價值。而這一點正是普魯塔克更為看重的。所以，在提出要用詩中描寫的那些好的、正確的言行來修正詩中讓人詬病的惡的、荒誕的言說時，普魯塔克一邊強調“平衡”，一邊也在不斷告誡青年要傾向更好的一面，而不只是維持平衡而已。（20d，21d）

隨著討論的進展，《論學詩》對惡的預防工作逐漸完成，對善的傾向變得越來越突出。從第十一章開始，普魯塔克明確教導青年要把注意力放在發掘詩中有益的東西上面。在好與壞的天平上，缺乏指導的青年可能會傾向壞的一邊，但經由普魯塔克的教導，青年們不僅能清除壞的影響，而且能不斷地往好的一邊加碼，最終使好的一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在《論學詩》的開頭，普魯塔克曾用“美食”、“藥”和“酒”等比喻來說明詩具有好壞兩方面的特性。（15b， c， e）“天平”雖然不像這些東西一樣可以用來直接比喻詩是什么，但可以更好地比喻詩的教育意義。詩中既有對人有益的部分，也有對人有害的部分，這兩部分都是兒童學詩時必然要面對的。普魯塔克對兒童學詩的指導便是主要圍繞這兩部分進行。天平比喻形象地展現了普魯塔克對詩中好壞兩方面的處理態度。

對于詩中描寫丑惡事物的部分，普魯塔克依據它涉及的內容和所處的位置給出了幾種減少危害的具體辦法。在天平比喻之前，普魯塔克教導青年讀詩的第一步是要用心觀察詩人的觀點，留意詩人在講述時是否對這些會給青年帶來不良影響的部分以或隱或顯的方式做出批評。如果詩人自己向讀者做了正確的指示，那么我們在判斷時不應忽視詩人的意見。如果詩人沒有在附近告訴我們他的想法，那么我們就要在詩作的其他地方尋找與之相反的觀點來平衡。（20d）

在天平比喻之后，普魯塔克開始列舉對立觀點的例子。這些例子首先是一些關于諸神的詩句，其次是一些與正義、誠實的美德相關的詩句，最后討論的是一些關于如何看待財富與快樂的詩句。在這些例子中，普魯塔克先舉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觀點，然后例舉與之相對的更為正確的和好的觀點。普魯塔克把詩中關于相同主題的不同說法搜集起來，將其分列天平兩端。以這種方式，普魯塔克告訴青年：不但有惡的東西存在，而且有好的東西存在，與之抗衡。而且，那更好的東西才是更值得追求的。

為了使天平的刻度傾向好的一邊，不僅要依靠詩人自己的作品，有的時候還要依靠其他詩人的作品。當詩人自己沒有為那些荒唐的說法提供修正的時候，我們可以借助其他詩人的相關言說來平衡。（21d）在普魯塔克看來，任何可以增加好的一邊分量的言說都應得到重視。引導青年傾向更好的東西是教師的職責。普魯塔克提醒青年在讀到那些描寫惡言惡行的詩句時，應該同時注意多讀些描寫善言善行的詩句，以便平衡其可能的危害。普魯塔克就是這樣指導青年讀者通過閱讀不同的作品來學會比較和思考不同的觀點。如此一來，詩的學習才能發揮良好的教育功能，才能幫助青年在善惡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至少可以防止青年陷入詩中關于惡言惡行的描述所帶來的可能誤導，達到“思無邪”（《論語·為政》）的教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