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南亞，交往史上的人們

陳曉

著名的邊疆史專家拉鐵摩爾曾經將邊疆分為同質邊疆和異質邊疆，同質邊疆趨于融合發展，異質邊疆則少不了沖突征戰。兩類邊疆最重要的區別在于文化的認同。中國南部與東南亞的邊疆關系顯然更傾向于前者，中國華南文化，“以其古老的居民、語言和文化而與東南亞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這些聯系烙印在從古至今中國和東南亞交流史上的幾類人群身上。

馬來西亞馬六甲河。馬六甲是馬來西亞的歷史名城，位于馬來半島的南部，扼馬六甲海峽咽喉，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和中轉站

幻人和使臣

東漢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在這一年的宮廷宴會上，有一場被日后的史料反復提及的演出——一群“幻人”，也就是今天所稱的“魔術師”，在中國皇帝和大臣面前表演了各種各樣的障眼法：用繩子將自己的身體綁起來，并且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下從捆綁中脫困;在翩翩起舞的同時玩耍12個色球;還有吞吐火焰，互換牛頭馬面……

如果從新奇性上來評價這場演出，只能算當時一次平常的宮廷活動。漢代是中國第一個地理大發現的時代，這一時代的一個大事件是漢民族向長江以南的地方開拓，進入了氣候溫暖的區域并向更寬廣的南方海域拓展。通過軍事和貿易的雙重手段在廣東和越南立足后，漢代各郡向南的擴展使得東南亞和印度洋上的一些小國家首次與中國社會建立了直接關系。

《漢書》中記載了公元前1世紀時通向南海和印度洋諸海道中的第一種路程志，這被認為是漢王朝向東南亞和印度洋最早開放的明證。疆土的拓展伴隨著北方的君王對溫暖地區的好奇心，他們熱衷于觀看并對新奇之物一擲千金。在眾多漢代的史料中，能零零散散地看到不少關于東南海域的奇幻民俗?！段骶╇s記》中寫道：“東海人黃公”，“佩赤金刀，以絳僧束發，可以立興云霧，坐成山河，還能制蛇御虎”……正如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所說：在這段中國向東南亞最早開放的年代，東地中海和中國南部之間的遠古關系僅僅具有一種簡單的新奇意義——它們都受到了中國絲綢吸引力的刺激，而且具有一種簡單的新奇意義。

但公元120年這場在漢朝宮廷內的幻術演出，卻被認為是一種具備更深遠意義的標志性事件，在漫長的歷史追憶中被一再提及。這批表演的“幻人”是由一個名叫撣的小國敬獻的。撣是一個位于今天緬甸北部的少數民族，但這些“幻人”卻來自海西，就是今天的羅馬東部。在《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記載，“撣國西南通大秦”。這場演出因此被認為寓意著漢朝和羅馬帝國最初的交往，這讓謝和耐所總結的“新奇性”，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南部和鄰近的亞熱帶國家，而是通過廣袤的海域，延宕至了更廣闊的西方。而東南亞這片海域，成為西方帝國與東方帝國互通有無的跳板。

漢朝與印度和羅馬帝國的交往最初就是以緬甸和中南半島為橋梁的。自東漢漢民族進入氣候溫暖地區，打通滇緬通道后，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就保持著斷續接觸。在法國學者謝和耐的考證中：“印度-伊朗貿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古柬埔寨王國的一個港口。在該古城的遺址上，發現了一枚公元152年軋制的羅馬錢幣，帶有孝子安東尼人頭像，另外一枚上帶有馬可·奧勃留的肖像。大秦國的商人在漢代就經常訪問扶南國（當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直到公元120年，大秦幻人作為禮物被緬甸的一個王國送到了洛陽宮廷?！?/p>

自此至東漢后期，西方與南亞與漢朝的交通主要以南方海路為主?！段郝浴の魅謧鳌分幸苍涊d：“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這段史料表明，在漢末三國時期，東南亞這片海域，已成為西方帝國與東方帝國互通有無的跳板。在當時，大秦通往中國的海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中南半島西海岸登陸，穿過半島上的“外夷”地區，到達交州刺史部所轄地區;一條是沿緬甸境內的伊洛瓦底江或薩爾溫江溯流而上到達永昌郡和益州郡，即今天的云南境內。

公元166年，羅馬帝國的官方使臣循著東南亞海域的航線，第一次來到中國。使臣們圍坐在低矮的小桌四周，享用了漢朝的宮廷盛宴——面前的食物被預先切成小塊，盛放在一長溜漆盤內，身邊環伺的仆人不停地給他們填滿用小米釀制的飲料。當他們離開宮廷時，得到了珍貴的中國禮品，其中首推絲綢。據考證，這首次的官方接觸，路徑便是經埃及穿越紅海，然后繞過印度，折向馬來半島，再沿著印度支那海岸上行到越南北部，最后在一個名為交州的地方登陸，到達中國。

商人與海路

馬六甲雞場街（唐人街）。大量“下南洋”的華人移民促成了如今東南亞繁華的商業氛圍

在羅馬帝國的商人找尋通向中國的漫長航線過程中，有一位希臘航海家留下了一本名為《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的書，記載著當年的西方航海家們如何頻繁出海，尋找通往東方的海上道路的史實。這本書描述了四條航線：第一條是途經紅海的非洲海岸，第二條路線是從紅海的阿拉伯海岸出發繞阿拉伯半島直至波斯灣深處，第三條沿印度海岸航行。這三條路線都包括很實用的信息，對建立航線，應對危險，熟悉各個海岸不同港口的特點，了解不同地區居民的特征，以及掌握航海、風向、水流和航海資源動態非常有用。唯有最后一條穿越東南亞海域通往中國的路線，卻寫得語焉不詳。這說明，在公元1世紀中葉，能親身探察東南亞海域，并成功到達絲綢之國的西方航海家還是非常少。書中提到了金州島（今天的馬來半島），把它介紹成滿地黃金，是“最東方化的土地”。這條線路的最北部，“一個非常巨大的內城，名叫支那。天然絲綢、絲線和綢緞都是由這里通過巴克特里亞，步行運輸到巴里伽扎”?！逗胶Ｓ洝吩诮Y尾中將東南亞海域的國度總結為：“那兒至今還未經開發，或許是因為惡劣天氣造成的交通不便所導致，也許是因為神的旨意?！?

但這片神秘海域的物產卻極為新奇豐富。在被稱為“獅子國”或“紅寶石島”的錫蘭，商人們可以在這里買到寶石。在尼科巴群島，可以與劃著獨木舟、幾乎衣不蔽體的土著居民交換椰子和龍涎香。而馬來半島，在《航海記》的模糊記述里，這里“有最好的金片”。在這些新奇物產和利潤的驅動下，幾個世紀的商人們在這片海域持續探索，發現了海洋季風周期性轉移的規律。從廣州出發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東北季風到來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起航離開廣州。東北季風也是使波斯灣大港的商船起航的季風，甚至在從唐朝起航的商船離開廣州之前，從伊斯蘭地區出發的商船已經動身上路了：如果他們在9月或者10月離開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話，就可以及時駛出波斯灣，而順風的冬季季風將帶著他們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趕上6月多風暴的西南季風。風暴雖然危險，但也可以加快商船到達絲綢之國的速度。在西南季風的推動下，商船們從馬來亞向北跨越南中國海，到達中國的南部。

“冬季向南，夏季朝北”的季風規律，把西方商船在亞洲海域的長途航行變成了一種定期的活動。從7世紀到9世紀，東西方交流最后的這片海域被商人們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貿易熱情徹底打通，成為一條頗為熱鬧的航線。穿過印度洋的商船先到達錫蘭，從錫蘭起，海路向東通向尼科巴群島。商船會在馬來半島——更確切的地點是馬來西亞西部和泰國交界的吉打州登陸，做短暫停留。此后，商船從馬來半島穿越馬六甲海峽，前往傳說中的黃金大陸——東印度群島。最后，再調轉船頭向北進發，在濕潤夏季季風的驅動下，駛向河內或者廣州，進行絲綢貿易。

頻繁的商船貿易，導致在印度、東南亞海岸和從長江口到廣東地區的中國港口中形成了大型外國人移民聚落，作為那些來自不同地方船隊的集散地。這些集散地可以說是人員最復雜的區域，廣東和附近的中國航海家，馬來人、蘇門答臘人和爪哇人，還有來自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的船員，不同種族、不同地域的人在這里生活交往。為了貿易順利，在一些航海居民的散住區里，還產生了一種區域性的語言“馬來-波利尼西亞語”——就像在陸地的“絲綢之路”上，粟特語是中亞商業貿易中通用的混合語一樣。

東南亞海域的發現和突破，使以絲綢交易為主的貿易活動，層層向中國國門推進。在唐朝以前，來中國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東京灣，也就是現在河內附近地區作為停泊的港口。唐朝建立后，阿拉伯和東印度群島的商人就紛紛將他們的商船駛向廣州，使廣州成為中國南方最大最繁榮的海港。許許多多的外國商船，“有婆羅門，波斯，昆侖諸舶，不知其數”。其中最大的商船是來自錫蘭的獅子舶。錫蘭的商船長達200英尺，可以裝載600人或者700人，許多船只還拖著救生艇，并配置了信鴿。船上還載有香料、珍寶，堆積如山。西方和阿拉伯商人在廣州出售他們帶來的氣味芬芳的熱帶木材和藥材，求購大捆的絲綢、成箱的瓷器和奴隸。繁榮的貿易使廣州城和嶺南道的統治者得以具有超乎尋常的崇高地位。據記載，當時廣州都督的威嚴“不異于天子”。這個原本位于熱帶荒原邊緣的邊疆城鎮，世居著兇猛殘暴的野獸，隨時還會受到熱帶瘴氣的折磨，但到唐朝時，穿越東南亞海域紛至沓來的貿易活動，已經將廣州變成一座富庶且地道的漢族城市。

海盜和貿易

9 月23 日，“牽星過洋——萬歷時代的海貿傳奇”展在廣東省博物館開幕。圖為展出的由“南澳I 號”沉船出水的醬釉陶罐（套裝）

公元758年，一幫大食人和波斯人驅逐了廣州都督，搶劫店鋪，焚燒住房，然后又從海上撤離。這次災難使廣州作為最繁華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很長一段時間變得微不足道，外國商船再度退回到河內區域停泊，這種局面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

流寇是中國南部與東南亞貿易最大的敵人。他們被稱為海盜，是華南沿海和東南亞海域上時常出沒的危險人物。法國歷史學家謝和耐認為，海盜在整個歷史上都以不間斷的方式肆虐逞兇，而且東亞的所有海洋民族都曾參與過海盜行動：越南人，馬來人，蘇門答臘人，爪哇人，沿海地區的中國人……即使到14世紀末至16世紀初，日本人形成了海盜行為的最大隊伍，其實也是一支綜合了東亞各沿海民族的多國部隊，“其活動極其多樣化，以至于大家只好以海盜這樣一個籠統的名字來稱呼”。海盜行為的普遍性，或許說明，海盜的身份并不僅僅是這么簡單，他們并非單純的打家劫舍，而是具有一種貿易和暴力的混合特征。

東南亞海域的海盜在16世紀時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高潮。謝和耐歸結原因：“與整個東亞海面的貿易時代非常明顯的發展有聯系?！?4至16世紀時，通過這片海域的貿易活動達到一個高潮，中國在海上貿易最活躍的時代卻采取了一種孤立政策，明王朝在海上貿易最活躍的時代卻提出了一種既缺少連貫性又缺少堅定性的限制政策。當時，與日本的官方交往只能通過浙江東北段的寧波港來進行，福州則被專門用于跟菲律賓交易，在永樂時代，泉州承擔了類似的角色。第三大港口廣州則在“市舶司”的管控下，擔負著與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發展貿易關系的使命。但官方的限制條例與貿易的現實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在16世紀的東亞海面上，活躍著黃金、白銀、銅錢和絲綢的交易，很大一部分私人貿易以秘密的方式，沿著漫長的海岸進行。比如在廈門附近就有一個非?；钴S的港口海澄，既與日本和琉球，又與東南亞的滿刺加和摩鹿加經商。明朝政府花了不少力氣來遏制海岸線上的秘密交易，但實際上，官方沒有那么多的兵力可以巡視2000～3000公里的海岸。貿易現實與政府控制之間的差異，催生了一些既是私商，又是海盜的人物。

16世紀中葉的海盜首領是一名叫王植的安徽籍漢人，他既是大商人，又是海盜。王植與呂宋、越南、暹羅、滿刺加做生意，同時也從事用于制造炸藥的硫磺以及絲綢和織錦的走私。海盜的行徑基本上是他作為大商人正常貿易時，遭遇到官方限制阻力時的補充。他在歷史上留下了“凈海王”名號。但謝和耐在研究中發現，海盜的隊伍中更多的是那些更為普通的小人物，希望在海域鑿空中掘金的小人物：小規模的走私商人、中國或外國血統的遠海航船船長、穿梭往來于海岸與東南海域荒涼島嶼之間的船民，廣袤海域中的荒涼島嶼成為他們暴力貿易的中轉站、倉庫或者巢穴……

到17世紀中期，在東南亞海域又出現了一位至今為歷史學家所爭議的人物——鄭成功。在成功收復臺灣前，謝和耐認為他的活動就延續了16世紀時海盜的特點，“始終具有海盜和貿易的一種混合特征”，但同時又與政治有明顯的牽連。他的隊伍駐扎在閩南廈門一帶，有時會搶劫該省沿海的富裕地區，并推進到浙江南部和廣東東北部，同時也與日本、越南、暹羅、菲律賓等國家從事貿易交流，并與經常往來于東南亞海域的歐洲人保持接觸。彼時，南明王朝也在東南沿海和廣東一帶活動，與當地的海盜們維持著程度不同的秘密聯系。鄭成功站在南明王朝一邊，幫助其抵抗清政府，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他與南明王朝的良好關系，使他贏得了享有皇家姓氏（朱氏）的顯赫權力，被稱為“國姓爺”。

明朝中葉，活躍在中國南部沿海、東南亞海域的海盜與現代海盜有所不同，他們具有暴力的特征，但其中的一些主要力量也代表著東西方的海路打通并逐漸成熟后，民間商業的新興力量。大連海事大學教授、中國航海學會航海史研究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光圻說：“和西方統治者依靠海盜的力量來擴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國歷代封疆統治者對中國海盜的態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雖遠必誅的無情絞殺?！吆０灾麝愖媪x、‘凈海王王植、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叱咤風云的海盜到了統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終。而當他們流亡海外，期望在東南亞等地落地生根時，還會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種勢力的迫害。如果明、清兩代，能夠真正地利用中國海盜的力量，可能今天的南海問題就大有不同了?！?h3>移民和工業

18世紀，中國迎來了一次“工業化”的大手工業和史無前例的貿易發展。它以其生產以及內部交易的巨大數額，身居世界諸民族的首位。18世紀的經濟發展看起來是一次復興，是繼過去一個世紀的內亂、戰亂和萬歷時代的發展以后，中國經濟又再度興旺發達起來，而且其規模和廣度都超越了以往。江南的紡織，長江下游的茶葉，江西和湖南的瓷器，福建制造的紙張和蔗糖，還有廣州新會的麻布，都保持著相當高的生產和出口紀錄。

東南亞是中國手工業產品的重要出口地——僅以位于湖南長沙附近一個不甚知名的瓷器制造中心為例，在18世紀的時候保持著該地瓷器生產的最高紀錄，其產品與日俱增地流向菲律賓、印度支那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等地。甚至自明代起，在佛山逐漸聚集形成了小五金的制造基地，整個五金制品是面向東南亞出口的。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中國18世紀的工業繁榮在于盡最大可能成功運用了中國在前工業時代積累的技術。但這些沿海省份的工業大發展不是孤立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這三個領域的巧妙結合也值得強調，東南亞在農業需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地理和農業的角度看，東亞的一些平原和三角洲，比如中國北方的中央大平原，長江下游，越南的紅河三角洲，中國南方和爪哇的沿海平原，都有非常高的人口密度，很高的生殖率和很落后的工業技術，被認為是這些地區固有的惡性循環，普遍的貧窮化在19和20世紀又因西方殖民主義的侵入更加劇了不平等性。但在18世紀，當中國憑借前工業時代的技術積累，開始一輪手工業制造和貿易的繁榮時，這些地區的農業被納入了一個更大的經濟區域版圖，為工業發展提供著農業生產力上的補充。

從18世紀開始，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和暹羅）的大米大量進入中國。大米被輸往中國南部沿海省份——因為那里主要是依靠貿易和手工業，其農業生產卻入不敷出，東南亞的農產品輸入彌補了這塊短板，為18世紀的工業繁榮提供了不可忽視的動力?！皵登铱裳b千噸貨物和180名船組人員的大帆船每年都在廈門停泊，廈門和廣州與越南和柬埔寨海岸，呂宋島，馬六甲，暹羅的宋卡，馬來半島的柔佛均有關系?！狈▏鴿h學家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一書中寫道，中國18世紀商業潮流的規模和某些商會控制地域的遼闊不僅局限在國內，蒙古、西域和東南亞等地，都被納入了整個中國的商業網。

但在歷史學者的眼里，這些沿海省份的經濟新方向，背后卻隱含著明顯的人口過剩危機。中國在18世紀的另一個特征是人口增長，人口發展的速度在當時世界各國中絕無僅有。歐洲的人口從1750年的1.44億增加到1800年的1.93億，而中國的人口卻從1741年的1.43億增長到1812年的3.6億。循著工業產品和商會的流向，大批中國南方移民向東南亞遷移，尤其在婆羅洲，有客家人血統的中國移民集團統治了不少行業的貿易。在那里，來自同一個鄉鎮的移民都精通同一種職業：開發金沙，農業，飼養業，捕撈業或者貿易……在位于婆羅洲西海岸的坤甸蘇丹國的一個重要移民區，甚至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個“蘭芳共和國”是由一位名叫羅芳柏的客家人創立的，一直存續到了1884年。僅在18世紀末，就有20萬中國移民聚居在此。雖然名為“共和國”，但它始終與其故鄉——廣東東北的潮州地區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系。

廣東自貿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

拉鐵摩爾的同質邊疆和異質邊疆概念里，在大量移民的融合下，中國南部與東南亞的邊疆關系顯然更傾向于前者，獲得了同質發展最為寶貴的文化認同，“以其古老的居民、語言和文化而與東南亞密切地聯系在一起”。華南與東南亞至今還留存著很多相同的文化標示：流動的農業，吊腳樓住宅，飼養水牛，釀制幫助消化和發酵的腌魚，使用蔞葉，運用背簍，使用口吹羽管琴（老撾的羽琴和中國的笙），使用銅鼓，創造人類和洪水的神話，此外還有崇拜蛇、龍、犬、虎……這些文化特點在中國南部和印度支那半島的民族中也非常廣泛地傳播著?！?8世紀是最能揭示發展差距的歷史時代?！薄吨袊鐣贰分袑懙?，“考慮到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關系，以及在這一時段表現出持續積累的技術發展和人口繁衍，遠東的社會不會長久地落后于西方社會，只不過它們走了另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