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學教育的沉思

摘要：凈化人的心靈，健全人的人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適當地與物質欲望保持一定的距離，始終有一種高貴的精神境界，這應該是當代大學教育思想的底線，否則，大學立刻就有淪落為職業培訓場所的危險。如何借助傳統思想資源來重塑大學精神、提升學生品質、完善人格、凈化靈魂，這是當代大學不得不慎重思考的一個問題。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一個民族及其所在社會的品質和未來。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凈化靈魂與完善人格、自由思想與獨立學術以及博雅教育，來沉思大學應有的品質與精神，探索大學教育改革可能的方向，尋找大學教育教學可能的出路。

關鍵詞：大學；教育；精神；靈魂；人格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8-0238-02

我們必須通過教育，來完善人格，提高人的境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人類創建合理秩序，提升社會品質，創造美好生活。這應該是現代人的共識。因此，高等教育被寄予厚望，大學被稱作神圣的象牙塔，象牙塔里的“莘莘學子”也曾一度被稱為“天之驕子”。然而，近二十年來，隨著大學的一再擴張，大學教育質量也一再滑坡，大學教育從先前的“精英教育”降級為“大眾教育”，從普通民眾到知識精英們都驚呼這種現象為“大學的淪落”。大學精神的淪落和喪失，使“天之驕子”這個稱呼離我們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然而，究竟什么是“大學精神”？大學應該做什么？能做什么？我們還能賦予大學什么樣的品性以使其成為大學而非單純的技能培訓場所？大學之為大學的靈魂又是什么？……這樣的問題越來越使人困惑。

我們試圖從三個方面來沉思大學應有的品質與精神，探索大學教育改革可能的方向，尋找大學教育教學可能的出路。

一、凈化靈魂完善人格之圣地

世人皆知，自洪堡創辦柏林大學以重塑德意志精神之后，德國科研便長期在世上處于領先地位，尤其是世人矚目的諾貝爾科學獎，從誕生之日起到20世紀中期，德國戰敗之后的幾年內，一直都是德國科學家獨占鰲頭。因此，柏林大學模式成了現代大學教育的楷模，奠定了它在世界大學中的開創和領頭地位。但現代人卻似乎淡忘了當年洪堡的辦學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大學不應等同于職業培訓學?；驅？茖W校，而應該是一個純科學性的、不帶任何具體目的的一般教育機構。在大學里，教師通過與學生共同活動，對他們施以普遍人性的教育和個性的教育。因此，大學向社會提供的不是有實際知識的專門人才，而是具有人類優秀品質和完滿個性的人”。那么，這個重塑德意志精神，令德意志民族在夾縫中崛起的柏林大學模式的成功秘訣究竟是什么？為什么要施以普遍人性教育和個性教育？為什么不培養有實際知識的專門人才而專注于有人類優秀品質和完滿個性的人的教育？與時下諸多“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方針的務實做法相比，洪堡的辦學思想多少有些“務虛”不“務實”。難道洪堡不知道當時正被法蘭西等列強踐踏辱掠的德意志民族最急需的不是有實際知識的專門人才？那個歷經滄桑和劫難的民族，最迫切的事情難道不是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來武裝自己以求強大？以洪堡為首的德意志知識精英們，當然比其他人看得更深遠。他們深知，一個在精神上萎靡不振的民族，不論他的肌肉有多健壯，終究是無法在列強的虎視眈眈中真正崛起的，必須給這個民族以精神指引。這樣的指引應當指向精神應有的家園，讓精神回歸到自己的內心中來。用黑格爾后來的說法，就是，不要讓精神太忙碌于現實，太馳鶩于外界，而應轉回自身，回到內心中來，“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園中”。要反對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興趣中，一方面是意見的空疏淺薄”。為了達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家園，健全國民人格，強大民族精神，德國的知識精英們最終把目光投向遠古的希臘。眾所周知，古希臘是西方民族中精神最高貴的民族。早在蘇格拉底時代，正義問題就成了希臘思想的一個主題。這個主題的目的是要將人的靈魂引向善，使其不要作惡。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將靈魂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理性、激情與欲望。他認為，只有欲望遵從激情，激情由理性指引，靈魂才是正義的，才能最終實現善。不僅個人如此，整個城邦亦如是。善是引導人超越常識、超越習俗、超越平庸、超越欲望獲得品質提升的力量。而要達到這一點，只能依靠教育。為此，柏拉圖開創了他的學園，開始傳道授業，為完善個人的靈魂使其達于至善而努力。兩千多年后，一位叫沃格林的德國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在研究《理想國》時，就深刻地意識到，“一個哲人能為他自己的文明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歸給它比他知道的其他文明更高的‘善。這就是柏拉圖所做的，把重要的智慧類型歸給希臘人”。借重古希臘思想的指引，以洪堡為首的德國知識精英們在教育立法中，最重要的兩條原則，一是注重人格的塑造，處理好理性與欲望的關系，即注重個人的靈魂塑造，二是一個有精神的民族才會有光明的未來。如此，造就了柏林大學的教育目標直指重塑德意志民族精神。

二、思想自由學術獨立之殿堂

在世人眼中，大學應該是時代思想的發動機，人生智慧的發源地，大學教師不僅首先自己要能夠沉思，更要激發學子們去思想，指導天下學子避開泥潭沼澤地帶而走向智慧。但是，這樣的力量又來自哪里呢？恰恰是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災難提醒我們，真理和智慧在人身上都已不復存在，所以人才會遭受種種磨難。人必須趨向真理和智慧，才能安排好世間的生活，調整好社會秩序和歷史秩序，才能從苦難的邊緣中走出來。能夠提供這種機緣是思想自由與學術獨立的治學環境。什么才是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自由和獨立僅僅是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顯然不是。這不但會破壞真正的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還會危及秩序的有序與存在。因為，思想自由的前提是負責任的思想。所謂負責任的思想，即思想者所思必以人類福祉為指向，以社會進步和人民安定為目標。一種思想，如果不為所在族群謀福利，不為所在社會運轉有法有序，而是導向動蕩、引發分裂、激起矛盾、帶來災難，那這樣的思想決非負責任的思想，更遑論自由思想，因為自由的氛圍早在它帶來的混亂中破壞殆盡。負責任的思想的結果應該是導向智慧，反之，引來的只能是意見。而且，越是自由，其結果也將會越混亂，造成社會根基的喪失，最終造成社會失序。而解決失序的最好辦法就是讓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在負責任的前提下，自由運思，在運思中讓真理自身呈現。一所真正的大學，它必定是思想和學術的庇護所，必能為思想者和學問家提供足夠的空間，使其自由獨立成長；反過來，這樣的思想和學術成就也真正造就并支撐起大學，使大學成其為大學。只有當大學里的教授們不再競相著急地“出成果”，而是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才有十年磨一劍，甚至是二十年磨一劍的真正成果；只有教師都不再為課題和課時折腰，大學里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思想和學術是需要閑暇的。endprint

三、通才碩學博雅教育之田野

漢代大儒王充曾將天下讀書人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具體為：“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這四者之間，“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如果按王充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的大學教授，恐怕教授們大都會汗顏。因為現今的教授們大多忙于“搞”課題、“出成果”、賺外快，哪里還有多少心思和精力來讀書和研究！況且，王充心目中，單是儒生，就得是投身儒門，治圣人之經，學圣人之道者。要成為通人，更得學貫古今，這除了生就博聞強記的心智外，還得耐得住寂寞，“好學勤力”。而要成為“文人”，除了具備“通人”的基質外，還要能“博通能用”，用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學貫中西，博覽古今，學以致用。其要旨在于，不僅要“博”，更要能用，否則，就會成為“百無一用”的書呆子。然而，讀書人的最高境界決非博古通今、學以致用那么簡單，而非要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可。學術“獨立”，絕非“孤立”，觀堂強調“兼通”，陳先生提出“重在知彼”。他們屬于當時最了解西學的中國學人，深得這種世界性的框架回頭返觀本土學術文化，眼光終究不一樣。他們那里的國故傳統既堅守又充滿靈動和彈性，總可以“道別人所未道”。正如《陳寅恪年譜長編》，作者卞僧慧按：“既獨具特色，不失故步，又不斷前進，有足以與外界互相交流之新成就。如此則能并立于世界學術之林。庶不致相形見絀，匍匐以歸矣?！笨v觀今天的大學，能托身于某一學派，治其門人經典，學其門派之道，得其門徑而入，便可成為“著名教授”、“知名學者”，便可到處講學，甚至被“公認”為名師。其實，充其量，這只是王充心中的儒生而已，距通人和文人甚遠，遑論鴻儒。隨著現代大學的學科劃分越來越精細，這問題正在日益突顯。其實，就中華文化傳統而言，歷代文人不僅要“博”，更要“雅”，即不僅能博古通今、學以致用，還要有高貴的靈魂、高遠的境界，以成“經世濟民之才”。因此，從文法上講，我們今天提倡的“博雅教育”中的“博雅”是一種互文結構，博以雅為目標，雅以博為前提，兩者互為條件。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打破目前大學教育中各專業間的藩籬，拓寬學科的視野，更要培養眼界宏遠、精神高貴、人格完整的人，而不是，至少不僅僅是擁有一技之長的、畢業后能謀生的人。后者只能造就匠人，而前者則有可能成就文人，甚至是大師（“鴻儒”）——圣人是上天造就，而非培養出來的。

因此，要想成就一所真正的大學，就必須以我們自身的傳統為基礎，廣涉其他文明傳統，借鑒一切文化的優秀成果，研究新的“博雅教育”，把學生，連同教師，一道帶入深厚的文化傳統之中，并擁有現代視野，以凈化其靈魂、完善其人格、開化其心智，這才是一所大學必須具備的品質。

參考文獻：

[1]卞僧慧.陳寅恪年譜長編（初稿）[M].北京：中華書局，2010：136.

作者簡介：周潔（1973-），男，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哲學、視覺藝術批評等學科領域的研究與教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