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大國崛起中的路徑選擇

吳琪

“一帶一路”的現實基礎

2014 年3 月29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參觀德國北威州杜伊斯堡港。圖為習近平觀看由重慶至杜伊斯堡港的“渝新歐”鐵路列車到站

三聯生活周刊：古代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始于2000多年前，為什么今天我們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帶一路”？我們應該怎么理解“一帶一路”這個倡議的現實基礎？

許善達（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說，“一帶一路”的倡議與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有關。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國際需求減弱，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當時決策者的壓力主要在于解決就業問題，而擴大投資是立竿見影的方法。老百姓對GDP的絕對值感受不明顯，但對就業情況有深刻感受。投資投下去，每一個新增的GDP能夠解決很多就業，稅收也多。實際上用4萬億投資解決當時的經濟困難是以加劇未來產能進一步過剩為代價的方法。

“十八大”后，第一個經濟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講話里談的最多的就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里面有一部分是屬于落后的產能，技術水平很低、質量很差、污染環境，這些產能都是要淘汰的，它們負面的影響超過收益。由于我們統計GDP時不統計負面影響，多年來環境污染的影響GDP不統計。還有一部分過剩產能質量不錯，解決這部分過剩產能的辦法不是淘汰而是去尋求需求，或者說創造需求。這是“十八大”以后第一次經濟工作會議對整個國民經濟形勢做出的新的重要的整體判斷，這個判斷將調整我國的宏觀經濟戰略方向。

三聯生活周刊：過去我們提到解決宏觀經濟困難的方法時，總是提出“擴大內需”?，F在看來，是不是簡單地擴大內需難以解決問題？

許善達：增加國內消費需求很長時間才能見效。我們主張的增加消費不是增加政府消費，也不是增加企業消費，而是增加居民消費。而居民消費需求增加有賴于兩個因素：一個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要快于整個經濟增長。我們居民收入的份額占整個GDP比重還是比較低的，要增加這一部分難度不小。因為如果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就一定要或者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或者降低企業收入比重，或者兩者比重都降低。我們的文件中多次說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但從來沒說過降低誰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標就難以實現。而且，更重要的，僅僅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還不能提高居民消費率，經濟學被普遍接受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告訴我們：只有在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同時低收入群體的增長速度更快一點，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才能提高居民消費率?？墒?，如果我們又要提高居民收入總量，又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這項工作不是短期政策能解決的。

實際上我們的居民消費存在很大需求，但這些需求未必是經濟學上的有效需求。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有5000萬戶居住在人均面積是8平方米以下，使用面積只有5平方米。他們的住房沒有自來水，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5000萬戶平均每家是3點多人口，所以就有1.7億城鎮居民居住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這還不算農民工?？梢娋用窀纳菩枨蟮膶嶋H要求是有的，但它是無效需求，因為這些人沒有錢，沒有購買力，不是有效需求。怎么把這些人的無效需求變為有效需求，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行之有效的辦法，但這些問題不是短時間能夠解決的。我們需要在更廣大的市場里去發掘更多有效需求。

中國發起倡議的獨特優勢

許善達

三聯生活周刊：從歷史積累和現實需求來說，在倡議和建設“一帶一路”這個戰略上，中國有哪些優勢？

許善達：周邊發展中國家與我國國內消費情況有不少類似之處，它們有實際的需求但是缺乏有效購買力。這些國家有的礦產資源豐富，有的擁有地理資源，比如港口資源等等，這個資源是可以開發出來創造新的財富，但是它們缺乏資金，沒有現實的購買力。

而我們的過剩產能跟這種實際需求恰恰是契合的，有沒有可能把這種發展中國家潛在的購買力轉換成現實的購買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我們的外匯儲備多，外匯儲備被看作我國“沉重的負擔”，而這個外匯儲備恰恰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把潛在購買力轉化成現實購買力的一個金融因素。

我在2009年就提出過一個“共享發展計劃”，或者叫“和諧世界計劃”，其思路就是中國從巨額外匯儲備里邊拿出一部分資金，比如5000億美元，帶動周邊國家發展，通過資金輸出來帶動中國的產能輸出。這個設想雖然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有很多區別，但是從“資金出口帶動產能出口”這個經濟活動的本質來說，是有共性的?，F在回顧看，如果當時中國既拿出一部分資金投資刺激國內經濟，又能有計劃地運用外匯儲備來輸出產能，做到兩條腿走路，那么我們今天的經濟形勢會比現在好得多，產能過剩問題也不會如此嚴重?？上?，那時我們沒有把國內建設和國外投資聯系到一盤大棋里來考慮。

從周邊國家的發展來說，中國的優質產能也正是這些國家需要的，比如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我們的質量、效率，我們的性價比在全世界是有競爭力的。而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成為長期的優良資產，它不像互聯網等行業瞬息萬變，基礎設施短期內受到顛覆性技術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小。

世界創造財富，就是靠各種資源的組合。我們通過我們的資金的輸出，使得這些國家能夠把他潛在的購買力和資源開發出來，創造出更多新的財富。新的財富創造出來以后，大家來分享這種新創造財富的份額，這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局面?，F在從世界各國情況來看，能夠實施這樣一個計劃的國家，中國不能說是唯一的，也是屈指可數的。因為我們過剩的產能和我們過剩的資金恰恰構成了與這些國家資源互補局面。

另外，這種做法對于我國優化自己外匯儲備的結構也有好處。我們的外匯儲備基本上是貨幣資產，以前我們老說“出口創匯”，盯著我們出口又賣了多少件襯衣、多少雙鞋子，拿回了多少美元和歐元。但是我們的外匯儲備需要增加實物資產，我們在海外投資的礦產、鐵路，都可以看成境外資產結構的一部分。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之前也有不少的海外投資，但是沒有像“一帶一路”這樣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布局來提，前幾年關于我國國企或民企在海外投資遇到挫折的報道也有一些?！耙粠б宦贰钡暮Ｍ獠季峙c我們以前相對分散的海外投資相比，有什么樣的特點？

許善達：成功的海外投資策略，需要我們有很強的綜合研究能力，能夠對海外不同市場、產業政策、不同行業的技術水平、中國和不同國家的外交關系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這方面美國做得比較好，它的一些智庫在幾年前就準確預測到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下降的趨勢，并且智庫的研究能夠高效地轉化為政府的政策。美國頁巖氣的成功開發，一方面使得美國的能源結構發生重大改變，對石油的依賴度大幅下降，由此對全世界的能源格局帶來影響;另一方面也使得它的制造業成本大幅下降。這些都是一個國家有預見性的長期政策帶來的成效。

“一帶一路”將會帶動的大投資和大項目，與我們過去的對外貿易是很不一樣的，我國對外經濟模式將會有很大調整。以前的中國出口靠廉價勞動力模式，可是我們過去的低成本有一部分是不實的低成本，職工沒有提取社保費、排污隨便排、土地廉價等等，是這么一種不正常的低成本情況下，支撐了我們的高速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過去隱含的成本都要表現出來，排污要交排污費，土地要交錢，職工社保是要建立起來，工資還要往上漲。所以過去靠廉價勞動力、污染環境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續，今后還要持續上升的成本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實成本的上升，有一部分是過去不真實的低成本也會表現出來。

而“一帶一路”的模式不一樣，它會帶動基建、電信、能源等大項目，這些不是靠低成本勞動力能夠解決問題的?！耙粠б宦贰奔仁侵袊髽I的大好機遇，也向我們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的大企業能不能讓自己的產品成為行業標準？一些中小企業能不能成為大項目的長期供應商？

過去我們的外貿出口是大小企業一塊上，大企業出口服裝鞋帽，若干中小民營企業也撲出去發展自己的海外業務。但是我們看看歐美發達國家的制造業，模式不一樣，它們中小企業直接做出口的并不多。比如歐洲的空客、美國的波音，以大企業為龍頭，帶動眾多中小企業的發展。這種大公司的主要產品出口帶動若干供應商，是一種很好的商業模式。

三聯生活周刊：這種商業模式具體會有哪些好處呢？

許善達：這樣有利于大企業打出自己的拳頭主產品，而作為供應商的中小企業專注于某項具體配套產品，不斷改進技術、提高水平。比如歐美的一些整機廠，會與中小供應商用入股或換股的方式相互持股，這樣雙方形成長期的利益共同體，使得它們都愿意不斷投入研發，提高產品質量。而且“一帶一路”的大型項目是會長期扎根于當地的，對于企業來說不僅僅是出口設備，還有輸出服務、輸出理念，這些都對我們的對外經濟模式提出來更高的要求。

三聯生活周刊：從金融角度來說，“一帶一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也很明顯。

許善達：這是“一帶一路”很重要的一個作用，我們要學會更多地運用金融工具來完成國家戰略，要讓人民幣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在世界各國里面總量還是很小的，但是持有國家的數量比前幾年有了很大的增加。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國民經濟發展的健康態勢，人民幣作為一個國際貨幣的速度會比以前有一個很大的提高。

因為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在國際貨幣市場上，我們要獲得鑄幣稅的份額。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市場沉淀，都獲得鑄幣稅，我們現在是給別人交鑄幣稅，人民幣國際化就可以使我們來收取國際市場一部分鑄幣稅。通過“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就可以大幅度推廣人民幣國際化。因為我們在出借資金的時候，既可以出借我們儲備的外匯資金，也可以直接出借一部分人民幣資金。一些國家在實施項目的時候需要購買中國的產能，中國幫它們開發礦產，幫它們修電力、港口、公路、鐵路、市政建設等等，這里面有相當一部分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都要從中國購買。

所以我們直接用人民幣去作為我們的出借資金，他們用人民幣來買我們國內產能，這樣能夠大幅度降低項目的成本，因為正常情況下要兩次換匯，這個成本是相當高的。如果在我們對外項目里面有50%，或者是60%、70%，這么一個比重的錢是利用人民幣來完成的，那么對整個項目降低成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帶一路”的戰略給我們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一個新的窗口、新的途徑。我相信在幾年之內，人民幣國際化的水平會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

全球框架內的中國道路“一帶一路”的戰略考慮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經濟強大后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在全球的位置，如何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也是“一帶一路”考慮的出發點吧？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一帶一路”是我國領導人根據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特點、需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等問題提出來的倡議，標志著中國從參與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態勢轉變。

王義桅

前些年，我國領導人出訪澳大利亞面臨一個現實問題：澳大利亞鐵礦石大量出口中國，中國雖然是消費大戶，可是在鐵礦石談判上沒有話語權。這就使得我國領導人更迫切地思考：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如何從低端向高端升級。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升高，我們如果還是按照過去的經濟模式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摩擦必將越來越多。但是如何與那些在全球分工中處于更下游的周邊國家合作，我們還有很大空間。再加上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從東邊的海上給我們施壓，這也促使我們更加注重往西邊去謀求發展。

古代海陸絲綢之路曾是中國聯系東西方的“國道”，是中國、印度、希臘三種主要文化交匯的橋梁。今天絲綢之路重煥活力，成為新形勢下中國對外開放重要戰略布局?！耙粠б宦贰毖鼐€包括中亞、東盟、南亞、中東歐、西亞、北非等65個國家（當然，“一帶一路”是開放的，不限于這些國家），44億人口，經濟容量約為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中國可以在這樣廣大的空間里有新的作為。

三聯生活周刊：從中國的角度來說，“一帶一路”除了能給我們帶來經濟上的動力，還會在其他哪些方面起重要作用？

王義桅：“一帶一路”除了需要解決中國過剩產能的問題，另外也肩負著資源的獲取、戰略縱深的開拓和國家安全的強化這幾個重要的戰略使命。

說到中國富余優質產能的市場問題，過剩產能對我們經濟的運行造成了很大的問題，但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可能正是其所需。而且“一帶一路”也能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中國的資源獲取問題。中國的油氣資源、礦產資源對國外的依存度較高，現在這些資源主要通過沿海海路進入中國，鐵礦石依賴澳大利亞和巴西，石油依賴中東，渠道較為單一?！耙粠б宦贰毙略隽舜罅坑行У年懧焚Y源進入通道，對于資源獲取的多樣化十分重要。

青島四方機車車輛有限公司生產車間。該公司是中國高鐵車輛的主要供應商之一，正積極謀劃向海外拓展

“一帶一路”也有利于中國的戰略縱深開拓和國家安全的強化問題。我國的資源進入現在主要是通過沿海海路，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脅之下，在戰時極為脆弱。我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也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的打擊，整個中國會瞬時失去核心設施。在戰略縱深更高的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地廣人稀工業少，還有很大的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潛力，在戰時受到的威脅也少，通過“一帶一路”加大對西部的開發，將有利于戰略縱深的開拓和國家安全的強化。

“一帶一路”直擊了中國的三個重要的戰略問題，而通路、通航和通商則是“一帶一路”解決戰略問題的發力點。從現實來說，考慮到西部基礎設施薄弱，為了更好地外聯內呼，打通順暢的交通動脈是第一位的，也符合“一帶一路”的題義，即首先著手的必將是通路、通航。

建設“一帶一路”就是要提升境外直接投資，開辟海外市場，擴大產品出口，“一帶一路”既有實現中國夢的路徑選擇，又有大國崛起話語權和比較優勢的戰略規劃，還肩負中國讓世界更美好的人類擔當。世界日益增長的需要與落后的全球化供給之間的矛盾，就是中國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動力。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提出把“一帶一路”作為中長期最為重要的發展戰略，怎么來理解這種戰略的重要性？

王義桅：“一帶一路”確實對我國今后的發展有著深遠意義，它肩負推動中華文明轉型的歷史擔當。中華文明長期受制于北方威脅，局限于內陸。海防還是塞防？這個問題長期困惑中國的防御布局。走向海洋還是西進？也不斷困擾著中國的發展布局?！耙粠б宦贰泵鞔_中國同時從陸上和海上走出去，既發揮傳統陸上文明優勢，又推動海洋文明發展，使中國陸海文明協調發展。

兩條絲綢之路首先是一個歐亞地區交通網絡：由鐵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組成的綜合性立體互聯互通的交流溝通網絡，將來還可在政策、交通、貿易、貨幣、民心等“五通”基礎上增加第六通——網通。

因此，“一帶一路”是高技術之路，是以中國資本、技術換取歐亞大市場，推動中國制造成為國際標準，見證中國從農耕文明到工業—信息文明的轉型?！耙粠б宦贰睂⒅袊畮讉€省份與亞非拉廣大地區對接，并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區，將世界與中國互聯互通起來。隨著北極航線的開通，“一帶一路”重構了世界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版圖，并推動中國企業包括軍工企業走出去，是中國提供給全球化的公共產品，標志著中國從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轉型。

同時，“一帶一路”正在推動全球再平衡?！耙粠б宦贰惫膭钕蛭鏖_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的開發，在國際社會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一帶一路”也是中國主動向西推廣中國優質產能和比較優勢產業，將使沿途、沿岸國家首先獲益，也改變了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洼地”的面貌。這就超越了歐洲人所開創的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地區發展不平衡，推動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中國標準與話語權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目前已經獲得近60個國家的積極響應。與“一帶一路”相關聯的歐洲地區、中亞地區等，對中國的這個倡議是如何看待的？

王義桅：“絲綢之路”是中國2000多年來存在“銀行”里的寶貴財富，我們現在拿出來用，利息很多啊。以前中國總是宣稱自己“我不稱霸”、“我不結盟”，其他國家就有一個很大的困惑：你老是說“我不要什么”，可是你要的是什么？現在我們就可以非常明確地回答：我要的是“一帶一路”。

中國重新提出古代“絲綢之路”的概念，對于土耳其、阿拉伯等國家來說，它們也是很激動、很歡迎的，這些地方也是悠久的文明古國，古絲綢貿易、大航海時代在這些國家留下了歷史痕跡。中國提出的概念，把沿線那么多國家、那么多種文明串到了一起，而我們是這條路線的起點站，也是這個提議的發起者，這種資源是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也是希望從沿線各國的古代智慧里得到啟發，將古老智慧運用起來，而不只是簡單崇尚西方工業文明。原來的全球化有80%的大城市、資本和人口集中在沿海100公里以內地帶，內陸地區和國家的發展機會非常有限?，F在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哈薩克斯坦這樣最大的內陸國家非常高興。

我們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這個戰略分為三條線路：以亞歐大陸橋為主的北線（北京—俄羅斯—德國—北歐）、以石油天然氣管道為主的中線（北京—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以跨國公路為主的南線（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古絲綢之路”概念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新的經濟發展區域?！敖z綢之路經濟帶”首先是一個“經濟帶”概念，體現的是經濟帶上各城市集中協調發展的思路。絲綢之路沿線大部分國家處在兩個引擎之間的“塌陷地帶”，整個區域存在“兩邊高，中間低”的現象，發展經濟與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區國家與民眾的普遍訴求。這方面的需求與兩大經濟引擎通聯的需求疊加在一起，共同構筑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戰略基礎。

三聯生活周刊：今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使得共建“一帶一路”有了更明確的目標和行動指南?！耙粠б宦贰钡膽鹇詫τ谥袊厮茏约旱膰H地位，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王義桅：“一帶一路”提出的一個基本背景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變了，中國不是簡單融入全球化，而是要創造新的全球化標準。全世界都在搞各種各樣的地區合作，美國也積極推動TPP、TTIP，全球層面的投資協定談判、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本身在變化，原來的國際體系已經很難持續了。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利益相關方，尤其在金融危機后。

而現在，我們在技術上不再落后了，有些領域甚至已經領先，資本也比較充裕，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資本和技術上都有了一些優勢，就需要尋找更大的市場，把技術和資本的優勢變成一種標準的優勢，比如高鐵和電網經過推廣形成“中國標準”，使中國在新一輪的全球化競爭中從產業鏈的低端、中端向高端發展。以前的“Made in China”是對整個世界生產的，現在世界消費不了那么多，中國經濟也進入了“新常態”，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很多產能就要轉到海外去。

中國現在也越來越有能力主動塑造了，除了資本和技術的一定優勢，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美國制定游戲規則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因此，中國已經不簡單是全球化的利益相關方，而是全球化的發動機。中國的生產方式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決定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進而決定了外交政策的應對方式。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從買賣關系、投資關系向“發展關系”升級，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向“命運共同體”升級。

我們對發達國家還要強調共贏，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不能僅強調共贏，中國已經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了，更多要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前期投入和技術轉讓。所以，我們現在對第三世界提出了正確的“義利觀”、“責任共同體”，對發達國家講“利益共同體”，對周邊國家講“命運共同體”。

三聯生活周刊：過去中國強調在外交上“韜光養晦”、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崛起”，現在中國主動提出通過“一帶一路”帶動更多國家的發展，這其中體現了怎樣的思路轉變？

王義桅：縱觀我們的歷史，古代的“絲綢之路”很少出現海上和陸上同時繁榮的景象。張騫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不行;鄭和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不行。而我們今天提出的“一帶一路”是要同時繁榮海上和陸上的西行通道。

中國需要在實施“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提出我們自己的標準和話語權。全球在“一戰”前后盛行殖民體系，在“二戰”以后形成聯盟體系，但這些都已經不再適應現在的形勢。中國是世界最大貿易國家，卻奉行不結盟政策，提出與作為海上霸主的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系。這就要求中國提出21世紀海洋合作新理念，創新航運、物流、安全合作模式，通過特許經營權、共建共享港口等方式，推進海上與陸上絲路對接?！?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貴在“21世紀”：表明中國既不走西方列強走向海洋的擴張、沖突、殖民的老路，也不走與美國海洋霸權對抗的邪路，而是尋求有效規避傳統全球化風險，開創人海合一、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的新型海洋文明。

“一帶一路”在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搭起了兩條經濟帶，讓世界更均衡發展，推動內陸文明的復興、海上文明與內陸文明的對接。中國要崛起，必須有創新性的體系，必須提出我們制度性的標準和國際話語權。

這里的標準包含幾個層面：一個是產業標準，中國的產品有非常大的市場，我們應該讓自己的產品成為世界標準。所謂一流的企業爭標準，中國企業以后將更多直接在海外生產、海外銷售。目前我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有700多萬，數量相當于歐美日每年新增工程師的總和，我們培養出了足夠多的人才來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幫助我們自己建立產業標準。

第二是中國應該逐步掌握大宗商品定價權，改變過去粗放型的貿易方式。我們過去的貿易方式是在做加法，有了金融屬性的貿易才是在做乘法。

第三是我們應該為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規則制定標準。WTO是對傳統經濟領域的規范，里邊涉及的投資內容很少，像電商等新興領域更是沒有涉及，再加上WTO現在有160多個成員國，這也導致談判成本特別高，這種游戲規則不太容易有效持續下去。中國有6.8億網民，我們能否搞一個e-WTO？

以前我們眼里看到的國家之間的關系，要么結盟，要么不結盟，非此即彼?，F在中國需要在這兩種關系之間再提出一種新的建立國際貿易的方式，我們可以通過打造戰略支點國家、支點地區謀求發展。

對于中國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我們以前的表述是“全球化發生在中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在外貿上大進大出?，F在我們提出“中國在塑造全球化”，中國在外貿上要優進優出，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進口的技術能夠幫助我們的產業升級。

“一帶一路”將帶動中國的高鐵、航空、航海、電信、能源開發、大型設備租賃等多種產業，我們出口的不僅僅是設備，還要把服務帶過去。以前我們總說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其實不應該是“走出去”，而是“走進去”，要走進海外市場，產業鏈、服務等都要實現當地化、落地生根。

外交開始“奮發有為”

三聯生活周刊：我看到你在闡述我們的“一帶一路”政策時，特別強調要“抓住歐洲”，為什么歐洲對于我們推進“一帶一路”政策如此重要？

王義桅：“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全方位國際合作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旨在覆蓋歐亞非沿線65個國家，44億人口。歐洲國家擁有高端技術，而中國制造能力及高端技術市場化能力非常強，兩者只有結合才能規避不必要的競爭，贏得更大市場。中歐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也是國際產能合作的系統效應體現，市場前景廣闊。一個典型例子是：法國核能技術世界最優，80%的電能是核能，而中國在建核電站占據世界37%，具有最成熟的建設、管理經驗，中法合作開拓第三方核電市場，可謂完美組合。當性價比最高的中國核電裝備，裝上技術最優最安全的法國“核芯”，甚至贏得了英國的核電市場，實現從“雙贏”到“三贏”的轉變。

歐洲有國際先進技術、有話語權，中國需要抓住歐洲。中國應該進一步與歐洲合作，穩住美國。我在2006年寫過一篇文章談到“防止美國過快衰落”，一些人并不理解我的意圖。我要表達的意思是，現有的國際舊秩序還需要美國沖在前面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尤其是站崗放哨，美國的過快衰落會使得我們失去發展的黃金期。中國與歐洲合作則有利于雙方的共贏。

這種共贏有相當的互補性，過去一些歐洲國家或公司不愿意將核心技術轉讓給中國?？墒羌夹g如果不與市場結合，就會失去生命力，缺乏在應用中不斷改進的動力。比如德國的磁懸浮列車，實際上失去了打開中國市場的機會，我們自己建造的高鐵已經非常強大了，成為重要的出口產品。所以雖然歐洲有技術，但是中國擁有最強大的技術市場化能力，歐洲技術與中國市場化能力相結合，對雙方都有利。另外中歐可以開展海上合作，歐洲在大航海時代的領先地位，使得歐洲成為當今航海規則的制定者。雙方可以在“一帶一路”地區的港口建設、航運方面合作。與歐洲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國在北極地區的發展。

三聯生活周刊：按照現在的格局，中國外交是形成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格局的轉變？

王義桅：世界力量格局已經不是大國和發展中國家這么簡單，大國也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中國跟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才能避免歷史上的大國悲劇。中國代表新興國家，美國代表傳統的發達國家，兩者之間的權力轉移或合作不僅關系到兩個國家，而且關系到兩種秩序、兩個世界的構建。此外，大國里面還有金磚大國、中等強國，所謂中等強國就是10個到20個類似澳大利亞、韓國、墨西哥、加拿大這樣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既不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不是日本、印度和德國這樣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通過積極外交與不結盟外交，它們可以用美國做不到的方式影響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周邊戰略則是分清輕重緩急，安全上東邊比較吃緊，那么西邊就多推進一些，南邊搞合作。所以，從策略上說，外交開始以我為主，告別中美關系為“重中之重”的階段。

亞洲新安全觀就是命運共同體的體現，要解決周邊的一些麻煩，找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長遠相處之道，外交就從原來的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發展和安全兩輪驅動。這個發展包括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多個方面，比經濟發展更廣泛一些。

三聯生活周刊：那我們在倡議自己的“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應該怎樣協調好與其他國家的關系，讓我們在國際社會贏得更多支持呢？

王義桅：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我們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傳播中國的聲音”，這也就是要增加中國在國際話語權中的地位，制訂游戲規則，提出新的概念、新的倡議，贏得國際社會支持。所以，無論是“中國夢”、“一帶一路”、“亞洲新安全觀”，都是跟以前不同的闡釋。以前很多年都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只是關于自己的闡釋，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并沒有一個清晰界定?，F在我們更辯證，更平衡、全面了，強調自己走和平發展道路，別的國家也應走和平發展道路，成為國際社會共識。

我們宣揚的東西一定要有通約性，正好也是別人的心聲，不能只講自己怎么樣。比如，“一帶一路”不要講是中國要推進的戰略，而要講是中國的偉大倡議，是與沿線國家及國際利益攸關方一起商量的區域合作規劃，也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回饋國際社會的合作主張。

三聯生活周刊：由于“一帶一路”涉及的地域廣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又很不一樣，再加上很多項目的投資周期長，運行和維護都不容易，這樣使得不少人也擔心“一帶一路”實施中會遇到的風險。

王義桅：“一帶一路”確實面臨著風險和挑戰，這些風險首先是經濟風險，包括投資、稅收風險等;其次是政治風險。政治風險特指政治沖突及大國的政治角逐，包括這些國家國內政局不穩;安全風險則指國內與國際安全挑戰、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挑戰等;法律風險，包括國內與國際法的風險，比如南海地區的國際海洋法適用問題;道德風險，包括中國產品質量、項目及中國工程建設人員素質等問題。這些風險對我們提出了新的挑戰，也需要我們不斷完善“一帶一路”的倡議，有效推動全球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