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與多元借鑒中的學術傳承
——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與外國學術資源

吳漢全

(南京審計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 2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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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與多元借鑒中的學術傳承
——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與外國學術資源

吳漢全

(南京審計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京 211815)

摘要：五四時期是一個學術開放的時代，同時也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時代。李大釗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在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過程中，對英國的學術思想、法國的學術思想、日本的學術思想展開研究，吸收了其積極成果，從而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李大釗也成為五四時期研究外國學術思想的先驅。由李大釗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努力及其與外國學術資源的關系而言，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創建是在中外文化交流達到新的水平的背景中進行的，體現了多元借鑒與學術傳承的特點。

關鍵詞：李大釗；外國學術思想；多元借鑒；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外文化交流

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創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產物，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對中國傳統學術和西方學術思想的廣泛的借鑒和吸收，因而在學術淵源方面具有多元化的特色，體現了學術演變的傳承性。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創建者李大釗而言，吸收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顯著的特色*吳漢全：《李大釗學術思想的傳統文化淵源》，《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但他對西方文化資源亦有相當的尊重：早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就善于借鑒和吸收西方的學術思想，以其開放的心態對待世界文明的成果*吳漢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的李大釗與外國學術思想》，《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2期。；而當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其學術研究仍然注重對外國的學術思想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廣泛的吸收，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的開創提供可資借鑒的學術成果。因此，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總背景中來考察李大釗與外國學術思想的關系，顯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在創建之初的開放性特點及其與世界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度，對于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起源，科學地認識中國現代學術的特點，是有學術意義的。本文試就李大釗在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的過程中，與英國學術、法國學術、日本學術的關系作初步的探討，希望以此反映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所具有的借鑒和接納世界文明成果、傳承和發揚西方學術文化的傳統，為當今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體系包括哲學、史學、美學等部分，自然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所形成的學術體系*筆者曾對李大釗的學術思想體系進行過比較詳細的研究，可參見拙著《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但他特別重視開發西方近代以來的學術遺產，尤其注重對英國的學術思想有所借鑒和繼承，從而在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新局面中顯現出開放的學術心態和文化的繼承性特點。

李大釗在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中注重心物關系的研究，力圖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對心物關系作出科學的解說*吳漢全：《李大釗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努力》，《煙臺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由此，李大釗對英國政論家及文藝批評家、英國藝術社會主義者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的學說非常重視。實際的情形是，“李大釗的思想深受羅斯金學說的影響。他的‘物心兩面改造論’來源于羅斯金；他強調‘以人道主義為中心的精神改造’、宣傳‘互助’思想，也是依據了羅斯金的學說”*張靜如、侯且岸：《李大釗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載《李大釗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頁。。李大釗在1919年7月發表的《階級競爭與互助》的文章，一開頭就指出：“Ruskin說過：‘競爭的法則，常是死亡的法則。協合的法則，常是生存法則?！辈⒄J為羅斯金所講的“協合”是“互助的理想”，“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法則”，由此李大釗明確地提出：“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階級競爭與互助》，《李大釗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釗文集》版本同)，第337頁。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一般學者理解的是“物質的改造”，而沒有能了解到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思想，這反映中國當時引進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普遍不高的狀況。在此情形下，李大釗吸收羅斯金的心物調和學說，一方面強調物質改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強調精神改造的重要性，應該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學說基本精神的。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由于他當時沒有了解到馬克思學說中的“人道主義”思想，他在承認物質改造的同時，也強調精神改造的意義，故羅斯金的心物調和學說為李大釗所推崇。他再次說：“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等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35頁。李大釗推崇羅斯金并接受心物改造的思想，是以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為前提的，他對羅斯金與馬克思學說的區別是有分辨的。他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中就說：“Ruskin對于階級斗爭，是不贊成者。Marx即主張階級斗爭者，以為欲改良勞動者之生活，只有階級斗爭。此純由物質方面改造。Tolstoy(托爾斯泰)主張從心的方面去改造。Ruskin主張心物調節，故二者均須改造?！?《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51頁。我們可以作了這樣的判斷，在李大釗沒有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全面掌握的情況下，他通過接受羅斯金學說的影響所形成的“物心兩面改造”主張，更切合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原義；或者也可以說，李大釗從早期接受托爾斯泰的“懺悔即革命”說而主張精神改造，是因為受到羅斯金的“心物調和”主張的啟示，而比較順利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物質改造”的思想*需要說明的是，李大釗接受馬克思“物質改造”思想，主張階級斗爭，其根本的思想原因是受到俄國十月革命中階級斗爭的感染之所致。。由此可見，羅斯金學術思想對李大釗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大釗后期在歷史學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努力，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李大釗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體系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善于對學術概念進行詮釋*吳漢全：《歷史·歷史學·歷史哲學——李大釗對歷史學相關概念的馬克思主義詮釋》，《江海學刊》2004年第2期。。他通過對英國的歷史哲學思想的評述、歷史學概念內涵的分析，強調歷史學概念的嚴謹性及其所適用的范圍，為構建科學的歷史哲學體系做基礎性工作。什么是歷史哲學？當時中外學者對“歷史哲學”這一概念的界定沒有一個統一的共識。有的學者將歷史哲學的概念泛化，這在事實上取消了歷史學存在的理由。如蘇格蘭神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羅伯特·弗林特(R·Flint，1838-1910)，雖然為解決歷史哲學問題在1874和1893年之間的多卷本著作里作出了認真的努力*[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09頁。，但卻把歷史哲學解釋為包容歷史學的學科。弗林特著有《歷史哲學概論》一書，在李大釗寫作《史學要論》時中國還沒有譯本，1928年才由郭斌佳譯出。李大釗只得由英文本中譯出弗林特關于歷史哲學的觀點。弗林特給歷史哲學這樣下定義：

“歷史哲學不是一些從歷史事實分離出來的東西，乃是一些包蘊在歷史事實里面的東西。一個人愈深入于歷史事實的意義中，愈能深入于歷史哲學中，即歷史哲學愈能深喻于其理智；因為歷史學純是歷史事實的真實性質與根本關系之意義之合理的解釋之智識而已?！?《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18頁。

弗林特泛化歷史哲學的概念，把歷史學也歸入歷史哲學的范圍之內，使歷史哲學與歷史學之間沒有界限可言，這一方面使歷史學失去獨立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體現歷史哲學作為哲學的重要部分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指導地位。誠如李大釗所說的那樣，弗林特所稱的歷史哲學極其廣泛，對歷史哲學進行廣義解釋，“弗氏謂歷史學即是歷史哲學?！f的歷史哲學，史學也包括在內”*《史學與哲學》，《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91頁。此文中的“Felint”當為Flint之誤。。對于弗林特的意見，李大釗認為費林特強調科學與哲學的關系，“謂科學與哲學，不能截然分離，固亦未嘗無相當的理由”。但李大釗同時又指出，費林特錯誤地將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的聯系看成兩者之間的唯一內容，看不到兩者研究對象的不同，研究的性質、考察的方法上的差異，甚至“謂科學與哲學二語互相代用亦無不可，于二者間嚴立界域，不惟不能，抑且不可”。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兩者的區別。所以李大釗說：“為研究的便利起見”，“為劃清學問的界范起見，似宜限定歷史哲學的意義”，也就是說應該將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分開，不相混合，以避誤解”*《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18、419頁。?？梢?，李大釗在批評弗林特錯誤地將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合二為一時，也承認他關于歷史哲學與歷史科學關系密切這一見解的意義。

李大釗開創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是極賦有特色的學術體系*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開創》，《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比較注重西方美學資源在建設新的美學體系中的地位，尤其注重評析英國的羅斯金和莫里斯的美學思想，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提供借鑒。在英國，19世紀下半葉最杰出的藝術社會家是羅斯金和莫里斯。鮑?？凇睹缹W史》中就曾指出：“過去半個世紀英國最優秀的美學——它主要是羅斯金先生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的優點和弱點都在于它局限于造型藝術?！?[英]鮑?？骸睹缹W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85年版，第570頁。李大釗對羅斯金和莫里斯的美學思想所進行的評述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美學思想的最高水平。

李大釗在闡述西方美學思想時特別注意到羅斯金的美學思想。羅斯金是19世紀英國名重一時的文藝批評家，主張美術同勞動和社會相結合，在美學史上是把美感等同官能快感的代表者。羅斯金宣稱：“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座希臘女神雕象(像)，有一位血色鮮麗的英國姑娘的一半美?！?轉引自朱光潛《談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頁。李大釗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以大量的篇幅概述羅斯金的美學思想，指出：“John Ruskin之美術的經濟觀，有三要點：(1)勞動宜最合理者之利用；(2)勞動之結果的生產物品，宜保重之；(3)分配物品宜合理而公平者。彼之意思乃以美術練習人之性情，且認為美術品為至要，因此美術家之創作，是正當合理之勞動，以美的方法整理經濟的組織?！?《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8頁。李大釗對羅斯金的美學著作曾作了有重點的評述，認為羅斯金的《近代之畫家》(The Modern Painters)為“其藝術家生活之初步”，“其著作之大意，以無忌憚之文，將以前所有之論斷推翻，而闡明美之觀念”。李大釗對此書中一段論美的話特別欣賞，這段話是：“美之觀念，表現人心最高尚觀念之一。美常在一定之程度，常使人心高尚、清潔，漸漸增加，不斷的受美之感化。其原因即由于天意人意，宇宙之間無一物不是傳出一種美之觀念。由正當知覺之心，觀察一切事物，其美的部分較丑之部分為多。在自然中無丑之物，只有美者。在自然中所含之美不有多少之相差而已。丑是助美者，使周圍之財物，宇宙之事物，愈顯明，顯盡宇宙間之美?！?同上，第42頁?！锻崴怪?李大釗譯為《文尼斯之石》)是羅斯金一部重要的美學著作，書中認為建筑最能代表人類的精神和審美情趣。羅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說：“一幅繪畫，或一首詩，往往不比人們對一些事物發自內心的贊賞的低吟言辭有更多內容，但建筑比較接近人類自己的創造，它來源于人類的需要，也是表現人類的性格。它多少也是整個人類的創造，而繪畫和雕塑只是一個民族的創造?！?蔣孔陽主編：《十九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英法美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頁。李大釗對羅斯金的《威尼斯之石》作了比較全面的評價，指出：“《文尼斯之石》(Stone of Venice，一八五一年夏第一卷出版)，說明信仰、思想、習慣，種種民族之表現。即說明全民族之藝術。家庭或宮室建筑反動之現象說明出來。彼謂一國國民之歷史與其說記于書中，毋寧說記載在片石上，其對于碑、石、雕刻非常注意。彼以為偉大建筑物，即說明一國民道德之如何高，劣等建筑物即粗暴之民之不道德。此書即發明其藝術哲學與其社會改造結合之要領?！话宋宥闞uskin至Venice，一八五三年春此書全部完成。此書之要點即指責出來，近來勞動者為機器之奴隸，將人之趣味，銷毀于機器之中。機器工業于道德上、精神上均有缺點，彼將此缺點，一一指出?！?《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2-43頁。此外，李大釗對羅斯金的《建筑之七燈》(The Seven Lamps of Structure)、《圖畫之真髓》(Elements of Drawing)、《永久之歡》(A Joy for Ever)、《時與潮》、《藝術經濟學》等諸多美術著作都有評價，稱羅斯金是“富有一種極富裕同情心，可說是美術之批評，社會改良家，同時尚說彼是多感情之教育家”*同上，第43頁。。在1920年的中國學術界，能夠對羅斯金的美學思想作這樣比較全面和中肯的評述實不多見，足見李大釗對西方美學資源的重視程度和分析水平。

李大釗還從美學的角度研究莫理斯的美感社會主義思想，并指出這種思想的空想性。威廉·莫理斯(1834-1896)是19世紀英國作家、工藝美術家和空想社會主義者，他特別推崇中世紀藝術與手工藝，認為建筑藝術是“霸主藝術”，“它包括和完善著其它一切藝術，其它各種藝術都是為它服務的，或是作為它的組成部分”，表現出對中世紀的迷戀。莫理斯還認為，當時英國社會的統治者的主要罪惡在于，使工作與快樂分離，使藝術同技藝分離，使藝術脫離它的基礎——社會與個人，主張通過道德和審美教育來改造現實社會。莫理斯還有一句名言，藝術是“人們工作中快樂的表現”*[美]凱瑟琳·埃雷特·吉爾伯特、[德]赫爾穆特·庫恩：《美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568頁。。李大釗對莫理斯的美學思進行了闡述：“William Morris之美術觀說：美術不是特種階級所特有之奢侈品，是為全人類所必需者，社會上并無將美術物從任何人手中奪去之權，應為大家所享受?！?《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9頁。李大釗對莫理斯的美學思想進行評述，認為莫理斯的美學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無法實現。李大釗指出：“莫理斯最贊美的，是歐洲十四世紀的藝術品，而最鄙視的是現代的藝術品?！庇终f：“莫理斯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美感的社會主義。他常說：工作能使精神感覺愉快，這就是‘工作的喜悅’。即我們日常生活上的喜悅，也多從工作中來?！窃谫Y本主義社會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社會主義釋疑》，《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35頁。李大釗還說：“William Morris以為資本主義使人生活上，漸趨于干燥無味之境，學藝亦日見退化，于是發生反抗，得到美學的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7頁。李大釗肯定美感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上的意義，但也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美的。因此，李大釗提出社會變革的任務，主張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來為美學的發展開辟道路，并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才能滿足工人快樂的生活，使工人愉快地工作。他說：“在此種狀況之下，欲使工作者喜悅，不能不推翻資本主義。一方面欲使工人快樂，當實行社會主義?！?同上，第8頁。

李大釗的學術思想是對培根等英國學者的學術分類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李大釗譯為倍根)是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被馬克思和恩格期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在李大釗看來，培根的進步史觀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培根否定古人的權威。李大釗指出，培根雖然對古人表示相當的尊敬，但卻否定古人的權威，而認古人權威是科學上致命的障礙。培根“以為真理不是于任何時會的好機會中可以尋得的，真理的達到，全視經驗與他們的經驗所受限制之如何；在他們的時代，時間與世界的知識均極有限而貧乏，他們沒有千年的歷史足當那個名稱，不過是些傳說與口碑罷了”*《今與古》，《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35頁。。二是培根的知識進步論。培根認為知識是不斷進步的，“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智識的儲藏為無量數的考察與經驗所增，時間是偉大的發明者，真理是時間的產兒，不是權威的產兒”*同上。。三是培根反對歷史循環論?！氨陡J循環說為知識發展上最大的障礙，每致人們失所信賴與希望。進步之不確定與不繼續，全因偏見與錯誤妨人致力于正軌?！?同上。正是鑒于這樣的認識，李大釗認為培根是繼法國學者博丹之后的又一位進步論者。李大釗在對培根、孔德、斯賓塞的學問分類思想評述的同時，從中吸取有益的內容，從而主張學術分類要依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不斷地創新。在西方學術史上，對學問進行不斷分類以確定各門學科的界限、性質及其研究方法，是一個好的學術傳統。培根在《學問之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學問之尊貴與進步》(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將學問分為三大類：(一)歷史；(二)詩；(三)哲學。李大釗認為，培根的學問三分法雖然不能適應20世紀學術發展的現狀，但培根的學問三分法能說明文、史、哲三者的聯系，因而在學術史上是有地位的。李大釗指出，培根的“這個分類，在今日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他只是指他那時代的學問狀況而說的，但我們正好借用他的分類，說明史學、文學、哲學三者的關系的密切”*《史學與哲學》，《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93頁。。我們知道，在西方學術史上繼培根之后的孔德、斯賓塞等都對學問分類有所貢獻?？椎聫膶嵶C主義哲學觀出發，在《實證哲學教程》中把科學依次分為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社會學(社會物理學)六類。斯賓塞則把知識分為低級的知識、科學知識和哲學三類，認為“最低級的知識是完全不相聯系的知識，科學是部分有聯系的知識，哲學則是完全相聯系的知識”*轉引自劉放桐等編著《現代西方哲學》(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頁。。李大釗也注意到孔德、斯賓塞的學問分類的意義，指出：“史、哲、詩的鼎立論，亦于歐洲學問分類法的歷史上特別的顯著。隨著時代的遷移，思想亦生變化。學問發達的程度，既代有不同，從而關于學問的分類，各種學科的位置，自生新的見解。史、哲、詩的三分法，不足以適應當代學問的分類，則有孔德、斯賓塞諸子，起而別創新分類法，以求適應當代學問所達到的程度?！?《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07頁。從李大釗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張學術的分類不能固守一個不變的模式而必須有所變化和發展；他是肯定孔德、斯賓塞的學問分類比培根分類法的進步，認為他們的分類法在于“以求適應當代學問所達到的程度”。這就是說，孔德、斯賓塞分類法是一個積極的有意義的努力，相比較而言培根的分類法則是“不足以適應當代學問的分類”。李大釗承認孔德、斯賓塞學問分類的積極意義，但沒有照搬和沿襲，而是根據自己學術研究的經驗與需要對學問進行新的分類。他在史學研究中，依據其他學問與史學的關系，將史學以外的相關學問又分為六類。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指出：“與史學有較近的關系的學問，大別可分為六類：第一類，言語學，文學。第二類，哲學，心理學，論理學，倫理學，美學，教育學，宗教學。第三類，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統計學。第四類，人類學，人種學，土俗學，考古學，金石學，古書學，古文書學。第五類，關于自然現象的諸科學，及其應用諸科學(包含醫學、工學等)。第六類，地理學?！?同上，第412頁。李大釗對學問的分類是比較細的，但仍然可以看出他力圖區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大釗的學術分類體系中，他從學問之間相互聯系性出發，特別強調建立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求學術研究的深入。李大釗說：“綜合種種特殊社會現象的歷史所考究所敘述者，就其總體以考察記述那樣人類于社會活動的產物，以尋其經歷而明其進化的由來，關于人文現象的全體以研考其發達的次第者，最宜稱為人文史，亦可稱為文化史?！庇终f：“對于綜合這些特殊社會現象，看作一個整個的人文以為考究與記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稱文明史)，尚有人文學或文化學成立的必要?！?同上，第397頁。李大釗所設計的“人文學亦曰文化學”，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學科：教育學、美學、哲學、文學、宗教學、倫理學(道德學)、法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他所設計的“人文史亦曰文化史”則是指教育史、美術史、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倫理史(道德史)、法律史、經濟史、政治史等*同上，第404頁。。當然，李大釗所設計的人文科學的具體學科反映當時“學問發達的程度”，我們不必拘泥這一具體的結論，自然在今天還有進一步商討的必要*當今有些學者主張將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歸入社會科學，而將哲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宗教學等歸入人文科學?！獏⒁娭旒t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頁。。在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倡導建立“人文學”并主張進行綜合的研究，這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李大釗對英國學術思想的介紹、評述和吸收，在今天看來雖然不夠全面和系統，但在當時是極有意義的；李大釗對英國學術思想的評介不僅促進自身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而且推動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和學術觀念的更新，使中國的學術界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學術動態，從而為中國的學術進步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二)

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體系中融合了法國近代以來的思想和文化成果，他對法國的諸多學術思想家如鮑丹、圣西門、孔德、孟德斯鳩、孔多塞等進行比較詳細的評述，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學術思想成果，從而使開創的階段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一開始就與法國的思想文化結成密切的聯系。

李大釗研究歷史哲學特別是在探討歷史規律的過程中，對鮑丹的學術思想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鮑丹(Jean Bodin，1530-1596)是法國政治思想家、法學家、史學家。李大釗寫有《鮑丹的歷史思想》對鮑丹的學術思想多有介紹和評價，其間也吸收鮑丹的思想。李大釗受到鮑丹學說中關于事物是“螺旋狀的進步”思想的影響，指出：“鮑氏確認自然動力永在與不滅的原則，以為在一個時代所能產生的人或境遇，在別一時代亦能產生。從人類的原始時代以后，人間的光景有很大的變動；設使他們之所謂黃金時代可以召喚回來，而與現今一為比較；現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鐵，亦未可知。歷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變動中的?！谶@變動不居的光景中，我們亦可以看出一個規律來，就是震動的法則(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擬想人類永是退落的，是一個錯誤；倘真如此，人類早已達于災害罪患的窮途，而無噍類！人類不但不是永遠退落的，而且在震動不已的循環中，漸漸的升高。這就是螺旋狀的進步?！?《鮑丹的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51頁。李大釗所介紹鮑丹的“螺旋狀的進步”思想，是在肯定人類歷史是進步的前提下關于歷史前進具體形式的思想，其要旨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在震動不已的循環中，漸漸的升高”，這就賦予了歷史進步的豐富性和曲折性，而不是那種直線式的進步。鮑丹認為“歷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是一種唯心史觀；但鮑丹對歷史進步規律的探討是有獨特貢獻的，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李大釗很是推崇鮑丹關于歷史的“震動的法則”的發明和關于歷史是“螺旋狀的進步”的思想，用以闡述歷史進步的規律。在1920年《今與古》的文章中，李大釗一方面分析鮑丹關于歷史是“螺旋狀的進步”的思想，另一方面給予鮑丹在今古論爭中外以極高的位置，指出：“今古的激戰，雖自十七世紀初葉開幕，而在十六世紀末葉，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戰士，首先躍起作崇今派的先驅。其人為誰？即鮑丹(Jean Bodin)是?！?《今與古》，《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33頁。1922年1月，李大釗在北京孔德學校的演講中運用鮑丹的學說闡述歷史發展的特征，他說：“其實人類歷史演進，一盛之后，有一衰，一衰之后，尚可復盛，一起之后，有一落，一落之后，尚可復起，而且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經含著進步，如螺旋式的循環?！?《今與古——在北京孔德學校的演講》，《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149頁。1923年12月為紀念《晨報》創刊5周年，李大釗發表了《時》這一哲學文章，在批判中國思想界退落的或循環的歷史觀時指出：“我認時是有進無退的，時是一往不返的，循環云者，退落云者，絕非時的本相。即讓一步，承認時的進路是循環的，這個循環亦是順進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進步，不是反復的停滯?！?《時》，《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32-333頁。鮑丹關于歷史是“螺旋狀的進步”的思想，對李大釗研究歷史規律有著深刻的影響。李大釗在建立歷史科學體系時對鮑丹的這一思想也多有繼承，他在撰寫史學名著《史學要論》中就對鮑丹這一思想的意義予以充分的肯定，認為能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李大釗說：“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反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25頁。李大釗受鮑丹思想的影響而主張歷史是“螺旋狀的進步”，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由于有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因而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歷史運動規律的論述的。列寧在闡述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時曾指出：“發展似乎是重復以往的階段，但它是另一種方式重復，是在更高的基礎上的重復(‘否定的否定’)，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頁。這說明，李大釗主張歷史是“螺旋狀的進步”的思想雖然是來源于鮑丹的學說，但經吸收改造后卻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李大釗對博丹的歷史觀也進行了評述，指出博丹是崇今派的先驅者，以研究政治學而聞名于世，所著《國家論》是其政治學的代表作；然而“鮑氏的《歷史方法論》(Historic Method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出版于一五六六年，亦是他的很重要的著作，其于歷史哲學研究者的趣益，實越《國家論》而上之”*《鮑丹的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46頁。。所以李大釗對博丹的《歷史方法論》予以很高的評價，認為“鮑丹學說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論，而在他企圖立一普遍歷史的新學說，以代中世紀史學界流行的黃金時代說(Theory of Golden Age)”*《今與古》，《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33頁。。李大釗介紹了博丹的歷史觀，認為博丹“較他以前的一切人與進步的觀念愈益接近。我們若把他那占星術的與Pythagoras(畢達哥拉斯)派的冥想，并那些不足以累其學說的神學的插句，排除凈盡，他的著作，實在可以表示一種新歷史觀”。李大釗繼而總結道：“鮑氏的歷史觀，有三大特點，于后來進步論的發長上，有很重要的關系：(一)他否認人類退落說；(二)他主張今決不劣于古，而且優于古；(三)他認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關系?！?《鮑丹的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57頁。由此，李大釗認為博丹是近代唯物史觀的啟蒙者，說后來培根、孟德斯鳩發展與補充他的唯物主義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體系中，還注重對法國哲學家孔多塞的學說進行分析和研究，并吸取其積極有益的思想成分?？锥嗳?Condorect，1743-1794，李大釗譯為孔道西)是法國的哲學家，對西方的學術思想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李大釗專門寫出《孔道西(Condorect)的歷史思想》的文章，介紹孔多塞的歷史觀及其在尋求歷史規律性說明上的功績，對孔多塞的《人類經濟進步的歷史概觀》(李大釗譯為《人類精神進步的史景撮要》)一書予以高度的評價。李大釗對孔多塞關于人類文明十個階段的劃分予以介紹和肯定?？锥嗳J為，人類文明是依次進步的，以往的歷史劃為九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類還處于野蠻狀態，他們只在肉體上與動物區別開來，不過人們已聯合成游獵或捕魚的群體，開始建立家庭關系和運用語言。第二階段是畜牧階段，不平等得到發展，奴隸制出現，開始有了藝術的萌芽。第三階段是農業階段，歷史有了新的進步。第四階段，以希臘文化為代表，文字發明了，出現了哲學和科學。第五階段以羅馬人為代表。中世紀構成第六和第七階段。第六階段起自基督教征服西方，結束于十字軍東征；而后直到印刷術的發明為第七階段。第八階段與文藝復興時期相重合，到笛卡爾哲學出現為止。第九階段從笛卡爾哲學產生開始，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為止。除以往歷史分為九個階段以外，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未來則是第十階段。誠如李大釗所指出，孔多塞依據對人類文明史的劃分認為人類歷史“將永不逆行，將永不至退落到蠻荒的境界”，并且認為“假如社會現象的普遍法則為人所知，預見事變，是可能的。這類法則，從過去的歷史中能被查出”*《孔道西(Condorcet)的歷史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87頁。。李大釗對此予以客觀而全面的評價，指出：“他的歷史地圖的排列，是以企圖不依政治上的大變動而依智識上的重要步驟標其級段著稱的?！薄爸亲R進步的觀念，造成社會進步的觀念，而留下他的基礎。所以孔氏將以智識上的前進，為人種前進的線索，是邏輯的而不可免的?！?同上，第286-287頁。正是由于孔多塞在探索歷史規律上的努力，所以李大釗充分肯定孔多塞在發現歷史規律上的開創性地位，認為孔多塞雖然“于撰著文明史的大業，不克奏其全功。然自孔氏認歷史的解釋為人類進展的鍵，此種精神在法蘭西遂以支配次代關于進步的思辯了”*同上，第289頁。。

李大釗在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過程中，注重孟德斯鳩在政治學方面的成果，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先驅者，杰出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法學理論創始人之一，用了將近20年時間于1748年完成的最杰出的著作——《論法的精神》，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政治、法律著作之一。李大釗對孟德斯鳩的政治學思想予以充分的肯定，指出：“柏拉圖、亞理士多德、馬基亞威理、鮑丹固皆當諄諄教人以歷史的與政治的相對性；直到孟德斯鳩，才獲見教化的歐洲承認此理。他的成功，大部分當歸之于時代的成熟，但亦有幾分是應歸之于他自己的天才與技能?！?《孟德斯鳩的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77頁?！捌叫恼撝?，孟氏實稟有一種最有價值的創造力，……他實在有亞理士多德與亞丹斯密史的創造力?！辈⒄J為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不止在當時發生了偉大而有利的實際的影響，其巨大論題的論述的綿密、透澈與天才，在足以促進而移易科學莫大之艱難的少數著作中，固將永留一高貴的位置也”*同上，第264頁。。李大釗對孟德斯鳩政治學思想的內容進行分析，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分析和評價孟德斯鳩以法律為中心政治思想及其關于政治的分類。李大釗寫道：“孟氏以‘法律的精神’，指法律原始并存在于其中的關系的全體。這些關系中最重要的類目，是那些于其中法律依于各種政治的關系。此種關系的類目，除去反復見于他卷中者，幾為九卷以上的總題。孟氏分政治為君主制、專制制、共和制三種：單獨的人身以一定的法律統治者，謂之君主制；單獨的人身按其自己的意思統治者，謂之專制制；統治權在二人以上的手中者，謂之共和制。共和制下又分二類：國民全體有此統治權者，謂之民主制；一部分人就此統治中各有一份者，謂之貴族制。他努力以與這些政治以特色，發現他們的原則或動力，并指出隨著他們各該的性質，什么法律在那里流行，什么是他們的強弱之源，什么是適于他們的教育制度，什么是在他們中最有力的腐敗的原因，并如何隨著他們的各該資稟的變化，民刑法典、節用法、關系婦女的法律以及攻守戰爭的軍事計畫，必變化亦如之。這樣的作，他達到很多的結果，常是些極遠而且異樣的結果?！?《孟德斯鳩的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69-270頁。二是分析孟德斯鳩在政治學上提出三權分立學說意義及其學術淵源。李大釗指出，在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關于政治的組織、市民的安固并租稅等法律對于自由的關系，是十一、十二、十三卷的主題，是皆精心結構以為之者。尤以第十一卷特別用力，為其三權論——立法、行政、司法——應用于英倫憲法之解釋也，為其英倫憲法之褒揚也”。當時學術界有人認為，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來自于英國政治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雅典與羅馬的貴族與平民間爭軋論》(Discourse of the Contests and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Nobles and the Commons in Athens and Rome)。李大釗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此見解亦錯了”。在李大釗看來，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可能受到洛克學說的影響，但從學術淵源來說應該來自于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比洛克的學說更為具體。李大釗指出：“三權的普通理論，并為洛克(Locke)及孟氏所采自亞理士多德者。孟氏之應用此說也，或為洛克《政論第二集》(Second Treatise Concerning Government)及在喬治二世(George II)時保守與進步兩黨(Whigs and Tories)的小冊子所暗示；但洛克及英之兩黨中任何小冊子的作者，均未作得那樣明顯?！?同上，第271頁。當時的西方學術界對于孟德斯鳩在其政治學說中“褒揚英憲”的情況存在著“誤解”和“虛誣”的現象，認為孟德斯鳩“褒揚英憲”是“或顯或隱”“教人以移植英憲于法國，足為法國的弊害的一個適當的救濟者”。李大釗對此予以辨析。在李大釗看來，孟德斯鳩“褒揚英憲”“其褒揚不過僅指其對于政治自由的關系，僅指其所作成的法律下的安固而已。孟氏曾有甚不贊成英人的政治、道德、榮譽的意見，并且注意到平等”。李大釗指出：“人為的制度與法律，是一個民族性的效果，而不是他的原因。希望由移植一民族的法律制度于人種精神的、道德的質性，歷史的往例，與物理的境遇，異于是邦之他一民族，而能得有任何利益者，必絕無效果。是乃孟氏法理的、政治的學說的真正神髓?！?同上，第272頁。李大釗通過對孟德斯鳩“褒揚英憲”真義的辨析，說明孟德斯鳩是主張法律政治制度的民族性，并認為這是“孟氏法理的、政治的學說的真正神髓”，這在當時對解析孟德斯鳩的政治學思想是有意義的。三是指出孟德斯鳩政治學思想的缺點所在。李大釗對孟德斯鳩政治學思想的缺點也一一予以指出，特別指出孟德斯鳩的政治學說中“太把法律看作孤立的事實，看作獨立的現象，看作靜止的與完全的存在了”。李大釗認為孟德斯鳩政治學說的這一“弱點”就在于“不但不知道一個法律對于別一法律的關系，并且不知道一個法律的階段對于別一階段的關系，并且不知道法律的每一階段與系統，對于宗教、藝術、科學與產業的共同存在，及同時代的階段與系統的關系”*同上，第266頁。。也就是說，在孟德斯鳩的政治學說中不知道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因而不能真正確定法律的地位。李大釗還指出，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在研究政治問題時所用的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即孟德斯鳩“既不自守于歸納，又不能自循于演繹，只是由一程敘通過到別一程敘，或把一個程敘同別一個程敘以不合法的辦法混雜起來，……故把法國的君主制的特殊性，變成君主制的根本的屬性；把東洋的專制制的特殊性，變成專制制的普遍的屬性；把希臘的共和國，變成共和制的普遍的屬性了”*《孟德斯鳩的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71頁。。李大釗認為，孟德斯鳩與前人相比在政治學方面提供了許多積極的成果，但也有未超越前人的地方，如“孟氏論政治論到他們自己的本性并他們相互間的關系時，他未曾像亞理士多德與鮑丹，努力以溯跡他們的革命與變遷；他未曾陳述人性的總運動的理論，亦未曾嘗試過普遍史的行程的任何考察”*同上。。李大釗在20世紀20年代初對孟德斯鳩的政治學理論所作的評述是極為深刻的，代表了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對西方政治學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

李大釗創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非常注重對西方社會學思想的梳理，曾對圣西門的社會學思想進行學術上的批判和總結。圣西門(Saint-Simon，1760-1825，李大釗譯為桑西門)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在西方社會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圣西門社會學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在圣西門看來，歷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聯系和堆積，而是符合規律的現象。每一個衰老的和行將滅亡的社會制度都為下一個新制度的產生準備了條件，每一個新制度的產生又都是以往歷史的延續和必然的結果。歷史發展的過程就像數學“級數”，“這個級數的前項是過去，末項是未來”*《圣西門選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90頁。。因此李大釗說：“桑西門是尋求理法于歷史的一人，所以他又是一個社會學先驅者?！?《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22頁。李大釗對圣西門的社會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圣西門的“社會觀曾于他作的一篇小論文《寓言》(《 Parable》)里，巧妙的表示出來”。其大意是，假定法蘭西突然喪失第一流的學者、藝術家、勞動者，其損失真不在小。因為那些人是法蘭西人中最活動的人們，是掌重要的生產供給有益的勞動于科學、藝術、工業方面，致法蘭西愈益豐富的人們*《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97頁。。圣西門的社會歷史觀在初期的著作表現為知識的歷史觀，在后期著作則以經濟的歷史觀取而代之。他“后來著《產業者問答》，他的思想乃益趨于經濟的，他才認只有直接從事產業的階級，是社會的基本階級；科學家、藝術家等，只有赍健全的社會生的副次的因子的價值”*同上，第298頁。。正是基于對圣西門社會思想的總體認識，李大釗肯定了圣西門在社會學思想史上的地位，承認圣西門為“社會學之航梯”，并認為：“立在這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向科學的社會主義進化的途程而為開拓唯物史觀的道路者，實為桑西門?！?同上，第292頁。李大釗在分析圣西門學術思想時能注意到與孔多塞進行比較，認為圣西門是孔多塞的繼承者，克服了孔多塞的缺陷；圣西門則力圖“發現一個和引力的物理法則一樣確實的社會法則”，以求關于社會進步的認識能提到“科學的假設之列”*同上，第293-294頁。。李大釗還指出，圣西門上承孔多塞的學術思想形成兩大歷史觀：“一為知識的歷史觀，一為經濟的歷史觀”，從而開啟后人尋求社會變遷的兩條道路。李大釗對圣西門學術思想的演變進行分析，認為圣西門早期主張知識的歷史觀，“就是說知識決定宗教，宗教決定歷史。本此思想以解釋歷史，便是知識的歷史觀，后來承繼他的知識的歷史觀而發揚光大之者厥為孔德”；后期圣西門學術思想發生轉變，“他于是確立一種歷史的法則，認歷史過程，惟有經由產業組織的變化，才能理解；將來的社會，亦惟依產業發達的傾向，才能測度；這就是他的經濟的歷史觀。后來承此緒余而建立唯物史觀的學說者，厥為馬克思”*同上，第296-297頁。。這就從學術史演變的角度確定了圣西門的學術地位。

還要指出的是，在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體系中，孔德的學術思想引起高度的重視。對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李大釗在著作中多次分析其在社會學史上的地位。奧古斯特·孔德(Comte，1798-1857)是法國資產階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實證論的創始人，首先使用“社會學”(sociologie)的術語?？椎路謨蓚€理論方面研究社會學，形成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的理論，前者研究“社會整體內各成分之間相互關系的平衡”，即“秩序”的前提和條件；后者則研究各個組成部分的作用與反作用，即“進步”與“進化”的基本運動。李大釗對孔德的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理論是有所知曉的，曾用孔德的社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理論來理解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說“馬氏的‘經濟論’有二要點：一‘余工余值說’，二‘資本集中說’。前說的基礎，在交易價值的特別概念。后說的基礎，在經濟進化的特別學理。用孔德的術語說，就是一屬于經濟靜學，一屬于經濟動學”*《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36頁。。李大釗對孔德在社會學上的地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孔德是尋求理法于歷史的一人，所以他亦是一個社會學的先驅者”*《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422頁。。為了說明孔德在社會學上“先驅者”地位，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對孔德的社會學思想作了具體的說明：

“孔德承桑西門的緒余，從知識的進步上考察歷史的法則，以成他的‘三階段的法則’(Law of three stages)?？椎抡J歷史的發展，實遵此三階段的法則而進。不但全個的歷史行程是如此的，便是一個知識，一種科學，或是社會學，莫不遵此法則以為進步。所謂三階段的法則，就是說社會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神學的階段，或云假設的；第二時期，是玄學的階段，或云抽象的；第三時期，是科學的階段，或云實證的。第一階段，是人智發展的開端，第三階段是人智發展的終局。這是孔德實證哲學的根本論法，亦即是孔德的學術系統中的社會學的根本理法?！?同上，第409-410頁。

李大釗對孔德社會學思想的說明突出了孔德知識的進步觀，即從知識進步的視角闡述社會歷史的進步過程，而不是以神意來解釋社會，而且社會是一個遵三階段發展的過程。李大釗不僅介紹孔德的社會學思想，更重要的是從社會學發展的歷史來界定孔德在社會學史上的地位。在論述圣西門時，李大釗曾說：“那些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把‘進步’當作一個立在一個極不充分的推論上的單純的假設，遺留下來；他們的承繼者乃依發現一個和引力的物理法則一樣確實的社會法則，以求把他提到科學的假設之列，這是桑西門的目的，亦是孔德的目的?！椎率巧Ｎ鏖T的承繼者?！?《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93-294頁?？椎潞我栽谏鐣W史上成為圣西門的“承繼者”呢？李大釗認為，孔德繼承圣西門的知識歷史觀，即以為知識決定宗教，宗教決定歷史，因而“承繼他(指圣西門)的知識的歷史觀而發揚光大之者厥為孔德”*同上，第296頁。。從社會學史的發展歷程來看，孔德確是圣西門的“承繼者”?？椎略Q自己社會學體系是一切現有知識的綜合；圣西門說，一切科學都以假設開始，經過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而以實證結束?？椎聦κノ鏖T的見解加以系統化，提出全部人類思想經歷了三個獨立的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階段。在當時，李大釗就認為孔德在社會學上是圣西門的“承繼者”，足見李大釗對孔德評價的公允。

法國的學術思想在西方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對中國五四時期的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李大釗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以主要精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為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派而努力，但仍然對法國的學術思想予以十分的關注。李大釗對法國歷史上有影響的學術大家作出評述，并從中吸收有益的學術成果。這對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具有積極的影響。

(三)

在李大釗向馬克思主義轉變過程中，接受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福田德三、堺利彥等的影響。根據日本學者研究，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關于“經濟論”的有關部分是以日本學者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中的第一篇《馬克思研究》為借鑒。日本社會主義理論家堺利彥撰寫的《道德之動物的起源及其歷史的變遷》《宗教及哲學之物質基礎》兩文在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中也有反映，堺利彥的文章為李大釗完成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提供了便利*[日]後藤延子：《李大釗思想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01頁。。在日本學者中，河上肇對李大釗學術思想的影響尤為特殊。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在當時為中日兩國學術界所重視。河上肇曾創辦《社會問題研究》雜志，著作有《貧乏故事》《唯物史觀研究》《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經濟學大綱》《資本論入門》等。1919年5月5日《晨報》副刊發表了中國學者陳溥賢翻譯的河上肇著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河上肇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工作開始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產生影響。在此期間，李大釗所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也深受河上肇及其所編的《社會問題研究》的影響，有關馬恩原著的大量引文來自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關于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與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的關系，日本學者後藤延子指出：李大釗寫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之中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等內容時，參照并依據河上肇在《社會問題研究》連載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四)部分對地理條件、人種條件的評價，及(六)部分對十字軍的作用和宗教改革的經濟背景的指出等明顯留有讀過河上肇文章的痕跡?！?同上，第78頁。李大釗受河上肇的影響是事實，尤其是關于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地位，李大釗的評價與河上肇的評價具有驚人的一致。河上肇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論述階級斗爭時說：“唯物史觀和資本論和社會民主主義是涉及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原理。這三大原理是根本貫穿著一條金線，就是所謂階級斗爭學說?！?轉引自《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頁。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體系“可大別為三部：一為關于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于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主義的經濟論；三為關于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的經濟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斑@三部分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8-19頁。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無論是就馬克思主義學說三部分的劃分，還是就階級斗爭學說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是“一條金線”地位的界定，李大釗都是接受了河上肇學術思想的影響。

這里還需指出的是，李大釗還通過河上肇接受到美國學者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學術思想的影響。塞利格曼是美國經濟學家，自1886年起任《政治學季刊》主編，并任《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總編輯，著有《捐稅的轉嫁和負擔》(1892)、《捐稅論文集》(1895)、《歷史的經濟解釋》(1902)、《經濟學原理》(1905)等。河上肇于1905年6月翻譯出版了塞利格曼的《歷史的經濟解釋》，并在1906年的《社會主義評論》中基本上因襲了塞利格曼的唯物史觀，并在以后的《時勢之變》(1911)著作中首次提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概念，并且認為唯物史觀也就是經濟史觀*參見王守華、卡崇道著《日本哲學史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頁。。正是通過河上肇，李大釗也接受了塞利格曼關于唯物史觀就是經濟史觀的看法。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李大釗在列舉有關“唯物史觀”的四個名稱(①“歷史之唯物的概念”，②“歷史的唯物主義”，③“歷史之經濟的解釋”，④“經濟的決定論”)之后，表示同意第三個名稱，他說：“比較起來，還是‘經濟史觀’妥當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張，我亦認為合理，只以‘唯物史觀’一語，年來在論壇上流用較熟，故仍之不易?！?《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價值》，《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316頁。從李大釗對唯物史觀這一概念的名稱解析上，可以看出河上肇、塞利格曼的影響。李大釗對塞利格曼的《歷史的經濟解釋》一書也比較熟悉，他在《韋柯及其歷史思想》一文中提出維科是歷史哲學的先驅者、社會學的先驅者主張時，曾運用塞利格曼《歷史的經濟解釋》一書中的觀點進行佐證，指出：“經濟學者塞利格曼(Seligman)于所著《歷史的經濟的解釋》中，亦稱韋柯與孟德斯鳩是十八世紀許多主張外界對于人類事業有莫大影響的著作家中最著名的?！?《韋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歷史思想》，《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80頁?？梢哉f，河上肇對于李大釗學術思想的轉折有著深刻的影響，李大釗由此而走上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道路。

李大釗后期學術思想以史學為重點，受到日本史學的影響和啟示。浮田和民和內田銀藏對李大釗的史學研究有一定的影響，值得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浮田和民對引發李大釗研究西方史學的興趣是應值得肯定的。李大釗早年曾在日本早稻大學學習，通過浮田和民的史學課程而得以了解西方的歷史哲學；李大釗回國以后特別是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吸收西方歷史哲學的積極成果，積極開展歷史哲學的研究。浮田和民(1859-1945)，日本法學博士，曾任日本圖書館館長，早稻田大學教授，著有《史學原論》一書。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時曾聽過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史學)”課程，并參加了這門課程的考試，考試成績為70分*楊樹升：《李大釗留學日本和留日對他的影響》，《李大釗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頁。，因而有可能對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有所了解。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對中國影響很大，據俞旦初先生考證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就有六個譯本*俞旦初：《廿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思潮初考》，《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3期。。筆者推測，李大釗于20年代在北大講授史學，他的老師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這一在中國影響很大的史學著作不會不進入他的視線的。關于李大釗接受浮田和民史學思想影響的情形，可以從李大釗的史學著述中得到說明。在研究方法上，李大釗與浮田和民有相似之處。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是在介紹西方各類史學觀點的基礎上論述自己的史觀；李大釗在一系列研究西方史學文章及《史學要論》著作中，也是通過介紹西方史學觀點而敘述自己的歷史觀的。在史學主張上，浮田和民與李大釗都認為歷史是進化的，而進化是螺線性的上升而不是直線的；浮田和民與李大釗都強調要對歷史進行不斷的“解釋”，都認為歷史是一門科學。當然，李大釗的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思想是有區別的：一是李大釗雖然接受了浮田和民史學思想的啟蒙與影響，但他是運用唯物史觀來闡述自己的史學思想的。李大釗不同意浮田和民純粹用進化論來研究歷史，他在承認進化論運用到歷史研究領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時，更運用唯物史觀于歷史領域。二是李大釗與浮田和民對西方歷史學思想的看法不同。浮田和民對史學的論述，主要吸收19世紀以來西方史家思想家如弗里曼(1823-1892)、斯賓塞以及黑格爾等人的觀點；李大釗則對弗里曼等以政治解釋歷史展開批判，強調唯物歷史觀的支配性地位。由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斷，即李大釗對歷史哲學的研究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同時也從浮田和民那里得到影響與啟發，吸收了浮田和民《史學原論》的一些合理內容，這使他更注重對西方歷史哲學的研究和探討，從而建立自己的歷史哲學體系。

內田銀藏對李大釗建構史學理論體系是有重大影響的。內田銀藏(1872-1919)是日本的經濟史家，著有《經濟史概論》等著作。在日本史學界，內田銀藏是社會經濟史學這個學派的創始人，主張運用經濟學的觀點，以經濟為中心和基礎來闡明歷史發展的規律。內田銀藏說“經濟史是經濟事實的歷史”，“而從經濟上解釋歷史，則指承認經濟事實對于研究一般人事的重要性，闡明它對國民的經歷、社會狀態的變遷以及每一歷史事件所產生的影響，以便從經濟方面來說明歷史”*內田銀藏：《經濟史總論》，《日本經濟史研究》，同文館1921年版，第368、407頁。。以內田銀藏為創始人的社會經濟史學還強調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認為可以根據歷史發展的具體情形將歷史劃分為若干階段進行研究，實際上是承認歷史是一個有規律的進程。內田銀藏本人根據從事研究日本史的實踐就曾把日本歷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大化革新以前(上古)、大化革新到平安時代(中古)、鐮倉幕府到織豐時代(近古)、江戶時代(近世)、明治以后*內田銀藏：《日本經濟史概要》，創元社1940年版，第1-2頁。轉引自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學和史觀》，載沈仁安、林鐵森譯，[日]板本太郎著《近代日本的修史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頁。。對于內田銀藏的史學貢獻，日本學者板本太郎曾這樣評價：“內田銀藏博士以京都帝大為據點，為確立日本經濟史的基礎而傾注了開拓者的熱情?！?[日]板本太郎：《近代日本的修史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頁。對于內田銀藏的史學思想，李大釗是相當熟知的，他在1923年的《史學與哲學》講演中予以重點介紹：“內田銀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學者。他說：史學有三要義：(一)隨著時間的經過，人事進化不已。研究歷史，當就其經過的行程而為考察。社會一天一天不斷地發達進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斷地推移進行。就其發達進化的狀態，就是就其不靜止而移動的過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學的第一要義。(二)當就實際所起的情形，一一蒐察其證據?？疾鞖v史，須不馳空想，不逞臆測，應就現實發生的事例，依嚴密的調查考察，證據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發展進化。這是歷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不把人事認作零零碎碎的東西去考察他，應該認作為有因果的、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F在的歷史的研究，不能單以考察片斷的事實為能事。須把人事看作整個的來研究，就其互相連鎖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夠明白事實與事實間相互的影響和感應——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實，也很要緊的。沒有零碎，便沒有整個。所以當就一個一個的零碎為基礎，而后當做一個整個的而觀察他的因果的關系。不過此一個一個事實，必須考查精確。假使是假的，差誤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個，也靠不住。但太致力于煩瑣的末節，而遺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史學與哲學》，《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291-292頁。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對“史學的要義”的敘述，在內容上與內田銀藏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說明李大釗承繼了內田銀藏的觀點，接受了內田銀藏史學思想的影響。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將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的一段論述抄錄于下：

“史學的要義有三：(1)社會隨時代的經過發達進化，人事的變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發達進化的狀態，即不靜止而不斷的移動的過程以為考察，是今日史學的第一要義。(2)就實際發生的事件，一一尋究其證據，以明人事發展進化的真相，是歷史的研究的特色。(3)今日歷史的研究，不僅以考證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歷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的影響與感應。在這種研究中，有時亦需要考證或確定片片段段的事實，但這只是為了全般事實中尋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說這便是史學的目的?！?《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第4卷，第390頁。

對于李大釗的這段論述，勿須筆者贅言，無論其思想還是其語言都與內田銀藏史學思想的表述保持一致，受內田銀藏學術思想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當然，李大釗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來研究史學并構建史學理論體系的，他吸收內田銀藏的史學思想是服務于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需要。這與內田銀藏的史學觀及資產階級史學體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創建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總背景中進行的。進而言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除了有馬克思主義學術理念外，還有豐富的西方學術文化資源作支撐，這都與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密切聯系著的。就本文的研究來看，李大釗的學術思想涉及到外國學術的各個方面，接納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學術文化成果*本文限于篇幅，主要研究英國、法國、日本學術與李大釗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關系。其實，李大釗的學術思想也受到德國的歷史哲學、意大利的啟蒙思想的積極影響。，體現出“多元借鑒”的特色；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指導下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使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理念貫穿到學術文化建設之中，又體現了“學術傳承”的特點，即一方面傳承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理念，另一方面又傳承西方近代以來的學術傳統。但這種“多元借鑒與學術傳承”是以近代中國中外文化交流所達到的水平為前提的，并進一步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在新的基礎上提升。李大釗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以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理念來梳理西方的學術思想資源，通過接受外國的學術思想來建構自己學術思想體系，而成為五四時期的有影響的學術大家，并在開創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新局面中獨樹一幟。李大釗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努力，顯示其開放性的學術視野，不僅傳承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理念，而且又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學術傳統和學術思想資源創造性連接起來，這對形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的傳統是有重大影響的。

(責任編校：李秀榮)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and the Academic Spreading in Plural Drawing from Foreign：

Li Dazhao’s Marxism Academy and Foreign Learning Resources WU Han-q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211815，China)

Abstract：The May fourth period is the exoteric times in learning，it is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 to establish Chinese Marxist academic ages also.After becoming Marxist，Li Dazhao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earning by studying British learning thought，French learning though，Japanese learning thought，and absorbing its aspiring productions.Li Dazhao was the pioneer of studying foreign learning though on the May fourth period.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ort of establishing Chinese Marxist academy by Li Dazhao and the foreign academic resources，the establishing of Chinese Marxism academy was go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level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which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learning and academic spreading.

Key Words：Li Dazhao；foreign learning thought；plural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learning；Chinese Marxist academy；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2年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12&ZD108)；2014年江蘇省高?！扒嗨{工程”科技創新團隊“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研究”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吳漢全(1964-)，男，江蘇大豐人，法學博士，二級教授，南京審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首席專家。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349X(2016)01-0021-1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