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述論*

耿 春 亮

·研究綜述·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述論*

耿 春 亮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中共黨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學術界對該課題的研究起步較早，已出版多部專著，發表大量的論文。本文以時間為坐標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研究進展，大致分為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新世紀以來幾個階段。在20年代至40年代，學術界還沒有真正從學理上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問題。50年代至70年代，國內學者主要論證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實踐發揮的重要指導作用以及中國先進分子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而國外學者開始重點研究社會主義思想怎樣進入中國并引起思想界的因應。80年代和90年代，對該課題的研究一直保持著強勁勢頭，研究論著和論文數以千計，但國內外學術界很難產生有益的學術交流以推進學術研究的發展。新世紀以來，在中外學術交流、爭鳴的基礎上推進了對該課題的研究，出現以馬克思主義傳播為主題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研究專著、論文更注重對史料的收集整理利用，研究論斷更合乎客觀實際。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起步(20年代至40年代)

20年代至4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問題即受到時人的關注，學者們在報章中時常概述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引進、發展過程。國內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是密切相關的?！叭缤渌麌乙粯?，中國人民接觸和介紹馬克思主義，首先也是從介紹社會主義學說開始的。中國第一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也是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林代昭、潘國華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2頁。學者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初步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概況。

(一)宏觀概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

就目前筆者所查到的資料，時人劉秉麟就已經注意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況?！敖鼇碚勆鐣髁x者最多，凡雜志上、月刊上，處處皆觸見這個名詞，究竟這種現象，是一種什么現象呢？就我所接觸的而言，在這個幼稚時代中，有一方面可以抱樂觀的，同時也有一方面，應當抱悲觀的。從樂觀方面言之，談者的增多，必定是研究這種主義的人增多。一種學問經大多數學者，亟力的灌輸，亟力的研究，這種學問沒有不進化的，這種主義沒有不傳播的。而且談者之所以增多，必定是喜歡看這種學說的人增多，供給與需要，必定是相關的，所以我覺得近來人民的思想，實在是有點變動，當初大家都以為這種學說是洪水猛獸，害人不淺。殆歐戰告終，德奧大敗，人人都知道這個新潮派不可遏制，與其阻擾他，不如順著他，且阻擾他是萬不可能?！?劉秉麟：《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可以實行？》，《新群》第1卷第1號，1919年11月。

蔡元培也對中國傳入社會主義的情況加以總結概括。他在為李季翻譯的英國人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所作的序言中，初步總結出中國人從三種途徑了解到社會主義：“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輸入中國。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翻譯《近世社會主義》等書。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載在《新世紀》周刊上，后來有《心聲》周刊，又簡單介紹一點。俄國多數派成立以后，介紹馬克斯(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匆娺@一類的題目?！?蔡元培：《克卡樸氏〈社會主義史〉序》，《晨報》1920年8月21日。該文又刊載于《民國日報·覺悟》1920年8月26日；《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9月1日。這三個渠道的傳播主體都是海外留學生。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發行，1935年)的第八篇“中國三十年來思想的介紹”，特別提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等人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介紹，認為“中國介紹馬克思思想最早，影響最大的就算《新青年》了。至民國八年，出‘馬克思號’，有顧兆熊《馬克思學說》，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評》，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啟修的《馬克思研究》(六卷五號)；至民國九年有陳獨秀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在現代歷史學上的價值》(八卷四號)；至民國十年有李達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存統的《馬克思共產主義》，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高一涵的《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九卷六號有陳獨秀的《馬克思學說》，赫譯的《馬克思學說之兩節》。中國研究馬克思學說最有心得，介紹最早的就算陳獨秀、李大釗、李達。尤以陳氏的影響最大”。該著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功績的評價，持論較為公允。

(二)編輯出版有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史料集

新青年社編輯部編輯的《社會主義討論集》(新青年社，1921年)，輯錄陳獨秀、李達、施存統、許新凱等人25篇討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成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第一部史料集，因由參加討論的當事人參與編輯出版，史料價值尤為珍貴*本文在概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學術史時，把學者收集整理相關文獻的工作納入學術史的視野。因為史料收集整理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學者對史料進行收集整理，可反映出該問題在學術史上的價值。不同時期學者們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可反映出學者們不同的目的，也可體現出該問題的學術研究進展。。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從眾多報刊中收集文獻184篇，是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史料集，但因編輯出版于戰爭年代，其中不乏錯訛之處。

(三)注重梳理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

趙蘭坪的《社會主義史》(商務印書館，1928年)，在既有中國人了解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從社會主義內涵的視角，共分八章介紹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社會主義概說、初期社會主義、1848年法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孫卓章的《社會主義史》(商務印書館，1930年)，簡要梳理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吳黎平編的《社會主義史》(南強書局，1930年)，以宏觀的視域系統考察了社會主義思想從古代到現代的發展，這是以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為指導編寫的社會主義史著作。作者明言“本書最大的希望，即在幫助那渴望解放的人們，找到正確的道路”。該著作“注重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在敘述這種發展時，有許多地方自然一定要連帶地說到社會主義運動”；“在敘述某種社會主義思想時，盡可能地詳敘此種社會主義思想所由產生的社會環境與根源”；“采用科學批判的態度，對于每種社會主義思想，都給一個簡要的批評”。*吳黎平編：《社會主義史》，南強書局，1930年，第2—3頁。公直編的《大眾哲學講話》(世界書局，1940年)，共分六章：馬克思主義三部曲、唯物史觀、資本主義的運行法則、辯證的唯物論與辯證的法則、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文獻題解，是一部為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提供入門途徑的著作。特別是末章“馬克思主義文獻題解”，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在中國出版情況作了詳細介紹，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概況。

在20年代至40年代，學者們雖已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引進、傳播的歷史進程，在不同的報章雜志中不時可以看到學者們對此問題的概述。但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一時期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描述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引介宣傳活動，而且是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夾雜在眾多中國引進的西方思潮中予以介紹，持客觀的立場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總體性的概括。其緣由主要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尚未成功，還不能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勝利所起的重要指導作用，故鮮有學者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作為專門議題做深入的研究探討。即使有學者出版了幾部探討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的專著，但其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問題尚未能詳盡研析。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開始(50年代至70年代)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馬克思主義理論充分顯示出思想的影響力和對中國社會實踐的指導作用。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隨即成為中外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雖研究旨趣迥異，但不可否認已取得一定的研究進展。為清晰呈現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進展，筆者將中國學者和國外學者的研究分別概述。

(一)國內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進展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建黨后，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立黨建國的指導思想，而堅持馬克思主義更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為此，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內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傾注了較大的精力，以強烈的政治使命感投身于該課題的研究，學者們多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中國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轉變等問題作為重要的研究問題，并以毛澤東的經典性論斷為重要的論據、論點和指導思想。

1.梳理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演進。黎澍的《論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以扎實的歷史資料為基礎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始于十月革命，并具體分析了十月革命以前馬克思主義沒有在中國傳播開來的歷史因素。謝承仁的《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文史教學》1959年第1期)，較為系統地梳理了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圖景。李龍牧的《李大釗同志和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傳》(《歷史研究》1957年第5期)，較全面地梳理李大釗在五四時期的思想發展過程，概括了中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特質。高金樸、張豈之的《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歷史教學》1959年第5期)，實事求是地總結了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貢獻。丁守和、殷敘彝等的《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是中國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奠基之作。該著共分四章，即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后的社會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勝利，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以及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思想論戰作了較為系統的梳理，文中引用大量的報刊資料，史料較為扎實。

2.科學分析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丁守和、殷敘彝、張伯昭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歷史研究》1957年第10期)，認為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最大影響，是中國工人階級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陳慧生的《十月革命對中國先進分子的影響》(《歷史研究》1957年第11期)，提出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影響是促使先進分子擺脫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影響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必要條件。張豈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人文雜志》1957年第4期)，以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發展為視角，分析了十月革命對中國思想界的深刻影響：中國先進分子一旦運用馬列主義觀察社會歷史現象，就開始認識社會歷史的本質，科學把握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實質、帝國主義的本質、勞動人民的歷史作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丁守和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人民出版社，1957年)、黎澍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探討了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3.集中探討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重要的思想論戰。蔡韋的《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反對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專門論述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發生的思想論戰的專著，較為清晰地對五四時期三次論戰所涉及的主要問題進行綜合分析，持論中肯。北京師范大學政教系中共黨史教研組部分教師撰寫的《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59年第3期)，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一方面反對封建復古主義，一方面反對文化統一戰線內部各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此外，羅耀九的《“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改良主義的論戰》(《廈門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劉承坤的《“五四”運動時期“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文學月刊》1959年5月號)、葛懋春的《五四時期的社會主義論戰》(《山東大學學報》1964年第2期)、譚雙泉的《關于1920—1921年的“社會主義”論戰》(《湖南學院學報》1962年第4期)、張法亮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斗爭》(《史學月刊》1975年第8期)等文，對五四時期的思想論戰進行了歷史梳理和分析。在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學者囿于時代氛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發生的思想論戰的研析，均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是敵我兩條路線的斗爭，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真實境況仍有一定的距離。90年代之后，在胡繩、鄧野、羅志田等學者的努力下，逐漸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新結論。

4.收集整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史料。歷史研究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史料的發現、整理、編輯出版。陰法魯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幾項史料》(《歷史教學》1951年第3期)、張靜廬的《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譯本年表》(《新建設》1953年5月號)、張心緒的《斯大林著作中譯文簡目》(《新建設》1953年6月號)、張靜廬的《列寧著作中譯本年表》(《新建設》1954年1月號)、宋書聲的《馬克思著作在中國的傳播》(《南方日報》1963年5月5日)、張允候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和傳播》(《歷史教學》1963年第7期)、張允候的《列寧著作在中國的出版和傳播》(《圖書館》1964年第2期)等文，收集整理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史料，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歷程。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收錄《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晨報副刊》等眾多期刊發刊詞并附有26張書影，其中大部分是有關馬克思主義書籍出版的圖片，為了解五四時期的期刊政治傾向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中央編譯局研究室編的《五四時期的期刊介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1集，1958年；第2、3集，1959年)，分三集六冊，共收錄五四時期出版的157種期刊。每集上冊介紹各種期刊的重要言論，分析政治傾向；下冊是期刊的發刊詞、目錄或篇目索引。它既是研究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較為權威的工具書，也是一部重要的史料集，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中一直發揮著作用。該著第一次對《晨報副刊》《覺悟》《學燈》做較為詳盡的學理分析，對它們傳播馬克思主義、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給予評價。其不足是對一些期刊的政治傾向及歷史人物的評價有失公允，這與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學術研究氛圍有關。華東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中共黨史教研組資料室合編的《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三次論戰資料選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62年)，系統收集了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上著名的三次論戰的資料，為研究者研究此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史料基礎。

這些論著代表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新水平，由于受到時代限制，其研究論斷仍然表現出較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后來，由于“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強烈沖擊，國內學界正常的學術研究基本中斷。

(二)國外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動向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國外學者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入和演進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1959年斯卡拉皮諾、史扶鄰在《亞洲研究雜志》發表《中國革命運動的早期社會主義潮流：孫逸仙與梁啟超》(Rober A.Scalapino and Harold Schiffrin,EarlySocialistCurrentsintheChineseRevolutionaryMovement:SunYat-senversusLiangCh’i-ch’ao,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18,No.3,May 1959)一文，提出中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最早開始于同盟會時代，并歷史地分析了孫中山與梁啟超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接受與反應。周策縱的《五四運動：近代中國的思想革命》(Chow Tse-ts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1960)，對五四運動發生的具體過程、歷史影響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對五四運動的不同闡釋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雖沒有專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但有助于我們把握新文化運動的源流，為理解2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奠定了思想氛圍、時空坐標，在西方歷史學界是一部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巨著。莫里斯·邁斯納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Maurice Meisner,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是一部研究“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思想發展，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接受的研究”的重要著作，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傳播研究史中有重要影響。喬治·E.泰勒的《共產主義與中國歷史，蘇維埃與中國共產主義之異同》(George E.Taylor,CommunismandChineseHistory,SovietandChineseCommunism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edited by Donald W.Treadgol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認為歐洲社會主義對非西方世界的影響可分為兩個潮流，一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蘇維埃國家制度，二是西歐以及美國的觀念和模范力量。歐洲的社會主義潮流在19世紀末進入日本的政治思想界。他以此來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運動主要受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不是受來自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蘇維埃制度的影響。*轉引自譚敏：《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前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9頁。

李幼寧在其博士論文《社會主義傳入中國》(Li Yu-ning,TheIntroductionofSocialisminto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71)的基礎上出版同名專著，運用豐富的歷史史料，系統考察了到1907年之前嚴復、康有為、梁啟超、朱執信、胡漢民、廖仲愷等人所接觸的社會主義思想資料和1905年至1907年《民報》與《新民叢報》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以及來自于日本的中國現代術語，以此證明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受到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而不是來自于俄國的刺激。張玉法的碩士論文《西方社會主義對于中國1911年革命的影響》(Chang Yu-fa,TheEffectsofWesternSocialismonthe1911RevolutioninChina，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in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轉引自譚敏：《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前史》，第159頁。，對中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做了系統的梳理，也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主要受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不是直接來自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李幼寧和張玉法的論文都有很強的針對性，認為毛澤東提出“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國人不僅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是錯誤的。伯納爾在自己前期研究和李幼寧、張玉法二人研究基礎上，于1976年出版了《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Martin Bernal,ChineseSocialismbefore1907，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 and London，1976。該著作由丘權政、符致興翻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發掘和收集了大量的珍貴史料，對社會主義思想早期傳入中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較為系統地考察了中國人最初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過程以及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傳統文化基礎。其不足之處是理論思維較為薄弱，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演進的陳述淹沒在大量的史料之中，邏輯架構不甚嚴謹。

德國學者李博在1978年寫作的《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從詞匯—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趙倩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與李幼寧《社會主義傳入中國》的第四章中探討中國馬克思主義術語受日語影響觀點一致。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在1978年出版的《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書，對中國人接觸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并用于解釋中國社會歷史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進行學理分析，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新中國建立伊始，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從該課題研究的進程來看，可視為研究的起步階段，其主要體現在學者們開始整理收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有關文獻、出版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為主題的研究論著、發表數量可觀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論文、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學理認識較為明晰。當然，囿于時代的局限，對學者們在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結論有待商榷。中國學者對該課題的研究，一個鮮明的特點是要深刻論證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對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經典型論述做了充分的學理論證，得出的基本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礎。國外學者顯然十分關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成功之道，在討論此問題的過程中必然要探討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是怎樣引進中國的，并在此基礎上梳理中國知識分子在近代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的過程。由于這一時期東西方不同意識形態的激烈碰撞，國外學者不認同毛澤東的有關論述。

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進展(80年代和90年代)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取得重要進展*“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學術界開始恢復正常的學術研究，因此對國內研究動態適當延伸到1980年之前的一段時間。。這一時期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史料收集更加全面、研究論著大量涌現、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問題意識日益凸顯。為行文的方便，主要從史料的收集整理、專著的出版和研究領域的拓展三個方面，概述中外學者的研究進展。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料集的整理出版

史料的收集整理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在50年代出版的相關史料基礎上，中國學者從70年代末開始注重收集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原始資料并編輯出版，為進一步拓展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史料基礎。林代昭、潘國華編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從史料編輯看明確區分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概念。該史料集共分四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對社會主義學說的介紹、民國初年中國對社會主義學說的介紹、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建黨時期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宣傳。特別是附錄的“建國以來有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和傳播論著目錄索引”，對了解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具有重要的工具價值。姜義華編的《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選編文獻的范圍從1873年至1908年，共收錄文獻71篇，每篇文獻之前均有作者對文獻的簡要說明，為研究者正確解讀文獻做了一定的鋪墊。高軍、王檜林、楊樹標主編的《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精選五四運動以前在中國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獻46篇，附錄收集五四后至1923年關于馬克思主義傳播文獻23篇。該書后附有1899年至1923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和傳播資料索引，較為清晰地呈現這一時期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論文、論著的發表情況。楊奎松、董士偉等選編的《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中共中央黨?？蒲修k公室，1985年至1987年，內部發行)，共分兩輯六冊，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的概況，是當時資料搜集比較完整，反映歷史也比較全面的專題資料集，其缺憾在于受篇幅所限收集多為“節錄”，并非完整的著作和文章，但依然能為研究者收集資料提供重要線索和提供更多便利。

以上四部專題史料集，基本涵蓋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人所了解、接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文獻資料，特別重要的是每部史料集的序言都對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概況做了總體的描述，對牽涉到的文獻史料給以清晰梳理。其共同特點是對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有清晰的認識，均認為十月革命之后馬克思主義才開始在中國傳播。在《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的序言中，對研究系主辦的《晨報》《時事新報》和國民黨主辦的《民國日報》傳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貢獻予以實事求是的評價；但僅是簡要概述這些報紙發表的主要文章，未就其背后的政治因素進行深入探究。

北京圖書館馬列著作研究室編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文綜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匯集1980年以前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譯本，共收錄中譯文篇目5717條，每條簡要說明著作的寫作情況、作者生前的出版情況，以及中譯文的編譯出版情況。其中第四部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文出版年表”，系統整理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情況。李玉貞翻譯的《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臺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收錄的主要文獻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往中國的指令性文件，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的報告記錄和匯報；關于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共產主義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發展水平的報告；同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通信等檔案文件，為研究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接觸過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組織網絡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思想資源提供了重要的檔案材料。該著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運動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收錄的檔案文獻基本相同，有些翻譯略有出入。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有關著作

李新、陳鐵健主編的《偉大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大陸學者以科學研究的態度寫就的學術專著。其中第一章第七節、第八節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了較為詳細的歷史考察。作者認為，“一九一八年李大釗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一九一九年元旦，他又寫了《新紀元》”，“這幾篇文章，盡管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內容還很少涉及，卻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彭明的《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國內研究五四運動的奠基之作，作者收集大量史料對五四運動的由來發展做了細致的歷史梳理?！段逅倪\動史》的第14章“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從出現到十月革命之后傳播情況。此外，專設三章探討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三次論戰，較既往學者對三次論戰的研究，評論較為公允；但仍把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的論戰作為敵我雙方的斗爭，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真實樣態仍有一定的距離。

林茂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以歷史資料為基礎，以概念為中心梳理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陳漢楚編著的《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從理論視角概述近代中國接觸、選擇社會主義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該書內容一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因涵蓋內容較廣，問題的研究深度顯得較為薄弱。王觀泉的《“天火”在中國燃燒》(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主要論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初期傳播，是改革開放初期涉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的新著，對《新青年》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給予新評價，相較既往研究成果進步較大。

高軍、王檜林、楊樹標主編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華夏出版社，1990年)，以一章的內容論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該書從“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政治學說的闡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的原因及其歷史作用”四個方面清晰勾勒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圖景。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分為三個階段：從十月革命到五四運動是開始階段、從五四運動到上海共產黨組織的建立是廣泛傳播階段、從上海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1923年年底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階段。

莊福齡主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是一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歷程的著作。利興民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經驗，其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相關，其重要成果是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礎，該著以梳理歷史資料見長。黃楠森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89年)，對五四時期、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傳播進行了較全面論述，內容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條件、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傳播、三次大論戰以及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李達等對唯物史觀的宣傳，基本厘清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傳播脈絡。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的傳播，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前提。這些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專著，相較研究論文而言，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更全面，持論較為公允，論斷更合乎歷史實際情況。

皮明庥著的《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運用收集的大量資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流轉、傳播進行全景式描述，敢于突破學術界的研究束縛，提出自己獨立見解。如對早期社會主義探索的文化心理的分析就較為獨到，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落地生根是中西匯通和與舊傳統決裂的結果，初步涉及傳播主體的思維模式，雖寥寥數語卻推進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問題的研究進展。其缺憾是，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流轉研究面面俱到，而導致對研究的主旨問題還不夠深入。該著的附錄編制了中國早期(從1871年至1923年)介紹和研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論著要目索引，不過其中仍有錯訛之處。楊奎松、董士偉所著的《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較為深入地研究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發展演變過程。唐寶林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主要論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近百年的歷程，介紹馬克思主義在各個時期的傳播和各派政治勢力對它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曲折發展歷程。其第一編和第二編較為全面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1898—1919)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過程(1919—1927)，是20世紀90年代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中的新成果。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楊品泉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八、十章，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轉變具有較深刻的論述。德里克的《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Arif dirlik,TheOriginsofChineseCommu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把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作為中國社會和思想變化的內部結果，詳細考察了十月革命至中國共產黨成立期間中國接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曲折過程、五四運動在中國共產主義起源過程的作用、中國共產主義起源中的思想與組織。盧克的《中國布爾什維主義的起源：1920—1928年一種思想體系的形成》(Michael Y.L.Luk.,TheOriginsofChineseBolshevism:anideologyinthemaking, 1920-1928，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側重從觀念思想形成來考察布爾什維主義作為思想體系在中國的引進、發展與確立過程，詳細論證布爾什維主義形成的基礎、尋找革命的模式、革命內涵的理解與分析、中國布爾什維主義的起源與特征等幾個問題。作者以觀念史為視角對1920年以前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程做了描述。

(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新進展

在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成為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問題。學者們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不斷拓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領域，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學術研究，研究論文方面的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李大釗等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朱國才的《略論李大釗同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功績》(《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陳其明的《李大釗同志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先驅》(《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2期)、朱建華的《李大釗同志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歷史教學》1979年第3期)、劉忠林的《李大釗在宣傳唯物史觀方面的貢獻》(《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5期)、彭明的《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兼論他在五四時期的功績》(《教學與研究》1979年第6期)、郭烙的《李大釗同志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貢獻》(《歷史教學》1979年第10期)等文章，集中探討了李大釗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恢復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歷史地位。肖超然的《北京大學與“五四”前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以北京大學為中心集中探討了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等人在五四前后對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宣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轉變歷程。

2.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分子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轉變過程。楊榮華的《論五四時期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基本肯定了陳獨秀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沙健孫的《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則從分析陳獨秀思想的演變入手，認為此時陳獨秀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分析了未能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鄧野的《試論“五四”后期陳獨秀世界觀的轉變》(《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對陳獨秀是否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轉變到什么程度問題，認為應該分階段加以研究和評論，并指出在“五四”后期，陳獨秀經過了這樣兩個階段，即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由肯定到否定，對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由開始接受到基本掌握的過程；由民主主義者到社會主義者，再到初步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呂明灼的《李大釗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學習〈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文史哲》1978年第4期)，認為《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發表，是李大釗世界觀轉變的開始，即開始向共產主義世界觀的轉變，并分析了李大釗成為中國最早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林家有的《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李大釗同志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中山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以思想發展為線索展示了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以及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汪澍白、張慎恒的《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探討五四前后毛澤東的世界觀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由革命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轉變的艱難曲折過程，試圖找到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思想轉變的共性問題。

3.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歷程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內外原因分析。蔡樂蘇的《西方文化危機的影響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清華大學學報》1988年第2、3期)，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研究中獨辟蹊徑，以《東方雜志》為中心，從近代中國和世界的有機聯系出發，以整體的世界眼光探討了西方文化危機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中國先進分子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董振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天津的早期傳播》(《天津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基本價值理念、中國知識分子集中探討新思潮，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并以覺悟社為中心探討周恩來等人在天津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概況。先田的《五四前后馬列主義在江西的傳播》(《江西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概述在五四前后袁玉冰、趙醒儂、方志敏等人在南昌開辦南昌文化書社、組織共產主義團體、創辦《新江西》等刊物來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情況，從一側面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在江西的傳播過程。

4.國民黨人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陶季邑先后撰寫《五四時期國民黨理論家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1期)、《早期國民黨人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的歷史地位》(《社會科學研究》1995年第1期)、《民主革命派對社會主義學說的傳播》(《貴州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三篇文章，探討了國民黨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引介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所作的歷史貢獻。

5.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問題研究的學術審視。劉桂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問題辨析》(《人民日報》1983年5月25日)，針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中出現的幾種提法，諸如“中國第一本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大同書》”“第一個傳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梁啟超”“熱忱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朱執信”，作者以翔實的史料、辯證的歷史分析，得出這幾種提法都是錯誤的結論。該文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研究起到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歷史作用。鄧野的《王揖唐的“社會主義”演說和“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緣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以新史料新視角深入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重要思想論戰的緣起，對“問題與主義”的研究思路值得肯定，尤其重要的是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的研究具有啟示作用：思想問題的研究一定要厘清所發生的語境、明晰言說的對象，才能真正契合時人的思慮，使思想史研究真正“活”起來。

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學術研究環境的改善，中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問題的研究依然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可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繁榮階段。在此階段，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體現出以下特點：(1)研究基礎較為扎實，先后出版四部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為主題的史料集，為科學研究該課題奠定了重要基礎。(2)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所涉及的學術問題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空間，對早期國民黨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給予實事求是的歷史評價。(3)研究論斷更合乎歷史實際。主要表現在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引發的思想論戰的研究，學者們更注重對語境的歷史分析，言說對象的準確定位。當然，在繁榮階段中也出現一些問題，主要是重復研究的現象比較嚴重，對一些概念缺乏科學界定，可喜的是有學者對此保持著科學的態度，已指出存在的問題。

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新進展(21世紀以來)

新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取得較大進展，研究專著學術分量日益提高，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學術爭鳴較為活躍，研究論斷更合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實景。

(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歷史圖景的重構

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做以宏觀性的概述，相繼出版幾部學術分量較重的研究論著。彭繼紅的《傳播與選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1899—1921年)》(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以新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的歷史，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傳播渠道的不同語境以及馬克思主義傳播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視域較寬。但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為書名，可見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開始較早，卻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學術問題。田子渝等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學習出版社，2012年)，是為數不多的以史學思維、史學功底寫就的著作，以多維視角重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畫面和思想版圖。該書共分設六章，依次分析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及在傳播過程中的思想交鋒；在蘇俄、共產國際指導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國民黨人士對馬克思主義初期傳播的貢獻；馬克思主義開始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制定民主革命階段的革命綱領；馬克思主義初期傳播實現歷史性跨越。譚敏的《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共分四編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入中國的歷程：1896年至1904年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傳入中國的開端；1905年至1907年為論戰期間傳入中國的馬克思經濟學說；1908年至1911年為馬克思經濟學說傳入中國的新起點；1912年至1916年為馬克思經濟學說傳入中國的初步擴展階段。該著以扎實的文獻史料基本厘清在十月革命之前傳入中國的馬克思經濟思想，雖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思想為標題，實際上也是研究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所了解、所接觸的馬克思學說。與既往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研究中出現的較多錯訛相比，該著以人物和重要文獻為中心，詳細解讀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文本的主要內容，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廓清較多的歷史謎題。另外，黃進華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東北的傳播(1900—1930)：基于歷史學和傳播學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和徐素華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MEGA2視野下的文本、文獻、語義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也值得關注。

臺灣學者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是響應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提議而撰寫《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的下冊，為中共篇*《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的上冊為晚清篇，劉廣京著；中冊為民國篇(另名《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深入探討中共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基層政權結構、思想改造和控制，但可存疑之處較多。在第一章知識分子搞革命中，部分內容涉及中國知識分子怎樣轉向以俄為師宣傳馬克思主義。作者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管道是報章雜志?！瓣惇毿愫屠畲筢撏高^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兩個刊物——《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當時兩大政黨進步黨和國民黨(當時稱中華革命黨)有意無意也做著同樣的散播工作。國民黨在上海辦《民國日報》、《建設雜志》和《星期評論》，進步黨則有北京《晨報》和上?！稌r事新報》以及《解放與改造》，執輿論界之牛耳。這些報章雜志的主編不一定完全同意馬克思主義，但在社會主義時代思潮的沖擊下，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一支，經常大力介紹和討論，結果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知識分子注意和學習的對象?！?/p>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傾十多年之功寫就、于2001年由日本巖波書店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是近年來在此研究領域的創新之作。該書第一章研究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收集大量文獻以證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基本厘清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從日本渠道傳入中國的情況。該書對《晨報副刊》《覺悟》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給予較高評價，但其“揚陳抑李”的論斷則引起了廣泛討論和商榷。

(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新領域

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成為博士、碩士論文的選題，并出現以報刊為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相關選題，雖然研究程度深淺不一，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有待轉換，但畢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中出現的可喜現象，也可視為該課題研究的新領域。

王剛的博士論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研究——20世紀30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中國化》(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并以此為基礎出版同名專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其主要研究內容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源所涉及的內外語境進行理論構建，分析不同語境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差異，馬克思主義通過思想交鋒進入中國的語境等問題。從副標題“20世紀30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中國化”可以看出，作者所要研究的問題視域相當寬泛，分析作為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何以能為中國思想界所接受并成為中國社會思潮主流的語境，確實是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但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概念不加區分，把許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史料來使用，卻是需要認真斟酌的學術問題。

魯法芹的博士論文《〈東方雜志〉與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系統考察《東方雜志》在1904年至1948年期間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介紹、宣傳、傳播的歷程以及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演變軌跡。論文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探討《東方雜志》與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問題。第一部分探討《東方雜志》對社會主義流派與理論的認識，第二部分探討《東方雜志》對社會主義實踐的反思。該論文以梳理歷史資料見長，對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作者群體缺乏分析，略顯不足。邱少明的博士論文《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史(1912至1949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從翻譯史的角度對中華民國時期馬克思經典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情況進行歷史考察。

耿春亮的博士論文《〈晨報副刊〉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以思想與社會互動為主線，歷史考察了馬克思主義文本書寫者的聚合路徑、馬克思主義文本書寫者的思想資源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引起的各派政治勢力的關聯互動，在內容、方法兩個層面都對同領域的研究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碩士論文方面，尹世尤的《〈覺悟〉副刊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湖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集中探討了《覺悟》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經驗的譯介傳播過程。崔春雪的《〈少年〉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以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方法，注重對語境與文本分析，對《少年》傳播馬克思主義給予實事求是的歷史分析，綜合研析了《少年》作者群與言說對象，認為《少年》注重闡釋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指明中國的社會出路是共產主義和建立聯合統一戰線，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尊定了理論基礎。該文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歐洲路徑研究。

(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學術交流日漸活躍

學術交流與爭鳴是推進學術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相互爭辯的過程中往往能解決學術研究問題。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研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學術界圍繞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有關論斷進行的學術探討。針對石川禎浩擴大日本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揚陳抑李”的論斷，朱成甲的《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與李大釗歷史作用問題的探討——兼評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有關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認為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俄國革命所引發而不是日本的“渠滿而溢”，陳溥賢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論”與歷史事實不符。王素莉的《“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若干問題探討——也評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有關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5期)，從《新青年》出版的時間推斷，石川禎浩提出的陳溥賢在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的“中介作用”的論斷不能成立。王憲明、楊琥的《五四時期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二陣地——〈晨報副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與意義》(《安徽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以豐富的資料和嚴謹的歷史態度對李大釗與《晨報副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做了鞭辟入里的考證、分析，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研究。在此討論的基礎上，王憲明的《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思想來源管窺》(《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以跨文本比較研究的方法對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的思想來源進行對比分析，以歷史文獻為基礎基本解決該文所依據的思想資源問題，由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研究的新領域。

另外，這一時期出版的相關史料集，以蔡樂蘇主編的《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晚清至民國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為代表。該史料集收錄清末至民國時期有關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文獻，在“主義并立的時代”一章中，精選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國內各種主義的重要文獻并對其進行詳細注解，使研究者較清楚地了解這一時期中國思想史發展脈絡，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提供當時重要的思想輿論氛圍。

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仍是中外學術界較關注的研究課題。從史料的整理出版、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過程的歷史梳理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學理探討都取得重要進展。這一階段的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學者們厚積薄發，出版的專著學術含量高，尤其是田子渝等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譚敏的《回溯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前史》，都是作者集數年之功而完成的，因使用大量史料，以科學研究的態度厘清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圖景。(2)學術爭鳴日趨活躍，特別體現在對石川禎浩有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論斷的辯駁上。(3)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為博士碩士論文的選題，以期刊報章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為主題來論述，更加注重對歷史細節的把握。

五、展望未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仍有可拓展的研究空間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問題的研究，已取得許多有價值的成果，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認識。國內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從新中國建立伊始至今持續未斷。學者們多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中國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轉變等問題，作為重要的研究內容。而國外學者以新的研究視野展開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相關學術問題的研究，如注重探討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原因，歷史地考察中國激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組織的變化過程等。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為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研究課題，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間。中國先進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及人事關系、傳播主體之間聚合分散的路徑、傳播過程中所引發的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理論論爭及其歷史命運等，仍是該課題尚未完全解決的學術問題。這就需要研究者以新的研究視野和研究范式，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推動該課題研究向前發展，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真實圖景勾畫出來。從理論源頭梳理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過程，揭示紛繁復雜的政治思想演變軌跡以及對中國社會走向的深遠影響，對于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問題作進一步的深論。

一是從宏觀上嘗試轉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研究范式和思維模式，以思想與社會互動為主線，注重厘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內在契合政治文化理路，揭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背后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以及思想文化與政治運作之間復雜的關系。

二是擴展對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社會關系的歷史梳理，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群體之間聚合分散路徑的研究，以歷史研究的求真態度，揭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組織系統。

三是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歷史文本為基礎，深入挖掘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所依據的思想資源。分析不同路徑之下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轉變的歷史作用以及對中國社會的重要影響。

四是梳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充分展示傳播主體之間復雜的政治社會關系，最終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成為中國社會政治權勢的新生力量，逐漸占據思想文化領域中心，擁有解釋中國社會發展的話語權，充分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理論特色和生命力。

(本文作者 江西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贛州 341000)

(責任編輯 朱昌裕)

* 本文系江西理工大學重點科研基金“‘四大副刊’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HSFJ2014-K0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