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大和九年分司東都事考述

李向菲

杜牧大和九年分司東都事考述

李向菲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居士，京兆萬年（陜西西安）人。唐文宗大和二年（828）進士，授弘文館校書郎。后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至大和九年（835），由淮南節度掌書記轉監察御史，赴長安供職，是年秋天，即以疾病為由，分司東都。大和九年至開成二年（837）這三年，是杜牧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時間，這期間唐朝廷政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特別是大和九年甘露之變發生后，杜牧和同時期其他文人一樣，思想上受到了很大沖擊，在仕途選擇和人生態度上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對此，雖然有學者發表了文章進行探討，但是仍然有很多問題沒有完全弄清楚，以下主要分析杜牧于大和九年春入朝至開成二年在東都洛陽這一段時間內的行蹤與思想，并對其之后的行跡稍做探析，以現其思想變化軌跡。

一、分司東都原因

據胡可先考證，杜牧入朝為監察御史時間在大和九年春①胡可先：《杜牧大和九年形跡思想新探》，《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可從。在朝僅數月，旋又分司東都。分司的具體時間和其中原因，繆鉞在《杜牧年譜》中說：“秋七月，侍御史李甘因反對鄭注、李訓，被貶為封州司馬……李甘貶后，（杜牧）蓋惡李訓、鄭注之專權，即移疾，分司東都也?！雹诳娿X：《杜牧年譜》，見《繆鉞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219頁。胡可先則認為李甘被貶只是原因之一，“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于牛李黨爭造成朝中人事的變化”。他認為，杜牧屬于牛黨人物，其入京是受牛黨人物牛僧孺推薦。大和八年十月，李德裕罷相，李黨要員鄭覃此時也被調換，由御史大夫轉戶部尚書；同時李宗閔入相，十一月，溫造由前河陽節度使為御史大夫。牛僧孺這時雖在淮南節度使任，但其黨人李宗閔已為宰相，他料想自己也入朝在望，故先薦杜牧入京。不料大和九年，朝廷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五月‘戊午，以御史大夫溫造為禮部尚書’；六月‘丁酉，禮部尚書溫造卒’；“壬辰，詔以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襄武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宗閔貶明州刺史’。在這一個月，杜牧的兩個靠山，一死一貶，因為地位的變化，牛僧孺入朝也就無望了。杜牧這時在監官的位置上肯定呆不住，只好移疾而分司東都?！倍岸拍翞榉炙镜臅r間應該是六月，而不是七月”①胡可先：《杜牧大和九年形跡思想新探》，《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杜牧入京無疑是受牛僧孺推薦，但是認為他是牛黨分子，并將其入京與分司東都看作與牛黨人物共進退，則顯得有些證據不足。

首先，說牛僧孺料想自己入相在望而先薦杜牧入朝，就和史書所載牛僧孺在這個時期的心態不符。牛僧孺雖為牛黨人物，政治上沒有多大作為，但也并非大惡；且自寶歷年間以來，他由于看到朝政日非，屢有求退之舉?！杜f唐書·牛僧孺傳》載其在“寶歷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予郊禮畢放卿’。及穆宗袝廟郊報，后又拜章陳退，乃于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而大和年間此次罷相出鎮，也是他自己求退。大和六年（832）十二月，由于文宗以“太平”責之，又受朝議所論及李德裕黨排擠，因“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既受左右邪說，急于太平，奸人伺其銳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閽寺弄權，僧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御史。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②《舊唐書》卷172《牛僧孺傳》，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470、4472頁。。其晚年數次求退、求居散地，心態大約和當時大多數文士如白居易等對政治的悚懼、避禍心理有著相似性。因此他舉薦杜牧入朝恐怕并非因為自己想要入相。

其次，鄭覃確實屬于李黨，由御史大夫轉戶部尚書，也確實是因為李德裕罷相引起的連鎖反應。而溫造是否屬于牛黨，則未見任何史料記載，史書也未載其和牛黨人物有任何往來。僅僅根據溫造接替李黨人物鄭覃的御史大夫職位，尚不能判定其屬于牛黨，并進而推測其為杜牧的靠山。

再次，杜牧雖然和很多牛黨人物等都有來往，比如牛僧孺、白敏中等，但未見史料記載其與李宗閔有任何來往，因此同樣不能僅僅根據牛僧孺和李宗閔的關系，就進而推定李宗閔為杜牧的靠山。而且在大和九年前后，鄭注、李訓等人把持朝政，黨派成為他們貶逐或者拉攏朝官的一個借口。此時朝官的貶官、升官和黨派斗爭沒有必然的聯系，并不具備判斷黨派分屬的依據。

因此胡可先對杜牧分司東都原因的分析稍嫌牽強，而杜牧離開長安的時間也不能坐實為其所認定的大和九年六月。

此處之所以要花氣力做此辯證，是因為目前學界在涉及牛李黨爭的研究中，有一種將牛李黨爭擴大化的傾向。在分析文人及其創作時，總是先入為主地給每個人貼上一個黨派的標簽，然后在這個前提下再討論其心態、思想、行為、創作。但是實際上，牛李兩黨只是由座主門生、親友姻戚、鄉黨同年等關系所組成兩個松散的對立集團，并非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具有不同政治原則的黨派。當時，除了牛李兩黨人物，大量的朝官都游離于兩黨之外。特別是涉及一些非政治核心的文人時，這種黨派性質就更為單弱。比如杜牧和李商隱，他們和牛李兩黨人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并不能說他們就必定歸屬于哪個黨派。在杜牧的研究中，由于其和牛黨人物牛僧孺、白敏中等有來往，也給李黨人物李德裕多次上書討論政事，因此有人根據前者將其劃歸牛黨，有人根據后者加以否定，其黨派身份一直有爭議。于是又有人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杜牧在感情上歸屬牛黨，但是在理智上或者說政見上贊同李黨。這樣的研究將復雜問題簡單化，而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史實也就被忽略掉了，其結果也就去歷史真相越來越遠。因此，我們在分析時，首先應該去掉這些黨派的帽子，然后從文獻本身出發分析，或許可以得出接近史實的判斷。

具體到杜牧大和九年之所以分司東都，并不是簡單的黨派斗爭的結果?？娿X先生認為李甘被貶是杜牧要求分司東都的原因，很有道理，但是這件事情只能說是一個導火索。此時的朝廷，密云不雨，很多人出于避禍心理，開始遠離朝廷是是非非，如白居易，如牛僧孺。杜牧是一個很有政治抱負的人，大和九年他才33歲，正是大有作為的時候，但是朝廷卻早已不是他這種性格的人能夠施展才能的地方了。而他又不像自己的友人李甘、李中敏那樣敢于直言，不顧一切。他只有選擇離開。在杜牧的集子中，未發現有這一段時期所作的詩文，或者說沒有被他收入集中流傳下來，可見他的處境與心情。他的郁悶從他之后在洛陽及以后所作的詩文中可約略窺見。

李甘被貶封州司馬后，大概不久就卒于任上。開成四年（839），杜牧作《李甘詩》悼念他，詳細敘述了李甘被貶的經過，對大和九年前后的政局也做了描述。詩第一節云：

大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天去。四海鏡清澄，千官云片縷。公私各閑暇，追游日相伍。豈知禍亂根，枝葉潛滋莽。九年夏四月，天誡若言語。烈風駕地震，獰雷驅猛雨。夜于正殿階，拔去千年樹。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森森明庭士，縮縮循墻鼠。平生負名節，一旦如奴虜。指名為錮黨，狀跡誰告訴。喜無李杜誅，敢憚髠鉗苦。①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2頁。本章關于杜牧詩文的系年以繆鉞《杜牧年譜》為基礎，參以曹中孚《杜牧詩文編年補遺》（《江淮論壇》1984年第3期）、王西平《杜牧詩文系年考辨》（《西北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郭文鎬《杜牧若干詩文系年之再考辨》（《西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等。

杜牧此處所述正與史書所載相對應，大和八年（834），李訓自流人補四門助教，旋充翰林侍講學士；鄭注同年秋入京，為太仆卿，大和九年四月為御史大夫，正是杜牧所說“潛身九地底，轉上青天去”。此二人為文宗獻上除去宦官的策略，受到文宗重用，遂左右了朝政，其跋扈之狀正如“虓虎”。河北藩鎮再叛局面已成，大和九年朝廷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史元忠為盧龍節度，認可其割據，大和八年底至大和九年，沒有藩鎮叛亂事件發生，因此朝廷表面看來無事，即“四海鏡清澄”。而眾多的朝廷官員也無所事事，“公私各閑暇，追游日相伍”。

但是在杜牧看來，這表面的平靜之下已有禍根蘊藏其中?！熬拍晗乃脑?，天誡若言語”，據《舊唐書·五行志》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大風，含元殿四鴟吻皆落，拔殿前樹三，壞金吾仗舍，廢樓觀內外城門數處，光化門西城墻壞七十七步”②《舊唐書》卷37《五行志》，第1362頁。。在古人看來，所有的自然災異，都是上天的警示，“政有感傷，天地見眚”，災異一旦發生，君主就要自省。永徽元年（650）晉州地震，高宗便問侍臣是否政教不明；貞元年間京師地震，德宗即自遣“寡德”。而朝臣也常以之規諫皇帝，元和七年（812）京師地震，李絳即規諫憲宗以“綏萬方為念”③《舊唐書》卷37《五行志》，第1348頁。。大和九年三月乙卯，京師發生地震，四月大風，杜牧此處當是合而言之。但是文宗對此天譴卻毫無省覺，以致訓、注“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于上無不從，聲勢炟赫”④《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7903頁。。

朝官們則如循墻之鼠，被驅之如奴虜。據《資治通鑒》載：“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按指李德裕、路隨、李宗閔），威震天下，于是生平絲恩發怨無不報者?！薄皶r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洶洶?！雹荨顿Y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第7905頁。杜牧所作《周墀墓志》中也說到此時局勢：“時大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掛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雹薅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7，第713頁。當時朝中混亂之狀及朝官的惶惶不安可以想見?！跋矡o李杜誅，敢憚髠鉗苦”，李杜指東漢順帝朝李固和杜喬，皆為宦者讒毀而遭殺害，這里反用其意，表示慶幸朝官們還沒有像李杜那樣被誅殺。詩人接著敘述李甘被貶之事：

時當秋夜月，日直曰庚午。喧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予時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庭裂詔書，退立須鼎俎。君門曉日開，赭案橫霞布。儼雅千官容，勃郁吾累怒。適屬命鄜將（原注：趙耽），昨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夜登青泥坂，墜車傷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離乳。幽蘭思楚澤，恨水啼湘渚?；谢腥偦?，悠悠一千古。

李甘與杜牧于大和二年（828）同制策登科，兩人相善，文章趨向大率相類。大和九年七月，兩人均為御史臺官員，李甘為侍御史，杜牧為監察御史。李甘被貶事，《舊唐書·李甘傳》載：“（鄭）注亦求入中書。甘唱于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瘯钣栆鄲鹤⒅?，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雹佟杜f唐書》卷171《李甘傳》，第4451頁。而《新唐書·李甘傳》又增趙儋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鼻以啤案式K于貶”②《新唐書》卷118《李甘傳》，第4291頁。?！杜f唐書》將李甘被貶事與趙儋為鄜坊節度使事，分別記于該年七八月，兩件事之間似乎并無聯系?！顿Y治通鑒》大概注意到兩《唐書》這一矛盾，謹慎起見，沿用舊傳將李甘被貶事系于七月，而未載趙儋為鄜坊節度使事。據杜牧本詩，則《新唐書》所載為是，兩事相互關聯。而杜牧詩和《舊唐書》所載此事具體日期亦有不同?！皶r當秋夜月，日直曰庚午”句，馮集梧注曰：“大和九年七月，甲辰朔，八月，甲戌朔，則庚午乃七月二十七日也?！杜f紀》以趙儋為鄜坊節度系之八月甲申，與牧之詩不合。詩‘秋夜月’，別有作‘仲秋月’者，又似當在八月，然八月無庚午，不可為據?！雹鄱拍林?，馮集梧集注：《樊川詩集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頁?！杜f唐書·文宗紀》所記趙儋事日期當有所舛誤，應以杜牧詩所說為是；而李甘被貶日期，《舊唐書·文宗紀》載于七月癸亥，即二十日。之后又記癸亥以下甲子、丁卯日事，《舊唐書·文宗紀》按日紀事，當不致大錯，杜牧所記日期或許有誤，庚午或為庚申之誤。

詩中“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句，充分說明了當日朝士不甘“縮縮循墻鼠”，又無由施展抱負的抑郁心態，唯愿以死赴之。詩歌最后一節描述了甘露之變后的政局及詩人自己的心態：

其冬二兇敗，渙汗開湯罟。賢者須喪亡，讒人尚堆堵。予于后四年，諫官事明主。常欲雪幽冤，于時一禆補。拜章豈艱難，膽薄多憂懼。如何干斗氣，竟作炎荒土。題此涕滋筆，以代投湘賦。

雖然訓、注被誅，但是賢人一時喪亡，佞人仍然充斥朝廷，政局沒有任何起色。杜牧于大和四年（830）入朝為左補闕，雖為諫官，卻出于恐懼心理，不能為友人申冤，只能以此詩悼念。

杜牧是一個很有政治抱負的人，欲事功之心一生未泯。他在淮南牛僧孺幕府時，曾寫作《罪言》，為朝廷出謀劃策，希望能削平藩鎮，以鞏固唐王朝的統治。此次入京正是要發揮自己的才干，然而卻遇上如此政局。李甘被貶是一個導火索，讓杜牧內心也產生了恐懼，于是要求分司東都。其《自撰墓志銘》、兩《唐書》本傳皆在“拜監察御史”后接著說“分司東都”，未言具體時間，大概就在李甘被貶后不久，即七月底八月初?！缎绿茣ざ拍羵鳌氛f杜牧：“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雹佟缎绿茣肪?66《杜牧傳》，第5097頁。李甘、李中敏二人均以直言被黜，而杜牧雖處劇職，卻沒有遭禍，誠“善處成敗”者也。

二、東都的行蹤與交游

大和九年七八月，杜牧分司東都，在洛陽一直待到開成二年春。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將唐代分司官的任職原因分成三種類型：安置罷黜者、遠黜量移者及性樂恬退者。②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卷85“分司官”條，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83—5844頁。臺灣學者王吉林認為，中唐以后分司東都者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在朋黨政爭中暫時屈居下風者以閑職分司東都；二是因年老力衰不愿從事劇務，又不想致仕者自請分司東都。③王吉林：《晚唐的社會與文化》，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版，第244頁。所論均很有道理，但是具體到甘露之變前后，分司東都者卻大都是出于對朝政悚懼、避禍的心理。白居易、杜牧都屬于這一類，但是和白居易的閑適不同，杜牧正處于人生壯年階段，他的政治抱負還完全沒有得以施展，卻于洛陽閑居，因此過得極為抑郁。

杜牧在這一段時間內所作的詩，主要有“愁”與“望幸”兩個主題。

其詩中處處可見愁苦之狀，如《洛中二首》其一：“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雹俣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別集》，第1307頁。又如《題敬愛寺樓》：“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悠悠?！被藐愖影骸兜怯闹菖_歌》之意，一片寂寞愁腸。

又有《張好好詩》云：

洛城重相見，婥婥為當壚。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須。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后，水云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②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第8—9頁。

杜牧于洛陽東城遇到曾在江西幕中結識的歌妓張好好，昔日舊友四散，當年的幕主沈傳師也已下世，而自己仍落拓無所成就，感舊傷懷。時年杜牧33歲，尚稱“少年”，卻已是“垂白須”。事實上，杜牧不僅須白，發亦白?！稏|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詩中說：“故人容易去，白發等閑生。此別無多語，期君晦盛名?！雹弁?。無端發白，可見其愁狀。關于此詩末兩句，傅璇琮先生認為，鄭處誨在京為秘書省校書郎，為正九品下，官階較低，所以杜牧以之勸勉。④傅璇琮：《唐代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遼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這一看法實誤。此時的杜牧對于在朝為官及個人安危都有一種悚懼心理，他自己雖然避開了是非之地，但是對于這些在朝做官的朋友，還是規勸他們要保護好自己?！盎奘⒚蹦藙駥Ψ揭w光養晦，以免遭禍之意。

洛陽是陪都，高宗武后朝大半時間居于此地，玄宗開元年間也數次巡幸，玄宗以下諸帝就再沒有去過東都。敬宗即位以后，“常欲東幸”，寶歷二年（826）更是“敕檢修東都已來舊行宮”，但都被宰臣以邊鄙不寧為由諫止，之后的皇帝再也未見有東幸之意。⑤見王溥撰：《唐會要》卷27“行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洛中的故行宮對于杜牧來說，就是皇帝、朝廷的代表，所以每每遇到，就傷感不已，如《故洛陽城有感》⑥《樊川文集》卷3，第332頁。詩所表達的：

一片宮墻當道危，行人為爾去遲遲。蓽圭苑里秋風起，平樂館前斜日時。鉤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笑胡兒。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

感嘆之余，詩人又有“望幸之意”?！堵尻栭L句二首》⑦同上書，第327頁。其一云：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云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此詩作于春日，繆鉞《杜牧年譜》系于開成元年（836），恰在甘露之變以后三四個月之中。頭兩句說明杜牧此時的心境，深感宦海風波的險惡，將是非名利看得若有若無，自己的心與草色一樣的清閑；但是對皇帝的“芝蓋”、“仙舟”又有期盼之意。此詩其二的結尾又說：“連昌繡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老迎?！边@個想法在其詩中反復出現。如前引《洛中二首》其一又說：“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宮闕鎖濃春。一從翠輦無巡幸，老卻蛾眉幾許人?！庇帧额}壽安縣甘棠館御溝》詩說：“一渠東注芳華苑，苑

池塘百歲空。水殿半傾蟾口澀，為誰流下蓼花中?！雹俣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4，第552頁。對皇帝的念念不忘，希望皇帝能幸臨東都，都是自己想要有所作為的心態的曲折表現。

這種心境也集中表現在他的《洛中送冀處士東游》詩②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第100頁。中。冀“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辀。壇宇寬帖帖，符彩高酋酋”。卻不樂為官，高蹈出世，“四十余年中，超超為浪游”。而杜牧自己卻是“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系囚”，在這種壓抑的境況中，“忽遭冀處士，豁若登高樓。拂榻與之坐，十日語不休”。杜牧與之談古論今，分析當朝治亂根本，對于這樣的有才之士，杜牧覺得應該是“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為朝廷所用，施展抱負，但是冀處士卻并不愿為世所用，說“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因此讓杜牧覺得其“信非吾輩流”?？娿X《杜牧年譜》系此詩于開成二年，這時杜牧在洛陽已經第三個年頭了，可見其在洛陽幾年心情一直如此。

杜牧雖有懼禍心理，但仍然有用世之意，這也正是杜牧和同時其他文人，特別是以白居易為中心的洛中閑居文人群的不同之處。他在洛陽三年，卻從未和這一群體有任何來往，大概即因為這些人“信非吾輩流”。關于杜牧和白居易的矛盾糾葛，有人從文風分析，認為是對元白詩淺俗風格的不屑，有人從人事關系分析，認為白居易、元稹曾攻擊過杜牧祖父杜佑，因此杜牧對白居易等十分反感。③參見吳在慶《試論杜牧與元白的公案》（《廈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胡可先《杜牧大和九年形跡思想新探》、王相民《談談杜牧與白居易的矛盾糾葛》（《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等論文。這些因素固然會影響到杜牧對白居易的看法，但是杜牧和白居易等人的性格方面差異應是更為重要的原因。

杜牧在洛中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包括李戡、李中敏、韋楚老、盧簡求等人。

杜牧為李戡所作墓志銘①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9《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第743—745頁。說自己早在沈傳師幕時就曾聽聞李戡的大名，聽聞李戡“有道、有學、有文”，“一舉進士，恥不肯試”，而杜牧“大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于某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游，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持x曰：‘素所恨未見者?！慈赵炱鋸]，遂旦夕往來”。李戡讀書業儒，很有識見，“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開成元年春為平盧節度使王彥威所辟，開成二年罷歸洛陽后病故。

此墓志銘中有一段李戡批評元白詩的文字：

所著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這段文字頗引后人議論，作為杜牧反對元白詩風的證據。其中矛盾糾葛，此處不擬辯駁。杜牧對李戡的觀點看來是認同的，有人以杜牧自己也寫過此類詩歌，認為他對元白的批評過激過厲。通過上面對杜牧政治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對元白的批評想必有著對其為人的不贊同的因素在內。

關于李中敏，據舊傳載：

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為監察，歷侍御史。大和中，為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后，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笔看蠓蚪晕Ｖ?，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為司勛員外郎。②《舊唐書》卷171《李中敏傳》，第4450—4451頁。

新傳增其從事幕府之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為判官?！雹邸缎绿茣肪?18《李中敏傳》，第4289頁。與杜牧同在江西幕時相識。李中敏上言事，兩《唐書》均系于大和六年，唯《資治通鑒》據《開成紀事》等系于大和八年六月，考異曰：“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年（大和七年（833））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雹佟顿Y治通鑒》卷245“大和八年六月”，第7895—7896頁。則其退居洛陽當在大和九年。其退居洛陽時間既和杜牧時間相近，原因也同樣是“謝病”，其中原因，大概也和杜牧類似。

韋楚老，據《唐語林》卷7載韋楚老“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②王讜撰，周勛初校正：《唐語林》卷7，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53頁。?！短撇抛觽鳌酚袀?，但其仕歷缺略甚多。杜牧有《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詩，吳企明《唐才子傳校箋·韋楚老》將此詩系于大和九年，認為韋楚老大和九年為左拾遺，杜牧《李戡墓志》作于開成二年，其中提到“左拾遺韋楚老”，則開成二年韋楚老尚在左拾遺任上；又據《舊唐書·李德裕傳》載開成五年（840）二月李德裕出為淮南節度，時“拾遺令狐绹、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儒”，又引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中提到“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則韋楚老嘗任殿中侍御史。③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6，第3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58頁。

按，此處考證有誤。首先，杜牧《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詩并非作于大和九年，詩題說得很清楚，“病假滿”，當指開成二年春，杜顗眼疾，杜牧請假百日，同眼醫石生前往揚州看望，假滿去官，此詩即作于開成二年秋。又長慶四年韋楚老進士及第，《唐才子傳校箋》以詩中“十載丈夫堪恥處”句，以長慶四年（824）下推十年，正大和九年，以證此詩作于大和九年。然而，此句并非指韋楚老而言，而是杜牧自指。全詩云：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獨鶴初沖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臥病神只禱我知。十載丈夫堪恥處，朱云猶掉直言旗。④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3，第329頁。

“獨鶴初沖太虛日”、“行開教化期君是”、“朱云猶掉直言旗”三句指對方而言，韋楚老如今入朝為左拾遺，如鶴沖太虛；諫官的職責正是在皇帝左右規諫，即“行開教化”；“掉”乃搖動之意，杜牧期望對方能像漢代的朱云那樣，揮舞直言的大旗，雖位居下僚，卻不憚于皇帝面前彈劾佞臣?！熬排Ｐ侣湟幻珪r”、“臥病神只禱我知”、“十載丈夫堪恥處”，則指自己處境而言，與對方相比，自己官職既微不足道，身體不好，且還為弟弟眼病到處奔波。杜牧大和二年及第，到開成二年正好十年，十年來無所作為，為大丈夫所不齒，此數句正是詩人慨嘆自己處境的不堪。

其次，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提到韋楚老時是在講其給自己推薦眼醫：“至二年間，顗疾眼暗無所睹。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秤谅??！雹俣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6，第1008頁。其事在開成二年春，則韋楚老其時官殿中侍御史。其入朝為左拾遺當在開成二年秋，《舊唐書·李德裕傳》所書日期當有誤。

韋楚老何時為殿中侍御史，何時分司洛陽，史料未載。御史臺之屬有臺院、殿院、察院三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居之，稱為三院御史，掌管御史臺的監察任務。從韋楚老和杜牧、李中敏的交往看，大和九年韋楚老當以殿中侍御史職分司東都，大概在李甘被貶后，和杜牧、李中敏都退居洛陽。

盧簡求，據《冊府元龜》卷729載：“字子藏，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厘東洛，皆辟為賓佐。入朝為監察御史。裴度鎮太原，復奏為記室?！雹谕鯕J若等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729“幕府部辟署”，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8397頁。裴度“保厘東洛”在大和八年三月至開成二年五月，則盧簡求在東都乃裴度幕賓。

三、畏禍心理的形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和九年入朝所見及甘露之變發生后，杜牧的用世之心受到打擊，心態發生轉變，由大和九年入京之前的洋洋意氣一下子變成悚懼畏禍心理。開成二年秋杜牧入宣州崔鄲幕府，四年春入朝為左補闕，雖然仕途上比較順利，但是他的心境卻似乎一直陰云籠罩。

開成二年秋，他到了揚州這個曾經讓他“贏得青樓薄幸名”的地方，感受到的卻是“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③《樊川文集》卷3《題揚州禪智寺》，第344頁。，因為心態已經發生變化，于是揚州也不是以前的揚州了。

當他由揚州南渡入宣州而過潤州時，聞杜秋娘流落事而作《杜秋娘詩》，杜秋娘曾為漳王傅姆，宋申錫冤案發生后，“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怨沤砸回?，變化安能推?！庸滩欢?，士林亦難期?！乇M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④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第45頁。。他從杜秋娘坎坷的遭遇聯想到許多歷史人物，感到命運的變化莫測，又慨嘆自己也難免命運的擺弄。

杜牧第一次入宣州幕府，在大和四年九月至大和七年春，這次故地重游，他一改當年歡悅暢快的情緒而充滿著憂傷，所作詩基調大多比較消沉。第一次是：“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釤利筋骨輕。畫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雹俣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第151頁?！按蠛土暌嗳绱?，我時壯氣神洋洋?！钡诙蝸韯t是：“今年阘茸鬢已白，奇游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雹诙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大雨行》，第148頁。偶爾詩人也會產生歸隱的念頭：“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雹鄱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第351頁。

杜牧此次在宣州幕府僅一年左右，開成三年冬即遷左補闕。諫官職責是規諫皇帝，在文人看來是很清要的一個職位，而且杜牧一直有匡補時政的抱負。但是在他開成四年入朝時，一路行來，卻絲毫不見昂揚的情緒，心里充滿了惆悵?！皦m冠卻掛知閑事，終擬蹉跎訪舊游”④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3《自宣城赴官上京》，第361頁。；“故國還歸去，浮生亦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⑤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4《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蕪湖，敢舊傷懷，因成十六韻》，第467頁。；而且詩人對此次入朝為官尚感猶豫不決：“我來惆悵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雹薅拍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4《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第491頁。

這正是因為大和九年的經歷讓杜牧認識到了政治的險惡與變幻莫測，他的政治熱情受到了打擊。會昌二年（842）他在給池州刺史李方玄的信中說：

仆之所稟，闊略疏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耶柔利己，偷茍讒謟，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睹形勢，挈挈少輩之徒也。怒仆者足以裂仆之腸，折仆之脛；知仆者不能持一飯與仆。仆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余，乃大幸也，敢望其它？⑦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13《上池州李使君書》，第875頁。

對直道不容的感慨，可謂當時文人共同的心態。其中提到的“氣銳者”，都是“未得官職，不睹形勢”的少輩，言下之意，自己已得官職，且睹形勢，雖然依舊剛腸疾惡，但是已非當年的“氣銳者”了。因此，入朝為左補闕對于杜牧來說便是一件極為痛苦的事情。

杜牧在大中二年（848）所作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詩中，便將這次入朝為官的心態做了形象的描述：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為得地，齚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厘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照膽常懸鏡，窺天自戴盆。周鐘既窕槬，黥陣亦瘢痕。鳳闕觚棱影，仙盤曉日暾。雨晴文石滑，風暖戟衣翻。每慮號無告，長憂駭不存。隨行唯局蹐，出語但寒暄。①杜牧著，陳允吉校：《樊川文集》卷2《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第303頁。

自己身為諫官卻不敢說話，皇帝所親近的小人勢力強大，而自己無力抗衡，為保全性命，只能忍氣吞聲，謹小慎微，心中的痛苦難以言說。

雖然如此，但杜牧仍一直懷有政治抱負，關心時政，希望能為朝廷出謀劃策，所以他才會在會昌年間數次上書李德裕討論朝政。這一點也正是他和同時代其他文人的不同之處。

（作者單位：西安文理學院人文學院、西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