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不同范式下梁啟超與北洋外交思想研究綜述

謝萬昌

[摘 要]近百年梁啟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北洋外交思想研究的學術變遷與東態，其不僅詮釋了近現代的歷史的變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更折射出了個體歷史人物在時代變遷與轉型過程中受到深刻劇烈的時代性刻痕與烙印。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梁啟超；第一次世界大戰；北洋外交

近百年來有關從外交領域研究梁啟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外交的學術成果目前并不多，從中國知網檢索結果來看，梁啟超的研究學術成果目前主要集中梁啟超思想領域，集中表現為對梁啟超憲政思想、新民思想文學史學教育報刊傳媒等領域，而對“一戰”期間中國外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史性的著作中，而其評價由于長期受到意識形態與革命反帝外交話語的主宰，一直以來史學界對其往往以“賣國外交”或“屈辱外交”做否面性評價，對其研究與評價并不符合求真求實的歷史研究思維。隨著近年來史學領域現代化范式的深入，對這段時期外交研究才可以說真正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階段，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在中國知網文獻檢索中關于梁啟超在不同領域的文獻綜述就超過十篇，分別涉及梁啟超一生在政治、思想、學術、社會、文化、教育、傳媒等諸方面在不同時期所取的研究成果的文獻回顧與學術點評，其往往聚焦于“革命研究范式”下，革命話語主宰時對梁啟超研究在民國時期、新中國時期至文革時期研究的反思與檢討，學術成果表現多為對梁啟超在諸方面的批判與否定。這與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研究范式”主導下對梁啟超在諸方面的分析與研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學術成果表現多為對梁啟超的肯定與贊揚，同時注重對大陸、港臺及歐美不同研究群體對梁啟超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與研究史料下的獲得的研究成果的對比與分析。

相關研究的研究論文則更注重對一些個案的研究。劉振嵐在《梁啟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參戰問題》（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06期）中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梁啟超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力排眾議，積極主張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終致將參戰案付諸實施。因此應承認，使宣戰成為事實是梁啟超的一功，而非一過的觀點”。鄭云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梁啟超的對日外交思想》（史學集刊，2005年04期）一文中詳細考察了梁啟超立足與國家利益，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政治質問案，反對“二十一條”，提出參加協約國，主張“聯日疏美”的對日外交思想?！兜谝淮问澜绱髴鹌陂g的梁啟超與日本》（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01期）。劉福祥，實元《梁啟超與巴黎和會》（歷史教學，1983年01期）。范春昕，康大壽《梁啟超外交思想述論》（《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03期）中認為“在近代中國的特殊環境下，梁啟超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義、中日提攜、均勢主義、名譽孤立、開誠布公以敦睦誼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極鮮明的愛國主義特性，反應了時代的要求。但是，梁啟超過于重視國家層面的角逐和博弈，沒有充分認識人民的力量，這是其局限所在”。劉新華的《試述梁啟超外交思想》（湖南師范大學，2001年）一文以梁啟超外交思想為直接切入點，對梁啟超在不同時期的外交認識，逐一進行了概括與總結，從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標、根本原則與重要內容，指出了梁啟超外交理論的框架，同時對梁啟超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做了分析。

還有一些著作在討論梁啟超時也觸及這一問題。袁詠紅著《梁啟超對日本的認識與態度》（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一版）一書中以《日文檔案》、《日本外交書》、狹間直樹教授《梁啟超年譜長編系年表（1898--1903）》、島田虔次翻譯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為史料，系統詳細地論述了在清末民初歷史環境下，梁啟超對日本的認識與態度的變化。同時以“二辰丸事件”、梁啟超訪臺和揭露“二十一條”日本侵華野心為線索，概括了梁啟超戊戌--辛亥時期至“一戰”時期，由“聯日為主”向“防日為主”外交思想的轉變過程。張朋園著有《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12月第一版）、《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幾部書中詳細地考察了梁啟超在晚清至民國一系列重大事跡，并全面分析了梁啟超與民國關系，尤其是北洋各派系之間的關系，其中也分析了梁啟超的外交思想。

其次，與本課題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一般在外交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中也有記載。但這些記載一般都是按照外交與政治編年史的記述方式，對重大事件與主要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進行書寫，并對其歷史意義總體性的評價。而單獨對某一歷史人物結合歷史背景進行細致的考察與評價的不多，所以本文選取文獻及史料時只能從通史中選擇這一階段主要內政與外交進行參考與梳理。這方面的著作及主要參考資料有早期名作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錢實甫著《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錢端升著《民國政治制度史》、劉彥著《中國近時外交史》（商務印書館，1921年）李新、李宗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卷1912-1916》（上下卷）和《中華民國史卷1916-1922》、張憲文《中華民國史卷》、朱漢國、楊群主編的《中華民國史》、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紹坊著《中國外交史（1940一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鄭學益《走向世界的歷史足跡—中國近代對外開放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吳東之主編《中國外交史（1911一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黃鳳志主編《中國外交史：1840一1949》（吉林大學出版社，2005年）、來新夏《北洋軍閥史話》、程道德主編《近代中國外交與國際法》（現代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

再次，與本文相關的就是港、臺、日本與歐美出版的相關專著與史料。這些區域群體的著作的論述方式與史學方法往往不同與大陸學者的史學方式，其著作往往觀點新穎、史料新、研究方法多樣、史學價值多元趨向明確，對本課題的研究與思考，往往提供不同的視角，有助于進一步客觀中肯地理解歷史史實與歷史價值。臺灣與此階段相關的著作代表人物有近史所研究員張啟雄著有《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近史所?？?，1995年）、《收復外蒙主權，1917—1920》（臺北，1998年）、花蓮師范學院教授吳翎君著有《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于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檔案目錄匯編》（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編），其中第二冊即北京政府時期。日本與此階段相關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東京中央大學助教授服部龍二著有《遠東國際環境の變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東京：有斐閣，2001年），狹間直樹編《1920年代の中國》（汲古書院，1995年）。歐美與此階段相關的代表人物與作者有英國學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一1915（London，Macmillan，1969），以FO檔案為基礎，對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時的表現，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美國學者將社會科學理論與歷史研究結合，研究北京政府軍閥與派系政治的名作是Lucian Pye，warlord Polities： ebonite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

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中，由日本青山學院國際關系教授衛藤沈吉編寫的第二章《1911—931年中國的國際關系》，主要從追溯晚清外交、剖析日本與一戰及戰后中國的關系、華盛頓會議、莫斯科與中國的雙重接近和中國革命與列強5個方面，對涵蓋了中華民國外交做了詳細的歷史論述。徐國琦著《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和國際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 & ape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五洲傳播出版社，2007年）兩部部書中都肯定了一戰時期中國民國北京政府在尋求國際化，廣泛參與國際事務，開展修約外交中所取得重大外交成就和這時期外交在我國近代外交史所處的重要地位。臺灣著名歷史學家唐啟華著《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中華民國史外交志（初稿）》（新店：國史館，2002）《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幾部書都考證與研究了“一戰”時期，當時北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所取的成就與對我國外交作出的貢獻，有助于我們從另一個側面更客觀地認識民國時期這段被“革命外交”思維所“遮蔽的北洋外交”史實。日本學者川島真著《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該書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外交檔案為史料依據，按照“近代”與“文明國化”為維度分四個章節，詳細考察與研究了中華民國前期外交的轉型與建構歷史特征。

最后對北洋外交全面論述，在學界普遍引用重視就是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復旦大學出版社--復旦史學?？?，2006年8月第一版）一書以2004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主辦的“北洋時期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為來源，收錄了來自大陸、臺灣、日本和美國學者對北洋時期外交最新思考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展現了目前北洋外交研究的新局面與新趨勢。主要中外學者論文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參戰問題再考察》、徐國琦《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影響》、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川島真《再論華盛頓會議體制》、岡本隆司《北洋時期的海關與關稅特別會議——英國的外交看法》、李兆祥《中華民國早期新變化：以外交立法為中心》、石源華《略論袁世凱與北京政府外交》、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陳立文《從聯俄看孫中山的外交觀》與虞亞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洋政府外交檔案概述》，其分別涉及北洋政府外交的方方面面，既有深度的考證與嚴密的學術回顧，又有外交制度的考察與個案分析。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所主導下的歷史研究范式對其個人歷史的裁減形成的截然不同的價值與話語體系，對歷史認識與評價的重大影響，體現了歷史發展內部復雜矛盾的不可抗拒性在歷史個人主體上的強烈影響。梁啟超作為近代上杰出歷史人物之一，在其外交思想與個案研究中顯得更為清晰與客觀，但同時隨著歷史自身研究的深入與撥亂辨偽，追求唯物主義史觀與實事求是的歷史原則的回歸與還原，不同時期，不管是革命范式的定性評價還是現代化范式的解凍性復原，都為客觀辯證地研究梁啟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北洋外交創造了歷史條件，其認識成果可以說是梁啟超個案研究的一體兩翼，存在固有取舍與益彰。這正好反映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特有的時代性張力與活力，為我們開拓與保留了豐富飽滿的歷史記憶與歷史空間。

參考文獻：

[1]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第307頁。

[2][日]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