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認同·救贖：《燦爛千陽》的創傷敘事解讀

楊 瀾

(河南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鄭州 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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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認同·救贖：《燦爛千陽》的創傷敘事解讀

楊 瀾

(河南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鄭州 450002)

本文立足精神創傷研究視角，結合斯皮瓦克的屬下階層理論，分析美國當代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說《燦爛千陽》中由于戰亂與突發事件造成的創傷性經歷，揭示阿富汗文化背景下女性的個體創傷史與集體創傷記憶之間的互文關系，以及阿富汗社會中飽受壓迫的女性如何擺脫束縛、尋找自我，從受害者的身份向救贖者的身份轉變。

創傷；救贖；《燦爛千陽》

《燦爛千陽》是美國作家卡勒德·胡賽尼繼《追風箏的人》后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講述了阿富汗內戰背景下的兩位女性瑪麗雅姆和萊拉命運交織重疊的故事?，旣愌拍放c萊拉盡管身份迥異，卻經歷了相似的創傷事件：悲慘的童年、死亡事件、婚后遭受暴力等等。兩位女主人公的經歷反映了阿富汗社會中飽受壓迫的女性如何擺脫束縛、尋找自我，最終從創傷受害者的身份向救贖者的身份轉變。事實上，從《追風箏的人》開始，胡塞尼的小說中就充斥著多種形式的創傷：戰爭、自然災害、性暴力、家庭暴力、親人的死亡及自殺等等，而在《燦爛千陽》中，作者有意安排了兩位女主人公的創傷經歷，使之形成相互呼應、首尾銜接的互文關系。

《燦爛千陽》講述了一個關于創傷與救贖的故事：兩位偉大的女性在經歷了暴力、戰亂與死亡后，以強大的愛心與慈悲互相扶持，在寬恕對方的同時救贖了自身。她們既是各自創傷的見證人，又是與施加創傷的外力合力對抗的戰友。歸根到底，瑪麗雅姆和萊拉同屬于男性霸權社會中的弱勢個體，她們的創傷性經歷不僅具有同一性，更是整個阿富汗婦女血淚史的縮影。在小說中，兩位女性的關系從一開始的對立、敵對到相互同情、幫助與關懷，而她們各自的創傷也從平行走向交匯，最后相互消解，各自愈合。兩人的創傷歷史即阿富汗婦女飽經滄桑的共同歷史，小說從精神創傷敘事的視點展現了阿富汗女性的成長史與反抗史。兩位女性在經歷了一系列來自父權和夫權的壓迫后，相互扶攜，共同完成了自我重建與靈魂的救贖。本文立足精神創傷研究視角，結合斯皮瓦克的屬下階層理論，通過分析《燦爛千陽》中兩位女性各自創傷史的獨特性與互文性，揭示精神創傷在胡塞尼小說創作中的特殊地位。

創傷之一：被迫認同與反認同

根據斯皮瓦克的屬下階層理論與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別研究理論，社會實際場景中的女性不過是男性霸權階級的屬下階層，是霸權的對象、被動的承受者。小說虛構場景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也不足以具備獨立的人格與完善的話語權，而僅僅作為霸權階層理論的被動實踐者、男性的欲望主體而存在。屬下階層意識為否定意識，與霸權意識是相反共存關系，只能借助官方反叛亂的文本或精英文獻間接地認識屬下階層意識。[1]5

以《燦爛千陽》中的瑪麗雅姆為例，給她帶來無盡痛苦的是她生命中兩位最為重要的男性角色：父親與丈夫——男性霸權的代表。身為私生女的瑪麗雅姆從小便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她是母親口中的哈拉米，她是父親藏在骯臟的棚屋里的臟東西，從未享受過雙親和睦、其樂融融的天倫之樂，也無法與同齡的兒童建立友誼，對他人訴說。這樣的創傷是被邊緣化的屬下階層在霸權社會中體會到的。從兒時開始，沒有學校與朋友的瑪麗雅姆主要依靠他人的敘述來認識世界、認識自我。從兒時父親的講述，到婚后丈夫的灌輸，再到被執行死刑前男獄管的話語，瑪麗雅姆始終是通過他人的講述來構建自我意識。而當講述者與聆聽者分別為霸權階層與屬下階層，前者的講述本身就帶有極大的偏激與歪曲，故而導致后者扭曲的自我意識。通過向屬下階層灌輸充斥著被動接受、安于現狀等概念的理論，霸權階層進一步地鞏固了屬下階層的被動地位，同時盤剝了后者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可能性。更令人氣憤的是，當屬下階層中的某些個體開始覺醒并具備些許獨立意識與判斷能力時，這樣的少數派往往得不到作為大多數的奴性屬下階層的認同與支持。

正因為此，瑪麗雅姆聽信了父親為自己編織的美夢，不愿相信母親口中所說的膽小懦弱、自私自利的父親的真面孔。而當現實將瑪麗雅姆的美夢擊碎時，長期對霸權階層理論的被動接受已經讓瑪麗雅姆喪失了反抗的能力，只能聽任丈夫擺布。在一系列的創傷性經歷中，瑪麗雅姆都是被動的、沒有話語權的：她無權為母親的去世呼喊補償，她無權對自己的婚姻進行選擇，面對人生的重大轉折完全沒有表達主觀意愿的機會。如果說不被父親承認是第一重創傷，母親的過世是第二重的話，那么被迫嫁給拉希德、遠離熟悉的面孔與環境則是另一次被遺棄?，旣愌拍凡荒芾斫鉃槭裁醋约旱纳钤诙虝旱臅r間內竟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她覺得自己身處他鄉異地，不知身在何處，好像闖入了別人的生活”。[2]32婚后，瑪麗雅姆的生活進入了另一個充斥著惡夢與創傷的階段，與拉希德家居住環境的骯臟狹窄相同的是拉希德本人品行的粗俗與暴力。首先，她了解到拉希德曾有過一任妻子，以前還有個兒子，但不幸早逝，迎娶瑪麗雅姆并不是因為熾熱的感情或出于憐憫與同情，僅僅因為拉希德需要一個服侍他起居的女人，并希望這個女人幫他傳宗接代。也就是說，被父親再次拋棄的瑪麗雅姆不過是一件廉價的替代品，她再次淪為了工具和所有品。

趙冬梅博士提到，心理創傷可以導致多方面的改變，如早期的受虐經歷能夠影響甚至阻礙一個人發展穩定的自我感覺。[3]93多年的創傷經歷讓瑪麗雅姆失去了生氣與熱情，變得麻木與絕望。因此，當萊拉作為另一個屬下階層個體出現在瑪麗雅姆身邊時，瑪麗雅姆對其的反應最初表現為強烈的懷疑與敵意。對萊拉而言，她失去家人與戀人，被迫嫁給拉希德后又受其虐待，這對于尚未成年的萊拉可謂經歷了他人的死亡、徹底性分離與家庭暴力的三重創傷，與瑪麗雅姆同樣遭受了身心的巨大創傷后，前者的不理解與不同情使萊拉被再一次地被邊緣化。與瑪麗雅姆不同的是，胎兒之死與長年遭受的身體虐待象征著瑪麗雅姆的主體之死，她將從別人口中聽來的認同理論化為了內心的負疚感，站在沉默與絕望的懸崖上等待死亡的實際降臨。而萊拉作為受過教育、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既不能忍受丈夫對自己的暴政，也無法對同為弱者的他人所受的暴力坐視不管。因此，萊拉首先代表屬下階層向拉希德代表的霸權階層提出了反抗，而她的奮起反抗喚醒了瑪麗雅姆心中長期被壓抑的憤怒與希望。

創傷之二：從被“隱形”到被“妖婦”化

小說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描寫：“瑪麗雅姆此前從未穿過布卡。拉希德只好幫她穿上。加了襯墊的頭套很沉重，緊緊裹著她的腦殼；隔著一層網狀的屏障看世界也是很奇怪的體驗。她穿著布卡，在她的房間里練習走路，老是踩到裙邊，步履蹣跚。由于看不到周邊的境況，她變得很緊張，而且她也討厭那褶皺的布料總是不斷地以令人窒息的方式蓋住她的嘴巴?！盵2]74就這樣，瑪麗雅姆的私人空間進一步退化、被壓縮到僅剩布卡里稀薄的空氣。布卡仿佛神奇的隱身衣，讓真實的瑪麗雅姆消失在其后，只剩下一個虛構的貞女形象。而布卡又像一幅眼罩，遮擋著瑪麗雅姆的視線，讓她不得不跟隨丈夫的指引，對其言聽計從。穿上布卡的女人被模式化、隱形化了，象征著男性強權意識對女性個體意識的剝奪與抹殺。

就這樣，在丈夫的引領下，瑪麗雅姆穿越了街巷，借丈夫的眼睛和語言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她看到許多濃妝艷抹、搔首弄姿的女人，后者與自身強烈的反差讓瑪麗雅姆自慚形穢。在她的想象中，這些女人全都念過大學，在寫字樓上班，在屬于她們自己的辦公桌后面打字、吸煙、打重要的電話給重要的人物?，旣愌拍酚X得這些女人神秘，使得她聯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姿色平庸、胸無大志、知識貧乏。然而，從后文瑪麗雅姆在拉希德房間找出的色情雜志一幕不難看出，作者有意暗示瑪麗雅姆眼中這些高貴的女人很可能是出賣肉體的妓女。這其間的差異正是夫權和父權之下女性的雙重異化：要么是布卡后唯唯諾諾的“貞女”；要么是將自身物化、作為娛樂男性的工具而存在的“妖婦/妓女”。丈夫拉希德給妻子戴上象征貞潔與禁欲的布卡，將妻子囚禁在一層面紗之后，不讓其他男性瞥見妻子的面容，從而樹立了傳統的貞女形象，并進一步強調了自己作為家中擁有者的權利。然而，丈夫拉希德自己卻偷偷翻看色情雜志中搔首弄姿的裸體女性：一種合理化的、男性專屬的偷窺行為。不論瑪麗雅姆還是街上的艷妝女人，都不過是話語權的擁有者、規則的制定者——男性享用、支配的對象。男性權力話語機制對女性弱勢個體長期進行如此的打壓與欺騙，使得女性認同這樣的劃分與界定，其后果即自行將自我禁錮在傳統的道德觀念之中寸步難行；與此同時，男性對女性進行貞女/妖婦(妓女)這樣粗糙的二元劃分，極有可能使得女性群體內部發生分裂與對立，以及女性個體內心的分裂與扭曲。

相比被布卡第一次“隱形”，瑪麗雅姆被迫躲到閣樓上就象征著進一步地被“隱形”：家中有男性客人時，瑪麗雅姆就必須躲在自己的房間中，直到客人離開?？杀默旣愌拍凡⒉灰虼擞X得不公，反而“沾沾自喜”，覺得“拉希德把他們的關系看得很神圣……他的保護讓她覺得很光榮，覺得自己很寶貴，很重要?！盵2]84與創傷理論中的“分離”概念契合的是，創傷性經歷的幸存者往往會選擇“封閉的地域空間以躲避創傷”[4]20;而不僅僅是巧合的是，瑪麗雅姆在閣樓上覺得自主舒服，因為她避開的正是給自己造成最大傷害的男性/夫權，是潛意識中對潛在創傷的自行規避。根據創傷理論，一再的分離體驗引發嚴重的恐懼與焦慮，直接影響個體對自我的認知，極易產生錯誤的自我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小被父親背叛、拋棄的瑪麗雅姆誤將拉希德的霸道、不公當做了對自己的保護與珍惜，這是由于瑪麗雅姆從未被賦予自由選擇的權力，習慣了聽從他人的、尤其是男性的安排，內心從而產生了扭曲的自我形象。拉希德代表的男性強權制定了針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將她們以妻子、貞女與妓女、妖婦進行區分，自己卻可以自由地在丈夫、嫖客、偷窺者等身份間切換。對于女性而言，無論貞女還是妖婦都沒有自主性，僅被視為象征意義上的交換客體：她們被男性奪去獨立工作與接收教育的機會，失去獨立空間，成為男性欲望投射的客體與維系社會發展的繁衍工具。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歪曲與傷害給處于弱勢的屬下階層個體帶來最徹頭徹尾的傷痛，勢必造成身心的撕裂，形如死亡。小說中瑪麗雅姆與萊拉重復經歷的一系列死亡事件正是自我肉體與心理遭受巨大創傷的明證。

母性是女性的本能，是女性內在美的表現之一，而男性霸權階層利用女性與生俱來的生育能力與母愛的本能，將其化為禁錮與打擊的工具，將女性進一步地對象化、他者化、“妖婦”化。以十五歲便失去母親的瑪麗雅姆為例，自己成為母親大概是正視童年的創傷、走出其陰影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不幸的流產事件無疑是另一樁創傷性事件，不僅讓瑪麗雅姆的期待落空，還要忍受丈夫變本加厲的折磨。流產事件雖然是偶發性的，卻與瑪麗雅姆經歷的一樁樁創傷性事件彼此相關：母親的自殺與父親的拋棄導致了她內心強烈的失落感與負罪感，前者在瑪麗雅姆婚后進一步滋生成為對擁有自己的家庭及子女的渴望，而后者則扭曲了她的認同感，讓瑪麗雅姆錯誤地認為自己罪有應得、命該如此。這就是創傷的反復性(Repetition)：創傷性事件從不會很快被遺忘、或自行隨時間消逝，它們總是潛伏在記憶深處，一旦現實中再有不幸發生，勢必與之前的創傷性事件再次融合，化為更強烈的、更具破壞性的創傷。

失去胎兒的痛苦讓瑪麗雅姆感到迷失、困惑，拉希德冷淡粗暴的態度讓瑪麗雅姆懷疑真主、懷疑自己的命運，但孤獨與迷茫中的瑪麗雅姆得出的最終結論是：自己所受的精神與肉體的磨難都是真主的考驗，卑微的自己根本不應該質疑真主、指責真主。不幸遭遇流產的瑪麗雅姆非但沒有得到丈夫的庇護與關心，反而被認為是沒用的工具，換來無盡的冷遇與虐待。與被父親拋棄的經歷相似，同樣扮演著強權者角色的丈夫對無法生育的瑪麗雅姆不管不問，即第二次拋棄。其背后的緣由則是男性心中女性要不是(聽話的、任人擺布的)貞女，要不就是(無法生育的、不能迎合男性需要的)妖婦。

另一個被拉希德視為“妖婦”的是萊拉，而拉希德對萊拉先后態度的強烈反差正是基于男性對于女性不公平的二元劃分：先是將年輕貌美的萊拉視若珍寶，而后發覺萊拉腹中胎兒并非自己親生則立刻貶之為妖婦。與瑪麗雅姆在沒有選擇權的情況下嫁給拉希德不同的是，萊拉為了保護塔里克的孩子而主動選擇嫁給拉希德。對于失去家人與戀人的萊拉來說，以保全與塔里克的愛情結晶來保存兩人的愛情，是在陌生的環境中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為了彌合過往創傷的一種自我救贖。與萊拉和塔里克的真摯感情相比，與拉希德的婚姻是為了保存生命的權宜之計，但這同時又是萊拉的自我背叛、對塔里克的背叛和對兩人愛情的背叛，這樣的精神創傷加上家庭暴力讓年輕的萊拉身心備受煎熬。

兩段創傷歷史的重疊與相互拯救

萊拉曾失去了母親與伙伴，而她在年長的瑪麗雅姆身上發現了母親與伙伴的模樣“萊拉端詳著瑪麗雅姆臉皮松弛的面部，因為勞累而生出眼袋的眼瞼，還有她的嘴巴四周深深的皺紋……萊拉看到的不再是一張敵人的面孔，而是一張自認命苦、忍辱負重、隱藏著無盡悲哀的臉龐?！盵2]253在這樣的瞬間，萊拉看到的是儼然自己母親般苦命的女人的臉龐。共同的遭遇讓萊拉覺得與瑪麗雅姆的距離被拉近了——從未與母親如此親近的萊拉找到了與母親相伴的感覺：一同做家務、一同打掃、一同照顧嬰兒。萊拉在直面自己的創傷的同時也解放了同伴，她的容忍與同情讓另一個遭受相似創傷的同伴不再感到孤單。她與瑪麗雅姆成了一家人，既是姐妹、也是母女。如同蘇珊·布里森指出的那樣“見證創傷經歷”對于遭受創傷的個體走向積極、卸下心理負擔是極為有益的。[4]23在兩人的相互傾訴中，各自被強加的貞女/妖婦身份一一散去，只留下真實的姐妹/母女關系。在擺脫了被男性話語界定的虛假身份后，兩位女性不僅合建了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回歸了女性的本真身份，更得以糾正被歪曲的自我形象，從而更順利地向創傷的愈合遞進。

為了完成創傷的穿越、真正地告別過去那個依靠別人的講述的“哈拉米”，瑪麗雅姆決定幫助萊拉，這是瑪麗雅姆走出創傷的決定性階段，在釋放母性、充當萊拉與阿茲莎的保護者的同時充分了解了自己母親為自己做出的種種犧牲，既原諒了自己的母親，也化解了心中的負疚感，并收獲了身為人母的滿足感。在萊拉到來之前，瑪麗雅姆已經習慣了被剝奪話語權的生活，習慣了按照別人的、尤其是按照丈夫的指令生活，從小棚屋到閣樓，從廚房到牢房，瑪麗雅姆一生所居住過的空間都是封閉的、狹小的、被男性話語支配的。萊拉的遭遇如同一面鏡子，映射出瑪麗雅姆自己的苦難，讓她有勇氣直面與反抗，讓瑪麗雅姆二十幾年來第一次質疑拉希德的不公與暴虐。當拉希德快要殺死萊拉時，瑪麗雅姆做出了她有生之年最勇敢的決定“瑪麗雅姆不能也不會容許這件事發生。結婚二十七年來，他已經從她這兒奪走太多。她不會看著他把萊拉也搶走?！@么做的時候，瑪麗雅姆突然想起，這是她第一次決定自己生活的軌跡?！盵2]354-355從聽從別人的指令、依賴別人的敘述，到決定自己的生活、表達自己的意愿，瑪麗雅姆成功地穿越了創傷，拯救了他人也釋放了自己?，旣愌拍返纳鼩v經磨難，最終以救贖終止了創傷。

在偶然的場合下，瑪麗雅姆與萊拉兩人合力殺死了拉希德，這無疑是被壓迫者心中積怨的集體井噴，而兩人也由此象征性地逾越了男性霸權，重新發現了構建真實自我的可能性?？杀氖?，瑪麗雅姆選擇了暴力的方式，從而決定了死亡是自己最后的歸屬。然而，面對最后的死亡，瑪麗雅姆并無恐懼，她的夢中年輕的父親、慈祥的老者、芬芳的野花和溫柔的母親無不暗示著回歸與新生。更重要的是，瑪麗雅姆最終獲得了母親、伙伴與保護者的身份，有了自己的歸屬，而死亡不過是新生的開始?？上驳氖?，對于覺醒后的瑪麗雅姆，萊拉是一個自我認同過程中出現的他者：一個與自我有著相似的創傷經歷，但比自我更強大、更清晰的他者。認識到這一點的瑪麗雅姆毅然犧牲自我以保全萊拉：另一個自我的成長。在經歷了懷疑——對立——接受——認同這一階段后，瑪麗雅姆與萊拉的形象合二為一，整合為一個歷經創傷但未被創傷擊垮的強大個體：犧牲自我以成全他人，而在他人的身上延續更好的自我。這樣一來，長期被分裂的自我得到了整合和統一，長期遭受的創傷也得以愈合。

結語

在紛繁復雜的世間萬象中保持理智與平靜是困難的，而遭受創傷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小說中的丈夫拉希德可以說也是創傷性經歷的受害者，他深受喪子之痛，希望再次擁有子嗣而屢屢不能實現。但拉希德缺乏對生命的整體認識、缺乏自省的能力和對女性的起碼尊重，從而將自我的創傷轉移，造成了他人的痛苦以及最后的自取滅亡。相反地，萊拉、萊拉的母親與瑪麗雅姆、瑪麗雅姆的母親娜娜都曾是創傷性經歷的受害人，都不得不忍受婚姻內的暴力以及社會動蕩帶來的命運波折，但她們并沒有對生活喪失信心，更沒有將其他無辜的人拉入自己痛苦的沼澤中。與拉希德相反，瑪麗雅姆與萊拉通過創傷不斷地發現自我、認識自我、辨識他人、探明真相，她們在創傷的洗禮后變得更加堅強勇敢，重獲新生。胡塞尼試圖通過她們的故事說明創傷性經歷的可穿越性與可愈合性——創傷可能是災難性的，但災難并不是永久的。同時，瑪麗雅姆和萊拉的遭遇與磨難并不是獨特的，而具有更廣泛的、普遍的社會意義。在分享與聆聽中，兩位女性的創傷經歷交匯融合，兩人的形象也發生了重疊，她們的經歷是千千萬萬母親、女兒與妻子的普遍經歷，飽受家暴與戰火折磨的阿富汗婦女絕不僅僅只有她們兩人：忍痛送愛子去前線打仗、因思念成疾的萊拉的母親，不得不忍受各種嘲諷與屈辱的瑪麗雅姆的母親，被炮火吞噬的萊拉的兒時伙伴，以及無數因戰爭流離失所、或被迫賣身、或慘遭凌辱的婦女，在與死亡直面的過程中逐漸揭示生存的真相[5]6，此謂創傷經歷帶給當事人的正面意義。她們無法改變創傷性經歷的破壞性，卻可以選擇面對創傷，直視現實。最關鍵的是，在面對創傷的過程中發現自我、審視自我，最終穿越創傷、實現靈魂的重生。這樣，創傷的受害者就從被動承受者變身成為主動講述者，將被客體化的個體再次主體化，將被邊緣化的個體再次帶回話語界?！稜N爛千陽》通過兩位女性生活空間的交錯、重疊與合并的故事，體現了個體創傷與集體創傷、歷史創傷達到相互融合的過程。兩位女性的創傷經歷映射出創傷帶給個體的傷痛，以及走出創傷、撥云見日的燦爛前景。

[1]陶家俊.價值、性別和反認同政治：論斯匹瓦克的屬下階層理論[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7(4).

[2]〔美〕卡勒德·胡賽尼.燦爛千陽[M].李繼宏，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趙冬梅.弗洛伊德和榮格對心理創傷的理解[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

[4]朱云.疏離、記憶與傾訴：解讀《樂園》中的“創傷之家”[J].當代外國文學，2011(1).

[5]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責任編輯 謝春紅)

Trauma·Identity·Redemption:An Analysis of Trauma inAThousandSplendidSuns

YANG 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Based on the modern studies of trauma and psycho-analysis, together with G.C.Spivak’s subaltern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raumatic experience caused by war and other incidents inAThousandSplendidSunswritten by Khaled Hosseini, reveal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 of history of trauma in both individual females and the whole female group in Afghanistan culture. Beside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Afghanistan women from victims to self-redeemers, who seek the means of breaking away from oppression and trying to get self-identity.

trauma; redemption;AThousandSplendidSuns

2016-05-25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倫理視域下的伊恩·麥克伊萬小說研究”(2015BWX028)

楊瀾(1982—)，女， 河南潢川人，碩士，河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從事英美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6

I106.4

A

1008-3715(2016)05-00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