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開“二胎”和中國的新人口紅利

曉睿

全面實施與推開“二孩”生育政策所可能產生的新增人口數量還只是主觀推斷，不少專家甚至認為中國不可能出現所謂的“嬰兒潮”

作為全民關注的一項頂層設計，“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伴隨著“十三五”規劃的啟動即將真實落地。國策調整的背后無疑是對歷時36年之久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次戰略性揚棄，同時也寄托著為未來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再造“人口紅利”的濃濃訴求。

“人口紅利”漸失

依靠著計劃生育前20多年人口無節制生育所形成的巨大勞動力人口增量，中國贏得了至少30年人口撫養比（非勞動人口與勞動人口的比例）漸次下降的有利時期，在此基礎上，國民儲蓄率不斷上升，資本存量日益放大，融資成本受到抑制，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功能得以順利釋放；不僅如此，農村剩余人口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形成“勞動力無限供給”，壓低了城市工資水平，營造出了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以上兩個方面的疊加形成了所謂的“人口紅利”。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

然而，“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數據顯示，在2011年達到峰值后，我國16—60周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就開始持續減少，其中2012年減少345萬人，2013年減少244萬人，2014年減少371萬人，平均每年減幅320萬人。與勞動年齡人口逐漸遞減相并行的是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劇。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表明，截至2014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為15.5%，65周歲及以上的人口達到10.1%。根據聯合國預測，世界65歲以及以上人口比例從7%上升至14%需要約40年時間，而中國可能只需要25年左右，預計2020年中國這一比例將達到13%左右。

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老齡人口的增加以對于中國經濟的即期與未來影響已毋庸置疑。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伴隨著自2012年起始勞動年齡人口的逐漸減少，不僅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逐年降低，而且潛在增長率也逐年遞減，其中2012-2015年的實際增長率指標依次為7.7%、7.7%、7.4%和7.0%，潛在增長率指標分別為7.9%、7.5%、7.1%和6.9%。該報告預計，“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在前一個五年7.6%的基礎上漸漸下滑。這就意味著，雖然官方已將“十三五”經濟增長目標鎖定為至少6.5%，但如果未來新增人口并不足以形成對現有勞動年齡人口的有效替代或者在此基礎上顯著增加，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可能會顯現出更多的不確定性。

沉降的人口生育率

撫養比是衡量一國人口結構變化的重要指標，它包括0-14歲人口組成的少兒撫養比（少兒占總人口比重）和60歲以上人口組成的老年撫養比。少兒撫養比的增高不僅不會阻礙經濟增長，還會通過拉動內需和補充勞動力來推動經濟增長，而老年撫養比的增升意味著儲蓄率的降低和消費邊際的遞減，進而加劇勞動力供給矛盾并最終掣肘經濟前行的腳步。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由于少兒撫養比太低拉低了總撫養比，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核心則是老年撫養比增高從而推高總撫養比。相應地，內需不振、勞動力供給減少以及融資成本上升等諸多棘手難題不斷凸顯并日益強化。由于人口老齡化不可改變，這樣，解決因撫養比變化或者“人口紅利”消失所衍生出的系列難題就落在了提高少兒撫養比從而最終降低總撫養比的身上。

然而，根據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了1.18，遠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和東亞鄰國，為世界之最低。而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事實是，據《大國空巢》作者、人口學專家易富賢的觀察分析，直接決定著生育率的中國育齡婦女人數自2012年已經開始開始負增長，其中15-49歲總育齡婦女和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到2030年將分別減少至2.93億和0.66億，到時中國生育率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無獨有偶，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相關成果也作出推斷，從2014至2024年，中國23至28歲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數量將從7387萬降至4116萬。試想，在生育率沉降以及可生育女性人數減少的情況下，企圖通過新增人口來提高少兒撫養比該有多么的不易。

育齡婦女減少的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婦女的生育愿望越來越降低。據美國勞工局的國際數據，目前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接近70%，處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的女性參加社會工作，不僅減少了撫養孩子的時間和精力，而且使女性變得越來越獨立，其在家庭的地位并不依賴于自身的生育能力以及育養孩子的數量；另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包括中國在內的24個國家育齡婦女的調查，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平均生孩子的數量會少于2個，甚至像意大利擁有碩士學位的女性所占的比例在全球最高，但該國人口增長速度也是全世界最低。受婦女生育愿望降低的影響，多項調查顯示，中國目前平均每個家庭想要1.86個孩子，為世界之最低。

放開“二胎”后的期待

基于“人口紅利”遞減與消失并將威脅到未來中國經濟和人口均衡發展與安全的嚴峻趨勢，中央及時做出了實施生育“二胎”的政策。專家預計，人口生育新政實施后，每年帶來的新增人口在300萬-800萬之間，估計中值為500萬。若按照每個孩子每年帶來3萬元消費來計算，那么每年新增的消費就是1500億元。除此之外，伴隨著新生人口數量的增加，房屋、教育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內的民間和政府的投資都會成倍放大，這樣“十三五”期間每年可能額外增加2250億元的投入，投資拉動經濟的傳統“馬車”將會進一步提速。

重要的是，伴隨著新增人口的疊加，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也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未來勞動力供給會獲得進一步改善。當然，基于目前的人口結構現實，實施“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能使老齡化和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趨勢得到根本性扭轉，但是調整政策如果能帶來一定生育水平回升和出生人口增加，則將有利于改善人口結構，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其最終的效果將在未來10年到15年的時間凸顯出來。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全面實施與推開“二孩”生育政策所可能產生的新增人口數量還只是主觀推斷，不少專家甚至認為中國不可能出現所謂的“嬰兒潮”。一方面，從國際經驗看，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而在這一時期，生育率下降是個必然趨勢。另一方面，組成生育主體的是80后、90后，但這一群體面對著養育孩子成本增加的壓力，生育觀念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同時養兒防老的社會觀念明顯弱化，少生優生已成為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因此，放開“二胎”是否能夠帶來實際人口的預期增長還有待觀察。

多方面的客觀數據正在佐證實際生育率與人口生育政策寬松二者之間“背反”的事實。數據顯示，全國符合先前“單獨二孩”政策條件的夫婦有1100多萬對，但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只有169萬對，占比為15.4%。按照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估計，啟動“單獨兩孩”政策一年可新增人口200萬，但最終結果卻只有66萬，其中許多省份的目標偏離值更大，如浙江預期出生8萬人，但實際只有1.6萬余人；河北有63.15萬戶“單獨一孩”家庭，確定生育二胎的只有20.49萬戶；上海90%符合雙獨或單獨政策的育齡女性，申請二孩的比例不足5%。同樣，國家在在山西省翼城縣力推的“晚婚晚育加間隔”（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歲生育第一胎，30周歲后可生育第二胎）的二胎試點結果表明，從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全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但翼城縣人只有0.27%。

因此，為了防止“二胎”生育政策的最終效果低于預期，政府應當擇機采取多種措施刺激與鼓勵二胎的生育，如取消獨生子女獎勵政策，將原來的9年義務教育調整為12年，延長第二胎的婦女產假期。更為重要的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施與推動全民參保計劃，降低撫養孩子的后顧之憂。另外，政府要重點加強生殖健康、婦幼健康、托兒所、幼兒園等公共服務的供給，引進和鼓勵優質民間資本參與到公共產品投資與建設中來，壯大和提高整個社會對新增人口的承載能力。

還須特別指出的是，從幼兒成長為勞動力需要一個時間周期，因此，在勞動年齡人口出現暫時“斷崖”的情況下，中國潛在經濟增長必須更多地轉移到全要素生產率上來，如真實的制度變革與強大的技術革新等。另外，即便是未來中國生育率提高并最終生成增量勞動人口，經濟的增長再也不能依賴人口數量的比較優勢，而必須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的質量內涵優勢，為此，在強化對勞動力培訓的同時，要重點改革現有的高等教育結構，調用充沛的財力與人力推進和壯大職業技能教育。也只有這樣，才能在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之門關閉的同時，打開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本為主軸的新人口紅利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