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的捆綁：關于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與啟蒙關系的一種反思

○ 姚曉雷

錯位的捆綁：關于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與啟蒙關系的一種反思

○ 姚曉雷

河南澠池人，1968年11月出生。分別獲河南大學、復旦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到山東大學威海分校工作，2004年被破格評為教授，2006年度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08年被評為山東優秀青年知識分子，2009年7月調入浙江大學工作?，F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教學科研工作，主持省部級課題多項，出版《世紀末的文學精神》《靈魂的守護》《鄉土與聲音》等著作，并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等一系列專業權威或重要核心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八十多篇，部分文章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在中原地域文學文化研究、大眾文學和文化研究、當代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研究、重要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都富有成績。

眾所周知，以“五四”新文學為肇始的20世紀中國新文學，是在“啟蒙”的文化思潮語境下莊嚴登場并派生出自己相應訴求的。啟蒙訴求在20世紀文學史上幾經沉浮，反復凸顯，并以其鮮明的現代性價值取向對百年中國文學史的主題建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啟蒙和文學之間的關系不存在悖論。事實上，面對迄今為止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已有不少研究者從二者關系角度做了不少探索?？稍谝延械姆此挤妒嚼?，主導型的傾向依然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啟蒙看做一個同質范疇，似乎文學遇到的問題只不過是啟蒙本身遇到問題，只要堅持訴諸啟蒙，文學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這種研究范式固然對一部分由啟蒙問題造成的文學問題的解答富有說服力，但由于回避了20世紀中國文學自身價值訴求和啟蒙訴求諸多本體上的異質屬性，其對20世紀中國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遭遇的一些價值問題的解答依然顯得不盡可靠?；诖?，本文企圖理清的是，啟蒙訴求所派生的人性演繹話語和文學本體所要求的人性話語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能否互相取代；啟蒙嵌入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的是是非非到底該怎么看待；中國文學要進一步向前發展該如何處理和啟蒙的關系。

一、并非一體：中國啟蒙話語的文學訴求與文學發展的內在訴求

在我看來，20世紀的中國啟蒙話語其實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下出現的一個思想文化領域里有特定內涵的獨立話語系統，其內在的價值訴求同文學審美話語系統的價值訴求并非等同，二者之間是一種交叉關系，而非一體關系。

啟蒙本意是開導蒙昧，使之明白事理。世界史上啟蒙運動是指17到18世紀歐洲爆發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文化運動，它是在近代科學發生發展的基礎上，受其認知方式啟發，將該時代派生出來的理性作為人們認知世界的旗幟，針對中世紀封建傳統思想和宗教的束縛開展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17到18世紀的歐洲，一些思想者基于對自身所擁有的理性的信仰，相信他們在對中世紀封建傳統思想和宗教束縛的對壘中真理在握，可以“為自然立法”“為道德立法”“為歷史立法”，并帶領人們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蒙昧走向智慧，從而義無反顧地發起了這場在人類文明史上舉足輕重的思想解放運動。歐洲啟蒙運動中人們通過對社會、歷史、科學、政治、道德等諸多領域的理性探索奠定了人權、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一系列人類社會大廈的現代性基石，開啟了歷史發展的新走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不過自身也充滿許多悖論，其最大的不足在于過分迷戀人在那個時期理性達到的高度，把它看成是完全可以解開一切矛盾直抵人類幸福之門的鑰匙。中國的啟蒙運動發生于20世紀初期，其時西方世界在享受啟蒙運動帶來的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開始了對它的反思。由于歷史的錯位，中國社會正面臨的是隔離于現代文明大門之外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體制背景，促使社會政治體制現代轉型成了當時中國啟蒙者所面臨的核心問題。面對當時社會上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而黑暗勢力依舊非常頑固的現實，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總結道：“其原因之小部分，則為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凈舊污。其大部分，則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并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①基于這種認知，陳獨秀積極呼吁先覺的知識界開展一場對民間的精神倫理改造運動：“今茲之役，可謂為新舊思潮之大激戰。淺見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覺悟期之，而不知尚難實現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乃少數政黨之主張，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蓋多數人之覺悟，少數人可為先導，而不可為代庖。共和立憲之大業，少數人可主張，而未可實現。人類進化恒有軌轍可尋，故予于今茲之戰役，固不容懷悲觀而取卑劣之消極態度，復不敢懷樂觀而謂可躊躇滿志也?！雹谝驗橐獙γ癖娺M行啟蒙，他們需要找到一種能夠被啟蒙者有效連接起來的工具，文學由于在改造世道人心、影響民眾方面“有不可思議之力”，于是被中國的啟蒙先驅異乎尋常地重視起來，從而拉開了新文學的序幕。

正因為啟蒙運動先驅們完全是基于為建立新型的社會政治框架和促進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功利性目的發起了改造國民文化心理的“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其根本的著眼點在于社會政治問題，這一時代訴求奠定了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文化史上“啟蒙”理念有著許多先天的弊端。一方面，作為一場政治革命的補課去尋找文化依據，使得它無法以從容的心態在科學和哲學上全面承接西方啟蒙的文化傳統，從而為它的展開打下深厚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由于其在特定環境下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打破與傳統的政治模式相表里的封建文化意識形態，這使它在運用一些啟蒙所倡導的抽象概念同封建傳統文化觀念殺伐攻打時，過于迷戀它表面上的優勢，沒有充分正視其與現實生活對接的復雜性以及現代社會里已經產生的對啟蒙的反思經驗。當它闖入文學領域時，按照自己需要建立的價值法則和整體的文學所需要的更復雜意義上的審美價值闡釋是有距離的。其所開辟的人性演繹內容在抽象地追求和捍衛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等現代公民社會政治權利方面，固然擁有比一般性文學審美更集中、更具體的現代性價值指向，但相對于以對社會人生和人性的全面深入發掘和表現為最高價值目標的文學本體倫理訴求而言，價值訴求依然過于偏至和表面化。

這種過于偏執和表面化首先表現在對文學表現題材和內容的選擇上。對文學本體而言，文學作為人學，與人有關的社會、歷史、文化、生活、人的意識和潛意識等都屬于其正常的觀照對象。文學應該把盡可能全面深入地表現出其參與人性建構的復雜性作為第一要義，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從根本上說，文學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正是對人的不同言說構成了絢麗多姿的文學圖景，這也正是文學與人、人的活動及其生存存在著密切關聯的主要原因?！雹蹖χ袊F代啟蒙意識的文學訴求而言，出于自身的目標，它在事實上有一個表現內容的篩選機制，即習慣于選擇那些能比較直接地服務于當下社會變革的政治和道德文化意識形態為對象，特別是在啟蒙意識觀照下對社會歷史的前進起阻撓作用的國民性的落后方面，而對距促進社會變革的功利性目標距離較遠、在人性建構的社會歷史文化鏈條中作用更為復雜微妙的諸多精神內容和意識內容都邊緣化了，甚至無暇對民生的艱難性與多維性進行深層次的辯證體認。以魯迅的《藥》為例，因為要表達的主題是啟蒙意識觀照下民眾的愚昧、麻木、落后，所以作者塑造了以浸透革命者夏瑜鮮血的人血饅頭來為得肺病兒子華小栓治病的華老栓；但華老栓一家走投無路的生存疾苦，以及在以原始本能的方式同殘酷命運肉搏過程中所具有生命意志和愛子之情等方面深邃的心理內容，就被作者輕描淡寫或有意忽略了。再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學》。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看似在最高意義上深得文學與人性關系內在精髓的綱領性文章，如周作人《人的文學》中所理解的人性，從動物性和進化兩方面著眼：“我們承認人是一種生物。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并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但我們又承認人是一種從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面生活，比別的動物更為復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夠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們相信人類以動物的生活為生存的基礎，而其內面生活，卻漸與動物相遠，終能達到高上和平的境地?！雹苓@的確屬于振聾發聵的聲音，迄今依然代表著我們對人性理解的最高深度?？墒聦嵣?，這種本來可以導向對人類靈魂做出更辯證、更深厚人性演繹的認知靈光一旦要被納入啟蒙的范疇時，馬上就變味了，它所認可的“人”，只是在社會政治權利意識以及對其它心理文化內容上符合他們抽象的現代概念要求的人。由此出發，大量的與之有違的、或者不一定有違但因為覆蓋在傳統文化形態下的同樣具有復雜內涵的人性表現形態，在他這里不加辨析地成了“人荒”。一言以蔽之，啟蒙的文學訴求在表現對象和內容上經過了“啟蒙意識”的選擇和淘汰，已經遠遠無法滿足深入、全面和客觀表現人生人性的需要。

其過于偏執和表面化，其次表現在作者自我姿態的設定上。本來對文學本體而言，作者在面對復雜的自然、社會和人生時，可以有多元化的邏輯立場和態度，如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洋溢的；可以是高傲的，也可以是謙卑和充滿敬畏之心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可以是自信的，也可以是內心充滿無法解答的疑慮而惶惶不安的。作者采取什么樣的立場態度，取決于他的經歷、修養、人生觀、世界觀和文學觀，他只要忠誠于自我就好了。但對現代啟蒙話語所派生的文學敘事立場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受機械進化論的影響，中國現代啟蒙者以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鏈條為依據，盡管對西方社會的當下思想知識的最新狀況及內在矛盾尚一知半解，但又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歷史語境下擁有真理在握的絕對自信，堅信他們在批判對象面前進行的是一種布道者理所當然的“解放敘事”與“真理敘事”。如陳獨秀在為了方便對民眾啟蒙而附和胡適的白話主張時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⑤，潛在的便是一種啟蒙者的話語霸權心態。啟蒙者的這種姿態固然使得啟蒙者在使自己的主張得以迅速傳播并戰勝對手方面功不可沒，也確保了由此派生的文學敘事不會偏離預定的主題軌道，但這種布道者高高在上的優越意識也往往會使得他們作為文學敘事者時，喪失了面對內在自我、面對自然、面對社會持之以恒的探索態度，并極大地阻礙和削弱了他們通過自己獨立的生命經驗來和他們所持之“道”進行深入對話的可能性。事實上，就中外文學史的發展實際來看，許多經典作品都非作者單純布道式的產物，而是他本著真誠之心調動理性和非理性、意識和潛意識的各種機能在對自我、自然和社會的多重拷問和探索的結果，如曹雪芹“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钡摹都t樓夢》，其價值恰巧不在于作者充滿自信地要告訴讀者某種真理或信條，而在于作者發自內在生命體驗的一種探索和困惑；若作者只是采取一種真理在握的姿態向讀者圖解某種外在于他生命體驗的觀念，又如何成就里邊及其復雜的、遠遠超出作者自己理性觀念之外的豐富價值內容呢？

其過于偏執和表面化最后表現在其內在邏輯方式的使用上。啟蒙話語所派生的文學方式有異于常態文學方式的地方，還在于斗爭意識驅使下采用的二元對立邏輯模式。一般來說，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常處于中間狀態，從不同維度看有不同的意義，常態的文學方式在對它們進行表現時未必一定需要在黑白對立的意義上設置矛盾沖突，做此是彼非的價值判斷；啟蒙話語則服從于借對對立面的批判來迅速普及和推廣自我的斗爭需要，擯棄了對中間地帶以及含混成分的兼容性，以自我的單一價值維度為標準，將有意識地選擇出來的表現對象不無簡單化地分為是非分明的對立雙方，進行彼是此非的毫不含糊的價值判斷，正如伯林所指出的：“啟蒙運動，在反抗各種各樣的蒙昧、壓迫、不公正和非理性方面，其無與倫比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過，也許是所有偉大的解放運動的共性。他們如果為了突破一般公認的教條和習俗的抵抗，就注定要夸大其詞，面對他們所攻擊的那些美德卻視而不見?！雹揸惇毿阍凇段膶W革命論》中，在高張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的啟蒙大旗之后，是對與之對應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毫無協商余地的否定，“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夸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紙堆中，所目注心營者，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雹咧茏魅恕度说奈膶W》一文里，在設定了他以為的現代維度的人的道德標準后，將與自己目標相違的文學類型，一概打成“非人的文學”。即使體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中也如此，魯迅“聽將令”心態驅使下創作的《狂人日記》明確地指出封建社會“仁義道德”的歷史實則“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其發現固然驚世駭俗，其概括也力透紙背，拉開了挑戰傳統社會道德倫理的序幕，但未免也有將對方復雜內容一棒子打死的絕對化傾向；魯迅的《阿Q正傳》《祝?！分写矸饨▌萘Φ内w老太爺、魯四老爺等，也一無例外是毫無可取之處的反面對象；甚至阿Q、祥林嫂這些下層社會的民眾，因為要肩負落后的國民性的原罪，也一律變成了愚昧落后的符號。這種以我為準、我是彼非的二元對立思維在20世紀中國啟蒙主題里可謂根深蒂固的情結，即便一些演繹啟蒙主題的作品為了造成更復雜的效果，在人物形象和主題設置上組合了多種不同元素，但并沒有在更高層次上改變其啟蒙主張的價值維度與其反對面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

總之，表現內容上要經過“啟蒙標準”的選擇和淘汰，以及“布道者”自我姿態、斗爭意識驅使下設置的二元對立邏輯模式共同鑄造了20世紀中國啟蒙文學最大限度地服務于思想政治革命的工具性，也使其內在的價值訴求同文學自身話語系統的價值訴求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常的情況下，在啟蒙之外，文學還應該存在著一條更為開闊、更為深邃的發展河道才是。

二、復雜扭結：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啟蒙與文學的關系審視

由于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性，文學和啟蒙不得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和相當深入的程度上一直在一條道上艱難跋涉。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兩個方面：第一，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依然未徹底完成，文化思想界的知識分子始終面臨著以啟蒙來建構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思想基礎任務，故在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下與社會文化現代性的價值取向捆綁在一起的啟蒙，整體上占據著精英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位置，以至于包括文學在內的其他話語范疇長期以來不得不在同它的皈依中尋求自己的合法性；第二，20世紀中國新文學是在啟蒙的社會文化語境里誕生和成長的，并在終極的價值訴求上，也和啟蒙的現代性訴求有許多一致性，歷史處境的特殊性以及終極訴求的諸多一致性使得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啟蒙與文學這兩種各有獨特內涵的價值范疇處于非常復雜的紐結中。

就文學史而言，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高潮與衰退階段，和啟蒙思潮的高潮和衰退階段大致是一致的、互為支撐的。大張旗鼓地將文學問題和啟蒙問題一體化、用啟蒙來支配文學并形成文學高潮的時期有二：一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到抗戰爆發前這一時期，一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平心而論，如果沒有以啟蒙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文學史就可能需要重寫，中國新文學不會在短短的幾年內迅速產生和壯大，也不會在黑幕層張、泥沙俱下的20世紀早期復雜的社會環境里找到自己的現代性價值核心，哪怕其初衷是帶有工具性的。

不過，盡管20世紀中國文學其發生發展與啟蒙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啟蒙和文學畢竟并非一體，在價值訴求上還存在著異質成分，特別是相對于以對社會人生和人性的全面深入發掘和表現為最高價值目標的文學本體倫理訴求而言，啟蒙的訴求尚無法完全覆蓋，因而20世紀中國文學事實上還始終存在著許多質疑啟蒙范式、挑戰啟蒙范式和逸出啟蒙范式的探索。

文學創作思潮中的質疑啟蒙范式的探索，較早是從懷疑啟蒙者的“布道者”姿態能否有效地介入文學敘事以及人物形象塑造開始的。早在“五四”新文學剛剛興起、啟蒙正作為文學旗幟高高飄揚之際，一些被歷史推到“啟蒙者”位置上也身體力行地去履行啟蒙職責的人，盡管其內心尚在堅持啟蒙和合法性，已經在文學實踐中感受到一個不無尷尬的事實：沒有進入文學之前，單純做一個觀念意識形態上的啟蒙者容易，只要站在高處振臂一呼，大喊主張什么和反對什么就可以收獲支持者的仰慕和掌聲；可一旦進入文學創作活動了，就不得不感到情況不一樣了。文學是人學，這里不再是那些還可以比較有效地維護單純意識形態概念合法性的社會政治領域，而是一個擁有人的全部復雜性的海洋，感性的與理性的、意識的和潛意識的、欲望的與人格的、事實的與想象的、社會的與文化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種種東西都聚集在一起，構成了人生人性的不同層面、不同內容。這里太不平靜了，這里的矛盾紐結太復雜了，要想維護自己啟蒙者身份的真實可靠性，他就需要像一個無所不知的先知一樣，必須對他遇到的所有問題有條不紊地進行解答；而單純的觀念意識形態上的啟蒙者顯然不可能有這種無所不知的力量的。于是在嚴峻的挑戰面前，一些有自省意識的啟蒙者變得動搖了，不敢完全自信自己所要承擔的角色了，進而直接在文學敘述中表達自己的困惑了。魯迅在這里又充當了再也恰當不過的例子。早在從事白話文創作之前的日本求學時期，他就開始思索國民性改造問題，深感“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⑧。他曾和好友許壽裳經常探討“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個相關的問題⑨，并從啟蒙者角度對其有了爛熟于心的答案。走上用文學改造國民精神的啟蒙之途后，魯迅企圖將他對國民性麻木不仁、混沌無知、自私自利、欺軟怕硬等思考所得的觀念轉化為文學形象。在初期創造的阿Q這樣一些觀念性形象上，魯迅的確是成功的，創造性地提出了“精神勝利法”這一影響深遠的話題。而一旦魯迅想要離開單純的觀念闡釋要進一步尋找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真實精神對接時，魯迅對啟蒙者角色和姿態的懷疑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力感也就相應產生了。生活里到底有沒有掌握著各種真理的萬能的啟蒙者呢？魯迅身為啟蒙者的自信在與文學深度對接中失去了，難怪在代表著他哲學的《野草》里，他困惑到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五四新文學的另一個代表、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的精神軌跡也有所類似，在《人的文學》中表達出的啟蒙者“辟人荒”、反對“非人的文學”的自信，不久以后也轉化為“自己的園地”里自我角色的彷徨，并提出“文藝以自己表現為主體”“所以文藝的條件是自己表現，其余思想與技術上的派別都在其次”，⑩這就明確地從理論上消解了啟蒙者“布道者”的外在姿態的必要性。新時期以來，許多作家更是基于現實生活中的生存體驗拋棄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有意調整作家和民間的關系，如著名作家李銳在堅持“中國的文學只能沿著新文化運動所開辟的主動性道路走下去”的同時，又明確指出“中國要啟蒙別人的新知識分子也同樣的高高在上。這種不言而喻的精神等級，使他們常常無視卑微的生命。他們不能體會到所謂人道主義，是所有人自己的‘人道’，而不是高貴者對于低賤者的施舍和贈與。自以為身居高位的俯視者，卻也是精神的盲人”“如果真的承認生命的平等，那么就該給卑微者同樣的發言權”；?甚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在創作談中也刻意否認啟蒙者的身份，聲稱作家是“作為老百姓的創作”。這些姿態的調整，其實是更接近文學創作本質的回歸。

與之同時，更多在啟蒙思潮中開啟了文學之門、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人，基于自己的實感經驗以及生活理解力，還在創作實踐中自覺不自覺地探索一些突破啟蒙范式設定的二元對立思維，以更公平地更深入地理解地表現對象的道路。啟蒙范式設置的二元對立思維邏輯模式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起到自我推廣的效果，可許多作家是帶著自己的生活經驗走上創作之路的，即便他們的初衷是接受啟蒙觀念，可是一旦發現與從啟蒙范式的二元對立邏輯里制造出的民間生活內容無法對接時，就在忠于自己經驗認知的前提下進行了另外一種探索，這方面的成果最集中地體現在對批判國民性命題的反思和突破上?！拔逅摹眴⒚晌膶W中派生的國民性主題，本意是讓愚昧落后的國民性負擔起中國社會連續幾次革命失敗、未能完成現代轉型的主要責任，正如有論者總結的“自認擁有現代觀念、現代知識的啟蒙者把自己的優位意識絕對化，把認做啟蒙對象的社會在特定狀況下的一部分不好表現，看成為決定性規定這社會性質的因素”，這種僵化的認識時間一長只會演變成一種“真誠但虛妄的自我意識，實際上淺嘗輒止的現實-社會認識，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發生的歷史進程中的很多部分不能有及時、準確的反應，有關時代現實的介入常常理解得非常狹隘且概念，在和社會互動時缺少學習自覺。而所有這些綜合到一起，就是這么多聰明、熱情、充滿責任感的投入，最后卻不僅不能取得他們所期待的歷史介入效果，而且會造出很多和他們主觀意愿背馳的思想、文化、現實問題來”。?“五四”時期鄉土作家徐玉諾在許多人都熱衷于抒發啟蒙理想和探討一些大而無當的社會人生問題時，已經開始把目光拉回了民間，寫出了《一只破鞋》那樣讓人讀起來痛感于民間本體生存命運欲哭無淚的作品。在這篇小說里他設置了“我”和“叔叔”這兩個主人公形象的對比?！拔摇笔且粋€在外邊學校的學生，和同學們一起每天靠打紙牌賭博無聊地鬼混，“叔叔”是個一字不識的農民，把出來買東西的僅有的一點錢都交給“我”，怕“我”受苦，還怕“我”讀書讀累了，囑咐“我”：“讀一讀要休息休息，不要用心過度?！弊鳛閷W生的“我”的境界和作為大字不識農夫的“叔叔”的境界，高下相距顯而易見！在當時流行將青年學生塑造為“理想者”“時代的覺醒者”的氛圍下，他這樣做就非常鮮明地流露出了一種樸素的民間價值意識。首創“精神勝利法”的魯迅，在后來的文章中也逐漸修正他對國民性的認識：“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抗戰爆發后，文學對民眾的表現主潮一改國民性的批判主題而變成了正面發掘，這也并非全是政治脅迫的原因，也與作家們在戰爭中親眼看到了民眾的偉大力量有關。新時期的許多作家汲取歷史上反思經驗，在這一方面走得更遠。1980年代作家張宇創作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說《活鬼》，塑造了一個“既大膽妄為又處世洞明，既潑皮無賴又不失義氣，既精明能干又能屈能伸”?的侯七形象，這個非善非惡服從與生存原則的侯七完全逸出了國民性批判的范疇，作者曾在小說的題記中這樣感慨：“漫漫長長的一生，飄飄零零一世；明明白白是一個人，又似似乎乎有一個‘殼’?；奶浦姓f荒唐，且又陰差陽錯。人乎？鬼乎？鬼乎？人乎？”?李銳基于他的呂梁山生活經驗總結道：“你很難說老百姓這樣一種生存，它是合理不合理的，是同情它，恨它，還是愛它，很難講清楚的。對那樣的生命，只講批判是沒有良心的?！?在上世紀末，把啟蒙范式按照二元對立邏輯設置的國民性愚昧落后意象的顛覆達到一個前所未有高度的，是陳思和首倡的“民間”理念，他認為民間形態雖然藏污納垢，有很多封建性的糟粕，但其中更蘊含著一種自由自在的生命意識：“民間的傳統意味著人類原始的生命力緊緊地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由此迸發出對生活的愛與憎，對人生欲望的追求，這是任何道德說教都無法規范，任何政治條律都無法約束，甚至連文明、進步、美這樣一些抽象感念也無法涵蓋的自由自在?！?在理念的推波助瀾下，文學創作中涌動起了一股強大的民間思潮，或闡釋民間某種生存意志，或張揚民間某種道德理想，或挖掘某種民間智慧，從不同角度極大地豐富了對民間生存的理解深度。

當然，以新文化啟蒙運動為邏輯起點的20世紀中國新文學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在啟蒙的思想改造訴求之外，還本著觀照和表現人性的自身訴求，汲取包括古代傳統、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在內的其他中外文學及文化類型的探索經驗，融合作家的個人思索，有意地開拓了許多新的審美領域，或指向對人性深層結構無關社會功利性的窺探，或指向對20世紀社會歷史運行過程中個人經驗和生存遭遇的忠實呈現，或指向對現代人生存意義的形而上思索，等等，使得20世紀中國新文學在題材和內容演繹上實際上走的也是一條遠比啟蒙范式寬闊得多的道路。如“五四”時期郭沫若有個小說《少年葉羅提之墓》，即汲取西方唯美主義、表現主義的方法及心理分析成果，表達一個戀嫂少年隱秘的情愛心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象征主義流派、新感覺派等流派作家的許多作品的內容主導傾向，也和啟蒙的訴求相距甚遠。當代文學進入新時期后，隨著文學環境的開放，超越啟蒙題材訴求的對人性自身隱秘角落的探尋以及形而上思索的創作更是進入一個新階段，數不勝數。像先鋒小說對人性的形而上思索、部分“70后”“80后”作家對私人經驗的傳達、新社會歷史敘事中對傳統文化的再闡釋，等等，表達的主題盡管完全在啟蒙的思想改造訴求之外，卻自有其特殊的深度模式。

也就是說，20世紀中國文學事實上也一直在探索著一條對啟蒙范式有所超越的道路，以在審美意義上更深入、更豐富地呈現人生和人性。關于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在啟蒙范式之外進行的探索實踐，這里需要補充一點的是，它們只是在打破啟蒙作為一種旨在教育民眾的功利性思想文化工具意義上而言的，而不是對啟蒙背后的合理的現代性價值原則的否定。事實上，啟蒙開辟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整體上的轉型，決定了其后思想文化乃至文學的運行被它帶到現代性的整體法則下，不同程度地承襲了它背后的價值元素。如上世紀末“民間”思潮中對民間自體所蘊含的“自由自在”生命本能訴求的認定，實際上承襲著啟蒙所倡導的理性精神與平等、自由理念的一種對普通人認識的深化；20世紀中國文學中許多啟蒙范式之外的對人性的探索也是在對人的現代認知基礎上的。之所以不把這些承襲了啟蒙所帶來的現代性的整體法則下的文學探索仍然都算作啟蒙文學，是因為它們中許多已經不再有任何布道情結，不相信自己是某種外在真理的代言者，不是為了向民眾灌輸某種真理式觀念。

三、重返啟蒙：無法成為解決當下文學價值危機的出路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至今已經有了近百年的歷程，盡管有斐然的成績，但其并非行走在坦途上，至今仍是充斥著無數的激流和險灘。文學創作也在繁榮的表象下，遭遇到了一系列更為嚴峻的價值危機。危機的表現之一，是市場所顯示出的巨大異化力量?；紊虡I消費文化的過度侵蝕使得一部分作家投身商業寫作的大潮中，為迎合一些低俗的欲望消費需要，而不惜違背一些被啟蒙思想推崇的、已經經受歷史檢驗的作為現代人的基本價值維度，將文學淪為本能的廉價宣泄，更不用說大量的渴望“天上掉餡餅”的白日夢意淫之作，致使欲望化、狂歡化、低俗化等種種價值亂象到處充斥。危機的表現之二，是人們在新文學經歷百年經驗積累后產生的審美大境界需求，與它實際上無法調動起這個時代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建構出一些足以匹配這個時代的思想境界之間的矛盾已經充分暴露。是的，到了20世紀末，歷史贈與當下文學創作的資源是如此的得天獨厚：當下的中國作家擁有建國后幾代作家前所未有的開放氛圍、獲取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資源的便捷渠道和自由闡釋空間，親歷著20世紀中國歷史大轉型過程中積淀下來的豐厚社會歷史及文化內容；而且對當下的中國作家，經歷了近百年藝術經驗探索積累，已不存在著表現技術上的難題。機遇、資源和環境確實太青睞當下的中國作家了，這樣的機會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極為罕見。這樣的時代，作家本應該創造出足以匹配這個時代的、立足于人類文明頂端的、具有巨大思想探索意義的巔峰境界的作品；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當下的文學創作盡管整體上已經基本達到了20世紀以來中國新文學的一個高峰，已經出現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以及一大批實際水平與之不相上下的作家，但整體而言一直存在著思想上的短板。當下中國作家不乏在現代文學那里已成經典的對民間的同情立場，不乏人格尊嚴和社會正義的訴求，但即使是最優秀的一批作家在進入社會歷史進行把握和表現時，也總是在思想層面存在著淺嘗輒止、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甚至是裝瘋賣傻的現象，缺少原創性的宏大思想探索。這一時期出現的一些最優秀的作品，通常存在著只習慣于把握過去維度、難有當下維度和嚴重缺乏未來維度的思想短板。具體地說，他們做的最出色的部分是用現代文明常識性的觀念去同近現代革命史、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國社會運動歷史、文革以及改革開放早期過程等已經積淀了大量反思成果，不具有太大理解難度的歷史對話，如莫言的《檀香刑》、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如此，在這里他們可以游刃有余地展現自己的才華，運用各種元素將相關藝術場景演繹得淋漓盡致。一旦要作家們運用思想原創力同正在行進的復雜現實對話，其創作就相形見絀了，且不說大量作家有意回避當下正在發生的主流現實，便是像閻連科的《炸裂志》這樣旨在正面描述改革開放后鄉土畸變的、引起重大社會反響的寓言性作品里，也沒有找到真正的當下社會畸變的思想切入點，只有不無取巧地極度放縱荒誕的感覺，將它夸大到籠罩一切的程度。如果要他們展開宏大的思想性想象同未來對話，那對所有的人來說幾乎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面對當下這種情況，一些人把原因歸結為該時期啟蒙思潮再度被邊緣化，從而主張再度高揚啟蒙旗幟，以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啟蒙運動來解決文學價值危機。

那么再度重返啟蒙到底能否成為解決文學價值精神及審美境界的一副良藥呢？我認為對這種意見，應該結合啟蒙自身作為一個特殊價值范式的特點以及當下文學問題生成的具體背景慎重分析。

我承認，重新強調啟蒙的價值訴求確實可以解決當下一部分嚴重喪失現代人學維度和社會歷史認知維度基本立場的文學價值亂象。當下畸形商業消費文化的過度侵蝕誘使許多作家隨波逐流，迎合市場欲望消費的敏感點去進行創作，嚴重喪失現代人學維度的基本立場的現象在當前的確突出，如《上海寶貝》《騷土》《騷天》《騷宅》《非常獵艷》《我這里一絲不掛》《出賣男色》等諸如此類的作品。它們或利用逐利的出版市場，或利用網絡這個便捷的平臺進行欲望宣泄，“本能與身體已經成為文學的兩個關鍵詞，女性用身體獨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歡，夸張的床上運動、尖銳的‘下半身’嘯叫、劇烈的肉體震蕩滲入文學的所有角落。人在這些作品中成了‘快樂的牲口’”。?還有許多作品或以職場、官場、商場為背景，或以玄想的歷史空間為背景，不顧社會歷史發展的正常邏輯以及人性成長的內在邏輯，讓主人公在里邊往往是憑借運氣或巧合就可以東成西就，左擁右抱，處處逢源、名利雙收，以至于充斥著“生命內容的粗鄙化和本能化，精神維度的淺薄化和平庸化，以及心理方式上愛做不切實際白日夢”的“豬氣”。?對這類作品的價值亂象，重提啟蒙所強調的人格尊嚴和價值理想，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啟蒙哲學就其根本的旨趣與目標是要批判各種統治人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確立起人的主體地位，但即使到20世紀‘歷史終結’這樣一個目標仍然遠未實現。在資本邏輯統治一切的時代，不但人們的思想而且人們的現實生活都面臨異化的困境，各種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對人的奴役有增無減；人的主體地位似乎并未真正確立，相反人成為失去了批判性、獨立性的類似于客體的‘單向度的人’”。?啟蒙運動的目標并沒有完成，它對文學中人的價值異化的批判作用仍然存在。然而以上畸形商業消費文化過度侵蝕造成的價值沉淪尚屬于表層問題；對于歷經考驗而凝聚成的中國文學主流說，尚具有足夠的判斷力來警惕這種現象。20世紀中國新文學經歷了近百年探索實踐后所遇到的思想原創力不足的問題，若以繼續訴諸啟蒙的方式來尋求解決，恐怕就有些勉為其難了。

一方面原因是啟蒙本體在當下處境的進一步捉襟見肘。20世紀末的中國社會面臨的不僅是啟蒙的問題，還有很多是啟蒙后甚至是反啟蒙的問題，它們交雜在一起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固有啟蒙范式的邏輯應對能力。再在經典意義上重返啟蒙并引領時代精神，在理論上已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是因為，第一，啟蒙所強調的自由、個人權力等價值訴求，在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宣傳后，人們已經不再陌生，不過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它起到的作用不是去積極塑造容納所有人利益訴求的公共空間，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個體不擇手段地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借口，為各種自私自利的欲望肆無忌憚的瘋狂上演打開了方便之門。第二，啟蒙所追求的現代化社會生活理想在本土政治社會實踐過程中，目前也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如在批判傳統權力體制的同時，市場化和全球化本是早期啟蒙者追求的目標之一，以為用了它中國社會的經濟體制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一目標在1990年代以前的中國更多地停留在想象階段，啟蒙知識分子在對它賦予過多的正面期待之際，對它的負面作用還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而到了上世紀末以后，盡管出現了許多被權力扭曲的因素，可它還是一定程度上已進入現實，進入了我們社會的日常生活細節中，在釋放出巨大的創造財富能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和價值問題，像權力和資本結盟而成的新利益集團對社會資源肆無忌憚的掠奪和對弱勢群體的盤剝、資本的貪婪性和逐利性造就的新的社會鴻溝與階層分化、全球化過程國與國之間弱肉強食游戲規則的不平等性等，太多超出固有啟蒙圖式期待的新情況、新因素已經使得原有的啟蒙者失去了自己的話語優勢，以至于有學者感嘆道：“在這樣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幾乎任何一種處于特定目的而實行的政治路線、理論主張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嚴重地偏離初衷，甚至發生相反的效用?！?第三，隨著思想文化領域探索的深入，過去啟蒙所倚重的“無所不能”的理性的弊端也越來越被當下的人們體會到。早在馬克思時代，西方啟蒙主義將理性絕對化的現象就已經被質疑：“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過分迷戀一些抽象的形而上邏輯原則無非是一種自以為是“理性的暴政”。后現代思潮崛起后，理性的非真理性、非本質性及非現實性更是被充分揭示，想依靠理性所建立起來從知識律到道德律到政治律三位一體的、具有普遍主義特質的啟蒙，其合法性在形而上層面也被嚴重動搖，受此沖擊的知識界已經不可能再像五四時期一樣建構出一種自足啟蒙話語體系。種種原因都決定了中國的啟蒙思潮是一個有特定內涵和邊界的“歷史的中間物”，它是站在中國社會轉型的中間地帶，扮演一個籠統地向前指路者的角色；而一旦行人跨過它所在路口要繼續朝前，遇到更復雜的歧路，卻無力繼續給你一個更具體的方案，這個時候再遇到的問題就屬于新范疇了，就需要大家一起重新探索。

更主要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啟蒙本身也是后來出現的文學問題的制造者。中國文學自身思想境界不足的問題，盡管有一部分是由于理性的誤區，需要強化啟蒙的價值訴求；但從根本上說，我認為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一個最大誤區并非在于啟蒙是否存在問題，而在于沒有充分兼顧對方的獨立性，將并非完全同途的啟蒙捆綁太緊，以至于讓作家在心里上產生一種路徑依賴，出現的任何價值問題都要從啟蒙的現成概念中尋找答案。啟蒙為文學本體的正常發展背上了它承擔不起的包袱，文學也在對啟蒙的過份依賴中喪失了進一步進行原創性、超越性思想探索的動力。毫無疑問，啟蒙開啟了20世紀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現代性的序幕，對它的正面價值怎么評價都不為過，但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它的首創之功也使得自己有意無意地在中國語境中獲得了對現代性終極價值的擁有權，形成了一種圖騰。這一圖騰力量的強大不僅僅體現在它理所當然地擁有對許多領域的最高價值解釋權，而且體現在它還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我調整機制，在遇到一些外部的挑戰和反思力量時，可以通過放棄或拋舍一些外圍的或淺層的非核心東西，來確保自己對現代性終極價值的擁有權，誘使對方陷入一種“反啟蒙”的“啟蒙”的邏輯陷阱。這使得啟蒙在20世紀中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營造出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絡，從正反兩面牢牢地挾裹著20世紀中國的現代性實踐。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出現的思想性的短板與之有密切關系。正是啟蒙話語在對現代性擁有最高價值解釋權的霸權地位塑造了作家在意識深層里根深蒂固的代言者心態，雖然在文學實踐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對啟蒙范式要求的國民性之類具體表現內容、高高在上表現姿態以及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反思和調整，但大多數作家骨子里對它的深層價值的膜拜并沒有消失。對作家來說，當他的思維個性受一種近似“最高真理”的東西的支配時，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在思想創造層面就已經自認矮人一等。他要充當的角色充其量不過是二級思想市場的闡釋者或代言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也不過是二級的概念層面或技術層面選擇，諸如普及理念的思維辯證與否、手法完美與否、與現實的對接是否有說服力等。即使在具體的內容、程序和細節方面體認到了啟蒙范式的某些弊端，也通常無法在更高、更深入的核心價值層面挑戰它的合法性，并以具有巨大原創性的思想者姿態獨立站在思想文化的風口浪尖與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像司馬遷寫《史記》那樣以“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依傍任何現成的概念來探索社會和歷史奧秘。事實上，中外文學史上任何具有巨大思想性的作品，都不是靠作家對某種固定概念的闡釋而造就的，作家們都必須在無所依靠的背景下運用各種資源進行獨特的個人性探索，如曹雪芹“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睂懢偷拿都t樓夢》正是他融合作家的生命經驗獨立探索并進行形而上升華的產物；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也是因為體現作者對社會、歷史、生命、正義的個人巨大原創性思想探索而引人注目的。二級價值市場上“衛道”和“代言”角色的內在自我認同嚴重地壓抑了作家們在更高的層面的思想原創力，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思維惰性和自我閹割，使其無法以純然自由的姿態盡情地遨游于思想的殿堂。就拿魯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態度來說，我們已經可以充分地看出啟蒙的內在思維定勢對其作為一個文學思想家的閹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在人性闡釋方面有著卓越思想的俄國作家，在世界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魯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述主要體現在《〈窮人〉小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兩篇小文章里。在這里魯迅從文學本體上敏銳地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在于對人的靈魂的出色探尋和拷問，他用不無犀利之詞點出了這種追尋和拷問的特點，諸如“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但具體到魯迅的個人態度卻是“卻常常想廢書不觀”。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性的形而上思索面前止步了，給出的理由是“虛偽”，不利于反抗現實世界的不公，“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因為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于同類，是惡，而對于壓迫者，卻是道德的?！?內在認知與現實態度之間的分裂的關鍵性因素就是魯迅內在的啟蒙情結所形成的路徑依賴，它使得魯迅把最核心的價值訴求止步于啟蒙的道德律要求的現實世界的公平正義上，而對抽象的形而上探詢本能地予以疏離。即便在魯迅懷疑自己是否有資格承擔合格的啟蒙者身份的《祝?！贰豆陋氄摺贰对诰茦巧稀贰兑安荨返纫幌盗谐錆M孤獨絕望情緒的作品里，也是視角向下的，主要是基于此岸世界啟蒙理想難以實現的傷痛而非完全獨立進行的形而上探索帶來的純粹的理性思辨。魯迅如此，20世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許多作家更如此。新世紀以來，許多作家在摸爬滾打過程中，基于自身的體驗和文學史上的實踐經驗，本來已經對文學慣有的啟蒙范式做出了許多合理化質疑和反思，可在他們超越了最初的體驗性表達階段而尋找更高層次的價值皈依時，心理意識上的路徑依賴在這里又不由自主地復活了，他們依然又放棄了獨立的思想性探索，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以獨立的人格精神去探討理性和未來，推出一些在人類思想長河里真正具有先鋒性和原創性的思想成果，而是回到已被固化的早期啟蒙的價值圖騰下避雨，即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莫言在一次演講中曾形象地把自己到目前為止的創作分成幾個階段：為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幸福生活而寫作、為寫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小說而寫作、為證實自己而寫作、為農民和技巧試驗而寫作、為講故事而寫作、為改變革命歷史小說的寫法而寫作、沿著魯迅開辟的道路向前探索。?也就是說他探索來探索去，最終還是回歸到魯迅對中國社會歷史的批判和國民性探索的啟蒙文學老路上。當然這種回歸也不是簡單的回歸，也提供了一些新內容，如《檀香刑》對劊子手趙甲的塑造就是一個獨特的貢獻，莫言曾說自己寫這部小說是“在童年時期讀魯迅的《藥》《阿Q正傳》，知道魯迅對這種看客非常痛恨。魯迅最大的一個發現就是發現了這種看客心理。但是我覺得魯迅還沒有描寫劊子手的心理”?，他因而藉此乘現一種更為復雜的國民性思考?？蛇@畢竟也是在固有價值范式基礎上引入民間量度的一種修修補補，屬于二級思想市場的一種拓展。再以莫言的《生死疲勞》為例，借用六道輪回的敘事手法固然別出心裁，可其中表達的對20世紀后半期民間生存遭遇極大不公的揭示和悲憫等主題意識、對民間不同人物類型的性格和行為邏輯設置，許多方面即便不是早在同時期的文學敘事中成為常識，但也并非絕無僅有，所差的無非程度上而已?？傊缘淖畲筘暙I在呈現本土社會歷史的各種藝術元素創造性集成、闡釋的個性化發揮方面，而不是其立足于人類文明前沿面向對現實和未來的思想原創力，不是在當代社會思想的頂端添磚加瓦。許多其他作家這方面的問題更嚴重，這種情況恰巧暴露當下作家潛意識里對啟蒙范式的路徑依賴的嚴重性：他們事實上大都已經無力徹底改變自己骨子里的抽象啟蒙價值原則的二級代言者角色，已經無力獨立綜合運用各種資源去讓思想在時代上空自由翱翔。具體地說，假如把寫作用建房子來比喻的話，思想好比建筑師的建筑，個人生存經驗好比是建筑材料，個人的藝術才能好比是對建筑師在一定建筑思想支配下利用固有建筑材料設計和建造具體房子的能力，我們的作家所擅長的不是具有巨大個人原創性的設計思想，而是“利用已有的建筑思想來馳騁自己的設計和建造才能，爭取把房子建造得美輪美奐”?；當抽象的啟蒙價值訴求如現代化、自由、公正、人權、市場化等概念和復雜的現實對接出問題時，他們的創作也就緊跟著現出疲態了。

不再簡單地套用過去的啟蒙范式來解決當下的文學問題，這固然對習慣于在價值建構意識上有了“路徑依賴”的作家們來說是一種窘境，但又未嘗不是一種契機，因為這個時候它把作家逼上了一個不得不選擇的十字路口：要么在沿襲中衰退，要么在創造性的思想探索中浴火重生，高屋建瓴地審視和把握這個時代。也許李銳的這段話可以給我們以一種啟迪：“我們必須把他們已經達到的某些目的和成果，內化成為我們手下的過程，而不是去再造他們的目的和成果的復制品。我們只能在這個充滿了創造的功能性過程中印證和完成自己”“我們再不應把‘國民性’‘劣根性’或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描敘當做立意、主旨或目的，而應當把它們變成素材，把它們變成血液里的有機成分，去追求一種更高的文學體現?！?

20世紀中國新文學和啟蒙之間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卻又并非同質的關系。啟蒙催生了20世紀中國新文學，并奠定了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價值基礎，但既無法、也不應該壟斷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就需要在吸納它內在合理元素的基礎上擺脫啟蒙依賴癥，用獨立的眼光認真觀察和思索我們的時代和生活，尋找一條更能全面調動自己創造性的道路。也許，在眼下來說，讓啟蒙的回歸啟蒙，讓文學的回到文學，不管對于啟蒙還是文學，都是一種解放吧。

注釋：

①⑦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

②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1卷6號，1916年2月。

③?朱首獻:《文學的人學維度》，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第11頁。

④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5卷6號,1918年12月。

⑤陳獨秀：《答胡適之》，《新青年》3卷3號，1917年5月。

⑥[英]以賽亞·伯林著，岳秀坤譯：《扭曲的人性之材》，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

⑧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頁。

⑨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頁6-7頁。

⑩周作人：《文藝上的寬容》，見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李銳、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2期。

?賀照田：《李澤厚的“啟蒙與革命”缺乏反省檢討意識》，http://t.w.cn/wenhua/sixiang/1562947.html

?魯迅：《且介亭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94頁。

?姚曉雷：《張宇論》，《文藝爭鳴》2007年8期。

?張宇：《活鬼》，河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陳思和：《民間的沉?。簩箲鸬轿母镂膶W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姚曉雷：《莫讓“豬氣”成為一種文學時尚——從當前流行的一部網絡小說談起》,《當代文壇》2007年第3期。

?彭文剛：《啟蒙之后的啟蒙》（吉林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2頁。

?王曉明：《半張臉的神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2頁。

?魯迅：《〈窮人〉小引》，《語絲》周刊第83期，1926年6月。

??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本篇原用日文寫作，最初發表于日本《文藝》雜志1936年2月號，中譯文亦于1936年2月同時在上?！肚嗄杲纭吩驴?卷第2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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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曉雷：《試論新世紀文學中當下鄉村社會生活的主體呈現困境》，《學術月刊》2013年11期。

?李銳：《厚土自語》，《上海文學》1988年第10期。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