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期刊二百年：厚重 精彩

石 峰

中文期刊二百年：厚重 精彩

石 峰

1815—1911年，自晚清到辛亥革命的期刊。這一時期是中國期刊的萌生和初創期，重在探尋中國期刊生長的本土“基因”。從史學者的角度，縱覽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現象，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對西方列強的瘋狂入侵和掠奪，對以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可歌可泣的抗爭，以及近代中國人期刊觀念的嬗變，都做了全面客觀的評析，向讀者呈現了這一時期中國期刊成長的時代景象和風采，可謂艱難曲折。

中文期刊的真正興起是在清王朝覆滅前的十幾年。隨著維新運動高潮的到來以及革命思潮的發展，中國百姓日益覺醒，期刊成為仁人志士手中強大的思想武器，期刊業得到了蓬勃發展。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和辦刊人以及期刊業呈現的特征，《中國期刊史》都作了詳盡而客觀的介紹。

1912—1949年，民國時期的期刊。這一時期中國社會風云變幻、階級矛盾錯綜復雜，中國期刊的生態環境光怪陸離，思想文化領域雜草叢生，而反映人民心聲的進步期刊，在夾縫中生長，其戰斗性得到了充分洗禮，涌現出一批革命性、思想性、斗爭性都很強的期刊和辦刊人。辛亥革命以后產生了一個具有這一時期標志性特征的刊物《新青年》。1915年創辦的《新青年》距離第一個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正好是100年時間。而《新青年》的創刊到2015年中國傳統期刊在數字化大潮中出現轉折，又正好是100年。在這兩個100年中，《新青年》在中國期刊的發展歷史上有著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缎虑嗄辍返膭撧k標志著中國期刊在社會變革中開始走到歷史的前臺，傳播先進思想和文化，為人民群眾撥云驅霧，為社會生活注入生機活力，無論是傳播力、感召力、影響力都實現了一個大的提升與飛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國處在社會大轉折、大變動中，民族矛盾激化，軍閥混戰加劇，社會思潮四起，對期刊業的發展賦予了全新的使命。明清時期的士大夫階層有崇尚“清議”的傳統，也可以說這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輿論形式。一些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經常在一起議論國是，對社會現象高談闊論，對人對事評頭品足，以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以后，民族危亡、國難當頭，使他們意識到“清議”不能救國。于是他們從西方報刊輿論的影響力中得到啟發，紛紛投身辦報辦刊，以擴大自我政見的社會影響。這是知識分子階層以言論影響政治的一種自我覺醒和升華，也是中國輿論形式的一次大轉折。

期刊的“戰斗性”日益彰顯，是這一時期期刊業發展的內生動力。該卷著重介紹了在解放區和“白區”創辦的較有影響的期刊，特別是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或由革命先驅者直接參與創辦的期刊和杰出的辦刊人都做了全面介紹，同時還原了當時出現的一些期刊現象。當然，社會是多元的，對期刊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這一時期還有許多其他流派和性質的期刊，作者也擇其要者進行評介，包括20世紀2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刊物，以反映當時期刊出版的生態。

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1950—1978年的期刊。這一時期是新中國期刊的重建和探索階段，是為新中國期刊業定性、定調、定方向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挫折教訓，經驗和教訓都極其寶貴。

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社會性質的根本改變，中國的歷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改變落后的生產關系，清除腐朽的上層建筑，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制度、新體系，成為這個新時代的主題。一切“從新”成為這一時期最耀眼的主題詞。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的期刊業，既要承接革命戰爭年代黨領導期刊出版工作的優良傳統，更重要的是要“再造”一個全新的期刊業。新中國之初期刊業的這個“再造”過程，稱之為新中國期刊業的“奠基”。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對社會輿論的獨特作用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深諳包括期刊在內的出版工作在新中國新政權建設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建立新中國的千頭萬緒中，即對新生的出版事業進行精心部署。1949年2月成立了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著手設計新中國出版事業的建制和布局。同年10月3日共和國成立第三天，該委員會就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新華書店工作會議，毛澤東主席為大會題詞：“認真作好出版工作”。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同志在開幕講話中，號召全國出版工作者準備迎接隨著經濟建設高潮而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勉勵大家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發展人民出版事業”這一條變成事實。這次會議為新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在方向上、政策上、組織上、制度上、業務上奠定了基礎。會議結束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會議通過任命：胡愈之為出版總署署長，葉圣陶、周建人為副署長，并于11月1日召開出版總署成立大會。與此同時，10月25日《人民文學》雜志創刊，這是新中國第一本全國性文學刊物，毛澤東主席為創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1月15日《新華月報》創刊，毛主席為之題寫刊名。這一切都說明，當時黨中央毛主席對出版事業的高度重視和關懷。

1950年9月在中宣部出版委員會召開的第一屆出版會議上，作出了《關于改進期刊出版工作的決議》。195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布了《關于加強報紙期刊出版發行工作的規定》，這對期刊出版工作而言可以說是開天辟地的。同時，有關管理部門還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政策性規定，如不允許成立私營出版機構，期刊定價不得有地區差價，期刊只能交郵政發行等?；仡欉@一時期中央人民政府對期刊業的種種規范和要求，對社會主義期刊事業來說，有的是根本性的，至今仍需堅持；有的有其為鞏固新政權、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或政治運動所使然，是階段性的，當須與時俱進；也有對期刊業發展的規律認識不足、對期刊的市場屬性尊重不夠帶來的缺憾，這在探索社會主義期刊事業發展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們需要多維度地去考察。

胡愈之先生是新中國期刊業的奠基者和開創者之一，他是新中國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對舊中國期刊業進行的整合改造，對新中國期刊業發展方向的確定和體制的建立，對新型期刊業運行機制的規范和扶植政策的制定，以及親自主持創辦《新華月報》的實踐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期刊業的形成過程中，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他的理論建樹和辦刊思想，影響深遠。新中國成立之初創辦的許多刊物直到今天仍有較大影響，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特別是逐步形成的“中國”“中華”“人民”等字頭的系列期刊，成為新中國期刊的一個重要特征。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現的黨刊系列，至今仍是黨的建設和解讀黨的主張的重要陣地。地方刊物也曾伴隨新中國的腳步得到長足發展。對這一時期期刊發展脈絡和經歷曲折全面的梳理和介紹。由于頻繁的政治運動，也出現過一些曇花一現的刊物，書中也作了客觀描述。而因政治、經濟因素造成的期刊出版大起大落現象，作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以求留下前車之鑒。至于“文化大革命”對期刊業帶來的摧殘，作者力求進行實事求是的評述，也給讀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間。

1979—2015年，以改革開放為標志的新時期期刊。這一時期的中國期刊業，經過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和沉淀，在改革開放大潮的帶動下，發展過程盡管有起伏，但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國期刊業發展最好的時期，也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期刊事業最充分的時期。期刊品種由1979年的1470種增長到2015年的10014種，總印數由1979年的11.84億冊增長到2015年的28.78億冊（2012年曾達到33.48億冊）。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期刊的生存發展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首先是政治環境的變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平穩有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雖說這種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都不由自主地帶來悄然而深刻的變化。期刊出版也不例外，從管理體制、運行機制都迫切需要進行改革。黨的指導思想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解放運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管理機構改革等，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后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對期刊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是改革開放以后首先著力的方面，而且持續深入、跨步前行。從承包制到績效掛鉤，從鼓勵個體經營到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從確立市場主體到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從股份制到混合所有制，從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等，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一種全方位的漸進式的顛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這個目標的逐步實現，整個社會的所有經濟活動無一例外地都必須經歷深刻變革。期刊作為一種文化產品，雖然有其意識形態的特殊性，但同樣要經過市場環節才能發揮其功能，它的商品屬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期刊經營也要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走進市場，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這就要求期刊從業者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創新機制，在確保黨的領導和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營模式，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其三是社會環境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重新確認了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把它作為我們認識當前社會矛盾、制定方針政策的基本出發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必須承認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此又出現了社會思潮、利益訴求空前活躍。而在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社會矛盾空前凸顯，倡導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緊迫而艱巨。執政為民理念深入人心，老百姓的維權意識日益增強，又增加了社會工作的復雜性。期刊作為社會思想、文化理念、價值取向的傳播載體，從內容到傳播方式都必須進行改革創新。

其四是文化環境的變化?！拔幕蟾锩苯Y束以后，思想文化領域首先要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是這一時期期刊出版工作面臨的首要任務。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推進，文化領域的改革也日益活躍起來，文化工作的體制機制發生了很大變化?！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成為期刊出版輿論導向的根本要求。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任務，并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激勵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政策措施。習近平總書記更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高到關系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關系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的高度。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認識的新境界。期刊出版工作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期刊業的改革發展要求更高、任務更重、責任更大了。

其五是媒體格局和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數字技術借助互聯網在傳播領域的廣泛應用，各種新興形態的媒體應運而生，其發展之快、影響之大、沖擊之猛，出乎人們的想象。媒體格局的變化，傳統媒體面臨新的嚴峻考驗。有人甚至用“柯達”的終結來警告傳統媒體的未來。但是，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為傳統媒體帶來的機遇也是前所未有的。傳統媒體可以利用互聯網和數字化整合內容資源，創新傳播形式，提升傳播速度，擴大傳播范圍等。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將給傳統媒體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

這些變化對期刊業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李頻博士對改革開放以后期刊業發展的時代背景和特征做了全面系統的分析，對這一時期期刊業發展軌跡和概貌做了客觀清晰的描述，對新時期出現的期刊現象進行了多維度的思考。他把改革開放30多年劃分為20世紀80年代、90年代、21世紀三個時間段，深入分析了不同階段期刊業發展的主要特征。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期刊業呈現的獨特景象，他認為在世界期刊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很有研究價值，為此他做 了重點介紹。同時，他對某些期刊在特殊社會背景下發生的熱點事件以及對社會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尤其是他對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若干期刊，進行了認真調查研究，用較大的篇幅進行剖析，以期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經驗或者啟示。

這一時期期刊業的發展也不平靜。1985年針對出版物庸俗化傾向，對包括期刊在內的出版工作進行了全面整頓；1989年針對自由化問題在報刊中的表現，又對全國報刊進行了清理和壓縮；2003年為減輕基層和農民訂閱報刊的負擔，整合停辦了一批利用權力攤派發行的報刊。這三次報刊的治理整頓，對端正報刊出版工作方向、規范報刊出版秩序、改善報刊經營環境都產生了積極作用，也在中國期刊發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作者系中國期刊協會會長，本文題目為編者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