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批評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學燈》對《新青年》態度的轉變

周月峰

〔摘要〕1918年3月，張東蓀于《時事新報》創辦副刊《學燈》，以期“促進教育、灌輸文化”，其關注點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導的“文學革命”等話題。后一篇劇評意外地讓《時事新報》及其《學燈》成為了《新青年》的批評者，雙方相互針對，常帶意氣。在帶有敵意的交鋒中，《學燈》也有意無意改變了自己的話題與立場，進入到《新青年》的論域中。與此同時，張東蓀做出一系列改善與《新青年》同人關系的嘗試與努力，最終在“五四”前使《學燈》與《新青年》逐漸確立“立異以求同”的對話關系，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同路人”?！秾W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具有不小的影響和地位，以往學界對其研究相對薄弱，尤其忽視了它對《新青年》態度的轉變。

〔關鍵詞〕《新青年》；《學燈》；張東蓀；五四新文化運動

〔中圖分類號〕K258.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6-0197-08

引言

1917年4月，張東蓀接替張君勱擔任“研究系”機關報《時事新報》主編?！?〕面對民初“嘗試共和”的挫敗，宣言“不談政治”的張氏希望能在《時事新報》上“另辟講壇”，“專以灌輸文明為職志”?！?〕故在當時“不死不生”、“無辦法”的政局中躊躇近一年后，于1918年3月創辦《學燈》。

在魯迅的印象中，《時事新報》及其副刊《學燈》早期“譏笑、嘲罵《新青年》”?！?〕傅斯年也曾說《時事新報》“和其它做革新事業的人故意的挑剔”，對于《新青年》則一向“是痛罵的”?！?〕不過，如當時與《學燈》關系密切的茅盾所言：《時事新報》“‘五四以前，對新文化運動持反對態度，其后急變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學燈》曾在上海青年學生中有過一個較深的印象”?！?〕他注意到《時事新報》及其《學燈》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經歷過一個由“反對”到“提倡”的轉變，并在后來的新學界有過較大影響，成為北大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同路人”?！?〕張靜廬后來也說：在新文化運動后，上?！睹駠請蟆返摹队X悟》副刊和《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為一般新學界所歡迎……有左右學術界的勢力”?！?〕

按國民黨的《覺悟》副刊創辦于1919年6月，已是在五四學生運動發生之后，當時新文化運動大盛，故其創刊之初便以提倡新思潮自任?！?〕而《時事新報》及《學燈》則是從“攻擊新文藝、新思想”，“痛罵”《新青年》急變為以提倡新思潮自居，這一轉向不僅巨大，且過程復雜?！秾W燈》是何時、如何“痛罵”《新青年》，又是在何時、為何轉變態度，其過程仍值得探討。

既往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多側重《新青年》與北大師生輩，而于其他各群體如何關注并加入（贊成和反對）《新青年》話題的討論，從而在多方互動中形成更多新話題的情境了解較少。本文通過梳理《學燈》的轉變過程，考察《學燈》與《新青年》復雜而具體的對話與互動，以期加深我們對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之一——《學燈》本身的了解，同時能夠從另一側面豐富我們對新文化運動復雜的興起過程的認知。關于《學燈》的研究中，雖有兩篇博士論文，但可惜均未注意到《學燈》對新思潮態度復雜的變化，對《學燈》與《新青年》的互動關系也未多著墨。（吳靜：《學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博士學位論文，上海：復旦大學，2009年；張黎敏：《〈時事新報·學燈〉：文化傳播與文學生長》，博士學位論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9年。）彭鵬此前在著作中對《學燈》關注點的變化已稍有涉及，惜未深入。（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1920年前后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162-172頁。）此外，袁一丹在《“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一文中，對《時事新報》與《新青年》的論爭已有涉及，但文章同樣未涉及《學燈》的轉變。（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3期。）

一、意外的交鋒：一篇劇評引發的敵意

《學燈》本由《時事新報》“教育界”欄擴充而成，報社同人“慨夫社會之銷沉，青年之墮落，以為根本救治之策，惟教育事業是賴”〔9〕，故創刊時便明確宣稱其宗旨是“促進教育、灌輸文化”?！?0〕《學燈》初期的征稿范圍包括：學藝上之意見、教育上之意見、對于近來出版物之批評、對于全國各學校之批評、教育上之諷刺畫、學生關于修養之實驗?！?1〕除“對于近來出版物之批評”一項較模糊外，其他都明確指向學藝、學校、學生。稍后，又征集揭發“學制之荒謬，教具之墮落，學風之卑下”，以及全國中等以上學校調查報告、參觀校園所得等文章?！?2〕

由此看出，《學燈》初創時乃是以教育為重，意圖通過討論教育問題向青年學生灌輸文化思想。因關注點相異，《學燈》并未參與《新青年》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等話題。然而本無太多交集的兩種刊物，卻因“馬二先生”的一篇劇評，引發了爭論與對立，甚至導致了《學燈》論域的轉變。

1918年8月3日、4日，《時事新報》的另一副刊《報余叢載》“劇壇”欄連載了署名“馬二先生”的《評戲雜說》，批駁《新青年》登載的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陳獨秀論中國戲劇的幾封信。

《新青年》本不關注戲劇問題，只是偶然間在討論白話文時曾連帶談及中國戲劇的改良，或批評舊戲“理想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或批評“戲子打臉之離奇”，或主張“全廢唱本而歸于說白”?！?3〕北大學生張厚載（豂子）在看到這些討論之后，覺有不當之處，遂投信反駁。胡、錢、劉、陳對張氏來信亦作出答復，其中劉、錢在回應時態度激烈，用語頗不雅訓。劉將戲劇目為“一大夥穿臟衣服的、盤著辮子的、打花臉的、裸上體的跳蟲們，擠在臺上打個不止”；錢玄同則將戲曲臉譜比作“張家豬肄記‘卍形于豬鬣，李家馬坊烙圓印于馬蹄”。關于張厚載致《新青年》信及胡、錢、劉、陳對于舊劇的意見，可參見《通信·新文學及中國舊戲》，《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15日，620-625頁（卷頁）。馬二先生的文章正是因此而作。

“馬二先生”原名馮遠翔，民初以編劇、評劇得名，被視為“鴛鴦蝴蝶派”主要作者之一，為《報余叢載》寫劇評有年?！?4〕應該說，馬二對中國戲劇的了解遠勝《新青年》諸人，故他在《評戲雜說》中批評胡適論高腔不過為“限于方隅”的“遁飾”之辭，謂錢玄同不解臉譜為戲劇所需化妝術之一種，又反駁陳獨秀否定中國劇的美術價值。他以內行的身份指出胡、錢、劉、陳四人“與中國劇絕少研究，既不深悉其內容，輒敢悍然詆詈之，宜其言之多失當也”。除有關戲劇“學理的研討”外，馬二在行文中亦多帶意氣，甚至直指劉半農“臉皮之厚直如十重鐵甲”?！?5〕他之所以出此重言，或有社會關系因素牽扯其中。張豂子亦長期為各報章撰寫劇評，與馬二同為劇界中人，故他此番作文維護，言辭尖刻，恐非完全沒有摻雜感情因素。

中國傳統士大夫對民間戲曲多半抱有鄙視、懷疑或愛憎交加的態度。然自清末以來，言論界的領袖開始注意戲劇的啟蒙作用，并提倡戲劇改良?！?6〕馬二亦是受此觀念影響之一人。他曾擔心梨園經營者迎合社會之心過重，而戲曲“移風易俗之旨漸沒”，故替戲劇正名，謂其“可以改良風俗，感化社會，實屬于文學的范圍，而美術之上乘也”?！?7〕就觀念而言，馬二在當時并不守舊。而他此次與《新青年》交鋒，可謂是老新派與新新派的一次較量。

馬二此文大大激怒了《新青年》同人，而登載該文的《時事新報》也成為了胡、錢、劉、陳遷怒的對象。

胡、錢、劉諸君皆稱自己“向來不看《時事新報》”，但聽聞“這報上有個馬二先生大罵我們”，胡適、劉半農尚有意借來一閱，“以便答覆”；錢氏則認為這種文章“不但不必答覆，并其原文亦不必看”，甚至將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時事新報》：“那上海的一班‘鸚鵡派讀書人，為籌畫嫖賭吃著的費用起見，或做鴛鴦蝴蝶體的小說，或做某生某翁體的小說，或畫全身不相稱的美人；其別開生面者，又有什么‘黑幕，什么‘劇評。此等人所做的東西雖然種種不同，而其價值則一，要之皆是腦筋組織不甚復雜的人所做的事業而已?！卞X氏所說“黑幕”、“劇評”皆是《時事新報》的重要欄目，上多刊登“黑幕”小說及“鴛鴦蝴蝶派”的文章與諷刺畫等。錢氏對此“鸚鵡派讀書人”頗為不滿，極盡挖苦嘲諷，以近于謾罵。批判之余，亦要劃清界限：“我們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給純潔的青年看的，決不求此輩‘贊成?！眲朕r、錢玄同：《通信·今之所謂“評劇家”》，《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年8月15日，187-188頁（卷頁）；胡適：《通信·論句讀符號：附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1918年8月14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301頁（卷頁）。其實劉、胡諸人未必“向來不看《時事新報》”，《時事新報》在一年多前刊載過劉半農翻譯的《馬賽曲》，很可能就是劉主動投稿。（劉）半農譯：《馬賽曲》，《時事新報·報余叢載》，1917年2月12日、20日，第3張第4版。正式將《時事新報》置于《新青年》的對立面。

馬二此文影響深遠。兩個月后，胡適仍對此事耿耿于懷。他不僅將馬二此文中語——“中國人何必看外國戲”，“中國戲何必給外國人看”——放入“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嘆氣，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什么話”專欄中，更在輪值《新青年》主編時，特意設置一期“戲劇改良”專號回應馬二?！?8〕

值得注意的是，登載《評戲雜說》之前，《時事新報》對《新青年》的態度其實并不明確。而《報余叢載》只是形式傳統的“報屁股”，所載內容常為非新聞非時評類的小說、詩詞、戲曲等消閑文字張靜廬曾回憶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副刊“都是登些紅男綠女的小說和筆記，甚至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話，和誘人作惡的黑幕秘訣”。（張靜廬：《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上海：現代書局，1932年，32頁。），本不能代表《時事新報》同人的主張。進而言之，馬二長期為《報余叢載》撰寫劇評，多為就劇評劇，此次針對《新青年》所論只是偶然之事。與《時事新報》所持立場并無太多關聯。正如上文所曾言及，《時事新報》《學燈》等與《新青年》因關注點有所不同，故論域本無太多交集。偶有涉及，也多是投稿者個人的觀點。如此文刊出幾天后，《學燈》登載了一篇盛贊《新青年》的讀者來稿。此稿作者為胡適的績溪同鄉黃覺僧，他對《新青年》諸君的佩服溢于言表：“吾邑胡適之先生，前年自美歸國，與《新青年》雜志社諸先生共張文學革命之幟，推倒眾說，另辟新基，見識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欽佩?！薄?9〕胡適對此文亦有所耳聞：“《時事新報》上有一篇贊成《新青年》所講文學革新的文章”?；蛟S如果不是稍早幾日，馬二那篇劇評使《新青年》諸人已有成見，他們看到這篇“極贊成我們的文學革新論”的文章，很可能亦會將《時事新報》目為同道中人?！?0〕

馬二此篇劇評引發的連鎖反應，陰差陽錯地將《時事新報》整體推向了《新青年》的對立面，成為《新青年》同人眼中不屑與之為伍的“此輩”，此后亦多冷嘲熱諷。而《時事新報》同人也開始以《學燈》為對壘《新青年》的主戰場，這一角色逐漸改變了《學燈》初期以教育為重的特色。

二、“痛罵”《新青年》：意氣的批評者

在《新青年》一派冷嘲熱諷的刺激下，《學燈》重新改訂宗旨、調整專欄，有意識地嘗試介入《新青年》一派所主導的話題。

1918年9月底，《學燈》刊登《本欄之提倡》，特別申明其于各主張之中“注重之所在”，除與原教育特色有關的“教育主義”“教育制度”“教育事情”“教師”“學風”等五類內容外，又新增兩主張：“于原有文化：主張尊重，而以科學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張以科學與哲學調和而一并輸入，排斥現在流行之淺薄科學論?！薄?1〕《學燈》于此時提出自己對中西文化的主張，實有所針對。當時，《新青年》正與《東方雜志》展開“東西文化”論爭關于此問題的討論，可參見王元化《杜亞泉文選序》，田建業等編：《杜亞泉文選》，上海：華東師范出版社，1993年，8-12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與《新青年》極端排斥傳統文化、單純強調“科學”不同，《學燈》不僅主張尊重原有文化，同時強調應將“哲學”與“科學”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除宗旨有所變化外，《學燈》亦對專欄進行了調整。1918年10月底開始，陸續增設“思潮”“新文藝”“科學叢談”“譯述”等欄目，登載藍公武《論歐戰后之和平會議》、泰戈爾話劇《郵政局》、克魯泡特金自傳等文；原“講壇”欄連載梁啟超以白話撰寫的“修養譚及思想評論”；原“教育小言”欄更名為“小言”，內容不再僅限于為教育發聲。此后，《學燈》新設專欄比重日趨增大，關注點逐漸被思想文藝取代，有關教育的內容漸剩無幾。

同時，為了顧及外間（特別是新派）的觀感，《時事新報》裁撤了最為《新青年》同人所攻擊的“黑幕”?！侗緢蟛贸泛谀粰谕ǜ妗?，《時事新報》，1918年11月7日，第1張第1版。周作人當時也攻擊黑幕小說為“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非人的文學”，主張“應該排斥”。見周作人《人的文學》（1918年12月15日），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89頁。12月初，進一步取消了與《學燈》占據相同版面、相間出版的《報余叢載》，而將《學燈》改為“除禮拜日外，每日刊行”?！?2〕

此時《學燈》的調整，既源于與《新青年》對壘的需要，也與“研究系”整體轉向有關。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研究系”同人相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3〕張東蓀自誓此后“對于文化思想的鼓吹，當唯力是視”?！?4〕隨著“研究系”在思想界日趨活躍，《學燈》的地位也上升至與《時事新報》正張并駕齊驅。

調整后的《學燈》與《新青年》主導的思想文藝革新運動產生了諸多聯系，然而由于雙方互有意氣，《學燈》同人在針對《新青年》所討論的話題立言時，往往使用批評的口吻，你來我往中充滿了火藥味。

1918年10月，《學燈》刊發“好學”《貞操問題》一文。文章開頭即說：“偶見某雜志有論貞操問題者?！贝颂幩讣春m發表于《新青年》的《貞操問題》。在此文中，“好學”反對胡適所言“貞操完全為個人的”，而強調貞操實是“教育上之問題，當然為社會的”。他甚至嘲諷胡適“反對貞操，其理由不免可笑，足證其讀者甚少耳”?！?5〕稍后，針對早先被《新青年》同人冠以“鸚鵡派讀書人”的嘲諷，“好學”毫不客氣地回罵其為“狂妄”“輕薄”“破壞”的“亂罵派讀書人”?！?6〕

半個月后，“好學”針對白話文問題再次發表《言文一致之提倡》一文。此文極力贊揚梁啟超的白話作文實踐：“近來梁任公先生做了幾篇言文一致的講壇，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而且是改良文藝，所以一班青年讀了，總有些感動?！钡珜ν瑯犹岢自挼摹缎虑嗄辍?，卻有意用一種輕蔑的語氣批評之：“從前有個《新青年》雜志，他亦提倡白話，雖他以白話做詩，不免矯枉過正?！薄?7〕張東蓀也同樣強調梁啟超講壇對白話推介的影響：“我自從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講壇以后，就覺得白話是非常的切要，頗想拿白話來譯高深的哲理書?！薄?8〕或許是對《新青年》主導白話問題的輿論略有“醋意”，故他們有意以梁啟超的講壇文為引子欲另立門戶。這種尷尬的心態后來被傅斯年諷刺為“‘別人卻不算回事，只有我們梁任公先生做白話文的第一天，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新機；只有我們主張革新是獨立的，是正宗的，別人都是野狐禪?！薄?9〕

《學燈》同人立論雖時有針對《新青年》，言辭尚較為委婉。而它登載的一封聊止齋《對于〈新青年〉的批評》的讀者來信，用語則頗為尖刻。此信作者即前文提及的張豂子。張氏本對《新青年》所提倡的“廢文用白”，“改良文字，極表贊成”〔30〕，但由于受到《新青年》諸君的攻擊，遂投稿《時事新報》還擊《新青年》。此時，他轉而將“廢文用白”、“廢唱用白”歸為“迷于理想之主張”，并批評《新青年》的“論調與理想，本各以趨于極端為能事”。而對其中“尤極端者”錢玄同“廢漢文而用羅馬文”的主張大加鞭斥：“凡有國民性之人決不出此。而有水平線以上之常識者，無不反對者也?！备翦X“所以不惜發為狂言……乃竭力欲拋棄本來冬烘學究之面目，以自廁于新學派之列耳”，乃為“看見禽類得勢，便自認為禽類，獸類得勢，又自命為獸類”的“蝙蝠派讀書人”?！?1〕

一個多月后，曾遭錢玄同嘲諷“畫全身不相稱的美人”的沈伯塵亦針對錢廢棄漢文的主張創作了一組漫畫，并發表于《時事新報》新創刊的“潑克”上。此畫將錢玄同描寫成了沒有“人心”的新學家形象：他為了學習羅馬文，不惜以“羅馬犬之心易其心”，然而易心手術后“試讀羅馬拼音，人聆之則居然羅馬犬吠也！”漫畫與按語見《時事新報·星期增刊“潑克”》，1919年1月5日，第3張第1版。應該說沈氏的“羅馬犬吠”與張豂子非禽非獸的“蝙蝠派”均充滿了人身攻擊的意味，魯迅認為其惡劣程度“同沒教育的孩子只會在好好的白粉墻上寫幾個‘某某是我兒子一樣”?！?2〕需要指出的是，此時《時事新報》對《新青年》此類近乎“卑劣”的攻擊主要針對錢玄同一人，正是由于錢過于旗幟鮮明，往往將觀點稍有不同者亂罵出大門去?！?3〕所以《時事新報》在回擊時，也常難掩心中的意氣，正如張東蓀所言，“因為看了滿眼的‘準狗、‘糞譜，不免感情異狀，下筆也就激烈了”?！?4〕

后來傅斯年在與張東蓀論辯時提及此事，稱《時事新報》的記者“不愿長進，不愿作有思想的諷刺畫，只要作無理性的罵人畫”?！?5〕并指責張東蓀是“和北京大學慣作對頭的……他今天登一篇罵北京大學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罵北京大學的文，今天指明了罵，明天含譏帶諷的說著”?！?6〕而張東蓀也同樣批評《新青年》“終日里做了許多駁難痛罵的文章”?！?7〕

《學燈》和《新青年》交鋒初期，由于互有敵意，所以始終擺脫不了互相謾罵嘲諷的對話模式。由表象來看，他們確實是“慣作對頭的”；然而雙方對于革新事業的主張并非捍格難入，正如茅盾所觀察到的：《時事新報》同人“也是主張著新青年派所宣傳的‘新文化，然而他們一面還是反對新青年派”。對于這一吊詭的現象，深悉內情的茅盾認為這是由于他們“對于新青年派之戰斗的態度感到過激，又一半也是有點醋意，因為新青年派當時在青年界的影響太獨占的了?！薄?8〕然而，這種帶有“醋意”的意氣之爭，并不是《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所真正希望看到的雙方的“對壘”狀態。后來張東蓀親自主持《學燈》，便是試圖改變這種敵對關系的一次嘗試。

三、立異以求同：《學燈》與《新青年》關系的改善

1918年12月，張東蓀主持《學燈》后，增設“新文藝”一欄，登載新體詩文。1919年初，張借藍公武《文藝論》一文連載于《時事新報》頭版，作為其支持文學革命的先導。此文所提出的近代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寫實文學”，“是生命的活文學”等主張〔39〕，實是對胡適、陳獨秀等人所倡導的文學革命運動之聲援。同時，《時事新報》記者孫幾伊擬將胡、陳等編入“新人物及新事業”一欄推介其革新事業?！?0〕稍后，《學燈》連載藍公武與胡適的系列通信，二人秉著切磋商榷的態度在“貞操”、“拼音文字”、“革新家之態度”等問題上展開了討論。雙方均著力于推進革新運動，用語亦謙遜誠懇?！?1〕應該說，《時事新報》同人對于《新青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文藝的主張多有共鳴，正如張東蓀所說：“現在中國的情勢，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的輸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沒有人不曉得的”。然而由于《時事新報》主張“建設”新文化，對《新青年》“不是將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多多益善的輸入進來，卻是在那里專門想打破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這一側重“破壞”的激進態度有所不滿，故他在聲援《新青年》之同時，對其又常有批評之辭?！?2〕

1919年1月，在胡適、周作人等的指導下，北大《新潮》雜志創刊。張東蓀隨即發表《〈新潮〉雜評》一文，極力贊揚《新潮》以“獨立的精神與研究的態度”倡導新思想，并將《新青年》“一味亂罵”、“用一種打罵的手段，教他脫去這舊衣”的態度作為反例，勸告《新潮》不犯此弊病，而希望其將著力點置于通過“制一個新衣來給人穿”的方式輸入新思想?！?3〕

然而，張東蓀的這番“褒獎”及區分《新潮》與《新青年》的做法引起了《新潮》主編傅斯年的激烈回擊。因在傅看來，張氏此舉有離間《新潮》與《新青年》北大新派這一整體的嫌疑。關于這一場爭論的具體情況，可參見高波《新舊之爭與新文化運動的正統問題——以張東蓀與傅斯年等人的論爭為中心》，《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張沒有料到自己的示好引來傅氏如此的不滿，故不無委屈地說：“原先本是記者以為《春秋》責備賢者，不妨先勸勸維新派，不料一勸，就碰了一鼻灰?！蓖瑫r堅持認為：“用誠實不罵、苦口婆心的方法輸入新文明，必定比較的更為得力?！?〔44〕

張東蓀原想通過聲援與商榷的方式改善與《新青年》的敵對關系，不料卻引發了新的沖突，并導致他的名字帶有了與北大新派“慣作對頭”的色彩。為了避免沖突加劇，自1919年2月中旬開始，張東蓀囑其好友匡僧代為主編《學燈》?？锷趶埵鲜谝庀滤嘘P北大新派的文字，態度均十分溫和，并不乏褒獎?？锷①濆X玄同《中國字形變遷新論》一文“詳論吾國文字之起源及其沿革，皆系有心得之言，非一般抄襲雷同之說可比”，論斷為“至理名言”〔45〕，并屢次表示對《新青年》的宗旨“非常贊成，貴志諸君這種勇敢的精神，記者非常佩服?！薄?6〕

在張、匡二人努力改善與北大新派關系的同時，由教育部訓令北大開除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的傳言激化了思想界的新舊之爭，這為《學燈》與《新青年》關系的實質轉變提供了契機。

1919年2月底，教育部訓令北大校方辭退陳、錢、胡三人的傳言四起，本已存在的新舊之爭更為分明與對立，思想界的氣氛一時變得異常緊迫。詳見羅志田《陳獨秀與“五四”后〈新青年〉的轉向》，《道出于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177-187頁。李大釗稱此為“新舊思潮之激戰”?！?7〕正如左舜生所說，當時新舊兩勢力沖突“抗爭之度，將入于短兵相接之一途”，并要求時人應于新舊之中“有一種抉擇之能力”?！?8〕思想界各派于此時無形中面臨“站隊”的選擇。

聽聞此傳言后，《學燈》同人先于《申報》《民國日報》對北大新派作出了公開而及時的聲援?？锷B續撰文為陳胡諸君“無端遭此侮辱”鳴不平，詰問當局“以出版物之關系，而國立之大學教員被驅逐，則思想自由何在？學說自由何在？”〔49〕而后確知傳聞不實，他們表示“深為陳胡諸君慶，并為吾國學術前途慶”，更與《新青年》共勉：“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學術，終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來日方長，挫折正未有艾。寄語以革新事業為己任者，勿以區區之恫喝而遂氣沮也?！薄?0〕稍后張東蓀亦明確聲明在此新舊戰爭中《時事新報》“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的態度?！?1〕

《學燈》的聲援很快得到了胡適的回應。隨后，張東蓀在答復胡適來信時，開首即說明匡僧所寫“不平鳴”等文實乃自己授意，此外尚有批評林紓攻擊《新青年》時態度“佻薄”的文章待刊，以此申明《時事新報》與《新青年》實同屬“我們新派”。他進一步強調“彼此對于學術內容上的意見實在沒有甚么不同，止除了一個‘態度問題”。而《學燈》此前對《新青年》的批評乃是“因為學問內容的主張相近的緣故”，所以他們對《新青年》同人“不是反對，實是‘勸告”〔52〕，旨在勸誡他們應以穩健的態度促使新文化運動更為“正中健強”?！?3〕胡適回信對此表示理解，并道破《學燈》“‘立異的目的在于‘求同”。胡適致張東蓀信（1919年3月20日），見《張東蓀胡適之通信》，《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年3月24日，第3張第3版。其實在對待異己者這一方面，胡適與《學燈》的立意相通，他曾說自己與錢玄同有所不同，錢是“唯恐人‘同于我們的‘異”，而胡自己則是“希望人‘同于我的‘異”?！?4〕

胡適與張東蓀此番書信往來，可以看作《時事新報》與《新青年》冰釋前嫌的標志。此后《新青年》同人如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開始以《學燈》為言論陣地宣傳自己的主張〔55〕，《新青年》亦開始刊登廣告推介《學燈》〔56〕，在革新運動中相互時有支持，成為“同路人”。茅盾甚至認為此時雙方已“沆瀣一氣”?！?7〕

結語

《學燈》創辦之初，關注點在教育，故與《新青年》所關心者無太多交集，雙方絕少互動。隨后馬二先生的一篇劇評，意外地讓《學燈》成為了《新青年》的批評者，雙方急遽演變為勢如水火的對立者。然而，《學燈》“也同意于新青年派之反對舊禮教，但不贊成新青年派的‘謾罵的態度”， 故“溫和”與“激烈”的雙方有過短時期的“敵對”?！?8〕《學燈》在與《新青年》對壘的同時，有意無意間改變了自己的話題，從而進入了《新青年》的論域之中。趨新的張東蓀做出一系列改善與《新青年》同人關系的嘗試與努力，最終在“五四”前逐漸確立“立異以求同”的對話關系，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同路人”?！秾W燈》從不關心《新青年》，進而“痛罵”《新青年》，直到宣布“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正式完成其對新文化運動“急變而以提倡自居”的轉變過程。

1919年3月，藍公武觀察到：“在這幾年中，就這《新青年》諸君猛力進行，沒有好久，居然有許多贊成的、反對的，令一般人把諸君所說的話，都成了一個問題研究?！薄?9〕《學燈》與《新青年》關系轉變的個案正是展現了這樣一個過程：一部分人如何反對《新青年》，怎樣加入其論域，進而使得《新青年》同人的話題都“成了一個問題研究”。蔣夢麟后來說，新文化運動不是“一擔一桶的水”，是“決百川之水，匯到一條江里，奔騰長流”?！?0〕然而正是由于《學燈》和《新青年》等這些“一擔一桶的水”，互相論辯與聲援，逐漸匯入思想革新的大江里，新文化運動才得以奔騰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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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許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