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與“中國文藝復興時代”

摘要：文藝復興是近代西歐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之一，揭開了近代歐洲歷史的序幕。19世紀40年代，“文藝復興”一詞傳入中國。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和傳播，20世紀初期，“文藝復興”已成為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的時髦名詞。1919年1月1日創刊的《新潮》雜志將中國學術與西方先進文化對接，旨在啟發民智，推動社會改革。在這方面，《新潮》雜志的主辦者傅斯年進行了不懈努力，貢獻甚巨?！缎鲁薄冯s志對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很大影響。

關鍵詞：《新潮》；“文藝復興”；傅斯年；思想解放

中圖分類號：I206.6；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并稱為近代歐洲三大思想解放運動。它是歐洲先進的知識分子以復興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名義下發起的弘揚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的運動。歐洲文藝復興的核心是把文化的關注點從宗教重新轉移到人和自然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古希臘羅馬文化成為了其肥沃豐厚的土壤?！拔乃噺团d”一詞在晚清輸入中國后，經歷了漫長的傳播歷程，對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產生了影響。至20世紀初期，該詞逐漸被中國新式知識分子認可和接受，“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成為中國文化界、思想界時髦的語詞，成為了“革新”的代名詞。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知識分子倡導的“文藝復興”核心內容不但與西方有所差異，而且知識分子各自追求的層面也不盡相同。晚清出國的王韜、劉錫鴻、薛福成、曾紀澤等人日記中有關于西方文藝復興的論述。梁啟超、周作人、胡適、吳宓等人也曾將西方的文藝復興同中國的不同時代進行類比，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①本文所使用的“中國文藝復興時代”特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時代”。傅斯年等主編的《新潮》雜志是新式知識分子推動文藝復興運動的代表。

一 、“文藝復興”詞語輸入考察

明末清初，文藝復興文化已在中國開始流傳，[1]部分歐洲傳教士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傳入中國，特別是天文學、數學、地礦學、生理學、地理學和美術等幾個方面的知識。但是，筆者所見的這一時期史料中未發現“文藝復興”一詞的輸入?！拔乃噺团d”（the Renaissance）一詞在晚清民國初期有不同的翻譯名稱。有譯作“文學復古”、“文學復興”、“古典興復”，也有翻譯為“古學復興”、“文藝復興”等。

在中文文獻中，確定“文藝復興”一詞最早出現的時間是一個難以考量的問題。②傳教士郭實臘編纂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西方文史發展時，論及了西方的史學家，同時述及了歐洲開展的“文藝復興”。文中有言：“未能印書之際，匈奴、土耳其、蒙古各蠻族侵歐羅巴諸國，以后文書消亡磨滅。又千有余年，文藝復興掇拾之。于本經之奧蘊，才學之儒，講解而補輯之?！雹垭m然郭實臘在此介紹的本意是為了證明西方國家并非“蠻夷之邦”，西方同樣擁有可與中國媲美的文化，以改變中國“藐視外國之文法”的觀念，卻將中國所未知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輸入過來，可惜整部期刊都未對文藝復興作全面的介紹。

對歐洲文藝復興最早進行全面描述可能始于艾約瑟翻譯的西學啟蒙十六種之一的《歐洲史略》。1880年，艾約瑟受赫德之聘為中國海關翻譯，主持翻譯了赫德從英國麥克米倫公司購買的“科學初級讀本”、“歷史初級讀本”。所翻譯的叢書在1886年由中國海關稅務司印刷所印行?！稓W洲史略》第八卷第12節專門介紹“文藝復興”，譯者將其翻譯為“古學重興”。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作了詳細介紹，文中還寫道：“至東羅馬國勢危殆，其根斯丹典墟博學之士，多出避回難，遷往義大利地，而義地之希臘文重興。既而四鄰風從，流傳甚速，未幾，其習此希臘文之人，亦多愛仿效希臘、羅馬之營室，繪畫、雕鏤諸技藝?！雹苓@段文字介紹了東羅馬的學者由于受到土耳其帝國的侵略，特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迫使他們紛紛逃往意大利避難，將古希臘文傳授給意大利，促使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興起。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梁啟超、嚴復、康有為、章太炎、馬君武、周作人等人都對“文藝復興”有或多或少的論述?？涤袨樵?898年寫的《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中使用了意大利“文學復興”一詞，章太炎在1906年撰寫的《革命之道德》一文中使用了“意大利之中興，且以文學復古為前導”。梁啟超在1902年初撰寫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將中國學術思想分為“八個時代”，第八個時代即為“復興時代”，文中有言：“此二百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皬团d時代”一詞的運用，顯然是受到了“文藝復興”一詞的影響。1908年，周作人在論國民精神時，引用歐洲時事為例，論述到“文藝復興，遂翻千古之局”。國粹派的代表人物鄧實、黃節、劉師培等人，他們的論述中也都有對“文學復興”、“文學復古”等的相關論析。⑤無論他們的論述出于何種目的，說明當時歐洲的“文藝復興”一詞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從他們的相關論述中可知，這些知識分子對文藝復興的本質內涵和發生的根本動力不甚深入了解，但是他們力圖以此為本，努力改變中國的學術發展和社會命運。

1915年，胡適從美國學習歸來，任北京大學教授，為學生講授中國哲學史。1917年，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列舉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但丁、馬丁·路德提供民族語言的史實。胡適不僅積極參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且還一再提出了“中國文藝復興說”。胡適認為，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為古學昌明時代，而“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西名Renaissance，舊譯文藝復興時代）?！盵2]6說明胡適對歐洲的文藝復興有深入地了解，而且他在課堂上的講授也必會對聽課的學生產生影響，興許這也是傅斯年聘請胡適作為《新潮》雜志顧問，商定該雜志外文名字的一個原因吧。1958年5月4日，胡適在臺北中國文藝協會作了題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演講。他說：“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種所謂中國文藝復興的運動。不過我個人倒希望在歷史上——把四十多年來的運動，叫它做‘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雹藓m也對“中國文藝復興”做過階段性的劃分。

從就讀于清華學堂的吳宓撰寫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思想潮流對他們的影響。他在1915年的日記中寫道：“文藝復興之大變，極似我國近數十年歐化輸入情形?！薄敖x西史，謂世界所有之巨變均多年醞釀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故無一定之時日示其起結。若歐洲中世之末文藝復興Renaissance，其顯例也。余以文藝復興例之中國維新改革?！盵3]381至于國學、新知學問俱佳的傅斯年等人，對這一新思想勢必不會落后于人。⑦

在此之后，關于文藝復興的論述日趨詳實、深刻。1918年，蔣方震（百里）同梁啟超游歷西歐，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成就和作用頗有感受，于是在1920年寫成《歐洲文藝復興史》一書，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梁啟超在序言中說，歐洲“文藝復興者由復古得解放也?！嵩囇晕釃乃噺团d而較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4]他們認為歐洲各國之強大，乃有文藝復興而得解放。如果中國也來一場文藝復興，也將會強大起來。蔣氏說：“歐洲近世史之曙光，發自兩大潮流，其一，希臘思想復活，則‘文藝復興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復活，則‘宗教改革也，我國今后之轉機，亦當從兩途開拓，一為感情的方面，則新文學美術也，一為理性的方面，則新佛教也?！盵4]蔣方震認為歐洲近代資產階級興起的序幕開始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種認識啟發了中國知識界對這兩種意識形態上變革的認識。梁啟超在出版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對文藝復興也進行了介紹。啟超認為，歐洲文藝復興固有時代環境所醞釀，由豪杰之士引導，并有支持者。他認為清代學風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相類”甚多，然而也有差別。[5]89由上可知，梁啟超把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介紹給中國學術界，其觀點雖有些片面性，但對西學東傳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以上論述可知，在1840年代輸入中國的文藝復興一詞由最初的知之甚少，傳播到民國初年已經成為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的時髦詞語。幾年之間，清華學堂、北京大學等校的學生都欲使用Renaissance為其刊物的西文名稱，最能說 明對歐洲文藝復興的向往已從清季傳承到民初。[6]74

二、《新潮》“文藝復興”之旨趣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辦學思想和改革政策，促進了北京大學新思想的傳播和新思潮的形成。1918年底，北京大學一些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青年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顧頡剛、俞平伯等人，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李大釗等師長的直接指導與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大學的第一個學生社團——“新潮社”，并決定創辦雜志《新潮》。⑧

1919年1月1日，《新潮》雜志創刊?！缎鲁薄窂?919年1月1日至1922年3月共出版12期?！缎鲁薄繁徽J為是《新青年》的姊妹篇，他們在辦刊淵源和讀者對象方面有很多共同之處。胡適對當時創辦的《新潮》雜志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北京大學那個時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學問、有知識、有見解的那一般學生，他們響應他們的先生們——北京大學一般教授們，已經提倡了幾年的新文藝新思想，也就是所謂的文藝革命、思想革命?！焙m認為傅斯年主編的《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兩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在這個大學的學生刊物當中，在那個時候世界學生刊物當中，都可以說是個很重要的刊物?！盵7]

該雜志選擇的中文名字“新潮”與當時如火如荼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密切相關，而對于選用的英文名字，新潮社邀請從美國剛留學回來不久的胡適之先生作為顧問，參與英文名稱的商量。最后，決定選用的英文名字并不限定于“新潮”二字，用Renaissance作為英文名稱。Renaissance名字的意思就是再生、復活、更生。羅家倫后來回憶，“《新潮》的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乃是表示我們的新文化運動很像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盵8]3在1958年5月4日胡適的一個演講中，他非常認可學生的這個選擇。他說，“北京大學最成熟的青年們，在他們看起來，他們的先生們，對于這個運動已經提倡了一兩年時間了，他們認為這和歐洲在中古時期過去以后，近代時期還未開始，在那個過渡時期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很相同的。所以他們用這個Renaissance做他們雜志的名字?！雹?/p>

傅斯年在撰寫的《<新潮>發刊旨趣書》中指出，編纂出版本雜志是為了“欲為未來中國社會作之先導”，目的是“一則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國人，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者鼓動興趣”?！缎鲁薄冯s志的首要任務是“喚起國人對于本國學術之自覺心”。為此，《新潮》要實現“四項責任”。作為新潮社的核心人物，傅斯年對中國社會進行了觀察，指出“中國社會形質極為奇異。西人觀察者恒謂中國有群眾而無社會，又謂中國社會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會，不適于今日。尋其實際，此言是矣。蓋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更有何社會真義可說。若干惡劣習俗，若干無靈性的人生規律，桎梏行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謂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無從領略。猶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義，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為不平之鳴，兼談所以因革之方?！盵9]而改變現狀的利器就是中國社會要向西方一樣進行“文藝復興”和“改革”。傅氏指出，“又觀西洋Renaissance與Reformation時代，學者奮力與世界魔力戰，辛苦而不辭，死之而不悔。若是者豈真好苦惡樂，異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見，故不為社會所征服，又以有學業鼓舞其氣，故能稱心而行，一往不返?！盵9]群眾出現“群德墮落”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對“學術的愛好心”，只有鼓動學術上之興趣才能喚醒民德。

《新潮》自始至終都沒有脫離學術，隨波逐流，它沒有背離最初的宗旨和旨趣，“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雹?/p>

三、傅斯年的努力與反思

《新潮》將其讀者對象定為中學和高等學校的學生，認為舊社會所衍生的傳統的價值體系已經失去活力，必然用新思潮以恢復之，并對社會進行“再造”。作為《新潮》雜志的首任主任編輯，傅斯年進行了積極的嘗試，一方面探索，一方面反思。

傅斯年在《新潮》上發表了《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文中認為“清朝一代的學問，只是宋明學問的反動，很像西洋Renaissance時代的學問，正對著中世的學問而發。雖說是個新生命，其實復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日稱他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是這個名詞不能通行?！备邓鼓陮χ形魑幕町愡M行了反思，他說：“西洋Renaissance時代的學者，求的是真理，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的真話。他未嘗不是要真理，只是他誤以孔二先生孟老爹當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諸六經，不要求諸萬事萬物?！盵10]傅斯年對清代學術的詮釋明顯是受到了梁啟超的影響，中國的學術復興并是不復興孔學，要求“諸六經”。傅斯年將近代中國學術劃分為復興和再造兩個階段，以康有為和章太炎作為清代學問的結束期。而這個時期正好是中國近代文化轉移的樞紐?！斑@個以前是中國的學藝復興時代；這個以后，便要是中國學藝的再造時代?！盵10] 這篇文章看似對清代學術的分析，實是對中國學術“再造”的一種新思考。

在《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傅斯年指出： “凡是一種新主義、新事業，在西洋人手里，勝利未必很快，成功卻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國人手里，總是登時結個不熟的果子， 登時落了”，“因為中國人遺傳性上有問題”，“因為中國人都以識時務為應世上策”。[11]這是傅斯年對中國社會存在痼疾的分析，他也是擔心“復興運動”最后還會再回到老路上去。

從傅斯年的好友、新潮社的骨干羅家倫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所創辦的雜志以及所推動的五四運動，其意義已經不僅僅在愛國運動方面，而是他們對社會改造的設想和實踐，從知識分子到全民全員參與。羅家倫將“五四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認為“由這三種精神作原動力，一則促進了改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二則催生了許多社會的組織；三則提升了民眾的勢力?！?胡適高度評價北大學生和他們創辦的雜志，認為北大學生成了五四運動的領袖，五四運動確實促進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從前是限于《新青年》《新潮》幾個刊物，以后就變成一個全國的運動?！薄缎鲁薄窂淖畛醯牧⒁夂团团c眾不同，所以能夠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反響。傅斯年認為《新潮》雜志有三個優點：“勇猛的精神”、“由于覺悟而結合”、“有些孩子氣”。[12]該雜志“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引起了反對進步的守舊派的惶恐和擔心。守舊派認為該雜志“非圣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企圖對主辦者加以治罪。

針對當時社會上期刊太多的現象，傅斯年對《新潮》有了思考?！拔矣X得期刊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照現在中國社會的麻木、無知覺而論，固然應該有許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將來無益有損?！彼Ｍ缎鲁薄冯s志不能著急，不能隨波逐流，“我不愿《新潮》在現在錚錚有聲，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我們的知識越進，人數越多，而《新潮》的頁數越減，才見我們的真實改善?！盵12]《新潮》的巨大成功吸引了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毛澤東的注意，他尋找機會同傅斯年和羅家倫討論國事。[13]

傅斯年等人創辦《新潮》雜志之時，他們還是北大的學生。他們沒有因為參與了五四運動而忘乎所以，他們對社會的分析，對五四運動的思考，也是非常成熟的。對于這樣一本在社會上掀起重大影響的雜志，傅斯年也指出了存在的缺點。他認為，“至于我們的短處，據我看來，恰恰和這三項在一起，我們有點勇猛的精神，同時也有個武斷的毛病?！覀兊慕Y合是純知識的，所以我們的結合算是極自由的，所以我們所發的言論是極自由，因而極不一致的。雖有統一的精神而無一體的主張。我們看別人的雜志很雜，焉知后人看我們的雜志不說很雜呢？我們有孩子氣，……要說便說，要止便止，雖則是自然些，有時也太覺隨便。況且我們是學生，時間有限，所以經營不專，因而不深?！盵12]1919 年8月26日，傅斯年給他的好友、北大畢業后在清華學校任職的袁同禮寫了一封信，他自認為“半年新潮雜志的生活，說了許多空話?！盵14]在傅斯年作為山東官派留學生出國后，他與胡適的通信中還反復強調，自己決心要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培植根底，要認真讀書，認真研究，不輕做文章。他對留學界“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學業”的情形非常不滿。[15]352為此，傅斯年提出要“厚蓄實力，不輕發泄”。傅斯年的這些思考，無論對《新潮》雜志還是對他個人的發展，都是極有幫助的。

四、《新潮》知識分子群體及影響

《新潮》雜志不僅聚集了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毛子水、陳達材、孫伏園、俞平伯、康白情、馮友蘭、朱自清、楊振聲、葉圣陶等以北京大學學生為核心的學生群體，而且吸引到了北京大學及其它高校的知名教授，如，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李大釗、蔡元培等，教授們的詩作、評論、學術文章不斷在《新潮》雜志發表，為新思想、新觀念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新潮社的學生知識分子群體，以其獨特的眼光觀察社會，反映了對價值追求和時代發展的思考。從年齡結構來看，1919年新潮社39名成員中，年齡基本都在20-30歲之間，他們正值人生最有才華的時期，學習能力強，思維活躍。從教育背景來看，他們經歷了中國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型，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思維。既深諳中國的經史及學術，也接受了新思想理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剖析可謂一針見血。從新潮社成員構成來看，他們形成了以同學、老鄉、同室為核心的人際關系網絡，使得這個團體更具有穩定性、一致性。從《新潮》發表的作品來看，《新潮》雜志更加偏重文學、思想和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其中，刊載新體小說28篇，新體詩作66篇，書報刊介紹與評論21篇，對中國傳統社會批判、對新思想、哲學、教育、文學、心理學介紹等文論107篇；刊載蕭伯納、高爾基等名家譯文26篇，?對社會問題評論27篇，另外還有杜威講壇專題。

《新潮》并不是絕口不談政治，只是“新潮社的政治色彩并不濃，它對社會政治的參與主要是通過文化參與實現的”，他們通過著述立說表達對社會的關注。傅斯年在《萬惡之源》中反對一切舊倫理道德，認為中國舊的家庭制度是產生這種弊端的根源[16]；羅家倫在《今日世界之新潮》認為，“這次的革命是民主戰勝君主主義的革命，是平民戰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盵17]他在《今日中國之新聞界》中批評舊世界，嘲諷新聞界的盲目報道，大談政治改革和社會革命。[18]顧誠吾的《對于舊家庭的感想》以長文的形式接連刊載，?對中國封建傳統家庭的陰暗面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認為“可恨中國的家庭，空氣惡濁到了一百零一度。從他孩子生下來那一天，就教訓他怎樣應時，怎樣舍己從人，怎樣做你爺娘的兒子，決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蔽逅闹暗男鲁鄙缰R分子懷著改造社會的設想，對封建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們的政治熱情對于“五四運動”行動起到了推動作用。五四之后，新潮社成員并沒有順應時代發展的主流走上以社會和政治批判活動為主的政治道路，也沒有延續五四前激烈的批判社會的道路，而是開始對新文化運動進行反省和冷靜的思考。

與《新潮》雜志有密切聯系的北京大學教授，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都對歐洲文藝復興熟知，對《新潮》知識分子群體有很大影響。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寫道：“自文藝復興以來……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也，故曰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崩畲筢撛凇稏|西方的根本之異點》一文中說意大利文藝復興“非舊羅馬之復活”，在評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崇今派與懷古派兩派斗爭時，稱贊了崇今派。20世紀30年代蔡元培在《中國之文藝中興》和《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未來》等文中以歐洲文藝復興的過程對照并分析了中國的文化運動，他充分肯定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并認為以五四為開端的中國文藝復興，經過三個十年必將成功。

北京大學的教授不僅在物質條件上支持新潮社的同學們，?在雜志編撰上給予指導，而且還將著述文章在《新潮》雜志發表。李大釗在《新潮》上發表了《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李大釗還參加了北大學生林德揚的自殺問題的討論，并寫了一篇《青年厭世自殺問題》。魯迅在《新潮》上發表了他的小說《明天》、王星拱在《新潮》上發表了著名的科學論文《科學的真實是客觀的不是？》、《物和我》，蔡元培的演講文《勞工神圣》。另外，《新潮》還刊登了劉半農、胡適等人的詩作。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文藝復興時代”中的代表人物魯迅、周作人與《新潮》的關系，是北京大學教師知識分子群體與學生新式知識分子群體之間互動的代表。早年，魯迅、周作人兄弟與傅斯年亦師亦友，對《新潮》雜志的創辦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魯迅和周作人都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傅斯年以很大的興趣和敬意細讀了他們的作品，情不自禁地表示了由衷的贊揚。周作人的文章和新詩不斷在《新潮》上發表。1920年，周作人加入了新潮學會，并在傅斯年、羅家倫赴歐留學后擔任了《新潮》主任編輯一職。?周作人講授《歐洲文學史》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意、英、法、西和德國文學家的著作非常熟悉。時隔二十幾年之后，周作人憑記憶發表了一篇《文藝復興之夢》，他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在文學藝術、學問振興、宗教改革方面取得了成績，內在的精力與外來的影響都是整個的，所以其結果也是平均發展。他對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新文化運動評價道：“中國近年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有了做起講之意，卻是并不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這運動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來嚷嚷，別的各方面沒有什么動靜，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狀態，即使不轉入政治或社會運動方面去，也是難得希望充分發達成功的?！盵19]作為參與其中的當事人，他的認識倒有幾分道理。只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西方的文化傳統不同，形式上的“復制”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

魯迅為了支持《新潮》雜志，也有短篇小說和譯作在雜志發表。傅斯年對魯迅的文章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譬如魯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記》的狂人，對于人世的見解，真個透徹極了，但是世人總不能不說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穌、蘇格拉底在古代，托爾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嘗不稱他做狂人呢？但是過了些時，何以無數的非狂人跟著狂人走呢？文化的進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個人去辟不經人跡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厭他，恨他，一會兒便要驚怪他，佩服他，終結還是愛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決然斷定，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運，又是受嘲于當年，受敬于死后?！盵20]傅斯年也曾將他與魯迅的通信刊載在《新潮》雜志上。魯迅對《新潮》雜志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魯迅提出“《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純粹科學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見，以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于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譬如說天文忽然罵陰歷，講生理終于打醫生之類?！盵21]傅斯年對于魯迅提出的意見雖沒有采納，但是魯迅的思想和行動對傅斯年和《新潮》都產生了影響。

《新潮》主張“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推崇“學術至上”，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較多?！缎鲁薄返?卷第1期復印到三版，銷量到一萬三千冊，以后印刷量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新潮社的知識分子自發的集合起來，為中國努力尋求新的救國之路而進行探索。他們開始關注國民思想文化需求，并試圖啟發國人的覺悟來達到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目的。在20世紀中西對話的語境中，無論是《新潮》選取Renaissance為名，還是傅斯年等人的作品，甚或與《新潮》雜志有密切來往的師友都對“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抱有極大的興趣和熱情，他們的作品和行動極大的推動了中國文藝復興的發展。雖未同西歐一樣實現人的重新發現，但是他們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影響了后代的中國人。

五、結語

在中國文藝復興時代，傅斯年和他主編的《新潮》對于啟發民智、解放思想、傳播知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國的文化根基和西方的文化傳統不同，將西方的知識作為衡量中國學問的尺度是不符合事實的。西方人經歷三四百年的醞釀，逐步做到“人”的解放、“個性”的解放和“民族國家”的覺醒，這些觀念和由這些觀念所激發出來的種種欲望、理想，在中國舊環境中一蹴而就是不能夠現實的。五四運動的重要參加者之一李璜，在事隔十幾年之后，回憶當時青年的思想狀況時曾說：“自五四以來，這十二三年間，我們真是受不了。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所有人性的要求，十七八世紀啟明（ 蒙） 運動所有個性的要求，及十九世紀的國性的要求，三樣東西一齊來，怎不令青年朋友要發狂了呢？” ?李璜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在社會轉折時期，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和反思，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新潮》雜志為社會改造提供了氛圍和機遇， 也帶來了困惑。它對后五四時代進行理性思考，明確新的方向具有重要影響。

注釋：

①胡適、梁啟超早年傾向于將清代作為“中國文藝復興時代”，后來胡適曾在講

演中將后五四運動時代也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拔乃噺团d”的影響延續

多年。20世紀40年代，李長之撰寫了《迎中國的文藝復興》、鄭振鐸等主編

了《文藝復興》雜志等，但是“文藝復興”的側重各有不同。

②“文藝復興”一詞出現，也未必意味著中國士人和知識分子對歐洲“文藝復興”

本意的真正理解。這一概念的傳播所引發的的社會效應，則是另一個方面的問

題。

③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影印版，1997年，第204頁。關于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西方史學的輸入請參考拙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中的史學篇章》，載《蘭州學刊》2010年第8期。

④《古學重興》，《歐洲史略》第八章第12節，上海盈記書莊藏版，1898年石印

本。關于艾約瑟翻譯的歷史初級讀物可參考拙作《略論西學啟蒙叢書中的西方

史學及學界回應》，載《聊城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⑤其它相關論述可以參考李長林：《國人對歐洲文藝復興的早期了解》、《中國

對歐洲文藝復興的了解與研究（五四時期及二三十年代）》，分別載于《世界

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8期和1993年第7期。

⑥胡適：《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收入《胡適演講集》（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對于Renaissance一詞的翻譯，胡適曾提出異議。他在留學結束歸國時的

船上，曾再讀西人的《文藝復興史》。對于英文的Renaissance一字的譯法，

他那時以為“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譯原意”，即他所謂“再生時代”。

但是最后還是采用了當時流行的譯法。在20世紀20年代，胡適曾以此題用英

文在英國、美國做過講演，可以參考羅志田的《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

藝復興”》一文。

⑦傅斯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與北京大學老師保持有良好關系。在他赴歐留學

后，他還與胡適保持有通信。

⑧對于《新潮》雜志的創辦，王汎森認為，“這些學生受到胡適、李大釗和周作

人的感召和影響。其中很多人聽過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他們創辦了名為

《新潮》的月刊?！币娡鯕骸陡邓鼓辏褐袊鷼v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三聯書店，2012年，第30頁。

⑨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收于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化運動》，

中華書局，1993年版。胡適后來反復強調，“我們這個文學的革命運動，不

算是一個革命運動，實在是一個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階段”。這有助于我們認

識新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

⑩《新潮雜志社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2月13日。

?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精神》，《每周評論》第23期，1919年5月26日；另，

參見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

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

?作品體裁基本為戲劇、小說、文論，譯者均為新潮社成員和周樹人、周作人兄

弟。

?顧誠吾：《對于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2卷4號，2卷5號。

?蔡元培決定從學校經費中每月撥出兩千元用于《新潮》經費，圖書館主任李大

釗提供了房間作為編輯室，李辛白協助印刷和發行等。

?1918年11月9日—1919年11月9日，《新潮》主任編輯為傅斯年；1919年11

月9日-1920年10月28日羅家倫為負責人，1919年11月新潮社改為新潮學

會；1920年10月28日，周作人擔任主任編輯，同時出版《新潮叢書》、《新

潮文藝叢書》。

?《李璜致胡適》，《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8冊，第100頁。

?筆者在2015年3月前往香港參加學術會議，在香港中山圖書館發現了臺灣出

版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紀要》（裕臺公司中華印刷廠，1981年），該書采

用編年形式，記述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組織機構、重要活動等。臺灣“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起于1966年，對于延續歷史傳統，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具有重

大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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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魯迅.對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見[J].新潮，1919，1，（5）.

作者簡介：趙少峰（1982-），山東莘縣人，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在站博士后，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外文化交流。

（責任編輯：楊立民）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西史東漸與中國史學演進（1840-1919）”（項目編號：14FZS034）；中國博士后科研基金面上資助項目（編號：2014M551887）；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編號：14DLS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