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媒體人轉型：映射公共生活演變

宋志標

在展開這個問題探討之前，要面對各種疑惑甚至質疑。比如，大陸的媒體人轉型并非現在才有，為什么要在現在談論它？每個行業都有的職業動蕩，為何把媒體人轉型單獨挑出來，并且當成一個現象來討論？媒體人的具體轉型，與其他人真的有關系嗎？

媒體人轉型持續近20年時間，媒體人所賴以生存的各式媒體，也在這個時段深刻地卷進中國轉型的洪流。媒體人以其集體作為，整體性地卷入了全球化與互聯網所塑造的中國情境中。復雜的轉型影響了媒體，也映射了劇烈變動的大陸公共生活。

多年來，大陸政治傾向的變遷，尤以媒體作為重要的觀察指標?！罢渭肄k報”、黨管媒體、文人論政、新聞專業主義、互聯網+……諸多標簽式的生存寫照，既是媒體人轉型的動因，也約束著轉型的具體做法。談論媒體人轉型，從某種意義而言，就是談論當下中國。

媒體人的轉型，也完整體現了媒體轉型的各個面向。這不只是一群職業人的崗位調整，而且是極大地影響到媒體所承載、所負責、所構建和所向往的公共生活。原先的“眾人之事”在轉型中遇到了各種遭遇，它們被處置的方式暴露了民眾真實的命運處境。

在這層意義上，媒體轉型與公共生活演變聯系在一起，媒體人轉型與一般人的生活變化聯系在一起。這并不是說，媒體人在諸多類型的轉型中更優先或更有德性，而是這種聯系反映了政治、社會的基礎性變動，成為時代的鏡像。

轉型的互聯網迭代背景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市場化媒體因應政治上的寬松，順應近乎饑渴的文化需求，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狂飆突進。這種市場化媒體的自我改造運動，也將一批懷想用新聞造就變革的人聚攏起來。這批人也恰恰是延續至今的媒體人轉型的先驅，轉型的故事由此書寫。

在門戶網站一統江湖之初，媒體人轉型是從尚且強勢的紙媒向純技術型網媒遷徙。因為彼時網站對原創內容的需求少，內容生產部門在網站架構中地位相對較低，跳槽過去網站的一般擔任副總級別。這個階段的媒體人轉型多是主動探索，人數尚少。

本世紀頭幾年直至2008年前后，門戶網站顯現迭代跡象，對獨立的內容生產體系開始有較強需求，一批紙媒當中的骨干開始以更大規模進入網站?；ヂ摼W的技術優勢，已經對媒體人造成嚴重的心理沖擊，轉型意味著更大的風險，不同媒體介質之間的轉型窗口已然收窄。

社交媒體將傳統媒體拋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互聯網公司的內容生產模式一變再變，對傳統媒體的人才需求趨于冷淡。媒體人在介質問的轉型路徑變得困難，轉型轉向更激烈的創業領域。大眾媒體萎縮為小眾黨媒，社交媒體擴展為“人人媒體”，轉型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媒體人在轉型中開始評估自身的能耐，第一次打量從前被稱為“讀者”或“用戶”的人，開始研究他們的需求，將其細分為內容供應，從而將媒體人轉型帶至創業轉型的新路。轉型開始暴露在文字之外，涉入了資本與商業運作，媒體人開始獲得一種全新的社會體驗。

轉型讓他們越走越遠，原來只是在媒體介質間轉換崗位，而后在媒體與產業間尋找位置。貫穿這些不同轉型階段的，則是同一個線索，即在復雜的政情社情下，尋找或者說營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媒體基礎。轉型是在碎片化的公共生活之上，創造一個不死的平臺。

媒體人如何自我定位

這么多年的媒體人轉型傳達了一個清晰的印記，那就是：轉型本身并不只是簡單地調換崗位，從紙媒到網站，或者從創作到創業，它還包含了媒體人如何自我定位。這種定位經常搖擺，是要做宣傳戰線的螺絲釘，還是做公共生活的倡導者？是要聽從號令，還是獨立思考？

當媒體只是體現為紙媒與網媒的平等角力時，轉型的定位焦慮主要來自于對技術的渴望。一旦網媒勢力蓋過紙媒，甚至網媒內部也在BAT時代陷入分化狀態，媒體人轉型就要應付外界壓力與自我實現的雙重擠壓。而當媒體的傳統格局被社交媒體沖破，轉型的方向上前無古人。

縱覽這么多年的媒體人轉型，他們的身段越放越低。對外部環境而言，從一開始用言論力量加以正面沖撞，開始轉為借助產業力量去側面融通；對讀者或用戶來說，已經將“同路人”的關系定位，調整為需求供應的上下游。

顯然，這種轉型會折磨媒體人的理想與情懷，因為轉型迫使他們精細地調整對政治及社會情態的現實認知。因為媒體領域早已是“意識形態辦報（辦刊辦網）”的天下無論對內還是對外轉型，一兩個桀驁不馴的媒體人，會發現自己“塵埃遍身”。

即使是在內容創業這個轉型板塊，媒體人也受到苛責：你們的內容即使滿足了用戶的閱讀需求，但長此以往，現實在哪里？意義在哪里？媒體人轉型是為了化解壓力，可是這種化解的辦法卻跌入了“陷阱”，無非是換種方式去宣傳。

為了抵御這種指摘，某些媒體人轉型前就宣布：我們是生意人，不是新聞人了。言下之意，新聞人是需要講“立言代言”之責，生意人無非是做成交易。這種在轉型伊始就撇清道德壓力的做法，在整個轉型群體中較為普遍——即使對此有不舍，無非是說“我們換種方式戰斗”。

這也是媒體人轉型中尚未被充分關注的，那就是靈魂是否被丟棄的問題。這涉及到轉型的代價評估，一方面是新的媒體基礎設施在掙脫外界壓力的陰影，另一方面則是這些造就的新局面將關于真相的媒體職責遮蔽起來。轉型成果不可謂稀少，但精神層面的代價亦是昭著。

輿論場地隨技術轉移

當在轉型不同階段的媒體人傾訴苦悶與彷徨的時候，也要看到沖突不只是發生在他們的選擇之間，轉型中的媒體格局也影響到公共生活的品質及形態。人們得換一種方式來討論公共議題，這時候出現的短缺需要更艱難的適應，關鍵是人們無法討價還價。

被轉型媒體人所舍棄的傳統媒體，已然成了意識形態化的領地，而且它以各種途徑周密地向社交媒體渲染影響力。媒體人轉型使內容傳播渠道多樣化，但轉型之后讀者是否認可仍是一個問題。

從公眾的角度看，媒體轉型的后果之一是部分讀者對官方媒體喪失信任。媒體人轉型預示著舊有媒體陣營喪失了意義，公眾也開始隨著技術更新轉移輿論場地，類似于現代科技下的“逐草而居”。

信任與規模不是一回事，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媒體盤子做大了，其社會影響力反而可能下降。公共生活從舊有媒體中出來，民眾發現自己可以依賴的那些公共媒體人轉軌而去，他們不得不自己承擔起“公共生活”的建造者，將其建基在流變不居的輿論基礎上。

也要看到一點，轉型后的媒體人，無論是集結在新平臺，還是在做創業，都開始以嶄新的方式與原先的讀者（用戶）產生勾連，哪怕是以商品消費的需求造成社群網絡，其引動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早前他們一起構造的公共生活。生活變形記：人散開，人到底還在。

公共生活的新起點

媒體人借助轉型來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花式焊接法在社會體系上固定其價值觀，盡管在轉型人數上屬于小規模試驗，但也為新聞行業做出氣質上的標桿。轉型之后，他們到底會成為什么樣的人？他們到底能去往何處？

以輿論調控的角度來看，大陸輿論場呈現官媒聲音與民眾聲音的分立，要彌合裂痕，只有前者向后者屈就。這種勸進式的觀點是要告訴官方輿論：你放低姿態，也是為了長治久安?？稍诮裉?，這種兩分法不合時宜，公共生活與體制輿論暴露出某種脫節。

即使無法正面辯駁，但公共生活可以借古喻今，不少做內容創業的媒體人轉型項目供應更具個人化的閱讀經歷，即使是以寫稿推銷商品的文案，也能表達其主張。盡管信息生產的供應不能悉數提供真相，但信息消費端能夠竭盡所能地（甚至使用段子）保持張力。

媒體人眼中的轉型道路充滿不確定，但只要保持媒體基本盤的流動，就可以在轉型過程中尋找新的愿景和模式。這種擴大了外延與內涵的媒體定義，讓媒體的公共價值不斷獲得載體，孤獨的用戶得以重新聯接，這就是大陸公共生活的消費側改革。

媒體人轉型也將媒體從特定的傳播介質，逐漸提升至新文化的狀態。我們知道，媒體可以被掌控，然而全球化的互聯網創業，促進技術新文化變成社會大眾可以共享鏈接的媒體景觀。進一步說，媒體人轉型的個人因素多樣，其中不無悲觀或孤憤，認為在舊格局中事不可為。然而轉型之依托的技術變革，在它的一部分被馴服之后，剩余部分依舊帶來一種永遠向前的嘗試，并最終將無意識變成對公共生活的積極意識。

長久以來，我們一度以“就事論事”的策略，來安慰公共生活中的缺失，但媒體人轉型的種種成例，不僅讓這些跋涉之人，也讓大眾學會尋找新的起點，尤其是從那些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出發，去理解遠方、建構未來。轉型到底不是與世界討價還價，而是迫使自己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