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倉糧倉，糧滿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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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倉糧倉，糧滿為“患”？

國家之所以要大幅調減玉米種植面積，主要原因就是玉米臨儲庫存高達2.5億噸。目前，稻谷最低收購價庫存也近1億噸。2012年以來，我國糧食臨儲庫存迅速累積，目前已處于歷史最高水平。日益嚴重的糧食高庫存、進口激增等問題，凸顯了改革臨儲等糧價政策的緊迫性。

“老倉新倉、國倉民倉都滿了”

記者日前在安徽滁州、蚌埠等多地采訪發現，各地均面臨庫存糧食多、空倉緊缺的壓力。在位于滁州市天長市安樂社區的天長市糧油集團總公司安樂糧站總倉容1.4萬噸，目前也已滿儲，夏糧收購已無倉容。

河南省部分地區也遭遇豐收后的“煩惱”。在地處豫南的固始縣馬堽集鄉，民營倉庫老板胡大民告訴記者，由于信陽市在去年秋糧托市收購（以國家儲備庫為依托的烘托糧食最低收購價的收購）時出現農民排長隊賣糧現象，為緩解農民賣糧難，當地大范圍啟用民營庫點進行委托收購。在此背景下，自己投資建的2萬噸倉庫（以小麥來計算）也成為委托庫點，投入使用后很快也收滿了?！俺嗽诮◣禳c外，老倉新倉、國倉民倉都滿了，如果不采取措施，來年托市收購肯定會無倉可收，賣糧難或將重現?！焙竺裾f。

“目前全國糧食庫存居歷史最高點，其中六分之一的糧食儲存在簡易倉囤?！眹壹Z食局長任正曉日前披露，到4月底，2015年度的秋糧收購期結束，預計各類糧食企業累計收購秋糧4780億斤，比上年多收購720億斤；其中，政策性糧食收儲達3100億斤，比上年多收購820億斤。

而從今年5月下旬開始，夏糧收購就要全面展開，目前開秤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抓緊落實，預計今年夏糧收購總量將在1600億斤以上。任正曉表示，這使安全儲糧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

同時，糧食倉容“去庫存”緩慢也加劇了倉容緊缺。中部地區一家糧庫負責人表示，庫里還有12000 噸2013年的稻谷，屬于中央事權糧，眼看著快到儲存年限，但由于市場不景氣，拍賣價格高于市場價格，拍賣不暢。

糧食高庫存隱憂的背后

專家指出，目前我國的糧食高庫存以及去庫存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與包括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在內的糧食政策連續高強度刺激、促進糧食連年增產密切相關，也與人民幣匯率調整、全球糧價走低等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對糧食貿易和消費需求的深刻影響直接相連。

近幾年連續大幅度提高臨儲價格和最低收購價所形成的市場扭曲機制，全面顛覆國內糧食市場體系和價格關系，是形成糧食高庫存的根本原因。如玉米，導致其高庫存的成因中，均以臨儲政策的市場扭曲為邏輯主線：

臨儲價格“大步快走”，刺激玉米全局性增產。據統計，2008-2014年期間，全國玉米面積擴大24%、產量增加30%。2012年，玉米超越稻谷，總產量突破2億噸，成為我國第一大糧食品種。

臨儲提價導致國內外玉米價格倒掛，推動玉米替代品、副產品及下游產品進口激增，形成“國外糧食入市，國產玉米入庫”的局面。

與此同時，受國內玉米高價影響，肉類產品和青霉素等玉米深加工產品生產成本抬升，由過去的出口逆轉為進口，既擠壓同類產品的國內市場，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國內玉米消費。

消費不旺、出口受阻導致玉米有效需求低迷，加劇國內庫存壓力。由于國內價格大幅高于國際價格，國內玉米根本不具備出口競爭力，無法通過出口渠道消解庫存。顯然，糧價政策改革的倒逼機制早已形成。

進一步看，目前我國糧價政策改革不僅具有倒逼機制，而且在國內外宏觀環境上，已具備推進糧價政策改革的有利條件，是全面啟動改革的最佳時機：一是國內庫存充足、全球糧食供求關系寬松，為改革臨儲等政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提供了足夠的回旋空間；二是具有穩定的糧食產能基礎；三是已經形成改革共識和預期；四是2014年以來對大豆、棉花實行的目標價格補貼改革試點，探索改革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為新一輪糧價政策改革積累了難得的操作經驗和實踐基礎。

“保供給”也要“保收益”

那么，該如何解決糧食高庫存的問題呢？有專家指出，不能僅僅限于采取一些消化某個單一糧食品種庫存的專項措施，或者是簡單地增加倉庫、跨省移庫，而是要系統謀劃、頂層設計政策改革方案，從根本上消除庫存形成機制。

從改革的邏輯看，關鍵在于必須糾正價格支持政策對各糧食品種價格的過度干預，消除市場扭曲機制，建立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

為什么改革難以推進？究其實質，是因為最低收購價、臨儲等糧價政策，目標多重、功能錯位，既要保障糧食有效供給（即“保供給”），也要保護農民種糧利益（即“保收益”）；形成的利益關系復雜，既關乎糧食安全等國家利益，也涉及地方政府、糧食產業和農業生產者多重利益，但財政成本全部由中央負擔。

若退出臨儲等價格支持政策，必然會導致一系列利益關系的變化和沖突，引發對政策改革的疑慮。尤其是，相對直接補貼等政策工具而言，糧價支持政策具有操作簡單、受益直接、效果明顯等特征，多年實施價格支持政策，已經形成強烈的路徑依賴。因此，退出臨儲改革等，容易引發對“保供給”、“保收益”以及農民種糧積極性誰來保護等擔憂。

所以，推進糧價政策改革，必須調整長期以來對“保供給”、“保收益”目標二位一體、不加區分的做法，要優化政策功能配置，按照“橋歸橋”、“路歸路”原則，對兩個目標分而治之。在此基礎上，退出糧價政策的“保收益”功能，將其回歸到“解決農民賣糧難”的設計初衷。

如此，就可通過調低乃至取消價格支持來消除其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影響，把糧食價格形成還給市場機制，另外通過直接補貼措施來“保收益”，實現定向施策，價補分離。

此外，必須在改革中統籌兼顧，配套建立糧價改革利益補償機制，使種糧農民在改革中利益不受損、收益不減少，種糧積極性得到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