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及其績效評價

王靜

摘要：隨著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不同類型村莊和不同類型股份制改革模式均表現出不同的績效，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類型社區股份合作制間和不同村莊間的績效差異，以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8個村莊為研究對象，采用層次分析法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股份分紅的滿意度、集體資產保值和增值率、農民人均純收入變動指數3個因素對股份制改革績效的影響最大；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廣化村、北京市昌平區白坊村和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平東社區3個村（社區）的績效評價也最高；股份制改革績效中對村莊治理機制的評價最低；莊區位條件、產業結構和村干部特征等天然條件對股份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關鍵詞：村莊分化；社區股份合作制；績效評價；層次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 F301.0文獻標志碼：

文章編號：1002-1302（2016）08-0561-05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實現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轉變，農村在集體土地上不斷積累個人私有資產，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農村新型合作經濟制度，這種合作制逐漸被應用到分化村莊的集體資產股份化改革實踐中。關于農村集體股份合作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文件中明確提出了“股份制合作”。1987年，國務院確定了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浙江省溫州市、山東省淄博市、安徽省阜陽市等地為首批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驗區，隨著這些地方經驗的成熟，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的模式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廣。繼而農業部又頒發了《農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和《農民股份合作企業示范章程》，對農村股份合作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規定，推動了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實踐進程。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為我國農民群眾在農村改革實踐中的又一偉大創舉，這種新型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體現出與傳統集體經濟形式不同的特征，把資本合作與勞動合作有機結合為一體，有利于明晰產權關系，把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逐步明確，使農村集體經濟向責任分明、產權清晰、集體成員共同所有的形式發展，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1]。然而，目前我國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經進入深化發展階段，仍然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股份合作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股份制改革績效存在明顯的村莊分化特征，針對這一特征以社區股份合作模式為例研究村莊間股份制改革的績效差異。

1社區型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

社區型股份合作制改革使原來農村集體資產抽象的“共同共有”變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按股所有”，并且量化的股權以股權證書的形式長期固定下來。這種清晰的產權制度廣泛應用于經濟發達地區的集體股份制改革。為了便于更深入地分類研究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按照集體經濟組織是否自主經營集體資產，將社區型股份合作制分為自主經營型社區型股份合作制和非自主經營型社區型股份合作制。

1.1自主經營型社區股份合作制

1.1.1制度優勢社區型股份合作制不僅保護了農民的合法權益，還促進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集體資產權利運營的規范化。

1.1.1.1產權清晰化（1）明確了集體資產的所有者。一直以來，農村集體資產歸集體所有，但集體是村委會、村民小組、鄉政府還是其他集體經濟組織并不清楚，因此，集體資產所有者長期處于虛置和混亂的狀態。農村集體股份制改革后，通過清產核資摸清了集體資產的數量和結構；通過股權量化，每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知道了自己在集體資產中所占的份額，解決了集體資產所有者模糊不清和集體福利隨意變動的現象。集體資產所有者的明確進一步促進村民履行其相關的權利和義務，一方面，村民作為集體資產的股東，更加關心集體資產的經營和管理，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參與經濟活動的管理和決策中；另一方面，村民處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更愿意履行對集體資產管理者的監督、參與社區勞動以及壯大集體經濟的義務；（2）理清了集體資產產權關系。在明確集體資產所有者的基礎上，進一步理順了集體經濟組織的產權關系，落實集體資產的經營權、管理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通過一系列完善的規章制度，建立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等3會的權利制衡機制，股東則通過“投票權”控制股份經濟合作組織的各項權能。主要表現在股東通過選舉產生集體資產的經營管理者；通過審議和批準的方式參與集體資產的投資決策、收益分配、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改；通過村務公開制度，及時掌握集體資產收益、支出、負債等財務狀況的動態變化。

1.1.1.2集體資產管理運營規范化（1）監督機制。集體資產經營管理者作為代理人不但接受監事會的監督，還要接受每一位股東的監督。監事會成員要對集體資產日常的經營管理工作進行監督，而且監事會成員間又構成了互相監督機制。除此之外，因為集體資產經營的好壞與每一個股東利益直接相關，股東出于自身經濟利益考慮而隨時監督集體資產的動態變化。在監事會、股東的層層監督下，管理者更加注重個人形象、廉潔自律，會議費、招待費等非生產性支出大幅度下降。（2）收益分配機制。過去集體資產收益大多以社區福利的形式進行發放，發放多少、發放給誰、福利怎么組成完全由村干部決定，而普通村民只能接受村里的決定。股份制改革后，集體收益分配的順序、數量，每個村民的股份份額、股權結構、股權權益界定都非常清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收益分配體系。（3）決策機制。股份合作制的組織機構由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組成，每個組織分別存在不同層次的委托代理關系，也就擁有不同層次的決策權。第一層次是股東代表大會，是股份合作組織最高決策權力機構；第二層次是董事會，執行股東代表大會決策、制定集體資產年度計劃、發展規劃；第三層次是董事長，對股份組織的日常經營管理進行決策[2]。

1.1.1.3農村政治制度民主化股份制改革后，明確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間的利益關系，引入了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機制，改善了普通股東的民主政治地位。股東通過投票的方式發表自己對集體經濟組織重大決策的意見和決定，成為了集體資產的實際控制人，改變了過去事事村干部做主、村民不知情的狀況。

1.1.2制度劣勢自主經營型社區股份合作制在推動農村工業化、城鎮化、民主化、市場化的同時，其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的法律政策并未隨之發生變化，出現了內外部共同制約集體股份制改革的情況。第一，難以在各利益主體間尋求均衡的制度安排。一般村莊除原社區成員外，存在外嫁女、上門女婿及其子女，在校大學生、知青、外遷戶、服刑人員、獨生子女戶7種特殊群體。自主經營型社區股份合作制主要存在于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較高的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地區大多經歷了土地征用，而這些被動城鎮化人口僅帶走了少量集體資產，大量集體資產以及之后的增值收益都留在原集體經濟組織，這部分人是否應該享受股份，如果享受的話應該享受多少？可見，相關利益主體種類眾多，并且集體收入如何在這些利益主體之間進行分配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定和依據，完全依賴合作環境下的各利益主體間的博弈[3-4]。這種股份收益分配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很難在各利益主體間作出長期而穩定的制度安排。第二，相關法律、政策欠缺與執行力弱化同時并存。首先，農村股份合作組織的法人地位缺失。農村股份合作組織這種既非合作制又非股份制的組織形式，既不滿足有限公司50位登記股東的要求，又與《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中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定義和經營范圍不同，這種法律身份的缺失造成了股份經濟組織不具備獨立的市場行為能力[5]。其次，雖然一些地方政府對“外嫁女”等特殊群體的股東權益作出了相關規定，但對股份經濟組織的約束力較差。如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出臺了《關于推進農村兩確權，落實農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權益的意見》，明確提出股權配置要貫徹男女平等的原則[6]，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政府很難約束股份經濟組織的行為，各種意見和辦法形同虛設。再次，股權流轉的限定與我國的相關法律相矛盾。按照《物權法》《繼承法》的相關規定，股份經濟組織成員手中持有的股份應屬于個人合法財產，可以依法繼承和轉讓。但是，幾乎在所有的股份經濟組織都限定了股份繼承和轉讓的條件，有的甚至不允許流轉。股份制改革過程中，當村規民俗與現行法律法規相沖突時，往往前者凌駕于后者之上。第三，內部治理結構難以適應農村集體股份合作制的要求。雖然社區股份合作制從形式上建立起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形成了所有權、決策權、經營權、監督權制衡的管理機制，但實質上仍然沿用原有的村莊治理機制。調研的樣本村中，除廣東省佛山市平東社區實現居委會與股份經濟合作社行政事務與集體資產分開運行外[7]，其他村均為村委會（居委會）與股份經濟合作社交叉任職，政企不分、“內部人”控制和精英牟利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第四，股權設置較為復雜多樣，部分股權產權不明晰。雖然在一些股份制較為成熟的地區已經用公積金和公益金取代了集體股，但無論是哪種形式都存在產權主體不明確、產權權益難以保障。此外，調研中還發現個人股設置非常復雜，有的分為優先股和基本股，基本股又分解為戶籍股、勞齡股、獨生子女獎勵股、經營風險股、募集股等股權，而不同類型股權的股東資格以及股權流轉的條件均不相同，造成了股權設置過于復雜，實際操作難度較大。

1.1.3適宜條件社區股份合作制大多發生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農村地區，這些地區二、三產業發展迅速，農業人口大量轉移，土地增值收益是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基礎和源泉。第一，民風比較正、村級領導班子戰斗力強、干群關系和諧，是確保改制順利完成的前提條件。沒有這些很難平衡各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很難協調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的關系。第二，有可量化的經營性凈資產。實行社區型股份合作制的地區大多為即將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地區，有的甚至已經實現了城鎮化和農村工業化。他們面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化、土地資產不斷升值或轉為貨幣資產的情況，充分開發和利用土地資產或貨幣資產，不斷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所以，有可量化的集體資產和穩定的集體收益是農民入股股份合作組織的物質基礎，也是其股份分紅增長的物質保障。第三，村民有改革意愿，愿意進行集體資產改制。村集體資產的增加和村民維權意識的增強，使得原有模糊的產權分配方式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變化，這要求有產權更加清晰、收益分配更加完善和規范的新制度產生。村民對收益分配制度變革的強烈需求是農村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動因。第四，集體經濟組織自主經營集體資產。自主經營型社區型股份合作制最大的特點是集體資產主要由股份經濟合作組織自主經營，很少投資于其他控股企業。所以，這種類型的股份合作組織大多有自己的主導產業，能夠自主進行資本經營。

1.2非自主經營型社區股份合作制

1.2.1制度優勢非自主經營型社區股份合作制在我國農村集體股份制改革中并不常見，但他卻為缺乏自主經營條件的地區提供了一種可借鑒的改革模式。這種模式為有一定資金，但缺少管理經營經驗和項目的村莊提供了一條資產保值和增值的渠道。以河北省承德市小范杖子村為例，以70萬元扶貧資金和1.8 hm2項目用地入股三融公司的金綠康源肉雞養殖場，約定扶貧資金的利率在銀行基準利率到12%之間，具體利率取決于北京三融公司當年的經營狀況。參股北京三融公司的年收益率明顯高于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在扶貧資金得到保值增值的同時也增加了農民收入。

1.2.2制度劣勢股份經濟合作組織并不參與參股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很容易出現參股企業隱瞞盈利狀況，人為減少給股份經濟合作組織的資金分紅，從而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一旦參股企業經營出現虧損，可能造成村集體的參股資金無法收回。所以，這種股份制改革模式重點是建立股份經濟組織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分配的監督機制。

1.2.3適宜條件這種模式適用于有一定資金，但沒有自主經營項目，缺少懂經營、善管理的能人的村莊。

2社區型股份合作制績效評價體系的構建

2.1評價指標的選取

由于社區型股份合作制大多已經脫離農業生產，主要從事商鋪、市場或廠房的租賃，所以評價指標剔除農業產業發展的相關指標，加入集體資產運營的相關指標。（1）農民生活改善。農民生活改善的評價指標與前面土地股份合作社相同，包括農民人均純收入變動指數和股份分紅的滿意度。（2）集體資產運營。集體資產運營不僅包括集體及資產的保值和增值，還包括集體資產運行和管理，主要用集體資產管理制約機制的完善度和管理信息公開的滿意度來衡量。（3）村莊治理。社區型股份合作制需要對經營性資產和資源型資產進行量化，量化過程中極易引起各利益主體間的矛盾和沖突，所以除農民參與度外，引入相關利益主體的和諧度、村務公開的滿意度和股改方案的滿意度3個指標。

2.2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選取的評價指標，可以將社區型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績效評價分解為3個層次、9個評價指標，具體評價指標體系見圖1。

[FK（W12][TPWJ1.tif][FK）]

2.3指標權重的確定

仍然采用1～9標度法，邀請了若干專家、政府官員以及農戶對各個層次及指標的重要性進行判定，發放并收回50份問卷，有效問卷45份，符合調查的要求。根據對問卷的整理，得到各層次的判斷矩陣。

3社區型股份合作制績效評價的實證分析

3.1研究區概況

[JP3]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差、較差、一般、好4個標準選取具有代表性的8個村莊，分別為河北省承德市雙灤區肖店村和承德縣石灰窯鄉小范杖子村、北京市昌平區白坊村、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平東社區、山東省淄博市南域城社區、福建省廈門市馬垅合作社、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廣化村和溫州市洞頭區北岙街道。

河北省承德縣石灰窯鄉小范杖子村是13個村中經濟發展水平最差的，也是承德市的貧困村之一，主要以種植玉米等傳統大田作物為主，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僅2 070元，屬于經濟薄弱的傳統農業型村莊。河北省承德市雙灤區肖店村位于承德市雙灤區西地滿族鄉西部，西臨京承高速公路紅石砬出口3 km，北距承赤高速公路承德西肖店出口1 km，交通十分便利，緊鄰承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周邊非農就業機會較多；該村農用地中耕地占25%，山地占75%，山地對土地的規?；洜I帶來了一定的限制。北京市昌平區白坊村、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平東社區、山東省淄博市南域城社區、福建省廈門市馬垅合作社、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廣化村和溫州市洞頭區北岙街道6個村均為城中村或城郊村，由于城市的擴張帶來土地征用和資產升值，使得村集體擁有大量的集體資產，利用區位優勢大力發展物業租賃業，為其帶來豐厚的收入，這些經濟發達的村莊主要是以土地資本為核心的產權制度改革。

3.2數據來源

由于研究內容涉及到農村、農民、農業方方面面的問題，為了提高調研數據資料的真實性，確保調研質量，選取鎮領導、村干部、農民3種類型群體分別進行深度訪談和發放調查問卷。調研人員于2015年5—7月對不同鄉村類型和農村集體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不同階段的8個村莊進行深度調研，共發放問卷320份，剔除信息不完整或數據不一致等瑕疵問卷14份，留存306份有效問卷。樣本村基本覆蓋了已經完成集體股份制改革的鄉村類型，因此，研究不僅對樣本村而且對全國村莊的產權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分析價值。

3.3研究方法

郭強采用Logit或Probit方法來研究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影響因素，將眾多影響因素歸納為集體特征、農戶個人稟賦特征、農戶參與度和程序性特征4大類[8]；林火水采用列聯表分析農戶對股份制改革過程中資產量化范圍、股權設置、股權管理和組建股份合作社4個方面分別進行定量分析[9]；高雪瑾運用Sen的能力方法比較農戶入股前后福利水平的變化[10]，虎嘯山等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對土地股份合作社進行績效評價，但僅對改革后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個方面進行分析，而忽略了產權的變化、自治管理機制的轉型、農民滿意度以及福利水平等方面的變化[11-12]；岳意定等通過網絡層次分析法從農村經濟發展、農民生活改善、農業產業發展3個方面構建土地流轉績效評價體系[13]。綜合以上分析方法，基于農戶主觀評價較多，且涉及多個層次，因此選擇層次分析法對社區股份合作制進行績效評價。

層次分析法將要研究的復雜問題看作1個大系統，把系統分解為多個組成因素，將這些因素按照相互關系分組形成有序的遞階層次結構；再請專家按照各因素的重要性確定其權重；建立數學模型，計算各因素的權值并加以排序；最后根據排序結果進行決策和選擇解決問題的一種計量方法[14]。

3.4結果與分析

3.4.1實證結果指標體系構建好后，采用德爾菲法進行賦值，構建判斷矩陣。再用Yaahp軟件求解各判斷矩陣的特征值和對應的特征向量，并進行一致性檢驗，一致性檢驗全部通過。

3.4.2評價結果分析（1）股份分紅的滿意度、集體資產保值和增值率、農民人均純收入變動指數3個因素對股份制改革績效的影響最大，權值分別為0.493、0.210、0.106，總權重為 0.809，其中股份分紅的滿意度一項的權重接近0.5，是農民評價股份制改革績效的最關鍵因素。（2）廣化街道、白坊村和平東社區3個村（社區）的績效評價最高，其次是肖店村、南域城社區、馬垅合作社和北岙街道4個村（社區），最差的是小范杖子村。股份分紅收益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與績效評價的關聯度很大。廣化街道、白坊村和平東社區3個村（社區）股份收益比重最大，均超過了20%，而肖店村、南域城社區、馬垅合作社和北岙街道4個村（社區）的比重在10%～14%之間，最低的是小范杖子村，僅有5.4%。換句話說，股份收益占收入的比重越大，農民對股份分紅的滿意度越高，股份制改革的績效評價也越高。從社區和企業型股份合作制的類型看，自主經營型的股份制模式無論是從集體資產運營、產業結構的優化角度，還是從農民生活改善和農民滿意度方面均優于非自主經營型。（3）股份制改革績效中對村莊治理機制的評價最低，即農民參與度指數、相關利益主體的和諧度、村務公開的滿意度和改革方案的滿意度4個指標的權重位于后4位，分別為0.022、0.04、0.008和0.044，說明農村集體股份制基本停留在分配制度的改革，除平東社區外，其余村莊并未涉及更深層次的村莊治理機制的改革。（4）從8個村莊績效評價差異的分析可以發現，村莊區位條件導致的土地級差地租的差異，以及農民的收入結構、村莊的主導產業、村干部的組織能力和市場意識這些村莊的天然特征對股份制改革的績效起到關鍵性作用，同時，按照社區股份制改革的類型又表現為自主經營型股份合作制的績效大于非自主經營型股份制模式?？梢娚霞壵痛迩f自身培育主導產業，提高集體資產參與市場經營的能力才是提高產權制度改革績效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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