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性靈、文化身份——《從文自傳》與《古韻》的比較閱讀

陳然

(福建農林大學文法學院，福建福州350002)

他者、性靈、文化身份——《從文自傳》與《古韻》的比較閱讀

陳然

(福建農林大學文法學院，福建福州350002)

在風格各異的自傳文學作品中，同是京派作家的沈從文和凌叔華以相似的寫作策略、文化取向、文體風格成為了其中的佳作，也在時間的流轉中證明了其作品超出一時文學潮流的文學史價值。本文通過對《從文自傳》與《古韻》的比較閱讀和分析，探討它們自身的獨特性，以及在現代文學中的意義。

《從文日記》；沈從文；《古韻》；凌叔華；自傳文學

隨著傳記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9世紀30年代，國內迎來了自傳文學的首個寫作高潮，也由此成為一個極具意義的研究課題。本文選取《從文自傳》和《古韻》作為對象進行解讀，意在更細致、深入地探討這兩位京派作家如何在自傳文學中傳達自己的文學與文化觀念，如何選擇“傳記事實”等重要的問題。

一、各異其趣的寫作背景

《從文自傳》共18篇，講述了作者從出生到離開湘西闖蕩北京（當時沈從文21歲）的這段歲月?！豆彭崱返膭撟鲃t可以追溯到1936年。在朱利安貝爾8月5日寫給凌叔華的信中提到：“我希望你正忙著寫自傳了。如果你沒有……看看哈德森（Hudson）的《很遠之外很久以前（Far Awayand LongAgo）》?！笨梢酝茰y，凌叔華當時至少已經在認真地考慮自傳寫作的事情了。到1938年春，凌叔華與弗吉尼亞伍爾芙開始通信，后者明確建議說，寫自傳比寫小說更好。自此，凌叔華開始了前后長達十多年的自傳文學寫作，最終于1953年在英國出版。

與《從文日記》相似的是，《古韻》里的18篇故事同樣是從童年寫起，至青年階段（考上女子師范三年級）就結束了。對于沈從文來說，這當然是因為他寫《從文日記》時年紀還輕，“京漂”之后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全新的人生階段。而對于凌叔華來說，她顯然更愿意將自己青年以后的生活、家人都保護起來，避免他們暴露于公眾的視野之內。沈從文也在1982年為自傳重新發表而寫的《附記》中說，這些就個人記憶寫成的文字，“既可溫習一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

然而，挖掘自我的沖動與執著在《從文日記》和《古韻》中并沒有以直接、強烈的姿態存在。沈從文和凌叔華均選擇了將“自我”放在一個更為廣袤的歷史時空和自然、社會環境中，借幼兒（少年）與本真相融合的特定視角，去勾勒和點染一段“生活史”——換言之，兩部作品共同的主旨，其一是自傳中的“我”如何在與外界的關系中成長，其二則是“我在成長中所感受的世界”。

二、與“他者”對話

自傳文學包含著兩個向度——它首先是基于作者成長軌跡的一系列故事，同時又天然地呈現與潛在讀者的“對話”姿態。對于潛在讀者的判斷，常常從一開始就影響著作者的講述，甚至能夠幫助作者迅速地厘清自己的文化身份，并由此去“組織”豐富多樣的傳記事實。

仔細閱讀《從文日記》與《古韻》，很容易發現兩者存在著一個極為相似的敘事基調，即向另一個文化體系的讀者講述自己的故事。在自傳第一篇《我所生長的地方》中，沈從文提到自己的故鄉，一個邊疆僻地小城時，就這樣寫道：“這真是一個古怪地方”！古怪、正常（主流），這些或隱或現的語匯表明沈從文已經通過“地方性”對自己的文化身份先行作了界定。凌叔華則從一開始，就以“講述中國人的生活”為寫作主旨：“如果我的書能為英國讀者提供一些中國人生活的真實畫面，讓他們發現這些人也和所有英國人一樣都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通過一個東方孩子的視角向他們呈現中國人日常生活和性方面的真實情況，我也就滿足了?！?/p>

有意思的是，“湘西——大城市”、“中國——英國”，兩部作品所肩負的共同使命之一，正是完成從“前現代”到“現代”、從“弱勢文化”到“強勢文化”之間的信息傳輸。因此，《從文日記》和《古韻》一方面有意地將文本所容納的時間維度向前延展，指向個人、家族、地域文化等的源頭，深入個體的感受世界，以一個點、一條線去構建整個面。由此，看似獨立的各篇其實體現了作者所處環境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多層次，它們共同構建起了一個自成氣候的小世界，共享著相似的價值觀、美學觀念、倫理觀念等；另一方面，沈從文和凌叔華在作為相對弱勢文化的“代言人”時，不可避免地需要將自己對其的深厚感情、細膩感知及文化自尊心融入文字中，為此，他們勢必會對自己的記憶有選擇地加以呈現，重新組織，使它們成為新的“傳記事實”。

凌叔華在《母親的婚姻》一篇，以城市介紹開頭：“直到一八九○年，廣州還是世界上最富的城市之一。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船只進出港口?！彼幌ЧP墨，細致地描述了城里的大家族在“富人區”西關過著怎樣的生活。然后，鏡頭才落定在朱蘭（作者母親）身上。這個寫法，明顯是考慮到了潛在讀者的接受需求，力求完整地交待相應的社會文化情境。而與朱蘭成長、婚配經歷主線相交融的，是種種中國的人情、世情，尤其強調了重點人物身上富有傳統色彩的品格與德行。凌叔華在1952年寫給倫納德·伍爾夫的信中說，她的自傳是關于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他們的思想是由代代相傳的古老格言和諺語控制著，他們說不清什么才是道德的，但他們知道什么是做人所必需的”（1952年7月11日）。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相對比于現代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和“現代性焦慮”，凌叔華更愿意將目光聚焦在歷史和文明中具有恒定性的因素上，捕捉從花匠到畫家，從仆人到官員在生活情境中從容的氣度。

在沈從文筆下，小城鳳凰似乎是獨立于主流社會、頗有自得生趣的世界。在那里，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鱖魚、鯽魚、鯉魚，大的比人腳板還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梢砸姷桨啄橀L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當地有數種統治者，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才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在《從文日記》的第一篇中，他就明確地定義了故鄉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山水樹木無不是優美秀麗恒久自在的存在，神、官、民的層級和關系穩定且和諧?！偟膩碚f，這里具備了種種美好的品性，即使它的社會構成、面貌和語匯與外面的世界不一樣，但它的真、善和美可感可知。

三、性靈的成長

個體身、心、靈的成長是自傳永恒的主題，這三者的關系也常常成為自傳中情節、沖突各異的根源所在。我們在《從文日記》與《古韻》讀到的，更多的是“性靈”與“情感”（心）的成長史。而這一“成長史”，實際上是稚嫩的本性自然地對世界敞開，并不斷受到啟悟、沖擊和洗禮的過程。沈從文和凌叔華均在這方面表現出了高度的文化敏感。不妨看看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們所選取的“記憶”中有哪些曾深深觸動了自己的事件：

首先是一些極端的經驗，比如去看殺頭。

“我那時候已經可以自由出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欠诸j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忘不了?！保ā稄奈娜沼洝罚?/p>

“砰砰砰，槍突然響了?！懊嫱蝗话察o下來，我看見紅衣人了，之間他躺在地上，鮮血染濕了那件紅衣服。這就是那人的血嗎？他的頭已像雞的頭一樣被砍下來，不再唱歌、說話，只像一只被宰的雞?！保ā豆彭崱罚?/p>

然后，有對于自然萬物、世間百態懵懂的觀察和體味。這部分，最能夠體現幼小心靈天賦的氣質。

幼年沈從文就早早地意識到哪些人、事和環境對自己來說具有不可抵擋的吸引力：“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時便有點發愁。就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處去看，各處去聽，還各處去嗅聞，死蛇的氣味，腐草的氣味，屠戶身上的氣味，燒碗處土窯被雨以后放出的氣味……這些夢直到將近二十年后的如今，還常常使我在半夜里無法安眠，既把我帶回到那個“過去”的空虛里去，也把我帶往空幻的宇宙里去?！彼罅康鼗貞浟俗约簩覍姨訉W，到自然、到社會中去讀一本“更大的書”的愉快經歷，并且認為，自己二十年后“不安于當前事務，卻傾心于現世光色，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性格的形成正是源于小時的逃學習慣，而自己感情流動而不凝固的特點，也是受到家鄉一派清波的影響。

因此，沈從文得以與湘西的山川河流、社會人情建立起最初的亦師亦友的關系?？梢韵胍?，他所學習的邏輯，首先是河水、風雨、走獸飛鳥自己的生命韻律。他所接觸到的人，勢必是邊城淳樸而彪悍的男女老少。他對于溫柔與暴烈、甜美與殘酷的接觸，都是那樣鮮活跳脫。至于那些被文字記錄的文明，它們對于沈從文所帶來的蕩滌，已經是第二層次的了。相對而言，凌叔華在她顯赫的大家庭中感受最深的，恐怕還是傳統中國文人家庭被文化意味所浸淫的日常生活：禮儀、陳設、用品、起居、人際關系等。這決定了她將早早與詩、畫中的意象相遇，學習它們的語言與邏輯。

《從文日記》和《古韻》的靈魂，則正是“人性的交流”，以及“對美的事物的欣賞”。在這樣共同的基調上，兩部自傳文學又各自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在世界——《從文日記》中讀得出傳說和山間歌謠，《古韻》則游走在詩歌和散文的邊緣，具有極其細膩的畫面感。

[1]帕特麗卡·勞倫斯.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M].萬江波，韋曉保，陳榮枝，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127,145.

[2]沈從文.從文自傳·附記[A].沈從文全集(第13卷)[C].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366.

[3]沈從文.從文自傳[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1，3，4，12-13，20-21，29-30.

[4]魏淑凌.家國夢影（凌叔華與凌淑浩）[M].張林杰，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230.

[5]凌叔華.古韻[M].傅光明，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4，7.

I206

A

1673-0046（2016）10-0187-02

福建省教育廳社會科學研究項目B類項目《凌叔華自傳文學寫作研究》編號JBS14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