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因素對利他行為的影響研究

譚遠發+黃進+楊文婷

〔摘要〕利他行為不僅受個體特征影響，更受到社會環境因素影響，是個體與社會互動的產物。本文運用回歸分析方法，以成都市居民見義勇為的意愿和行動為研究對象，旨在研究轉型時期社會環境因素對利他行為的影響。數據分析表明：城鄉環境、治安環境、政務環境對利他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政府除了通過道德宣傳和說教，倡導利他行為之外，更要加強社會治理，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和諧的城鄉關系、安全的治安環境和公平的政務環境。

〔關鍵詞〕利他行為；見義勇為；社會環境因素

〔中圖分類號〕C912.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6-0136-07

利他行為（Altruistic Behavior）是指自愿的、不期望回報的幫助他人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社會行動。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提出，用來說明一個人對他人和社會的無私奉獻行為。利他行為既是我國的傳統美德，又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還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本文運用調查數據，立足于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旨在研究社會環境因素對普通居民利他行為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的提出

自孔德提出“利他行為”一詞后，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斯賓塞等學者繼續沿用，引發了生物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的學者對該問題的深入研究，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綜觀已有研究，國外學者主要從利他者（行動者）、現場情景、受助者三個層面考察利他行為的影響因素（見表1）。

國內學者對利他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對大學生利他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邵貴平認為利他行為與心理健康存在高度正相關〔1〕；何安明認為大學生移情能力與利他行為呈現極其顯著的相關性〔2〕；還有學者探討了性別因素、獨生子女因素、家庭地點因素和學校性質〔3〕、性別與專業〔4〕與大學生利他行為的關系；王健通過實證研究，認為群體選擇和互惠利他機制對大學生利他水平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女性的利他水平比男性高，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比來自城市的大學生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王永會等人認為大學生利他行為受社會、家庭教育、校園風氣等外因影響，還受到個體價值觀念、思想品質、行為習慣、氣質性格、生活態度等方面的內因影響?！?〕李亞蘭等人對當地大學生利他行為進行了調查分析，得出了黨員、男性大學生的利他性更強的結論?！?〕商衛星、盧陽研究了大學生利他行為的啟動因素，包括移情能力、積極體驗、責任心等人格因素，旁觀者效應和應急反應等情境因素，傳統文化、施報觀等文化因素?！?〕

二是網絡利他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在助人者方面，有豐富的網絡經驗、有專長〔11〕、助人能力強的人更容易有網絡助人行為〔12〕；在求助者方面，女性、同質、主題、語言、符號等直接關系求助能否成功〔13〕；在網絡環境方面，匿名性、超時空性〔14〕、網民的多樣性與內容的豐富性、激勵機制〔15〕使網絡利他行為更容易出現。

三是對一種典型的純粹利他行為——見義勇為的研究。佘凌通過比較男女對見義勇為態度的差異發現，男性見義勇為意愿高于女性〔16〕，但潘烈等則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7〕曾慶東等人通過對在校大學生見義勇為觀的調查，發現大學生在意愿上認同見義勇為精神，但在行動上存在“知行背離”現象?！?8〕從見義勇為的影響因素來看，朱力指出個體心理因素、社會道德環境、人際關系磨損以及傳統消極文化的影響是致使人們見義不為的重要原因?！?9〕從個體行為來講，見義勇為行動本身的成本高于收益〔20〕，加之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21〕，使得見義勇為者得不到有效的社會支持〔22〕，也是見義不為的重要原因。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到，國外對利他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并且基本形成了從利他者、情景、受助者三個因素去分析的微觀模式，大多為心理學的微觀研究視角。國內對利他行為的研究較多，但是對其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少，特別缺少結合我國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對社會環境因素進行的實證研究。在中國知網上以“利他行為”和“影響因素”為主題詞搜索到相關文獻27篇，主要研究特定群體（如大學生）和特定領域（如網絡社會）利他行為的影響因素。這些研究指出了大學生利他行為受環境影響，但是既沒做出實證檢驗，也沒有進一步指出到底受到哪些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盡管學界觀察到我國存在“見義不為”現象，利他行為大量減少，但究竟哪些因素導致利他行為的減少，還需要用實證數據進行準確回答和論證。從表面上看，利他行為是個體行為，但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行為，是一種鑲嵌于特定社會結構的親社會行為，因而應當首先在社會的大背景下去考察這種社會行為所內含的社會因素。當前中國的社會大背景是轉型，無論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還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都影響到利他行為，這恰好是探尋我國公民利他行為的切入點。利他行為可以在緊急情況下產生，也可以在非緊急情況下產生。在非緊急情況下的利他行為往往不具有危險性，對行為者不會造成過多的時空壓力，但是在緊急情況下，利他行為往往伴隨著一定的危險性，行為者會產生一定的緊張壓力，是一種更為可貴的難得行為。

見義勇為是一種緊急情況下的純粹利他行為，行為人在無法定職責或者約定義務的前提下，為避免或減少國家、集體、他人財產和公民人身安全利益的損害，不顧個人安危而積極實施的危難救助行為，即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3〕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劇烈變化，見義勇為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見義不為、集體冷漠的看客現象層出不窮，甚至有一些見義勇為者反被誣陷，“英雄流血又流淚”①和“好心沒好報”②的案件屢現銀屏，違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本文將以普通居民見義勇為的意愿和行動作為研究對象，力圖揭示轉型期社會環境因素對利他行為的影響，以利于倡導和實踐見義勇為等利他精神。

二、研究假設與數據說明

（一）研究假設

影響利他行為的因素既包括個體因素，也包括社會環境因素。具體的社會環境因素有哪些？馮小林、谷聲燕在研究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的社會環境時指出，社會環境因素包括社會變革、社會心理、社會人口、社會傳媒和社會治安等?！?4〕馬長世指出高校德育的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以及大眾傳媒等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并細分為宏觀社會系統、中觀的社區系統、微觀的家庭系統和大眾傳媒?！?5〕劉林平和張春泥研究農民工工資的社會環境指出，農民工社會環境包括打工所在城市的社會經濟環境和進城前所處的農村社會經濟環境，他們采用來源地、企業所在地、打工收入與農業收入之比、個人生存消費等指標進行測量?！?6〕韓德昌、王大海把社會環境因素具體操作化定義為：社群規范性影響（受社群規范性影響、不受社群規范性影響）、生源所在地（城市、農村）?！?7〕易承志在分析中國共產黨基層執政社會環境時，認為社會環境因素包括社會結構、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8〕由此可見，在廣義上，社會環境因素是指影響個體或者組織行為的若干社會性因素；具體到某一研究主題，有不同的指稱范圍和有限的具體因素。

社會環境因素涉及很多方面，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來測量：一是城鄉環境。農村往往預示著農業社會、傳統社會、封閉社會，而城市則是工業社會、現代社會、開放社會，城鄉變遷和城鄉流動是我國社會轉型的主要特征。城鄉環境的操作化定義為城鄉戶籍和居民所處的城鄉區位。二是治安環境。由于利他行為（特別是見義勇為）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或者可能導致一些難以預料的后果③，助人者在心境中自然要求一個有秩序、有安全感的社會環境，以保障利他行為的安全實施，減少利他行為的風險和成本。在一個安全的大環境中，利他行為更容易發生。治安環境的操作化定義為居住地社會治安狀況、治安改善狀況和民警執法效率，三者結合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治安環境。三是政務環境。在眾多社會關系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一組最基本的關系，對人的行為模式具有深刻影響。政務公開、公平、公正，老百姓對政府信任、對政府滿意，將激發公民的利他行為。政務環境的操作化定義為居民對政務了解度、政務透明度和政務滿意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城鄉戶籍、居住地所在圈層分別對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有顯著影響；

假設2：社會治安狀況、治安改善狀況和民警執法效率分別對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有顯著影響；

假設3：居民對政務了解度、政務透明度和政務滿意度分別對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有顯著影響；

雖然已有研究指出，個人特征（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等等）影響大學生的利他行為，但本文的研究對象不是大學生而是普通居民，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是否同樣有影響仍需驗證。本文還假設：

假設4：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分別對居民的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有顯著影響。

（二）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來源于2009年成都市政府公共服務調查數據，該調查對成都市下轄的20個區縣居民進行大規模抽樣調查，調查對象為年齡在16-59歲之間的成都市常住人口。此次調查共計獲取6512個樣本，其中男性共計2816人（占比43%），女性3696人（占比57%）；城鎮居民4191人（占比64%），農村居民2321人（占比36%）；從居住地圈層來看④，一圈層（錦江區、青羊區、金牛區、成華區、武侯區、高新區）居民2189人（占比33%），二圈層（雙流縣、溫江區、新都區、青白江區、龍泉驛區、郫縣）居民1873人（占比29%），三圈層（大邑縣、邛崍市、蒲江縣、崇州市、都江堰市、金堂縣、彭州市、新津縣）居民2450人（占比38%）。表2整合相關變量后，詳細列出了所有自變量的屬性、均值和編碼信息。

三、社會環境因素對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的影響

（一）見義勇為的總體概況

從調查分析可見，成都市居民見義勇為意愿整體較高，絕大部分居民對見義勇為持肯定態度，97%的居民在道德層面上認同見義勇為精神，僅有3%的居民持無所謂和不支持態度，得分均值為3.32（滿分為4分）。但是我們注意到，僅有35%的居民表示積極參與見義勇為行動，仍有62%的人還處在見義勇為意愿向行動轉化的糾結之中。這一現狀產生有以下原因：一方面見義勇為行動的高成本、高風險是致使人們選擇退縮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國當前在維護社會公平、公正的宏觀環境方面還有所欠缺，不能及時做到懲惡揚善，無法保障見義勇為者社會收益的確定性，這致使許多人面對突發事件不愿出手相助。

（二）見義勇為的群體差異比較

為了解個人特征對見義勇為的影響，本文分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比較不同群體見義勇為意愿及行動差異。從性別上看，男性的見義勇為意愿高于女性，男性居民平均得分（3.41）高于女性居民（3.23）。在見義勇為行動上，43.6%的男性公民表示愿意積極參與見義勇為行動，而女性積極參與比例僅為29.2%。從年齡分組上看，居民見義勇為意愿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步下降。16-19歲群體的見義勇為意愿最高（3.51），50-59歲群體見義勇為意愿最低（3.21）。在見義勇為行動上，16-19歲居民中近6成人群表示愿意積極參與見義勇為行動，而50-59歲居民中積極參與人群僅占23.8%。從教育程度上看，居民見義勇為意愿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現上升趨勢。小學及以下群體的見義勇為意愿最低（3.22），高中（中專、高職）群體的見義勇為意愿最高（3.36）；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群體見義勇為意愿得分（3.31）略低于高中群體。在見義勇為行動上，小學及以下群體中僅有24.2%的人表示積極參與見義勇為，而高中群體中則達到了39.5%。

（三）社會環境因素對見義勇為意愿與行動的影響

雖然上述數據呈現了見義勇為的群體差異，但是這些差異究竟是偶然因素所致，還是客觀事實仍不清楚，還有必要控制社會環境因素后才能確定。同時，在回歸模型中，只有控制了個人特征（性別、年齡組、教育程度）之后，才能更好地說明社會環境因素（城鄉環境、治安環境和政務環境）對居民見義勇為意愿與行動的真實影響。見義勇為意愿是因變量，它是1-4分的定序變量，可采用定序logistic模型進行分析。鑒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和定序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基本一致，而且參數更易理解，下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貧w系數B表示其他自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自變量X變動一個單位時，引起因變量Y的平均變化量。表3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顯示，F檢驗系數為64.641，顯著性水平檢驗值為0.000，這表明回歸模型整體上顯著，可進行各參數的顯著性分析。

表3顯示，性別、年齡組和教育程度對居民見義勇為意愿有顯著影響，假設4得到證實。性別上，女性的見義勇為意愿低于男性，這與佘凌（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年齡上，僅50-59歲群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為負，這表明相對于16-19歲群體，50-59歲群體的見義勇為意愿較低。在教育程度上，以大學及以上群體為對照組，小學及以下群體和初中群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社會環境來看，農村居民的見義勇為意愿顯著高于城市居民。從居住地所在圈層上看，三圈層居民的見義勇為意愿顯著高于一圈層居民，假設1得到證實。從治安環境上看，居住地社會治安狀況、治安改善狀況以及民警執法效率三個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社會治安狀況、治安改善狀況和民警執法效率對居民見義勇為意愿有顯著影響，假設2得到證實。從政務環境上看，居民對政務了解度、政務透明度和政務滿意度三個變量的系數也顯著為正。這說明居民對政務工作了解越多、政務透明度越高、政務滿意度越好，其見義勇為意愿越強烈，假設3得到證實。

為進一步研究居民見義勇為行動，得到更穩健和具有說服力的結論，表3將見義勇為行動作為因變量，將“不支持”、“無所謂”和“積極支持”編碼為0，將“積極參與”編碼為1，采用二項logistic回歸考察個人特征和社會環境因素對居民見義勇為行動的影響。

表4與表3基本一致，四個假設分別得到證實。個人特征方面，女性見義勇為行動的發生比僅是男性的0.564倍。30-39、40-49、50-59歲三個群體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三個群體在見義勇行動的發生比僅是16-19歲群體的0.645、0.559和0.335倍。教育程度較低群體見義勇為行動的發生比也較低。小學及以下群體是大專及以上群體的0.539倍。社會環境方面，農村居民見義勇為行動的發生比是城市居民的1.775倍。三圈層居民發生見義勇為行動的發生比是一圈層居民的1.259倍。治安環境和政務環境與居民見義勇為行動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研究了成都市居民見義勇為意愿與行動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證實了前文所提出的四個假設，得出以下重要結論及啟示：

第一，從總體來看，成都市居民對見義勇為的主流態度較為積極。97%的居民在道德層面上認同見義勇為精神。一個值得深究的現象是，僅有35%的居民表示積極參與見義勇為行動，仍有62%的人還處在見義勇為意愿向行動轉化的糾結之中。這揭示出國人在見義勇為實踐上存在明顯的知行背離，反映在現實生活中便是大量看客群體的存在。實現國人見義勇為意愿與行動的統一有以下措施：一方面要降低個體見義勇為行動的各種成本，消除看客不敢為的糾結心理。另一方面政府要樹立良好的公信力，維持社會治安環境，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切實保障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第二，個人特征對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具有顯著影響。從性別上看，女性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均低于男性，這與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狀況有關。女性相對于男性而言在生理上處于弱勢地位，她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和體力去應對見義勇為行動的高風險。單雯等從進化心理學研究發現女性的冒險傾向以及對風險的接受程度都明顯弱于男性?！?9〕生理和心理的差異是導致女性在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上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但是這并不排除在非緊急狀態下女性的利他行為多于男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論證。從年齡組來看，50-59歲老年群體在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上都遠遠低于青年群體。老年群體隨著年齡的增加社會心理機能逐步下降，對見義勇為精神的認同度降低。在實施見義勇為行動上，由于身體狀況較差，老年人通常要承擔比普通人更高的身體損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30-39、40-49歲中年群體在見義勇為意愿上與16-19歲青年群體沒有顯著差別，但在見義勇為行動上顯著較低。由此可見，中年群體是看客行列中見義不敢為的主體人群。中年群體在繼續社會化的過程中，隨著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逐步滲透，更容易糾結于“為或不為”的尷尬中。

從教育程度來看，居民見義勇為意愿及行動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顯著上升。應該重視素質教育在公民社會責任感培養中的重要作用，教會人們使用科學的方法見義勇為。這里所講的科學方法，并非傳統意義上“奮不顧身”的見義勇為法，而是“見義智為”?！耙娏x智為”即讓行動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運用合理的方式應對突發事件，在理性思維下幫助他人，以此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政府應該加強輿論宣傳和引導，讓“見義智為”成為一種新的道德風尚，從而為見義勇為奠定良好的道德和現實基礎。

第三，社會環境因素對居民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城鄉環境來看，農村居民的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均高于城市居民。我國農村社會為傳統的熟人社會，村民之間受血緣和地緣關系的影響彼此信任和了解，當他人陷入困境時大家能夠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容易出現利他行為。相比之下，我國城市社會相對陌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缺乏，伴隨著陌生人社會道德約束力的減弱，見義勇為的意愿和行動降低，利他行為減少。從居民居住地所在圈層來看，一圈層居民的見義勇為意愿及行動低于三圈層，究其原因與城鄉之間的差異相類似。一圈層處在成都市的中心地帶，人口流動頻繁，陌生人社會性質較強。

從治安環境來看，居住地社會治安狀況、治安改善狀況和民警執法效率是影響居民見義勇為意愿及行動的重要因素。社會治安狀況良好，居民相互之間的認同感、信任感較強，這意味著見義勇為的社會規范程度越高，既能激發個體見義勇為的意愿與行動，還能大大減少見義勇為者孤軍奮戰的可能性，從而有效降低見義勇為的代價和風險。從這個角度出發，政府應該加大社會治安的管理力度，提升執法人員的素質，加快對突發事件的處理效率，為見義勇為提供良好的安全環境。進一步通過立法強化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有效提升居民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

從政務環境來看，居民對政務工作了解程度、政務透明度以及政務滿意度對其見義勇為意愿和行動存在顯著影響。一般而言，居民對政務工作及政策的了解程度越深入、政務透明度越高，對政務滿意度越高，就能夠及時知曉相關見義勇為的政策法規以及補償和激勵機制，因而愿意付諸實際行動支持見義勇為。因此，政府應通過新聞媒介、社會輿論進行正面宣傳，弘揚社會正氣、樹立良好風尚，鼓勵民眾參與見義勇為行動。同時，政府應提高工作效率，簡化見義勇為行動的法律認定程序，為見義勇為者提供及時的經濟補償及有力的社會保障，提升民眾的滿意度，從而解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

最后，利他行為是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產物，缺少社會環境因素的支持，利他行為必然減少，特別是具有時空壓力和一定危險性的見義勇為行為。利他行為者雖然不期待受助者的直接回報，但是社會正面激勵利他行為將增加利他行為的發生，利他行為者將收獲到一種社會價值感。同時，利他行為的增多，會直接減少社會沖突，緩解社會緊張，從而有利于社會和諧，這又將促進更多利他行為的出現，利他者將收獲到一個“互助社會”的回報，讓更多的人（包括利他者本人）增強社會安全感和信任感。因此，改善利他行為的社會環境，不僅僅是利他者的期望，更是建設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政府不僅要通過道德宣傳和說教，弘揚見義勇為等利他行為，更要加強社會治理，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特別要通過立法強化利他行為者的合法權益，打消“英雄流血又流淚”的顧慮，促進人們從利他意愿向利他行動的跨越，是實現傳遞中國正能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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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